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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尔夫·雷科（Ralph Raico） 发布时间：2025年3月27日

(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为自由而斗争：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史》，拉尔夫·雷科（Ralph Raico）在这一选段中介绍了如下观点，即西欧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权力并寻求限制这一权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稍后将在本文发现的那样，雷科将西方拥抱自由的起源定位于中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政治分权以及国民政府与教会权力之间发生了有益的冲突。)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首先要说明的是，它产生于欧洲，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国家。欧洲曾一度与罗马主教和谐发展，因此欧洲的历史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种试图找出欧洲为何与众不同、如此独特的方法，有时被称为经济史学家的制度分析方法。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欧洲奇迹”，该命名源自研究这种方法的主要作者之一、澳大利亚经济史学家E.L.琼斯的一本书的书名。这个奇迹在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正是在欧洲，人类首次实现了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这样，欧洲社会就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使数千万人——实际上是数亿人——得以生存，并使整个人口摆脱了早先大部分人类必然承受无望苦难的悲惨命运。但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欧洲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伊斯兰教等——截然不同？毫无疑问，地理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米塞斯的以下这段话抓住了关键点：

"东方所缺乏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受国家侵害之自由的观念。东方从未高举自由的旗帜，也从未努力强调与统治者权力相对抗的个人权利。它从未质疑过专制者的专横。因而，它也从未建立起保护公民财富免遭暴君没收的法律框架。"

米塞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我看来，根据我所了解的，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他有一种能力，能够指出某些历史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其他专业历史学家却无法做到。我们稍后就同一件事情讨论工业革命时，就会明白了。现在，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欧洲会立于这一位置？如今这个学派的作者之一——这是一场国际运动：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澳大利亚人都参与其中——是巴黎的让·贝希勒（Jean Baechler）。贝希勒的开拓性研究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

"经济效率最大化的首要条件是公民社会解放、独立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其存在的理由。"

我们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诺斯因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写道：“正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政治秩序，欧洲才得以创造了促进经济增长和最终实现人类自由所必需的环境”。20世纪60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勾画出这种制度分析方法的轮廓。而这一观点的精髓则是由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现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勾勒出来的；顺便说一句，兰德斯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著作《解放的普罗米修斯》（The Unbound Prometheus）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兰德斯说：

"有两个因素让欧洲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是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效率，另一个是高度重视对人类和物质环境的合理操纵……私营企业在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比任何其他造就现代世界的因素都更重要。"

但为什么会有私营企业存在的空间和余地呢？兰德斯还指出了欧洲激进的权力下放，也就是贝希勒所说的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他是这样写的：

"由于在多元政体相互竞争（与东方和古代世界的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背景下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的私营企业拥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活力。"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发展到某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的线性过程。不过，我们说的是相对而言，是与其他文明的对比。请记住这一点。在多元政体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出现了激进的权力下放。正如其他人可能撰写的那样，贝希勒认为，这是欧洲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小事。罗马帝国陨落后，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尽管不时有人尝试建立统一的帝国，但并没有出现。相反，欧洲发展成由王国、公国、城邦、教会领地和其他政治实体交织的版图。在这一体系中，任何君主如果试图以世界其他地方惯用的方式侵犯财产权，都是极不谨慎的做法。我想再次强调，那些作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也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自由市场拥护者。他们只是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谈论国家基于掠夺性征税和持续没收而做出的惯常行为。纵观历史，国家的行为就像黑手党在某些街区的所作所为：他们经常做的是挑选出类拔萃、资产较多的人——事业有成的医生或小商人——然后对其进行敲诈勒索。这就是历史上国家通常会做的事：没收和掠夺性征税。国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受害者征税。就罗马帝国晚期而言，税收有时甚至超出了自然、合理的范围，甚至对于掠夺性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受害者则因过度征税或管制和通货膨胀而丧命。

欧洲的权力下放与此有关吗？它为我们所说的欧洲奇迹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退出的可能——这些学者所使用的术语。例如，假设你是安特卫普或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成功商人，假设你受到国家的压力，国家要没收你的资产或课以重税。在西欧，你可以“退出”。你可以在不离开整个基督教欧洲文化区的情况下退出。你不必去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你可以穿过北海去英国，也可以沿着莱茵河去科隆大主教区。这种退出的可能在意大利城邦中普遍存在。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非常容易，这取决于那里的政府如何对待你。这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但它是一个不变因素，退出的可能性限制了国家对其勤劳多产的人民所能做的事情。

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顺便说一句，这种历史解释也是其他学者编撰著作的基础。例如，伟大的彼得·鲍尔（Peter Bauer）在其关于欧洲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著作中，就简单地假定了这一关于欧洲为何变得富裕的基本解释。耶鲁大学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那本关于大帝国兴衰的书中，就是以这种解释为基础的。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他关于欧洲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也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解释。彼得·鲍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这种经济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八个世纪以前，也就是中世纪的核心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中世纪的一些情况，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与众不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欧洲——不是地理上的欧洲大陆，而是文明角度的欧洲——正是在中世纪出现的。

这其中有许多重要因素。封建主义——欧洲版的封建主义——发挥了作用。例如，俄罗斯也有贵族，但其基础是由国家任命公爵、大公、伯爵等。在欧洲，封建主义是基于有权势的领主与国王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双方都有义务和责任。此时，君主或国王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一些限制。在每个王国（相对较小）内部，各权势之间经常发生争斗，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欧洲制度。这也是欧洲与众不同之处的一部分。

欧洲有代表纳税人的代议机构，而这在其他文明中是不存在的。欧洲有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或行政区会议。卡斯蒂利亚有议会（Cortes）。这些机构存在于整个欧洲。欧洲没有哪个地区没有这样的议会代表机构。当然，低地国家的不同地区有，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有。正如我提到的，卡斯蒂利亚有一个议会，但阿拉贡也有一个议会。西西里、那不勒斯、德意志各邦、匈牙利和波兰都有议会。

君主们经常发现他们的行动被权利宪章束缚住了，他们不得不授予臣民这些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宪章》，但还有一份类似文件，其名为《欢乐入境》（Joyous Entry of Brabant），今天比利时和荷兰的每一位统治者在宣誓就职时都必须同意这份文件。该文件规定，未经比利时和荷兰各地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新税；不得引入有悖于当地传统的新习俗；不得有外国官员，等等。换言之，在低地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也有类似于《大宪章》的文件。

在欧洲的独特发展中，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国际教会，其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的利益，或者说往往并不真正相容。身为天主教徒的阿克顿勋爵就强调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你必须是天主教徒才能同意的事情。这是一个有关历史发展的问题。你可以是自由思想家，也可以是新教徒，事实上，今天有些根本不是基督徒的学者也认为天主教会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我们谈论宗教改革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教会时，情况就不同了。在那之后，你会发现教会越来越接近国家，尤其是越来越接近天主教统治者，教会和国家相互利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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