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与理性
主持人：你最近有发一个推，说残暴是这样的：劣势一方要逆转歧视链，就必须使用比优势一方更加刻薄的动员手段；残暴还能胜利，只在双方的阶级和资源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才有机会。 下一句是说：文明如果是开放的系统，依赖资源的增量和技术创新，超过依赖资源的存量和分配利用，这个情况下，坏人总是输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高深的洞见。 我们从这两部影片 <指《毒液：致命守护者》(2018)和《自杀小队》(2016)>，还有他们整个的宇宙设定就知道，漫威的宇宙是开放的，充满无尽边疆；但DC的宇宙就比较阴郁， 好像大家都被困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小世界里面。 我想请你再稍微延伸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残暴其实只是一种演化策略？ 而且它通常不是在有优势资源或者无尽边疆的时候，会胜出的演化策略。
刘仲敬：是的。人意识到的资源边界跟实际上的资源边界，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人可以因为思维固化或者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意识不到资源的存在。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复活节岛现象"。 复活节岛的居民搞到最后，把山上的树木都砍光了用来修建石像，肉类食物基本消失，就相互残杀，进入食人状态，人口急剧减少。 但如果他们有很高的航海技术，可以在整个太平洋自由航行，那这种现象基本是不存在的。
演化上面什么策略都可以存在，应该说它像人体中的癌细胞一样，总是有一些策略是处在一种阈值下、癌前病变下的存在，只是长不大或者做不大而已。 其实，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针对不同的人，都会有n多种不同的策略。 先不管客观上是怎么样的，从主观上讲，残暴跟资源的使用方式有密切关系。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开放环境，是至关紧要的。 同一个生态区间，在刚刚开始利用的时候，资源显得好像是无穷的，这时候很少会发生战争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每一次技术升级或者开垦了新大陆之类的，都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等到空间变窄、冲突开始增加的时候，就会出现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升级，对既有资源利用的精细化，比如密集的排列时间、精力和下层劳动力。 接着下一步就会出现破坏性操作，以前古人所想象不到的破坏性操作。这个通常是文明衰落的真相。 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巴比伦就是，在战争中破坏对方的水利系统。 这是很有效的做法。 但这样做了以后，你就收获不到战利品，你得到的也只是一片荒土，所以以前的人是不肯这样做的。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以后的人就会渐渐觉得，只要能搞死对方，留下一片荒土，也比留着资源给对方来搞死自己要好得多。 这样，底线一步步降低，降低到各方的博弈策略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路径积分点。而这个路径积分点，将会指向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和人类在生物学上的灭绝。 这个就是最后关头。
当然这个最后关头，只是就当时的技术和约束条件来说的。 如果是按照另外一种技术或者其他约束条件来看，其实当地的资源可能还有很多可开发余地。 而技术本身是不可预测的。但一般来说，就历史的经验现象来讲，它不是产生在文明的最高峰和最高峰以后，资源看起来很丰富的地方，而是产生于看上去有点野蛮的边缘地带。 最重要的发明创造，往往来自于分散的蛮族部落和封建小邦这样的地方，但他们缺乏宫廷历史学家这样的记录者。 只有等他们的发明已经进入高级文明以后，大家才莫名其妙的发现，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而被人认为是高度文明的那些地方，反而只能够产生细节上的技术性发明。所谓的残暴，一般来说，就是在越过那个砍倒橄榄树的节点以后发生的事情。
残暴这个词，主观上讲，应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移情，你假定作用主体跟你是一样的，然后产生了移情效果。比如说，老虎是残暴的。 但老虎吃猎物的动作，大概跟人切蛋糕没有什么不同。你不把自己带入到蛋糕的角色里面，就无所谓残暴。
第二种残暴就是，你的阶级本能感觉到，这样的资源使用方式，破坏了原有的阶级特权和资源再生产的途径。 这种现象通常是说明，时间和资源的匮乏。 如果你必须在短期内做一件事情，那你就要拔苗助长。 如果你有不确定的长远未来，那么就跟你有边界不确定的巨大空间一样，20年也行，200年也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用着急。 同样，资源本身也是这个样子。资源的不确定性就是资源的开放性。 古代的马里国王，要对游牧部落进行统计，于是就激起了一场叛乱。 因为游牧部落本能的感觉到，如果他们的资源完全被国王掌握了，那他们实际上就要变成国王的臣仆了，这会使他们丧失传统的自由。 同样，周宣王想要“料民”，“料民”就是户口统计。 他的大臣也说：“周公以来的传统是不搞这一套的，我们通过春季打猎这一类活动，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我们的人民是不是繁荣昌盛。 大王清点户口，恐怕户口会越清点越少。” 其实这两者都体现了，原始部落习惯法和封建习惯法，在面临绝对君主企图科学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隐忧。
有很多隐忧是以迷信的形式或者宗教谴责的形式表现出来，像圣经里面，大卫王的统计，有时又被说成他不虔诚。 但这里面背后体现的就是，如果你充分掌握了所有的资源，那么你下一步就要不留余地的彻底利用资源，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刻薄伤道”。 例如，如果你把田里掉在地上的麦穗留给穷人去捡，那就是积德。 如果你把麦穗全都捡光，那就是科学利用起来，就是不积德。 积不积德，表面上看，是有没有救济穷人的问题；实际上是表明，你的资源利用是否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你有充分的资源，你是不会在乎这点边角料的。 如果你感到资源极其紧缺，那你就要把这点边角料都利用起来。 如果你已经进入非利用边角料不可的地步，那就预示着你可能要失败了。 因为一方宽松、另一方紧缺的情况下，紧缺一方通常都要失败的。 不是说你因为刻薄而失败了，而是说刻薄是一个像头疼这样的症状，这个症状背后说明，你的资源已经极度紧张。 而且，别人还有剩余资源可以利用，还没有拿出最后手段的情况下，你就拿出最后手段来了，那就预示着你已经没办法再升级了，而别人还有进一步升级的余地。通常所谓的邪恶，其实跟穷困或者阶级地位低下，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罗马人一般的说法就是，富人和好人差不多是同义词；而日本中古时期所谓的有德者，也指的是富人。 这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呢？因为穷和刻薄是连在一起的。 资源匮乏，你就很容易倾向于使用极端手段。 资源充裕，你就不那么容易使用极端手段。 用宗教和习惯法的话来说，就是亵渎。为什么是亵渎呢？ 用理性的方法分析，就是你侵犯了各种传统的权利，把传统上用来储存或者不使用的备用资源，比如女人不用干活、不用打仗，通通都拿出来使用了，这就是在打最后一张牌。 或者照农民的说法，就是在吃种子粮，是不得好死的前兆，接下来肯定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使用理性而不是使用直觉和感性，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类似现象。 过多的使用理性，什么事情都使用理性，是穷途末路的标志。 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不大会使用理性，像女人所说的，根据直觉和感性来做事。 越来越多的使用理性，那就说明你进入了越来越紧张的状态，什么事情都要紧张的计算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一种“鼠窜竞争”的社会，生育率极低，家庭极其脆弱。
按照工程师的说法，就是安全冗余很低。 以前，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喜欢用枪指着工程师：“命令你们，给我完成计划。” 而工程师按照他们从英国和德国学来的技术标准，说：“我们要留有冗余。这件事情至少要三年才能完成，而你们给的资源又是这么的少。”然后在被枪指着的情况下，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于是，布尔什维克就觉得：“可见，资产阶级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是我们这套最管用。”
但实际上，这种大干快上是以牺牲安全冗余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出轨率极大的增加。而且，越过某一个阈值以后，一个小的出轨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时你就无法控制。所以，你制造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自然而然在你快死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这是你必须支付的代价。 理性计算的社会，通常也就是这个样子。
责任权利与阶级
主持人：我想跟阿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上等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 你之前说过，不满意现状，就认为责任都在别人身上，应该是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这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 loser 的主要特点。上等人一般把自己看成是在惊涛骇浪中一条小船的驾驶员。你可以稍微再发展一下这个概念吗？
刘仲敬：我们看一下，阶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阶级是逃避责任的产物。 原始人在雨下不来的时候，就去找他们的祭司求雨。 如果祭司求不来雨，他们就把祭司烧死。 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祭司，这样责任就不在他们身上了。 而祭司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对下雨、五谷丰登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军事首领是什么样的人？他要为成败负责。 而在他之上，除了神明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者了。 承担责任的人和要求别人承担责任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而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如果你总是认为责任应该由别人承担，那么你的决策地位和权力，渐渐的就被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像英国国王一样，只保留下名誉上的权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就彻底完蛋了。 民主的理论家，包括现在美国大多数作家(这话是亨廷顿说的，我只是在引用)，以为权力是银行保险柜里面的一块黄金或者其他值钱的东西，被一些阴谋家抢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权力像威望一样，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平衡的东西。 你躺在自己的威望当中睡大觉，不知不觉你就不再是知名人士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这种现象是不断发生、不断更替的。 一个僵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依靠吃老本过日子，依靠过去开国帝王积累下来的信用积分为生。 后代帝王不知道，这个信用积分已经被他透支得差不多了。 而江湖之上，有"桃园三结义"的关二爷之类的人，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江湖人士已经觉得，他们说出来的话，信用比皇帝的金口玉言更高。 在这个时候，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朝廷就塌下来了，各路英雄纷纷称王称帝。
世界总是这样运行的。承担责任这件事情，照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是源于一种本能的不愉快的感觉。 依赖别人获得利益和成功，你心里就感到很不愉快、很不痛快。 这个很不痛快的感觉，类似于小孩子学会了翻筋斗，虽然翻筋斗没有任何用处，但他要连番二十几个筋斗，直到他累为止。 如果你不让他翻，他就不高兴，他要把精力发泄完了才高兴。 人有这样的倾向，如果觉得自己有两下，不发泄出来，就像没有打到女人体内，而是打到被单上一样，有一种空虚不满的感觉。
这种不满的感觉使你觉得，单纯的利益并不重要，你一定得把它发挥出来才行。 于是，你就在原有的体系之外，自动创造了一套体系。 实际上，它已经是权力的雏形了，因为威望就是权力的雏形。 而威望来自于你的担当，一个自发秩序的行动。 比如春游这些活动，总会碰上某些困难，总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个困难他能解决。 然后别人鼓鼓掌，他就满意了。这就是权力产生的雏形。 世界在不断变化，超出任何有形结构的预测能力。 任何结构和体制，都只是针对过去几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而世界总会有新问题产生出来，然后总会有人跳出来。 以这种方式，非正式的权力涌现出来。 而且，非正式的权力，早晚会在某一代接班人身上，变成正式的权力；就像路易十四继承圣路易的遗产，董仲舒之流继承孔子的遗产一样。 通过继承发展，新的正式权力渐渐的建制化。
正式的权力和非正式的权力，他们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有些萎缩，有些长大，有些停滞不前，有些不断生长，像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几代人以后，原先的格局自然而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至于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承担责任是有风险的？ 这里面起作用的恐怕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血气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这么干，你的血气不能容许你。 而这些东西，很可能跟血清素或者其他什么激素有关系。 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睾丸酮理论——“酋长天生性欲过人，所以他勇气过人”，有可能是正确的。 而且，也跟你周围的环境有关系。
我经常发现一个现象，这是我提出东亚洼地理论的源泉，就是所有二十四史当中，人数极少的蛮族之类的外来人，发挥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像鲍罗廷一样的不成比例。 每一次风吹草动的时候，不是伊朗商人跳出来，就是突厥藩将跳出来。 而作为编户齐民的广大农民，除了被县太爷打板子和伸出脖子供张献忠屠杀以外， 好像是什么也不能做似的。 而那些伊朗来的人和其他什么地方来的人，比如来到印度的巴布尔、来到东亚的花木兰，在自己老家往往是失败者；但跑到东方来流亡，却变成了中流砥柱。 不同的生态环境当中，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对周围人做出相应反应的预期。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周围的人都是孬种，你不显摆一下，简直对不起自己，你显摆一下的动机就会特别的强。 如果你预估你周围的人都比你强，你就会倾向于躲在后面，让早已被历史检验过的高手去打头阵。
封建时代的宗主和附庸，基本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渐渐分出等级来了。 有一些小领主希望靠圣路易这样的大领主保护，而他们的领地也不比圣路易的领地小。 那就说明，圣路易的勇敢、武力和号召力明显不一样，他能够号召来很多骑士，而那些小领主只能号召出自己手下的家丁。 能号召出骑士，有一个原因，可能圣路易是虔诚的基督徒、名声特别好。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武力的问题了，还跟公共形象有密切关系。 总之，经过这样的博弈以后，阶级分层逐渐形成，同时不断细化。 而阶级分层体现的，就是承担风险的能力。 层级越高，承担风险的能力要求更强，跟宗教的关系也越密切，因为宗教是人类应对风险的一种反应。不确定性越高，就越需要宗教。风险越大，人越有可能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导致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人是特别需要上帝的。像希腊人普鲁塔克说的那样，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人，运气都不好；凡是说自己的胜利归功于神明的人，运气都好。 于是，人就会越来越虔诚。这当然可能是幸存者偏差的缘故，或者跟幸存者偏差无法区分。但无论如何，跟那些失败者相比，幸存的胜利者都是更加虔诚的人。 于是，宗教和高风险相互支持。宗教为高风险的存在提供了保护，就是说，上帝的意旨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你失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不够虔诚，上帝用阿拉伯人来惩罚你，就像用亚述人来惩罚犹太人一样。
这样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因为有了宗教，国王和骑士的安全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下，阶级制度变得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了。 阶级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生态体系。 生态体系的网络越复杂，相应的联系越多，它就越稳定。 越简单的生态系统越容易崩溃。 越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它一部分遭到毁灭的情况下，越容易能够弥补损失而不至于整体崩溃。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反馈和筛选。 阶级制度是文明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 没有阶级制度或者阶级制度极其简单，比如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原始部落，很容易被复杂的文明吞并或者消灭。
凡是持续时间长的复杂文明，一定有复杂的阶级结构。 而且，这些阶级结构通常包括宗教因素在内，这个现像有其博弈演化上的选择。 在不同文明当中，特别容易发生人口灭绝的文明，一般就对应着特别简单的阶级结构。
例如，秦始皇以后的阶级结构，就比孔子时代要简单得多。 孔子时代的阶级结构，是周天子和各路诸侯，秦始皇以后，就变成了皇帝、县官和顺民。 县官跟顺民一样，都是皇帝可以随便杀的。这么简单的阶级结构，完全可能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整个垮下来。 然后，广大原先只能依靠皇帝保护的顺民，全都变成张献忠的屠杀对象，整个人口替换一波。
但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春秋时代也不会有这种事情。 阶级结构的简化，是文明退化的一个标志，它本身不是一个好现象。 阶级结构的复杂化，才是文明进步的倾向。 当然，福利国家和官僚国家是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因为它是简化和一刀切。 自然而然，一个复杂的文明会在这种官僚体系产生的同时， 在体系之外，补偿性的产生自留地性质的非正式体系。 这些非正式体系的生长，才是文明本身生命力的体现。
解构者的解构者
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历了一场类似苏联的历史真相的重新发掘过程。 这个重新发掘，当然是有政治性的，如果共产党的历史体系倒了——共产党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
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 凡是不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说，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共产党作为历史创造者，就叫历史虚无主义。
共产党可以把自己推成历史创造者和上帝，但这跟建立了上帝观念的基督教(当然，还可以延伸到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就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不同。共产主义是一把斧头，不是一棵树。
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本人的著作，还是历史上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所有实践，都是砍树。 从理论上讲，是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各种主义。 在实践中，是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打倒走资派，打倒……打倒……无限期打倒下去。每一个行动都是砍掉树上的某一个枝条，但留下来的是一大堆死在树上的碎木头。 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按照它自己的历史发明，应该是共产党创造历史的整个过程。 但实际上显示出来的是，共产党破坏这个破坏那个，破坏以后自己站不住脚，又把原来砍掉的东西，重新捡回来或者重新改装。
这些事情彼此之间是没有连贯性的。 相当于张三跟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做过殊死斗争，李四跟英国工党做过殊死斗争， 王五胜利击退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的猖狂进攻，赵六打败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走狗； 共产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说这些人是共产党的祖先。 但是，第一，这些人全都是断子绝孙的人，没有一个有后代。 第二，共产党不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生出来的。 但共产党要坚持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祖先。 共产党把他们纳入历史发明，就制造出这样一个破碎的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接受共产党教育的人，全都处在思想混乱的状态；只有最愚昧的人例外，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听懂。 而接触基督教教育和其他教育的人不一样，他们是教育层次越低的人思想越混乱，越高的人思想越严谨。 而共产党恰好相反，你只有完全无知、学过背过就忘掉，才能够保持一点人格的完整性；你受的教育层次越高，就越容易陷入人格分裂的状态。
这就是正典和负典，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性质上是不对称的。 左派和右派是对称的力量，像我的左手和右手一样，看着长得一模一样。 而建构和解构是不对称的，一棵树和砍树的斧头是不对称的。 正典和负典之间的关系，不是两棵树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棵树和一把砍树的斧头之间的关系。 这样，自然而然就造成了共产主义只能依靠恐怖来维持。
恐怖统治的主持者是玩世不恭的人，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维护的东西。 而被恐怖统治的对象则尽可能愚昧，越愚昧越安全。 恐怖统治一旦放松了以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人，从共产党制造的这套体系中找出不对的地方来。 比如，共产党是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呀？《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是不是匪谍呀？共产党塑造出来的民族英雄怎么全都是坏蛋呀？ 诸如此类，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历史真相学家大行其道，党当然要雇佣一大批五毛和御用学者，“粉碎这些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术语应该是这样的。 但这个仗是打不完的，在共产党没有把他们全部杀掉的情况下，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会一股脑儿冒出来。 但这些历史真相学家背后都没有完整的体系，他们自己找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一片混乱的。 民小啊，国粉啊，启蒙主义者啊，各种各样的人，找出了各式各样的破绽。 但他们并不能够从破绽背后，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来。 如果找出真正脉络来，那是要严重的损害自尊心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东亚基本上是殖民地，而且前现代的东亚并不像波兰那样，也同样是殖民地，那么你所制造出来的体系也会像共产党一样，充满颠倒错乱。 等于是，你拿一个颠倒错乱的体系，去对抗另一个颠倒错乱的体系。 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共产主义是一把斧头，砍下很多乱七八糟的树枝。 共产党用这些树枝搭起来一个像死树搭成圣诞树那样的结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只是无数树枝搭成的一个架子。 你说：“这个架子很容易打倒，让我砍它一刀。” 你就拿了一把比共产党的斧头更小的刀，去对准共产党搭起来的这个假树去砍了； 砍下一根根枝条，再把这些枝条砍成无数碎片。 然后你跳起来说：“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而且共产党自古以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 不是说共产党以前实行过民主，建国以后腐化了，而是共产党自古以来就没有实行过民主。
” 那么你处在什么地位呢？你是一个解构者的解构者，你还是没有任何可以自己站得住脚的东西。 大多数历史真相学家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攻击的都是具体的问题。 当然，这也跟实证主义倾向有关。90年代以后的基本学风，学术界内部的实证主义，就是只讲小问题。
无产阶级心理学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特殊视角出发的 如果换别的视角来看 就不一定有参考价值了 但是随便换了视角以后 你自己的启发性可能也消失了 所以我还是照我的角度来讲 从我的角度来讲 所谓的西北回民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关于不可靠叙事者叙述的历史
因为我是从不可靠叙事者出发的 这个跟我如果是一个天生的爱尔兰人 非洲黑人或者英国人 立场是不一样的
我完全是从汉语记载来开始分析的 这就像你看唐人街的历史一样 就是依靠不可靠叙事者 不可靠叙事者一开始对你撒谎 而你像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最初是不会怀疑父母的 等到长大了以后 渐渐就会明白人是会撒谎的
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可靠性问题 首先，共产党是一个系统性撒谎的集团 但是，被它统治的苏联和东欧社会 并不是系统性撒谎的集团 它们有个别撒谎的地方 但是正如所有的个别撒谎者一样 它们所撒的谎向四面八方随机分布 不是像共产党那样集中指向一个方向
中国也是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但是中国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 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所有使用汉语的人口 至少是士大夫阶级 不，绝不是只有士大夫阶级 现在我可以肯定 包括最赤贫的无产阶级 他们也有自己的系统性撒谎机制 而且这个撒谎机制 跟共产党的撒谎机制是有底层暗合的 就是一种无产阶级心理学
坚定不移的要扭曲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比如，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 妓女一定把警察说成是坏人 而且有一定的依据 警察也是自私自利的人 他理论上是为皇帝服务或者为社会利益服务 实际上他是在打着为社会服务的幌子 尽可能的为自己多捞好处 但是反过来说，一个维持得下去的社会 警察其实就像正统的士大夫文官一样 是两者都干的 他们在效忠于皇帝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维持私利 但你也不能说他们真的就是皇帝的叛徒 明目张胆的反对皇帝，一般他们也不干 明目张胆的反对社会，警察也不见得肯干 他们只是在公私两者之间走钢丝而已 但是妓女和盗贼 就可以根据警察实际上自私自利的这一层 把他还是有为公家做了一定工作的那一层完全抹去 把他们说成跟盗匪集团差不多 然后，反过来把自己美化成为江湖侠义之士之类的
这些也不完全是假的 在黑社会当中 你如果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大哥 你是拢不住小弟的 你可以心狠手辣、贪婪无耻 但你也必须是一个有担当的好汉才行 因此，你在你那个集团里面当好汉的时候 你实际上也产生了秩序 这个秩序跟警察声称自己维护的国家秩序一样 也有它的受益者 这个秩序和它的受益者的关系 就像皇帝跟大臣的关系一样 儒家的大臣受益于皇帝的秩序 而黑社会小弟受益于黑社会大哥输出的秩序
尽管如此，妓女和盗贼眼中的世界观仍然是扭曲的 在这个世界观当中 世界是他们这些江湖好汉 跟坏警察和虚伪的资产阶级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 他们是经常取得胜利的 这个世界观使他们不可能脱离他们所在的环境 就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 绝不是像天真的慈善家想的那样： “我只要给你们点好处 让你们有机会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水准 你们马上就会兴高采烈的过来” 其实根本不是，人家反而会把你当作傻瓜 在自己的生态位中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而是觉得自己是成功者 这才是最大的麻烦 而中国跟波兰和俄国不一样
很多人所说的那种天问 为什么华人总是要拥护共产党 而俄罗斯人和古巴人绝对不会 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 俄罗斯人和古巴人并不是无产阶级 而中国人是无产阶级 不是无产阶级和是无产阶级 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是不一样的 不是无产阶级的人 可以被共产党的谎言和暴力劫持一段时间 但他们内心的心理结构仍然不同于无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的心理结构 等于是一种未加修饰和初级版的共产主义 在这一方面，列宁主义者说的是对的 没有列宁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没有办法升华他们的利益 因此就斗不过资产阶级 表面上看，肤浅的左派 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左派 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这些人，一致的说： “共产党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虐待无产阶级 比任何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都要厉害得多 如果要说谁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我们社会民主党才是 我们真正为工人阶级做了好事
你们共产党疯狂的虐待工人阶级 把数百万的工人、农民送到西伯利亚去 干出了沙皇从来没有干的事情 而你们还有脸说你们代表无产阶级” 但是列宁主义者也没有说错 社会民主党或者一般的左派 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 他们搞的那一套并不是颠覆资产阶级 而是修正资产阶级 尽管列宁主义者在物质上 身体上严重的虐待无产阶级 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把无产阶级对世界的扭曲看法 上升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以及具体化为有暴力和有物质基础的统治结构 而社会民主党显然不是 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结构之上做了细节修正 在物质上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仅此而已 无产阶级的心理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描绘的扭曲心理结构 他们对世界的叙事是不可靠叙事 但我们要注意 所有人的叙事都是不可靠叙事
只有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 上帝眼中有可靠叙事 人不可能做到可靠叙事 仅仅就凭人类记忆力的缺陷 这一点就做不到
所谓的一面之词 如果你只了解某一方而完全不了解另外一方 你几乎无法避免的会偏袒你了解很多的一方 而对你不是很了解的另一方很不公正 这就是法官一定要听两方面说辞的缘故 同一件事情，两方面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说辞 如果只听一方面的 你会不由自主的被他拉过去 但是人有可能了解所有的知识吗？
不可能的 所有人的知识都是 有些地方密度高，另一些地方密度低 就凭你并非全知全能这一点 你的叙事就是不可靠叙事 但反过来说，是不是真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所有人叙事的准确度都一样 那就等于说，博雅教育根本没有用 《资治通鉴》给皇帝写了也是白写 那还真是不一样
皇帝把十八省的报告全都看过了 跟一个脚下没有出过本乡本土的土秀才 和只能看本县公文的县令相比 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还得承认 皇帝的比例感真的是比县令和乡下人要好一些 不过有个前提 皇帝接到的报告是真的 如果皇帝接到的报告全是伪造出来的 那么他的判断就很可能比不上一个乡下人 乡下人虽然不了解本乡以外的东西 但他看到的东西是真的 就好像是，一块面包不值钱，但它是真的 一百万的钞票虽然比一块面包值钱 前提条件是真钞票，如果是假钞票 它还不如一块面包值钱 乡下人和穷人的经验 就是那一块小小的面包而已
有很多办法可以使你见识的准确性 虽然达不到全知全能的水准 但是可以比其他见识更狭隘 或者阶级地位更低的人更准确 实际情况就是 一般来说，阶级地位更高的人 他的判断是要更可靠一些 就是因为他比较见多识广的缘故 而中国人和共产主义的天然契合性 奥妙就在于列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列宁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不同之处就是 列宁主义不是纯社会性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讲国际关系的 就只是说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关系 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失败的一个回答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搞了一百年 什么狗屁名堂也没有搞出来 它那种“资本主义必然自我灭亡”的逻辑好像不大正确 资本主义好像越来越强了 而工人阶级的日子越来越好 列宁主义必须解释为什么马克思错了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会逐渐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 为什么至少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呢
于是列宁主义的解释出现了： “因为德国和英国乃至于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 不再是被统治阶级了 他们在英和德国 还是局部意义上的被统治阶级 但在世界格局当中 他们已经跟英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一样 变成了全世界的统治者” 从非洲人和亚洲人的角度来讲 英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不是被统治者 而是统治阶级内部比较边缘的一部分 他们分享了统治者的红利 因此就产生了下一个推论： “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势力 比如国民党和印尼的穆斯林联盟 我们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对待 在国际阶级斗争中间 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被统治者一边的 我们要统战国民党、纳赛尔、苏加诺 因为他们是反帝的力量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次要的 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是主要的 次要矛盾服从于主要矛盾 反过来，英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 克伦斯基之流，他们是我们的盟友吗 不是的，克伦斯基把俄国变成了英法的附庸国 他是反帝斗争最危险的敌人 比科尔尼洛夫将军和立宪民主党还要危险 英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敌人 尽管他们全都是工人出身的 但他们还是阶级敌人 而国民党和纳赛尔 尽管他们镇压本国的工人运动 但他们还是朋友”
这样你就可以解释列宁主义的逻辑了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政权方面是不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只能在资产阶级体制当中充当统战花瓶 修正和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 能够独立建国的都是列宁主义政党 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现在是国际性的了 谁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呢
就是在国际体系当中 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 一直沦落到被殖民者地位的这种人 有过统治阶级经验的人 他们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 跟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例如，波兰人自古以来就是统治阶级 在奥匈帝国也是统治阶级 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一个逻辑
俄罗斯人要好一些 但俄罗斯人在面对亚洲的时候 自古以来就是被蒙古人和突厥人征服 蒙古人和突厥人自己已经是帝国征服者了 谁自古以来一直是降虏呢
答案当然就只有中国才是 所以，中国人只有拥护共产主义 才能够实现他们扭曲的世界观 只有共产党人 才能够把他们内心的隐秘愿望 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世界不公纠正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虐待他们 比任何帝国主义 满洲人和蒙古人都要残酷得多 而他们仍然要拥护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的说 中国人不拥护共产党 至少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拥护共产党的 而且他们是在明明知道 只有共产党会把他们活活饿死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这么做 因为共产党能够欺凌他们嫉妒的对象
而他们自己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弱者要把比自己强的人说得很弱 以便使自己得到心理安慰 坏人要把比自己好的人说得比自己更坏 当然所有人也都可以说是坏人
但我们还得承认 天下乌鸦并不是一般黑 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好一些 我们要注意 无产阶级不能发家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的家庭不稳定 家庭不稳定的结果就是 男人不愿意挣钱，女人不愿意省钱 男人挣钱挣出来以后 家里又不对他好，他为什么要挣钱 他还不如到外面去乱搞 他们的父子关系和家庭关系也是很不稳定的 到孙子这一代，甚至往往是到儿子这一代 就已经互为陌路甚至是互为敌人了 等于是，他们的父母在子女心目中是没有威望的 父母实际上是靠大人比小孩能打来统治小孩的 并没有道德上的威望，也缺乏爱心 没有威望，子女到十几岁 父母就开始打不过子女 至少男孩子可以打得赢父母 这时父母就管不住子女了 而父母己身不正，言传不如身教 子女根本不服自己的父母 无产阶级的学校往往就是这样的 女老师打不过男学生 而政府又不可能在每一个教室安置一个警察 因此无产阶级的学生组成的学校经常是没法管的 老师害怕学生，不敢好好上课 只要学生不打他们就已经不错了 这样的学生一出来 初中毕业以后，连技校都考不上 基本就在社会上变成江湖混混了 这就是无产阶级家庭和无产阶级混混 正宗的自由主义理论是解释不了的 纯粹个人主义理论也是解释不了的 因为它们根本否认家庭这些小共同体的重要性 但你要是根据常识来说 其实这就是家庭和社区的问题 这样的孩子之所以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无产阶级
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父母也是罪人 但是一般来说 中产阶级以上的父母除了可以打小孩的屁股以外 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点道德上的威望 小孩不完全是因为怕父母打才服从父母的 小孩多多少少有一点佩服父母 哪怕是只有一点点 如果一点点都不佩服 孩子到十五岁的时候必然跟父母对打 要么就是离家出走 要么就是打断父母的三根肋骨以后得意洋洋 这样的无产阶级家庭 就会出现左派指控为“资产阶级罪恶” 其实是由社会解体所产生的那种贫困的复制再生产 儿子有没有比父亲富裕一点点？
没有 如果儿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打断了父母的三根肋骨 儿子就跟父亲在十五岁的时候一样 从江湖混混起家 然后儿子也找了一个江湖混混的女人 生一个孙子出来 该孙子在长到十五岁的时候 再一次把自己父母的三根肋骨踢断 每一代人都从无产阶级的起点上开始，退回原点 顺便说一句，这个结构跟中国历史是不是很相似呢
著名的黑格尔和其他人所谓的 “中国历史永恒的轮回” 一次又一次退回自己的原点 是不是很相似呢
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之上的阶级特点是什么 父母一定要让子女比自己强一点 否则就如丧考妣，天都要塌下来 一点一点的积累 会使他们在几代人之内渐渐的阶级地位上升 有这个本能的阶级性 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不是跟你一样是失败者 那你就不是无产阶级 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阶级设定 你如果碰上毛泽东这样的人 毛泽东要让大家通通向贫下中农看齐 你会觉得非常痛苦难受 而无产阶级不觉得，无产阶级觉得： “以前我们被资产阶级伦理压迫得很紧 现在我们终于解放了 只是这种解放会让我们饿死 虽然过一段时间 我们在饿死的威胁之后 重新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 我们内心还是渴望无产阶级解放”
华基属性和民小是高度重合的
这也是我认为华基在流民战争中靠不住的原因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寄生虫，所有做题家不管你是top50，985还是清北，在国内工作的只有骗子和寄生虫两个选项
真应该诟病的是重判民族英雄董志民，习重判了董来平息民小和女权掌握的简中舆论，但是这些原子化的女权和民小是绝对不结婚，更不会生一个孩子的
这等于是统战了一群废物，打击了自己原本应该拉拢的人
华基和真正虔诚的基督徒有很大区别的，只要受我匪无产阶级历史发明学教育成长的总会有支性，老中最缺的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四种美德：勇敢，正义，智慧和节制。
除了学识外，我觉得阿姨值得称道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坦诚：判断错了就认错，直接说自己的政治目的，比魏京生王丹之流强太多了
漫谈姨学
首先，阿姨有价值观，就是基督教信仰，这一点就是他和很多我重视的牛人的重大分野。
第二，阿姨的哲学方法论是复杂系统演化论，复杂系统演化论由现代科学主要是
物理学生物学产生而来。因为汉语世界的落后，在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人文学者能够深入了解并自觉且熟练应用演化论于社会历史政治研究，而这恰恰是阿姨的医学出身及体制内法医从业经历高度相关。
第三，阿姨考察分析判断的根本着眼点是宪制，包括宪制的生成机理和构成要素，宪制稳定和变化的条件等等。
第四，与宪制紧密相连的就是共同体问题。
贯穿阿姨论说的有两条：
1.自发秩序和自组织能力与水平决定了共同体的成败优劣。
2.一切历史状态（结果）都是之前历史路径的积分，虽然节点时刻的路径选择具有偶然性，但一旦选择了路径，在下一个节点时刻来临之前，历史运动中只能在锁定的路径范围之内，即所谓马行夹道。
那些我给予重视的很多牛人，虽然一个个也聪明绝顶，学养宏富，但是要么没有坚定的价值观，要么囿于落后狭隘闭锁的方法论，特别是普遍对宪制与法的理解关注严重不足，所以都无法达到阿姨的深广和通脱通透。
但是阿姨的基督教信仰和绝大多数的信徒区别甚大，甚至可以说他只是崇奉英国—欧洲封建时代各安其位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及精神状态，而并非像通常意义的基督徒那样信奉教义。
阿姨对所有现实政治问题的阐述和观点表达，包括民族发明学，都是他的思想运动价值，方法，逻辑的自然延展，并不构成他思想的核心部分。
二
埃德蒙伯克曾说过，保守就是一种改革，有人认为阿姨（以及一切值得被赞誉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实质是“实用进步的保守主义”，也在于此。“实用进步”和“（真正的）保守主义”属同义反复。因为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相信，孕育自由的土壤有限而珍贵，土壤会自动地产出果实，守护土壤才能最好地守护果实。这不是抗拒或追求进步，而是认为真正的重点在于保护土壤而非观照果实，因为相比于前者，后者只是细节。
而你们也会注意到，阿姨在谈论封建自由及绝对主义的肆虐时，甚至包括中国近代史的路径锁定时，他的自我定位是一名冷眼观之的旁观者，而非谋士一般地自我代入，站在博弈一方（哪怕相对较好的一方）的角度去谈策略，他只是淡淡地陈述真实却被几乎所有人忽略的格局及其所决定的路径。进而告诉读者为什么很多问题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而是而是越过某个点，此后的挣扎已经无济于事。在中国近现代史里，这个点是甲午，是北伐。是1972，而不是辛亥，抗日，1949.
正如他所继承的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所言，任何文明都有从萌芽到成长，再到巅峰同时堕落，最后凋零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发生，无可避免，只有时间跨度和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区别。近世欧洲文明（不是古典文明也不是美国文明）“封建自由—殖民帝国—近代黄金时期—世界大战—社民化”兴衰与季候更迭，本身就构成了环环相扣的必然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超乎正义与不正义之外”。他推崇封建自由和西方文明通过殖民，对整个世界的馈赠，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寿命的有限性（也就是终结，瓦解的必然性），并且以季候更迭而非带有某种进步史观色彩的视角去解读和阐释，进而自然地得出如下自洽的结论：释放出更大的善和效率并不代表大革命或者多元平等主义本身的优越性，正如金秋结果的功劳不能只算在“一场秋雨一场凉”上。在这里，他指出了文明最辉煌，也就是硕果累累的金秋（可比拟成函数的最高点—而非函数一阶导数的最高点—后者即文明生命力巅峰的盛夏，代表为17，18世纪的英国，休谟，吉本们的时代）和堕落乃至衰亡的“寒冬”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照是“由高及低”的，在大格局之下理解具体的时与事；然而这种观念体系的生成自然是集腋成裘的，这不免被人称作“神棍”（无论是褒是贬），然而即便神棍亦需要足够丰富的原材料作为支撑，细节的充沛是格局感和判断能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具体的知识水平“，也就是细节上的充沛程度好比土壤，有土壤未必能长出好苗，但参天大树一定会孕育于足够肥沃的土壤之上。
用”毕竟东流去（毕竟已经结束而且无法重现）“来对封建自由或殖民主义的肯定性评价泼冷水就显得比较无聊了。赞扬他们至少是对过往历史的一种评价，尤其是这些被启蒙史观，进步史观和各种左派观念污名化的太厉害导致主流观点难以对其真正的肯定的概念，对其历史意义的发掘和肯定本身就是意义，就是可圈可点的。更何况不仅仅是孤立地”洗地“，所洗之地恰恰是构成整体判断格局的重要环节，正确理解中世纪欧洲才能合理地绘制出 从野蛮到封建到文明到衰败堕落的季候图景，理解吏治官僚化是文明和共同体的绝症，理解西方文明古典希腊罗马—近代欧洲—美国的流变，才可能合理推出条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世界秩序罗马化的趋势，在这个大格局下，为”皇军洗铁路“，厘清从鸦片甲午到北伐满蒙到中日战争的种种真相，就不难得出中国近代史走向的路径及其锁定点了。正式在这种格局下，我们才能说，为什么他们”好“，但依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及为什么终结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意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描绘历史的走向，并且当以这种眼光照射现实的时候，会从旁人忽视的事件中敏锐地判断出趋势走向的端倪。因此，在关键时刻（大小的决断时刻到来之前，路径尚未被锁定时），也许可以从观棋者的角度，评论道“如果白登之围全歼刘邦，多国体系未必会终结”，而不是像有的人误读的那样，去研究如何“回到中世纪”（因为格局清晰者都会知道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可能回去，文明阶段的更迭像熵增一般不可逆）。更不会像网上很多阿姨的模仿者或自以为理解者那样，以战略游戏玩家，宣传干事/参谋或“五四—一二九”革命青年的视角/风格去代入当事方，在脑洞中以一己之力试图重构历史。这种格局落实到个人头上，是为了在面临人生选择（小人物的细软跑，大人物的关键决策）时做出真正正确（哪怕当时看上去并不突出）的决定，而不是跳出到现场去把自己的手当成上帝之手（因为即使真的“穿越”过去，处于当事者也不会发现自己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
毕竟是在中文语境中传播，而中文语境的环境，如仅有两千年吏治极权的土壤的“中国”一般，又是众所周知的极度恶劣，从写作或传播方面的考虑，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元素，因此出现了对春秋封建的赞誉，对儒家士大夫维护基层自治土壤的肯定，对北洋军阀继承前者优点，同时站在国际秩序维护者一边的褒扬，以及引用时下的流行语（“土豪”）。毕竟这些事中国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与其所推崇的东西相对接近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他意识不到没有两希正典的华夏春秋和西欧封建自由的距离，华夏世界的地理性和文化性的因素从一开始就让大一统路径有着更大的出生概率，以及民初统一的成分并不比分裂少太多，中华国族主义的思潮也以不可逆地破胆而出，地缘上恶劣的趋势和条约体系（奖惩机制）在远东的衰弱也让走向稳步分裂的趋势难有形成的可能。中国历史，也在整体格局（包括“歧视链”）下，有着合适自己的位置——及其所谓成就远在西方文明之下，古代多数时候在东亚处于相对核心的位置，“天下”模糊差序体系被西方的民族共同体多国条约体系曲折但不可逆地取代——世界罗马化意味着罗马秩序覆盖的“已知世界”逐步扩展至地理上的全世界，其他文明的原中心在这一体系下，有自己所对应的新位置，对位置的判断就是格局感重要的体现。
中文语境环境的恶劣让他的言论不可避免地引发大量误读，讨论和质疑中的绝大部分完全没有涉及到点子上，大部分赞扬也只是对其枝叶的褒赏，有些追随其量仅为对其行文言辞的山寨搬运，把自己临摹下来的粗陋的轮廓附会出一个目以为的“阿姨”，显然偏差甚矣。而阿姨的文字带来的他人或为学习，或为商榷，或为补充细节材料等围绕所谓“阿姨学”引发的讨论（这类讨论不论方向，都是围绕他的解释体系而作），相比于中文语境里其他政治历史方面的讨论，本身就是对中文语境的一种改善和助益。
数卷残篇并不是“教主模式”，把自己当成这一整套价值体系的最高实现形式和全部化身，在信徒中营造出一种关环般唯我独尊的存在，甚至也并不指望成为学界泰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为读者提供一套认知图景，以及修辞方面的审美享受，让人们在对大小事件进行判断的时候，有可能突破这种文字的语境里长时间以来根生蒂固的很多观念。
三
基督教是最好的，基督教孕育了现代文明，自由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文明，是基督教这个母鸡下的蛋。只有西方才能出现现代文明，其他所有文明都不可能。
一百多年来介绍过来的西方经典，大多数是人文方面的，是西方三流的思想学术。
欧洲真正的好东西，第一基督教；第二习惯法，封建法统，二希文明；第三才是无数社会人文方面的经典。
欧洲真正的好东西在英国，上面三点，只有英国继承的最好，特别是基于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美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法国的德国的东西，一些经典，在很多情况下是解构这些好东西的。
信仰基督就行了。刘仲敬先生的学问的核心，就是通过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对共同体的培养，地方独立，自治，抗衡于政府，这相当于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那种社会形态，这样才能逐渐演变培育出独立人格和勇敢的人，而不是奴才。
单纯从历史学术上来说，国内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比得上刘仲敬的了。四九年后至今的意识型态管制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方法，路径，造成不少人不一定读得懂与认可他的观点。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后，有人给评价：“中国史在中国，中国史学在国外”刘仲敬出现后，这句话就要改改了。黄的格局比刘差的很远。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民族国家，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也跟进，从此，这个世界传统的政治形态开始解体，由帝国，公国，邦国等过渡到民族国家。
欧洲的世俗社会，就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它造成了欧洲文明的衰落。
第一代白左就产生在法国哦，他们都是结构英美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伏尔泰。
欧洲的人文经典很多还是负典，负的经典，伏尔泰，卢梭等等，都是负典。
黑格尔也是负典，他是第二代白左的代表人物。
英国人很清醒，自觉抵制那些众多的负典，抵制白左。但现在也离欧洲越来越近了。
现在欧洲的大学生全部被白左占领，教育出一代代新白左。
这一切都是世俗化的结果，基督教氛围太淡了。
但欧洲再怎么堕落，它的地板都是其他地方的天花板。
四
刘仲敬的思想观念也是有变化的，根据访谈和他个人自述，在他20多岁大学毕业时候，也就是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二，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诸夏国父之类的玩意，自己在网上自娱自乐成迷于小圈子，当然也有点好为人师的毛病，看不惯别人发言文字就上来高屋建瓴式点评论战，这段时间主要在豆瓣，培养出他最早的拥趸，他那个数卷残篇的ID早已经被注销了，可是豆瓣上几百万字仍然被人收藏，整理，四处散播，注意那时候他引经据典文字艰深，好似设下门槛故意筛选关注者，要是看不懂，几句话就丧失兴趣了，也理解不了他又多么反动。真正读懂了的自身也一定有很高的水平，这样还能认同的就会对他惊为天人，我知道陈芝（又名陈毓秀）就是他的早期粉丝，还有冬川豆几个人也是。
大概就是98年开始，他也工作了几年，新疆已经不对劲了，感受到情况比内地早十年吧，他终于理论结合实际，发现自己处境不妙，必须要走了。然后他跑去读研读博，一开始也就是能走就行，也没想到那这个当饭碗。他此时已经没有安定下来的想法，觉得自己就是个寄居者，类似于下乡知青不会把插队的农村当家。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书。照他的说法此时还是比较天真的，反感TG，甚至反感中华文化，但是认为人民是被害的，可以教化的。他那时候跟李硕一样还在普及历史真相呢！已经有了诸夏理论，但是根本想都没想过自己出头露面，他只满足当个背后支招的。
14年开始，他突然从小众走向网红，也让他措手不及，一下路线就变了，他的思想理念已经掩饰不住，他文字不断浅显化，最后实现用户下沉，知道他的人太多了，他的黑化被滥用，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时在增加，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历史圈子，也离危险更接近了。
最后一步就是出走。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时机安排很巧妙，再迟就走不掉了他跟其他民运分子最大的不一样就显示出来了，其他人一出国就慢慢消耗掉自己的声望，国内逐渐没有名气了，而他相反，出走之后，江湖上兴风作浪的幺蛾子越来越多，这就是他点的火在四处冒烟。他在港台更收获了新的一批土豪级别的粉丝，他的书和理论正好帮独派补上了大义名分，可谓一拍即合。台湾的八旗出版社就是出了一系列刘仲敬的新书，变成了台湾的畅销书。
17年后，到了美国，他正式决定要站到前排，公开搞诸夏运动，支持各路“反王”。大洪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即使是最不愿意相信的人也开始悲观了，更何况信他如神明的拥趸呢？他决定入教就是那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的意思了，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命运推着他走。此时他已经对中国绝望，不仅仅是TG，不仅仅是文化，制度，就无可救的是人，他的原话如此：
“窝老人家早就放弃成本高效益低的历史真相学了，代之以性价比良好的匪学和无产阶级学。无产阶级发明历史，有其规律。贵匪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整合，容易成为历史真相学的目标，使不接地气的蛋头忘记了，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处在社会边缘，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无产阶级的污蔑对象一般是有恩于他的上等人，由于施恩的慷慨超过了他的阶级习惯，以及产生了迫使他面对自身卑鄙的心里不愉快，必须将恩惠反向发明为迫害或剥削，例如慈善家就要说成剥削者，保护人就要说成迫害者，医生就要说成细菌战，被共匪虐杀者就要说成虐杀共匪者，一般在细节中会留下皇帝用金锄头种地之类无产阶级习惯，例如医学上不可能而且早已研究透彻，毫无重新实验必要的七三一冻伤故事，做外科手术和收养孤儿的洋牧师挖心炼油之类。”
"辟谣对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造谣和辟谣的效果相同，都是划分阶级界限。资产阶级习惯于忽略，中国人的特征和本国下等人一样，只是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等价于贵族习惯或资产阶级习惯，唯有中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习俗上将帝国主义遗留和模仿帝国主义的少数上等人挤到边缘地带事实上，这正是洼地理论和垃圾站理论的基础“
”我老人家年轻时，曾是民主小清新，假定共产党坏而中国人不坏，力图施恩于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共产党之害，然后发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熟练运用共产党污蔑资产阶级的历史发明学恩将仇报，才产生了极不愿意承认的假定，难道共产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中国人，居然是真话？现在我老人家已经确定，共产党确实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的代表。解决方案仅存在于消灭中国和输出资产阶级专政，美国人在发现一刀切排华的性价比最高，而且论证出排华非但不违反人权，反倒是维护人权和文明底线的必要元素的理论之前，还需要折腾几年。这几年就是诸夏爱国者建立反华政治机构，有效切割中国的机会。“
要说他为什么还支持诸夏，那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可能接受什么核平西安以冬这种事情，虽然这个根本是中国军方认为确实可以牺牲的，不是什么只是拿来威胁的话语，如果你自己不把这个当真，那么敌人就肯定不会把它当真。当年毛主席说的不在乎死一半的人，他是认真的，别人都是相信的。
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说的爱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殊的识见。的确，地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像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
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
永远的试金石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怀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立宪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自己就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上。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月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最贴切的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各种特权的夹缝。
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
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而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19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
大革命的终结——从托克维尔、古参到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是这样一种书：写作之日就准备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满足于讨论思想史。傅勒（Francois Furet）其人本来就是本·安德森（Ben Anderson）自许的“入戏观众”，先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给拉丁各国带来的赤色波涛而流入本国共产党，而后却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坦克身上发现了更为恣肆的面目，断然退党。这一回由他来宣称“终结雅各宾史学在学院的统治”，颇有象征意味。
大革命是二百年来一切革命之祖，现代的初期胚胎在这里成型，其两面特征首先在此表现。雅各宾专政，作者毫无怜悯地呼为“寡头政权”，做“前极权主义”分析，从而强调“立宪正统论”的思想系谱。如是，“热月是向代议制的复归，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胜利”。
（认同或否认民主的）立宪论从西塞罗、博丹的伏脉起，在孟德斯鸠身上浮出水面，流过贡斯当、托克维尔、古参（Cochin），始终不过是“共和左派-反教权主义史观”大树下的野草闲花。风气大变，正如作者所述，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现在却到了附庸蔚为大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会证明历史必然性的虚妄，这就是了。本书的重点在思想史，对社会政治变迁不过择其大略。在思想史当中，托克维尔的地位跟其他人不可同日而语。古参只笼罩自家的一章，以哲人的社会学履步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之上。泰勒（Taylor）和 “物质史”诸家只起边角料作用。托克维尔却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地方，字里行间也无不充满对他的答辩。
何谓自由？自由是隔离并缓冲政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空间。侵夺、消灭这一空间就是全能国家的定义——向《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致敬。绝对主义断断续续地侵犯缓冲地带，干天下之怒而自亡。雅各宾党准备一举抹去政治与社会的界限，而社会通过热月，夺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位置。
何谓旧制度？古法兰西王权是民族的契约首领，一个明显的立宪正统论欧几里得公式，判然有别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神皇。王权不得直面其民，必须通过中间社团的调整制约。这些中间社团是各等级的法权代理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来自贵族。声名显赫的巴黎高等法院再三自任保民官，谋夺立法权。乱政出于双方的相互凌迫。
大革命是布尔乔亚取代没落贵族？否。贵族从未像大革命前二百年这样人才辈出，融汇了全国的精华。他们是商业革命的中锋，大革命后仍然如此。布尔乔亚是机会主义谋利者，而非革命者。他们首鼠两端，企图不付成本而取得大利。经济危机更不是理由，“太阳王”黩武时代才是经济衰退期，大革命前，经济繁荣，人口猛增，不亚于英国。三级会议面对的财政问题不过是税赋不公，是大繁荣中的小浪花。国民并非贫困潦倒，生活水准仍在上升。
贵族的各种模式：波兰式封建自由，贵族地方权力排斥官僚专权；普鲁士式贵族主导官僚系统；英国式模糊新贵族的立宪君主制。等级共识不存在。后事人所共知：“王国数废，帝国数亡，共和数易，行政官常在。”
旧制度何以灭亡？它并非保守，更非没落，反而是长期推行明达改革的政策核心，专制程度实不如后来者。它的问题在于，社会利害日趋分歧庞杂，国家吸收诱导机制失灵。“早至1787年，王政不复治国。”大革命在大革命之前就来临了。
若谓洛克字里行间充斥着1688年的气息，那么此书字里行间充斥的就是1989年的气息。漫长的二百年启蒙同短暂的20世纪在这年秋天谢幕。诸神的黄昏后，该当有人为提坦——雅各宾史学——收尸。然而，制造新神却不在谢幕者的任务当中。
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
爱因斯坦曾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统一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也就是说，在简洁优美的理论照耀下，纷繁混乱的自然现象突然变得井井有条。人人都抗拒不了这种醍醐灌顶的幸福感。人文学者其实怀有同样的野心，希望各种零散知识之下存在某种深层次的统一规律。于是，他们不断犯下同一方向的错误，在根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发现想象的规律，把大鲸和鲨鱼归为同类。相反方向的错误极其少见，因为谁都不愿意否定确定可靠的联系。可惜这种确定的联系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全世界学者共同的价值偏好。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半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著作。这场运动其实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他们希望能找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然后散发给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国大兵向柏林儿童发放糖果一样。更何况，这样一来，苏联人就会无计可施。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这场运动的顶尖人物。他们跟大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以两位“马克斯（思）”（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工具箱为看家本领。
冷战结束后的思想氛围已经巨变，所以我们难以充分体谅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骄狂。很少有一门“学科”像这些学者一样，一开始就无法给自己的主要课题下定义。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觉得，二战后的美国应该算得上现代化的模范国家。既然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包括大众民主、工业化和社会保障的元素，“现代社会”大概也应该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叫“传统社会”，连这样的参照系都没有。于是，顺化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亚历山大的伊斯兰法官和丁卡[3]的黑人巫师有幸分享同样的待遇。这种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当于以下的做法：生物学家将物种分为“大象类”和“非象类”，后者同时包括鞭毛虫、渡渡鸟和长臂猿。
比较聪明的学者早已看出，鞭毛虫进化为大象的方式大概不会跟渡渡鸟相同，如果它们真有可能自发进化为大象的话。但即使在他们最夸张的想象中，可能的路径也不会超出两三条。《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4]》为全人类的现代化勾画了三条路径：西方民主之路、东方共产主义之路和轴心国之路。这种划分法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师承，只有二战结束后不久那一代人和深受20世纪50年代“新左”影响的那一批人才会这样预设框架。当然，这批人在打击韦伯－帕森斯学派的武断作风方面颇有贡献。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假定，现代化和美国化没有实质性差别。直到今天，“新左”之所以见重于人，仍然是因为他们有纠偏补弊、拓宽视界的功能；技术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一向不是他们的特长。
同样，历史学意义上的扎实或准确也不是巴林顿·摩尔的特长。一位科班的英国政治－社会史专家，首先用三十年时间熟悉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耕作制度，旁及英格兰东、南各郡，在退休之前，终于感到有把握将泰晤士河谷到赫尔海岸的庄田制度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如果有人询问约克郡、德文郡的土地制度，更不用说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的，他一定会回答：从撒克逊时代至今，它们跟英格兰东、南各郡从来不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有人进一步要求他将印度纳入分类体系，他会有礼貌地回答：此事属于社会发展史的范畴。这话翻译成医生的语言，基本上等于：“患者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位老中医……”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以全世界农民的现代化为主题，因此理应非常依赖史料的准确性。不幸的是，本书中正确的史料屈指可数。相反，如果你把每一处错误记录下来，作出相应的解释，积累的读书笔记会超出原书篇幅的五倍以上。这样的著作居然能够在社会学界赢得（虽然只是曾经）一定的地位，本身就是通识教育失败、党派精神肆虐的绝好证据。世界上没有比挑错和改错更无聊的活动了，然而在本书的范围内，指望“下河不湿脚”实在不切实际。
巴林顿·摩尔在最初两页内就将英国的民主归因于社会冲突和贸易增长，除谴责流行的神话以外，不觉得有必要提供额外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好无条件信任他的权威，否则篇幅就吃紧了。他接着用条状耕地代表全英格兰土地制度，把亨利八世没收修道院土地称为打击贵族，把英国革命的主力称为商品化进程的失败者，把圈地运动称为消灭自耕农的过程，甚至荒谬到把敞田制的没落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中国读者如果不太理解这些论述荒谬到什么程度，不妨想象一下某部中国史论著提出了以下的高论：王莽在科举失败后创立了太平天国，匈奴人的衰落为国民党的北伐创造了条件。逐一指出谬误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相反的做法比较简单。本书只有一项历史论述完全无可挑剔：革命前的英国王室没有强大的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乡绅手中。其他涉及历史的内容，读者都不宜信以为真。
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乃至完全谬误的断语，巴林顿·摩尔只提出了一项解释：这样可以方便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予以对比。这样一来，本书就要沦为循环论证，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几种革命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本来应该是作者负责证明的假设，他却预先以假设为定理，反过来根据自己的假设筛选自己的材料。他试图以社会统计学支持历史论断，然而搜集的统计资料鲜有符合史料标准的。即使以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标准，他引用的史学著作都已经严重过时，何况最近三十年来，英国新政治史和地方史研究经历了深刻的革命。今天的英国史专家只要瞥一眼本书的参考资料，就会断定它们只具备珍玩价值。
如前所述，本书唯一靠谱的历史叙述存在于英国史部分。涉及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的部分，质量远不及英国部分。凡是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能看出，巴林顿·摩尔的方法是先编织线索，然后沿着线索部署史料。如果史料不足，就选择最接近的内容，然后重新解释。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形容，本书属于“经学”，而非“史学”。前者运用的材料最好是真的，但如果不符合“微言大义”的需要，这方面是可以妥协的；后者体现的意义最好是符合需要的，但如果材料不配合，也可以满足于存材料而不论意义。康有为和廖季平如果对世界史感兴趣，完全可能像他一样将印度教暴力分子列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系列。
中国读者很容易忽视西方学者的形而下层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们的客观中立程度。在这些地方，中国读者难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觉，所以有必要补充点背景知识。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红色文化圈[5]内，尼赫鲁的印度和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代表最可爱的费边式中左路线：和平，进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却代表最邪恶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路线：坚决反共，加入西方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建国理由就是为前宗主国（大英帝国）牵制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人物和历史团体的评价通常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他们真实或假想的政治继承人有没有跟作者搞好关系。“祸延考妣”“泽及枯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不用说，在粉红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墨索里尼没有多少关系，比较接近于情人口中的“因为你坏嘛”。这个神奇的动物园包括了从伊斯兰学者到波兰工会的各色人物和团队，唯一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曾经或打算利用西方势力对抗他们的共产党邻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径类似的人曾经或打算利用苏联势力对抗他们的美国霸主，他们就会被称为“进步人士”。读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简要原则，本书涉及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读，甚至最好不读。如果不幸读过全文，你很可能会不幸地记住作者列举的历史证据，而在复述时顺口带出来，这样，你会因为作者的不专业而受到不应有的嘲笑。如果你只运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够自己推出同样的结论，而且发言时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样，别人即使高度怀疑你的结论，也不大可能提出质疑。证据需要验证，结论只需要相信就够了。
现在，请允许我们用白话（相对于各种专业黑话）解释一下作者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拉斯基、费孝通、印度国大党和中国民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观点。所有传统社会大同小异，人类社会有普遍规律；西方民主、苏联和轴心国代表现代化的三种路径，其他落后国家必须在三者当中作出选择；费边式粉红色主义再好不过，搞好费边主义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经发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费边主义失败的产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击的，结论是先于材料设定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结论必定错误。我们只能证明一件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内，历史没有根据这种假设发展。
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短暂的模糊时期，费边式改良主义一度拥有比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依据简单化的民主理论，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然而，苏联有更简单、更可靠的程序：极少数先锋队对精英阶级施行深度渗透和外围统战，劫持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害部门，然后由近及远地清算和改造远离力量中心的社会各阶级。这种程序一旦开始，任何组织松散、依赖散沙群众的异己势力早晚逃不了先被统战再被消灭的命运。在巴林顿·摩尔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他所谓的“法西斯”（我们今天更习惯称之为“威权主义”）才能替代苏联路线。如果威权主义成功（李光耀或朴正熙的机会至少大于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种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在他们的卵翼下成熟。这种社会将会自动产生巴林顿·摩尔喜爱的粉红色左派，正如苏联及其盟邦会自动消灭他这样的人物。
西方左派传统（社会学尤其是左派的重镇）产生这样的著作，实在无足为怪，而中国读书界偏好引进“技术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鸣”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为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图书以“愿望的达成”为隐含卖点。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发明了“毛泽东的下层建筑和蒋介石的上层建筑”，从而证明“历史是正确的，未来是光明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发明了“历史三峡”，从而证明“错误是难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免费收复了话语霸权，从而证明“庸人适应环境，狂人改造环境，高人重新解释环境”；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可以概括为“不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抱怨了”；基辛格的《论中国》可以概括为“美国不输出民主，中国就没有威胁，这样大家都满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伟大传统继续颠扑不破，同样的剧本就会继续上演，每一次都能唤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奋。
古老自由的源泉
信任和勇武构成一切政治德性的最初来源，在宗教和习俗的保护下积累文明的燃料。物满则溢，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德性产生秩序生产力，秩序输出产生政治共同体。人类将复杂共同体生产、积累、汲取和燃烧德性的运作机制称为文明，将秩序的输出、输入、交融和冲突称为历史。文明为了释放更加美丽的烟花，自然会不断产生更加便利的德性开发技术。票据的技术如此出神入化，以至于持有者开始妄想代用券终将取代其代表的黄金。随着可兑换性的消失，最终的清算不可避免。烟花之后，唯有灰烬。末人的灰烬不同于蛮族的燃料，犹如开发不同于积累。
人类共同体大体沿着蛮族—希腊—罗马—埃及的顺序，从原始丰饶的黑暗回到原子末人的黑暗。文明在希腊（多国体系和各等级共治）和罗马（世界帝国和民主平等）之间，点燃的烟花最为璀璨。然而秩序的开发和消费超过生产和积累，也就是在这个季候。罗马秩序是文明叔季的最后正义，然而归根结底不过是挥霍封建自由及其私性契约权利的积蓄而已。如果古老自由的生命力最终耗尽，埃及的萎靡就会接替罗马的伟大。埃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在文明的余烬中取暖，等待黑暗来临。
现代士大夫已经不能理解古老自由的真正源泉，一味陶醉于下游的浊水。他们将蛮族和埃及混为一谈，当做现代化的初等生；把季候差异视为制度差异，用妖妄的炼金术折磨万国与万民。历史理解力的衰退本身就是季候演化的产物，预示着熟极而敝的秋天。他们是秋季的摘果人，却不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有播种者才需要理解古老自由的源泉，在甜蜜的果肉中保存坚硬的种子。
罗马不是为自身的荣耀而存在的，犹如果实并非为自身的甜蜜而存在，守先待后是她的命运（Destiny）。她遵奉冥冥之中的神意，在烟花最盛之际保存文明的种子，黑暗重返之前将种子撒向未来的蛮荒。灰烬的腐蚀性消弭之后，种子萌发的幼芽才会享有继承世界的机会。种子最清楚守先待后的意义，不会怀疑神明的智慧。
读史早知今日事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加尔巴（Galba）和苇斯巴芗(Vespasian)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儿。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Zosimus）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Polybius)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朝鲜的帮助，就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曹髦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得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恺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的下场，然而仍然别无选择。1848年，教皇庇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涕零，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的欢呼，跟现在一模一样。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一模一样，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于黄巢（1946年开始的远东冷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苏联通过国民党劫持段祺瑞搞革命外交，然后通过共产国际劫持国民党搞革命外交，手法完全一致，结果都是中国充当苏联的人肉盾牌，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外交封锁线。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就是狂犬病人，已经被病毒劫持，不再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打死就会咬人。日本每一次要求谈判，关键就是要求中国肃清内部颠覆分子。否则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毁约，完全是白费工夫。
今天黎巴嫩的真主党、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以本国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充当邻国破坏国际秩序的代理人，就是在运作蒋介石当时身陷的同一个子系统。叙利亚不敢打以色列，就通过真主党劫持黎巴嫩政府，强迫黎巴嫩抗战。以色列的报复只会落在黎巴嫩头上，落不到叙利亚境内，因为叙利亚在法律上没有参加抗战。如果黎巴嫩政府想跟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就会在内部闹事。黎巴嫩政府如果镇压真主党，就会挨叙利亚的打。只要胡志明小道通向境外，黎巴嫩再怎么镇压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黎巴嫩政府两头得罪不起，只能苦苦哀求国际社会干涉，列强大部分时间又懒得理你。你把黎巴嫩换成中国，以色列换成日本，叙利亚换成苏联，就明白当时的形势了。黎巴嫩人效忠叙利亚，比效忠本国政府更加有利可图。二十世纪远东的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至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四 罗马与万国
日本如果遵循币原外交的国际协调主义，效法济南事件的先例，报复国民政府以后主动撤军，她的处境不会比今天的以色列更困难。她即使报复后拒绝从东三省撤退，也不会比普京占领克里米亚以后更糟，只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不至于面临战争的考验。珍珠港的胜利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就是她毁灭的原因，因为她的待遇来自“国际秩序远东分公司经理”的职位。她背叛职守以后，就什么也不是了。然而，日本的失败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势必剥夺西方干预中国的利益动机；而只有这种干预才能平衡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国民政府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它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它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古、新疆的要求；这样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 [255] 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它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双重外交。其一，通过朝鲜战争和金门危机确定东亚前线的冷战外交。其二，通过中苏同盟建立、通过中苏论战决裂的社会主义阵营外交。两者的协调决定了五十年代的国内政策，两者的冲突决定了六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宪法结构则是政策演变的产物。七十年代的马基雅维利外交和北京－华盛顿机会主义联盟结束了双重外交，相应地预先决定了八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和一切非务实派别的毁灭。一如既往，宪法结构仍然是政策演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边界条件，势必启动未来的演化。希腊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你将自己的幸运当成自己的能力，将能力当成自己的美德，将厄运解释为敌人的邪恶，否认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就会永远丧失命运的青睐。命运之神是诸神当中最残酷的，习惯用胜利诱惑盲目的凡人逾越不可逾越的界限，用凡人自己的手毁灭自己。拿破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大英帝国的天命工作，因为骄妄就是凡人的本性。然而，人类能够摆脱固有的骄妄吗？骄妄是此岸世界的执达吏，落实世界法庭的裁决，借助表面的不公，履行公义的应许。凡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从来无法打破包裹自我的幻象。
远东体系只是冷战的副产品，美国秩序才是冷战的长远后果。美国的罗马性有许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几项不难列举。文明季候和地缘形势赋予她“最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这是罗马存在的基础。当文明体系中心区的古老共同体为微小理由耗尽资源时，年轻的罗马从容地壮大。当多国体系的游戏接近尾声时，她处在同时吸收文明资源和蛮族力量的最佳节点。她继承了英格兰的传统和普通法的遗产，“财产和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不同于“信仰与自由”的自由）保证了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于美国。自从伦敦金融界雇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入侵自己的祖国以来，“财产和自由”掷下的骰子没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欧国家，美国和全世界的技术鸿沟都在稳步扩大。在所有列强当中，她的国内统治成本最低。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她有最大份额的储备力量可以动员。大多数小邦已经将自己的宪法体制和内外政策调整到罗马秩序所需要的状态，把对美“院外游说集团”变成了本国最重要的机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世界金融体系足以保证他们的资源用在美国更为合适，而非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二战时期的阿根廷就曾经处在这样的地位。多国体系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任何中等强国企图挑战罗马秩序，就会首先遭到所有邻邦的包围攻击。迦太基、马其顿、安条克灭亡后，地中海世界就处在这样的状况。未经罗马批准的单边行动变成了一种罪行，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用事实和习惯强迫罗马行使至高权力。
英法俄在其相对权力的高峰，并不具备地缘和季候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源于人力不能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因此本身就构成了天命的一部分。英格兰的特殊自由是封建传统的产物，没有输出的可能。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疯狂模仿英国的时代，英国人却坚持说没有什么全人类共同的自由。美国继承了英格兰的宪法传统，英国却没有分享美国的救世主义。法兰西的官僚主义大众民主属于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只有非常成熟的文明才能接受。这种接受者已经不再具备年轻民族的扩张性，而这种输出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和消费性。俄罗斯的亚细亚性质过于明显，遭到所有西方列强和邻邦的歧视。她的扩张力量主要依靠俄罗斯农民的高生育率和土地欲望，东正教－正统君主制的意识形态保障了农民的家庭伦理。列宁主义对俄罗斯农民传统的破坏超过了任何外来征服者，苏联解体和东正教复兴都未能挽回败局。列宁主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曾经能够吸引西方进步分子的同情；但它的亚细亚性质暴露得如此迅速，以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没有任何西方共产党人愿意支持它。即使在它最得人心的年代，它的外国支部也无一能够接近主要反对党的支持率。列宁主义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的扩张主要依靠苏联的外交和颠覆手段，每一次都以推翻所在国议会选举结果为代价。鉴于列宁本人就是依靠军队推翻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起家的，这种状况并不令人奇怪。苏联的扩张结束了美国的消极和犹豫，激起了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恐惧，迅速造成了环绕苏联的免疫隔离地带。列宁主义的汲取性质过于强烈，如果不能不断增添新的汲取对象就会迅速饿死自己。这种结局终于出现时，她已经耗尽了俄罗斯的资源和机会。
新罗马继承了三重遗产：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英格兰的传统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最后一种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驱动力量，给她的世界体系赋予了特殊的色彩。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就产生了自己的天命观。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该亚联盟、埃托利亚联盟和罗马－意大利联盟的现代版本。新教徒的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涵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
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莱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它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苏联挑战者利用旧世界的内部矛盾，成功地扫除了希腊世纪的残余，将世界送进了新罗马的手中，消灭了自己合纵连横的中间地带。在没有缓冲余地的实力对抗中，她得到了自己德性和力量应有的结局。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正如1914年结束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及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罗马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国了。奥古斯丁强调，历史不是循环的过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后，路径永远不会重合。如果日本人询问：为什么蒙古征服者的屠戮可以淡入幸运的遗忘，他们却不行；那么原因绝不在于南京市民的苦难超过了巴格达市民的苦难，而在于皇军不幸生在天命已定的时刻之后。如果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鞑靼人的掳掠写在水上，他们的罪恶却要刻在磐石上；答案完全相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如果尚未终结，就要在这样的世界上展开。
三 新战国时代的挑战者、顺应者和投机者
德国首先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秩序，结束了欧洲的春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国主义和总体战的恐怖撒向全世界。《克劳备忘录》宣称：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她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自身，而且在于她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先发国家用他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他们的宪制；这是他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华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
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像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240] 。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但是条约打了折扣，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 [241] ，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242] 。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短暂的革命外交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同时成功。条约体系是各方相互约束的产物，单方面的修改肯定会引起其他各方的反制。如果你不肯履行义务，其他各方肯定会如法炮制。体系的破裂肯定要依靠实力较量解决，不能怀有侥幸心理。
满蒙问题在世界史和国际法的意义上，酷似佛兰德、科索沃和燕云十六州。我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度地损害国民智力和国家利益。他们假定中华民国有权随意改变长春或库伦的政体，犹如随意任免河南驻马店的地方官，成功地欺骗和毁灭了所有相信他们的倒霉蛋。单一、均质和绝对的台球式行为主体，只是一部分国际法理论家的虚拟，跟道尔顿原子论的原子模型一样，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佛兰德领地自古以来属于法兰西王国、勃艮第公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比利时王国，每一次转手就是国际体系演化的后果，每一次都取决于英格兰的利益。只要佛兰德领地的特殊宪制和英格兰的安全、贸易利益得到保障，英格兰不会介意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谁。如果这些前提条件遭到威胁，战争就会将佛兰德领地转移到更愿意尊重这些条件的主人手中。塞尔维亚对科索沃、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的郡县化，都由宪法危机直接演化成国际战争。
大清的宪制继承辽人的南北两院制，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君合国。满蒙藏各有特殊体制，十八省继承明朝宪制，大清皇帝是各方唯一的连接点，类似苏格兰国王兼任英格兰国王、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如果威斯敏斯特强迫苏格兰接受普通法，就会引起宪法危机。庚子战争和日俄战争造成了三国瓜分东北利权的复杂局面，大清在收回关东的谈判中承认了这些特殊条件。在种族混杂的东欧，波兰、立陶宛等国从凡尔赛会议获得独立时，都接受过类似的条件。如果它们拒绝承认其他族群的宪法主体资格，国际社会就会拒绝承认它们的独立。如果大清取消收回东三省的附加条件，也就无法要求日俄不要取消交还东三省的决定。辛亥革命取消了大清皇帝，因此必须用五族共和来保证其他宪法主体的权利。列强承认民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民国承认前清签订的所有条约，犹如波兰承认《凡尔赛条约》施加的约束。国民政府同时破坏了内外两种先决条件，等于斩断自身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她只能像苏联和伊斯兰国一样退出国际体系，另外为自己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事实证明她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她企图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决张学良，但这种手段只能适用于唐生智。张学良不是汴京的石守信，而是燕云的郭药师。张作霖父子和日本、苏联都签订了单独的条约，没有行动的自由。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向守不干涉之政策”，“同情”“强有力之国民运动 [243] ”。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1928年3月，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 [244] 。普西（Merlo J.Pusey）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 [245] 。”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日本只要坚持币原外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
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 [246] 。”中东路事件 [247] 证明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如果日本坚持币原外交的原则，始终跟列强一致行动，她会在济南事件和“九一八”事件的单方面撤退，付出一定的利益损失，然后当其他列强同样忍无可忍以后，集体打击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她的处境就会像庚子以后的日本一样有利。然而，伪满洲国变成了关东军、满铁和国内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现。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要求恢复北洋时代的东北亚格局。日本当时的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同时对抗西方和苏联。伪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 [248] 。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伪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战争结束时，伪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记录意味着伪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它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1936年11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确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次年4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部资金50.8054亿元，其中39.9854亿元投入工矿业，交通部门投资6.44亿元，农牧业投资不过1.35亿元。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生铁产量从85万吨增加到120万吨，钢产量从58万吨增长到110万吨 [249] 。第二个五年计划投资100亿元，其中60亿由日本提供 [250] 。日本投降时，计划仅仅执行了三年半。生铁产量增加到180万吨。松花江和鸭绿江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满洲飞机制造股份公司年产1200架。农产品增加了200万吨 [251] 。沈阳飞机制造厂1943年产量达1200架 [252] 。尽管盟国的轰炸已经将日本本土化为一片废墟，却没有打断伪满洲国工业建设的上升线。战争结束时，东北工业所受的破坏甚轻，遗留的资源极为丰厚，足以给当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军对东北的搜刮和中国内战各方对东北的争夺都体现了日本经营的分量，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很大的间接影响。
英美外交家都不相信日本是卢沟桥事件的责任人，同时要求交战双方保持克制 [253]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开战，甚至不肯等待初具规模的整军计划完成，从现实政治角度无法理解，但从大中华主义者的价值观角度看非常自然。他已经看到三十年代和平竞争的结果，日本的东北占领区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关内的“黄金十年”。时间对他并不有利，战胜日本的唯一机会在于诱使日本侵犯英美利益，因此上海才是最佳的战场。尽管上海的地理形势会把国军变成日本海空军的活靶子，他还是要坚持在上海主动出击，不肯在日本海空军火力范围外的地点作战，因为那样没有国际影响 [254] 。
无论这些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国民政府显然必须为自己的挑战者身份付出沉重代价。除了苏联代价高昂的援助，她没有其他指望。
二 诸夏沦为蛮夷
李鸿章的另一项计划，就是促成李氏朝鲜的中立化。他希望列强在东北亚实现势力均衡，减轻大清保护朝鲜的负担。然而，1885年《天津条约》的成功反而破坏了他自己的努力。他依靠北洋舰队，暂时逼退了愤怒的日本人，结果增加了政敌的论据，妨碍了北洋舰队的更新和补充。袁世凯转而推行激进政策，企图独占朝鲜，使清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美国人都怀疑朝鲜面临吞并的危险，有必要更多地偏袒日本。甲午战争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即使清军获胜，至多不过重演《天津条约》的交涉。日本势必卧薪尝胆，大清势必骄狂懈怠，直到下一轮冲突得到甲午式的结果。从东北亚博弈的格局看，《马关条约》证实了李鸿章的先见之明。然而在朝廷的认知图景内，这次失败证明湘淮集团不堪任用。此后，朝廷重新落入满蒙亲贵集团之手。南方士大夫失去了老成持重的缓冲者，就无法节制激进的冒险家。戊戌政变是这些冒险家和亲贵集团的正面冲突，在甲午之前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可想象的。庚子之难是亲贵针对曾李（曾国藩、李鸿章）余孽的反扑，波及李鸿章的优等生外交政策，结果触发了国际社会的全面干预，在戊戌以前的政治气氛中也是不可想象的。
庚子以前的战争，大清只遭到寻常战败国的割地赔款待遇。欧洲列强在战败后经常面临同样的惩罚，它不会妨碍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但庚子之乱不再是寻常的各国交兵，而是国际社会集体惩罚践踏国际准则的肇事者。《辛丑条约》不是为战败国准备的，而是为罪犯准备的。赫德悲哀地说：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今后的外交官却会将大清和非洲部落等量齐观。日俄战争是《辛丑条约》的直接后果，证明大清已经不再有能力维系内亚体系。《朴茨茅斯和约》奠定的东北亚新格局允许大清重返关东，仅仅是为了在日俄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大清整体在列强之间，无异于关东在日俄之间。这种地位酷似暹罗在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名义上的独立仅仅意味着宗主国不止一个。
大清坠落，日本升起。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构成远东体系的第一个窗口期，确定了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亚格局。基本格局具备亚稳态的性质，在下一次大动乱的窗口期来临前，无法通过强度一般的冲击打破。远东体系取代了李鸿章时代的内亚体系，扮演世界体系在东亚的分支。日本在远东体系内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将大清降低到类似蒙藏在内亚体系中的地位。庚子战争是一次演习，日本向欧洲列强证明了自己的文明资格。英日同盟是优等生的奖品，大英帝国认证了日本的东亚盟主资格。日俄战争是一张委任状，因为东亚盟主在当时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国南下的道路。十年后的挑战者变成德国，东亚盟主的使命就变成代英国人歼灭可怕的德国太平洋舰队。只要大英帝国继续主宰世界，日本就会继续担任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条约体系就会安如磐石。明治宪法鄙弃封建主义和自由主义，迷恋绝对主义和吏治国家，并非明智和审慎的典范；但明治外交家的卓越成就为他们的同侪准备了安全和宽松的变法环境，使他们能够承受地方性、局部性失败的代价。只要日本忠于大英帝国的秩序，国内宪制的路径错误就只能在低层次上产生不利影响。一旦日本转而挑战国际体系，国内无论如何集权都无法重演甲午的胜利。
明治维新本质上是绝对主义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开发，将各藩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用于短期的富国强兵。二十世纪初叶的数十年，这些遗产渐次挥霍。晚清新政建立在两千年秦政的余烬之上，早已没有封建主义的遗产可资开发。白莲教、太平军、捻军的战乱是散沙社会的癌变（汉儒称之为“土崩”），不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汉儒称之为“瓦解”）。只有在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恢复以后，流寇战争的危险才能缓解。只有在吏治国家的机器削弱以后，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才能恢复。湘淮军兴以后，吏治国家渐次后退。士绅通过承包和代理朝廷的业务，开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积累组织资源。横向比较，他们新建或恢复的共同体远不及欧洲或日本的封建主义、美国的教会或社区强大。纵向比较，清末地方团体的繁荣昌盛为宋元明清四朝所罕睹。在西方殖民主义直接统治的上海、香港和南洋，他们的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在编户齐民传统保存最完整的内地，他们的势力也超过了历代王纲解纽的间歇期。新政对他们既是机会，又是威胁。新政需要兴建众多的地方项目，包括学校、道路、实业、警政各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中介机会。新政需要更大的开支，而庚子以后的朝廷近乎破产，无论整理财政的名目多么花样百出，负担最终都会落在他们这些主要纳税人头上。于是，地方精英陷入严重的分化。开明派和保守派（如果这时还有儒家保守派的话）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分化更多地源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对路径的选择。
新士绅阶级（包括开明派和保守派）不再守护宋儒的认知图景。“天下”体系随着罗泽南和曾国藩结束，“世界”体系随着郭嵩焘和薛福成开始。先秦儒家在文明季候的意义上，接近夏秋之交的启蒙时代，天然亲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给史后之儒冷藏了历史之儒的宝贵理解力。第一批访问欧美的公使不约而同地在美国发现了唐虞之世，在威斯敏斯特发现了三代之治，在法兰西发现了宋明朋党，在俄罗斯发现了商周之际。郭嵩焘直截了当地承认：秦政是三代之治的堕落，属于半开化人类。汤寿乾和王先谦代表了史后之人重新进入大春秋时代的机会窗口，第一次将两希文明的正典视为权威的来源。罗泽南和曾国藩遭遇经世致用的压力，就会重新解释三代上古的范例，重新挖掘顾亭林和王船山的遗书。汤寿潜和王先谦生逢历史重启的伟大机缘，就会发明《宪法古义 [236] 》，或是翻译《英国国会史 [237] 》和《日本宪法义解 [238] 》。他们还没有沾染一战以后的新战国诡辩家气息，因而在引进正典的时候非常诚实。“老新党”的继承人在能力方面往往胜过前辈，在诚实方面却每况愈下，发明了混杂西方负典的私智，为虚荣和权欲出卖了未来。
随着新春秋时代的来临，沉睡已久的历史敏感性开始复活。新士绅阶级像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婴儿一样，开始摸索发现自我和世界的边界。这时，“中国”一词开始具备今天的部分意义。李鸿章和荣禄等满汉重臣最初运用这个词，通常涉及外交问题，目的是将大清和西方列强区别开来。戊戌变法引起了危险的“保中国”还是“保大清”问题，但这时的“中国”和“大清”都不是1848年意义上的共同体。日本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致力于发明国族主义，给梁启超莫大的刺激。新士绅阶级陷入国族构建和民族构建的矛盾，对共同体的难产和机会窗口的丧失负有极大责任。他们像布里丹的驴一样，在文明共同体、国族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三岔路口犹豫不决。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未能促使他们作出决断，结果产生了暧昧的“五族共和”和“多元一体”概念。
严格说来，中国和日本都没有1848年那种意义上的民族构建。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其实是1848年原则的对立物。《想象的共同体》 [239] 称之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要求解散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地方习俗的共同体塑造为民族。国族主义要求继承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各种习俗有异的地方共同体融合为国族。波兰爱国者和希腊爱国者属于前者，俄罗斯白卫军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属于后者。中国的情况异常暧昧，在全世界罕有其匹。她的外交官集团需要国族主义，文化界习惯的爱国主义模式却是五四青年从波兰、匈牙利和东欧小邦引进的。日本的国族同样具有反民间、反地方的性质，但其困难比五族共和的民国小得多。有利的地缘形势和单纯的共同体结构造福日本，远远超过明治政治家的决断。政治家们远非审慎的选择之所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主要是天命使然。
梁启超试图将他设想的新中国对应于英格兰或法兰西，而不是整体的基督教欧洲，于是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华夏－中华的定位困难主要源于东西文明的季候差异，孔子时代的诸夏比大清和民国更容易适应欧洲人的春秋时代。秦政能够毁灭东亚大陆的封建多国体系，原因主要在于先天条件。梁启超、张之洞为同时代读者制造了一系列幻觉，一直流传到今天：各文明大体上平起平坐，华夏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最多不过在明末才落伍；一百多年，最多几百年以前，她仍然处在世界的中心。这些胡言乱语跟昭和日本“皇国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更古老”的学说一样荒谬。欧洲封建契约是双向的，并不片面有利于上级领主。日耳曼部落习俗是封建法的重要源泉，体现了部落武士的政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武士经常向国王挑战决斗或提出诉讼。国会在国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断拨款，有时仅仅因为吝啬，有时因为不愿看到凯旋的强者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不能令雄主满意，更不能应付土耳其帝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数千十字军骑士一再以寡击众，大败埃及和土耳其数十倍的大军，证明了封建自由的力量和伟大；又因为人数、资源和专业程度的不足，在帝国常备军的攻击下丧失了匈牙利和东地中海。
最先接触东方的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首先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巨大的开支迫使他们改造财政结构。革新者的暂时优势迫使其他政治实体效法，绝对主义国家的浪潮从西班牙向全欧洲扩散。十六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实体损失过半。未来似乎属于官僚机构和常备军支持的强大君主，然而英格兰和荷兰扭转了潮流。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结盟反对王权；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前者以立宪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后者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优势最初似乎在后者一方，因为他们能够动员更大的财力和军力；然而这种优势正是他们在长期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向历史天平投下了至关紧要的砝码。资本从汲取能力强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财产安全的地方，思想从国家管制强大的地方逃向权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叶，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几乎全部集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方寸之地。法兰西的资本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武装了皇家海军的战船，将法兰西赶出印度。英格兰征服欧洲，欧洲征服世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权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儒家未能在多国体系时代将习惯法（礼法）总结成体系，在帝国时代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由于财产权是法律体系的后果，自由资本主义是财产权的后果。而我国的资本主义在吏治国家之后才产生，势必走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将国家机器变成商业机构，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专卖。商人依靠武断权力掠夺消费者，同时沦为暴君和暴民的掠夺对象。秦汉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等价物，社会分化程度远为低下。因此在动乱时期，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保护作用。政治机构和散沙顺民遭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毁灭，只有人数众多和比较团结的宗族可以幸免。而到战乱结束后，宗族组织却无法将秩序扩散到血缘团体以外。流民暴力集团和他们占领的区域没有有机共同体的联系，只有征服者权力和资源汲取的需要，统治模式全都属于僭主政权，因此他们无法重建春秋诸侯的共同体。各种割据政权的差别不大，成败大多取决于把握短暂机会的魄力。拿欧洲来说，诸侯失败的结果是割地赔款，因为他的权力源于共同体各等级的支持。各等级维护的是法统而非君主，任何共同体无法有效统治其他共同体。而僭主失败的结果则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的权力取决于投机雇佣兵的胜利预期和顺民的暴力恐惧。如果他不能向部下表现取胜能力、向顺民表现威胁能力，后两者立刻就会投向更有希望的竞争者一方。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前者（诸侯）如丘陵，砍掉最高峰并不会降低征服的难度；后者（僭主）如平原，杀掉领袖就会立刻继承他的所有部下。因此，僭主之间的战争必定是短暂、残酷和诡诈的。他们不能相信任何条约或契约，也不会因违约遭到任何惩罚。只有肉体毁灭所有同侪，战争才会结束。僭主战争和僭主政体同样构成社会组织在发育成熟前必遭收割的原因，两者都是秦政的常态、欧洲的特例。
在僭主战争和僭主政权的交替统治下，东亚社会自发演化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或任何高度复杂组织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就像草间的昆虫从来不知道森林的存在，直到森林的巨人一脚踩在草皮上。大清与其说遭遇近代世界，不如说以降虏的身份落入近代世界。西方诸侯战争的伦理保护了东方僭主政权：失败者没有满门抄斩，顺民没有赤地千里。如果西方没有征服东方，大清肯定会在下一场改朝换代的僭主战争中落到这样的下场。民国制定宪法、引进国会，似乎接受了世界体系后来者和实习生的地位。然而民国是少数精英的创造，在历史和民众没有根基。在民间和内地，民国实际上表现出王朝瓦解间歇期固有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引起了民国道路必然失败论，但这种论调其实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因为民国不等于民国的道路。民国不是孔子时代的鲁国，没有自己特殊和独创的道路，她的道路就是欧化的道路。最初磨合期的困难是谁都逃避不了的，包括欧洲人自己。如果有人愿意回顾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就不会觉得北洋军阀有多不可救药了。世界其他各国的记录都要糟糕得多，泰国和巴西一点都不比民国更强。如果美国人看上去比较好，那是因为他们把前半截历史留在英国了。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学徒期根本不算长，困难也不比别的学徒多。她迅速放弃了国会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为远东体系的崩溃。梁启超在一战后访问欧洲，发现“西方文明破产论” 甚嚣尘上。马克斯·韦伯嘲笑说，将来或许只有边缘地带才会相信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五四以后，新生代文人似乎实现了韦伯的预言。国会政体根基未定，就失去了许多舆论领袖的同情。现实政治的气候更为不利。当欧洲导师似乎自身难保的时候，很难指望亚洲学徒持之以恒。
东亚的地方化
一 新春秋时代的世界秩序：殖民主义在远东
庚申之乱将大清从世界秩序降为地方性秩序，朝廷认知图景的崩溃构成了条约难产的主要原因。儒家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非但没有觉得英法联军格外残暴，反而发现根据夷狄阑入的标准，欧洲人的诚信和仁厚出乎意料。他们本来预期入侵者会占据京师，以各种借口拒绝撤退，效法张邦昌和刘豫故事，成立以恭亲王为首的缓冲国。他们并不觉得夏宫圆明园的焚毁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征服者通常会夷平前朝故迹。联军居然履约撤退，甚至对库存白银秋毫无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笔财富比英法索取的战争赔偿还要多，可见欧洲人并不是恣意勒索的野蛮人，而是只想索回具体和有限的损失。他们根本不理解贸易优惠的意义，并不介意用同样甚至更多的优惠购买和平。他们只有一点不能容忍，就是欧洲式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胜利者像金人一样，要求失败者称臣称藩，他们反倒更容易理解。
礼仪之争的实质是宪制问题。满蒙部落武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朝廷知道自己需要更多地借重文治意识形态和士绅民兵组织。在如此危险和敏感的时刻，朝廷的威望万万不能动摇。唯一性和至上性是皇帝神学的核心要素，为吏治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湘淮民兵卫道的热忱多于忠君，不大可能为众多地方性君侯的一员而战斗。然而，延长战争则是更大的错误。御驾迟迟不能回銮，无异于向无所不在的江湖枭桀发出了觊觎大位的邀请。于是，两种天下、各自表述构成短期内阻力最小的路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挥了必要的隔离作用，将大清伪装成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争取《万国公法》的保护，同时对内延缓天下幻觉的崩溃。这种考验对儒学格外残酷，因为他们的论述需要普世主义的前提，他们的存在却有赖于普世主义的失败。
《烟台条约》体现了索尔兹伯里之前的索尔兹伯里原则。大英帝国以正直诚实（而不善于迎合讨好）的女教师自居，将骄傲的士大夫当作反复无常的孩子。此后的几十年，诸如此类的刺激将许多普世主义者变成了国族发明家。国族主义是帝国精英的自卫本能，试图将文明共同体伪装成邦国，消解乡土社会自发产生欧洲式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缺乏精英传统的社会缺乏这种本能，乡土社会更有可能在殖民主义的刺激下产生民族发明家。奥斯曼主义者和克罗地亚爱国者都是世界体系在边缘地带播下的种子，两条路径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相互争斗。在天津教案和法越战争之间，1848年原则已经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生根发芽。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印帝国和波斯帝国开始产生自己的模仿者。远东距离世界体系的中心更加遥远。大清、大韩和交趾支那殖民地还需要甲午战争的催化。
总理衙门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大英帝国统治的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威斯敏斯特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更愿意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皇家海军只需要对极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重点打击，就能廉价地保障文明和进步。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十九世纪的海外战争大多属于规训类。忠诚的女教师挥舞教鞭，完全是为了让坏孩子学好。公学子弟之所以能成长为卓越的基督教绅士，多亏了诸如此类的教鞭。坏孩子改邪归正以后，自然会对严师充满感激。坏孩子如果听信法兰西艳妇或俄罗斯狂人的蛊惑，忽略自己的责任，放纵自己的欲望，才会真正毁了自己。皇家海军教育阿根廷独裁者和贝宁酋长尊重生命，教育埃及副王（ViceRei）和墨西哥民粹主义者尊重契约和债务，教育俄罗斯皇帝尊重国际条约，教育大清皇帝尊重外交官特权和侨民安全。英国殖民者在刚果河口和尼罗河源缉拿奴隶贩子。戈登将军珍视大英帝国的原则，因此不能容忍李鸿章屠杀降人，但他仍然要跟李鸿章合作，因为东方人本来就处在半开化状态，李鸿章已经算是坏孩子当中的优等生了 [235] 。唐宁街对待恭亲王和醇亲王的政府，就是戈登这种态度。李泰国、威妥玛和琅威理对待他们的“满大人”（Mandarin）合作者，也是这种态度。
大英帝国无意肢解或吞并大清帝国，甚至愿意帮助皇帝平定江南和内亚的叛乱，只要大清愿意将自己改造成东亚的巴西帝国，协助英国人推动文明开化的事业。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符合英国人的理想秩序。他们有开明的上层统治者，用欧洲文明的价值驯化不那么文明的下层民众。他们在皇家海军的保护和威胁下，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他们通过和平改革解放了黑人，又没有威胁财产和秩序。英国人几乎独占了拉丁美洲的市场，又不用支付统治费用。这些国家珍视自己的独立，正好可以抵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领土野心。理想的大清就应该是这样，李鸿章似乎是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合作者。如果大清还能像奥斯曼帝国一样，替英国人阻止俄国人南下的危险游戏，那就更加完美了。遗憾的是，清廷和李鸿章在这方面都不能胜任。日本人异军突起，夺走了优等生的名额和脱亚入欧的机会。
大清难以融入英国人主持的世界秩序，主要因为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秩序。总理衙门像一道隔离墙，避免了太迅速、太激烈的变局，也浪费了众多机会。大清立国形势，内北国而临华夏，以内亚为根本，以东藩为枝叶。只要内亚体系得以保全，朝廷就不会介意放松东藩的羁绊。顺、康以来的传统政策就是在西方进攻，在东方退缩。同治朝延续这条路线，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法兰西吞并越南，日本吞并琉球。朝廷与其说关心实际利益，不如说更关心天朝颜面。李鸿章的交涉主要是为了安抚冲突，而非应付外人，因为朝野上下没有人关心纯属象征性的贡物，只想寻找体面而迅速的息事宁人方式。在清人的小世界体系内，两广和两江的地位低于满蒙。因此前者的外围安南和琉球可以牺牲，后者的外围新疆和朝鲜就必须力争。海防派和塞防派的争论不仅是资金和人事的纠纷，也是国本和战略的考验。李鸿章失败，等于英国人的课业失败。满蒙得到保障，东北亚霸权的机会窗口却让给了日本。大清体系是静态的布局，认为土地的损失不可弥补，海军和贸易随时都可以经营，时间和机会像空气一样无限而免费。然而，近代欧洲的世界体系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位于时间当中，而非空间当中。时间和机会不仅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唯一无法弥补的资源。日本人极力争取大清不肯接受的优等生资格，在远东博弈的开端占据了先机，在以后的多次洗牌中放大了最初的优势。
新春秋时代的霸政体现封建遗风，霸主不是唯一和独断的。欧洲维持势力均衡，英国独霸海外。在此期间，挑战者不断涌现。法兰西没有充分的贸易利益，以天主教和东方古老教会的保护人自居，在奥斯曼保护黎巴嫩基督徒，在大清和安南保护天主教神父。教案启动了庚申之役和八里桥战役，也是越南沦为殖民地的诱因。沙皇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交替表现出两副面孔。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俄国觉得自己是西方的对立面。沙皇索取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因为只有俄国才有能力抵抗西方列强的海上攻击。吉林将军辖区丧失出海口，是俄国殖民者对清室龙兴之地的善意保护措施。沙皇以东方专制君主和黄教保护人的身份出现，跟清室争夺蒙藏的保护人地位。普鲁士和丹麦虽然并不具备在远东作战的海军力量，但还是通过援引欧洲各邦利益均沾的原则，得到了大清和列强的承认。比利时扮演了法兰西资本的“白手套”，以较少冒犯各方的形式为巴黎金融界开路。美国特立独行，试图履行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精神。顾盛的理想是通过《望厦条约》，开辟另一种没有鸦片和帝国但仍然属于欧洲文明的秩序，然而事与愿违。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来得太晚的缘故，决心在日本树立最初的示范，结果产生了佩里的黑船和江户的开港。
日本从德川氏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酷似英格兰从亨利七世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新政权突然发现地缘形势对自己如此有利，不能理解前任为什么没有善加利用。大陆强国在军备竞赛当中暂时领先，但漫长的边界带来了太多的负担，使其不可能将战略重心集中在海上，更不可能集中在东北亚一隅。大清决策者和舆论领袖普遍以为日本不仅是亚洲人，而且是大陆的拙劣模仿者，根本不值得注意。文祥为人审慎，觉得不能掉以轻心，但他的远虑只限于警惕日本万一变法失败，叛藩乱民就会走投无路，只有效法元明倭寇，骚扰东南各省。邓承修甚至断言，日本的实力只相当于内地两三个省份。新建的海军在船坚炮利的北洋舰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只有李鸿章明白日本的威胁比欧洲更为直接，但他的说辞太像是某种争取更大预算份额的借口，得不到朝廷和同侪的信任。他说：如果大清不能自强，日本肯定会攀附欧洲，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东亚霸权。结论是：南北洋的海防经费原定四百万两，结果连四分之一都没有落实。如果户部和总理衙门赶紧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北洋舰队大概还有希望。当时的大臣看到这样露骨的结论，自然会产生马士英式的冷笑。马氏接到史可法关于清兵南下的警报，断定这套滥调的目的无非是想骗取朝廷的经费。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李鸿章的预见，却没有妨碍他的敌人将责任推到他一人头上。
《议覆张佩纶靖藩服折（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体现了李鸿章对历史节点和路径选择的良好感觉，这种敏感性不是仅仅依靠材料的完备就能获致的。材料的组织和解释多半取决于认知图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认知图景当中会导出截然不同的诠释。良好的格局感能够弥补情报的不准确和不完备，错误的格局感足以从准确的情报推出荒谬的结论。清人不能把握融入国际体系的最佳时机，主要是为自己的小世界体系所误。日本对机会窗口的敏感，得益于孤立和边缘的处境。
今天，这份文件仍然值得一读：
奏为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遵旨妥筹覆陈，仰祈圣鉴事。
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一折，据称：“日本贫寡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淋无厌。今日之事，宜因二国为名，令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台湾、山东两处宜治兵蓄舰，与南北洋犄角，沿海各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等语。”所奏颇为切要，着李鸿章先行通盘筹划，迅速覆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研求至计，不厌精详，曷任钦佩！
臣昨于覆奏邓承修请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折内，曾声明“跨海远征之举，以整练水师、添备战舰为要；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结”等语。今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亦谓不必遽伐日本，南、北洋当简练水师、广造战船，以厚其势。台湾、山东治兵蓄舰，以备犄角。与臣愚计，大致不谋而合。惟中国力筹整顿，既欲待时而动，则朝鲜与日本所立之约，究因毁使馆、杀日人而起，目前可勿驳正。缘朝、日昔年立约，中国并未与议，彼虽未明认朝鲜为我属国，而天下万国固皆知我属矣，似不如专论球案，以为归曲之地，转觉理直而势顺也。至日本国债之繁，帑藏之匮，萨、长二党之争权，水、陆军势之不盛，原系实情。但彼自变法以来，壹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究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里，驻奥斯马加，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东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然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国方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豫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
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祗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以诸葛亮之才略，而兵顿于关中。以韩琦、范仲淹之经纶，而势绌于西夏。迨我高宗武功赫濯，震慑八荒，然忠勤如傅恒、岳锺琪，而不能必灭金州。智勇如阿桂、阿里衮，而不能骤服缅甸。彼当天下全盛之时，圣明主持于上，萃各省之物力，挟千万之巨饷，荐一人无不用，陈一事无不行，犹且迁延岁月相机了局者，时与地有所限也。
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划责臣。窃谓此事规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经营数年，方有成效。从则剿办粤、捻各匪，有封疆之责者，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贼，朝廷责成既专，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举以畀人，故能事半功倍。今则时势渐平，文法渐密，议论渐繁，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事事须枢臣、部臣隐为维持。况风气初开，必聚天下之贤才，则不可无鼓舞之具；局势过涣，必联各省之心志，则不可无画一之规。傥蒙圣明毅然裁决，则中外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议也。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迭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至台湾为日本要冲，山东为辽海门户，两省疆吏诚不可无熟悉兵事者，妥为区画，与相犄角。此又在朝廷之发纵指示矣。臣前奏：慑服邻邦缓急机宜一疏，业已详陈梗概，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缘由，遵旨迅速妥筹，恭折由驿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览训示。谨奏。
清代世界秩序不同于明代华夷秩序，将重心从东北亚移向内亚。清室从准部的虎口中夺走了西藏的黄教教廷，因此争得了漠北蒙古各部至关紧要的支持，终于赢得了历时三朝的准部战争。天山南路的回部在政治上和地缘上都是准部的附庸，在一场徒劳的后续战争中屈服了。清人一面向内陆推进，一面在东方退缩。北廷在日韩的威望不断衰退，主要出于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因素，不是清室的政治军事胜利所能弥补的。华夷变态 [234] 降低了燕京朝廷在日韩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启动了两国的近代意识和国族建构。江户时代的国学家为日本的特殊性自豪，不愿继续崇拜浸淫末人文化的大陆儒学。封建之花刚刚在战国群雄的时代盛开。德川氏的绝对主义倾向适足以刺激，却不足以压制行将成熟的武士精神。日本已经脱去晚期文明为世界帝国订制的冕旒，露出符合新生代文明季候的甲胄。
安南和占城的冲突以后者的毁灭为结局，给征服者留下了南北隐为敌国的双头政治。南北朝是这种格局的自然发展，殖民者统治的南方享有更大优势。西山党人的革命暴露了安南新人类觊觎两广的野心，嘉隆皇帝的复辟预示了欧洲列强干涉远东的前景。顺化新朝一面对北称王，一面对南称帝，兼并寮国和高棉的土地，跟曼谷的新朝争夺湄公河下游。缅人从阿瓦南下，毁灭了勃固的孟人帝国，几乎兼并了暹罗。清缅战争只收获了各自表述的结果，迫使边境各土司继续保持暧昧，直到薛福成和英属缅甸划定边界。廓尔喀人和拉萨的冲突引发了福康安的远征，强化了北京宫廷的黄教保护权。满蒙藏构成宗教和政治的互补循环，在地缘上保护或包围了十八省的郡县社会，犹如亚述和米底亚从三面环绕古老的巴比伦。十八省和满蒙藏外围构成一个更大的财政－安全互补循环，审慎地守卫珍贵而脆弱的秩序。
十八省为满蒙联盟的世界体系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源，买到了明朝中后期不能指望的安全。明清易代没有改变顺民社会的组织模式，民间宗教和江湖帮派仍然构成主要资源。川楚白莲教之乱预示流寇时代即将重返，关外输入的秩序生产力行将枯竭。仁、宣二宗的朝廷意识到紧缩政策必不可少，着手制裁封疆大吏不合时宜的冒进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彦成的浩罕战争和林则徐的鸦片战争才会草草收场。朝廷不大介意安集延商人和加尔各答商人的武装上访是否理据充足，更多地关心不要让鸡毛蒜皮的官府－蛮夷冲突影响紧缩方针。他们在这方面如愿以偿，因此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事实上增加了粤海关的税率，减少了中间商和经手官吏的舞弊行径，对财政利多弊少。朝廷感到相当满意，随即投入了整顿扬州盐务的大工程。这时，太平天国放大了白莲教和天理教的叛乱。江东核心地区遭到致命打击，损失超过了明清之际。从此以后，内亚体系只能仰仗欧洲贷款和技术援助维持。东亚秩序在远东殖民主义的保护下，避免了流寇战争固有的灭绝性洗荡，日益从属于欧洲人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