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部落战士以战争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像流氓无产者雇佣兵那样需要高额军饷，且战斗力量和组织力量也高于后者。只有在这样的军事前提之下，摄政王才能维持万历税收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儒臣才能理直气壮地赞颂大清取天下之仁。因为仁政的根本在于轻徭薄赋，并不绝对排除王师的恐吓性屠杀。这种屠杀只限于“顽民”，“顺民”一般能够通过及时表明立场获得征服者的保护，因此不至于严重破坏传统社会的可预测性，远不如流寇的拷掠筹款政策那样武断任性 。
近代国耻教育的选择性记录完全抹去了流寇的恐怖统治和贰臣恢复文治的努力，片面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成功地将贰臣集团抹黑为纯粹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这种叙事包含部分事实，但并非全部事实，更没有体现公正的比例感。我们无法否认最基本的格局：北京朝廷继承了明朝中后期的宪法结构和税收制度，南明朝廷却继承了流寇集团的军事骨干和征敛方式。贰臣承担了次要但切实的行政和财政合作者任务，蒙尘天子和行在孤臣只扮演了流寇的统战花瓶角色。清军将追捕“一只虎”李过和弑君叛逆余党作为南征的公开目标，回避了剿灭明室的尴尬动机，成功地唤醒了士绅阶级的忠心和恐惧，将自己打扮成该阶级的天然同盟，收到了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效果。清室得天下之易，为历代征服者所仅见，理应部分归因于“得天下之巧 ”。
明祖的军事体制以府兵为蓝本，企图永远维持唐初的廉价战斗力。然而府兵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鲜卑、杂胡阑入部落散沙化的中间阶段。制度设计可以不顾“法的精神”和文明季候，武断地将互不协调的部分剪切黏合，本身就是“史后之人”丧失历史理解力的证明。朱元璋的宪制设计充满了这样的喀麦拉 [229] ，甚至企图一面强化亲藩封建，一面细化行省吏治，招致了众多不必要的混乱和牺牲。最后，吏治国家的精神战胜了所有的不协调成分。府兵和亲藩都沦为宪制的赘疣和阑尾，朝廷回到雇佣兵的轨道。明代的雇佣兵比宋元更加廉价而软弱，动员体制完全瓦解，战略弹性损失殆尽。这是他们驱逐聚敛之臣的必要代价，使明廷的灭亡比宋室更加迅速而血腥。
成祖能够动员大宁和辽北的部落武装，推迟了军事集团的衰落。洪熙、宣德以后，皇室只能依靠太监的辅弼。正德宪法危机开始脱离社会轨迹，斗争双方都对卷土重来的流寇世界置若罔闻。嘉靖宪法危机围绕礼法和继承权展开，仅仅具备投机和反投机的小团体意义。万历宪法危机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翻版，只具强化洪武财政纪律和行政考核的意义。由于洪武宪法没有给财政压力留下回旋余地，强化纪律根本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张居正鼓吹“祖宗家法”，只是一个争取政治正确的旗号。只有例外的聚敛才能保证太仓积银的计划完成，来源只能是洪武政体忽视的利源。从张居正本人施加的实际压力看，他其实是指望勒索吴绅的经营性收益，冒充追补拖欠的田赋。这种掩耳盗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然需要招徕小人或投机分子，触发了东林党人的反动和张居正本人的身败名裂。东林党和吴绅关系密切，以预防第二个张居正为辞，滥用舆论监督的特权，激起了上游和北方士大夫的反击。明廷在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中步入天启、崇祯两朝。最后，只有满洲人才能隔离和保全你死我活的双方。顺、康两朝要求明臣将过去的仇恨留在前朝，在新君的麾下咸与维新，成效并不显著。许多所谓的文字狱其实源于辽东汉军和十八省生员、鲁绅和吴绅的相互陷害，斗争各方都想借满洲君臣之刀杀人。康熙帝坚持他的族人并不是迫害的主动者，自有其道理。
终明之世，尽管有强制移民的充实和轻徭薄赋的保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有强制移民的破坏和吏治国家的隔离，北方的社会生态仍然每况愈下。英宗以后，黄河、运河地区就已经恢复了金末、元末群盗如麻的状况。明朝中叶整理水道的成功，对朝廷和百官是意味着福音，对百姓则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和更重的负担。十三世纪的北方沦为人为的蛮荒，正如汉魏六朝的江南存在自然的蛮荒。大运河发挥了类似豫章─浔阳贡道的效应，在沿岸港口制造了“刚果殖民贸易站”的繁荣。临清、通州宛如小江南，百里之外就是梁山的世界。京师的职能就是汲取江南的财富，维持朝廷百官和九边将士的开支。长江以北、运河以外、长城以南，朝廷视同化外。只要叛乱规模达不到威胁边防和贡道的地步，就等于没有发生。等到叛乱越过阈值，镇压和挣扎都已经没有用了。
两浙和江西的经济文化在本朝中叶越过其历史抛物线最高点，湖南和两广尚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段。闽越粤在号称倭寇的海盗贸易战争中，丧失了融入体制的最后机会，将种子撒向南洋，为古老的华夏保存了另一次别开生面的机会。母体的作用就是释放种子、保护种子，以己身为肥料。爱自己超过传统的母体一定会死，诅咒不是为种子牺牲，而是吞噬儿女后死于异类的未来。晚期东亚帝国或近世（伪）华夏就是这样的怪物，通过大一统主义的吏治国家，一口一口吃掉了本应遍及更大世界的种子，然后孑然一身等待绝望的暮年。此前、此刻和此后，古典华夏、希腊、希伯来和英格兰却把种子撒向世界和未来。
明初的种族、边界和战略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宪制的内侧。皇帝将其视为禁脔，不给士大夫留下染指的机会。元人习惯多种族社会和多元管理体制，并不尊重宋儒珍视的礼文之俗。杭州和大都布满了西夏人、色目人的社区和印书厂，景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互争雄长。泉州的阿拉伯人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教派战争的地步，淮西、关陇和西南的穆斯林势力比宋代和清代都要强大许多。朱元璋的开国功臣颇多穆斯林将领，泰半出自淮西集团。宗教的组织资源增加了乱世民众的生存机会和战斗能力，教派和教义的差异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人只有次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种族问题来自辽金元部落遗民和他们从东欧、西亚带来的辅助部队。这些族群人数不多，但多聚居在战略要地。他们残余的军事素质仍然优于大多数邻居，是明祖“肃清沙漠”计划的宝贵资源，在《明史》武臣列传当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突出地位。太祖尽量将他们编入卫所甚至锦衣卫，赐予汉姓汉名，禁止他们在本族内通婚。对于那些无法军事管理的异质社区，太祖用离散政策和移民阑入破坏他们的传统。顾炎武愤怒地谴责明祖玷污了华夏的高贵血统，但他想象的纯正血统早在六朝和残唐就已经中断和替代了。编户齐民的强化需要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明祖的野蛮手段非常适合这样的目标。宋代的同质化社会产生以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和战争筛选。明祖要在几十年内产生更加彻底的效果，否则就根本没有行仁政的机会和可能。张士诚和陈友定确能忠于仁政的理想，但他们的路径肯定会导致类似五代十国的局面。在此期间，某些缺乏争雄逐鹿机会的小邦很可能步武安南，产生特殊的共同体认同，再也不会接受大一统。明朝征服了蒙古人五色斑斓的遗产，留下一个单调的世界。其是非功罪，完全是价值观问题。
士绅社会由于自身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只能默许枭雄逆取的既成事实，只能寄希望于顺守，也就是和平渗透和内部改造。他们热爱和扶植的张士诚和建文帝都失败了，暴露了儒家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枯竭。他们在洪熙、宣德两朝的胜利异常短暂和表面，几乎将古老的愚君政策变成了自我欺骗。他们得不到理想的汉文帝，只好将怠惰和软弱包装成仁慈。即使这样虚假的胜利都转瞬即逝，懒王预示太监的统治。司礼监和东厂构成流氓无产者的常驻机构，克服了枭雄军事集团（流氓无产者临时机构）的固有弱点，粉碎了士绅的操纵手段，也就毁灭了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宪制。皇权继承枭雄领袖，永远不会重返正常社会，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利益和地位。他和乡土共同体缺乏有机的联系，只有用抽象和普遍的观念掩饰武断统治。士绅来自乡土共同体，终将返回乡土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相当明确，如果羽翼丰满，就会发展成有产者的核心。这种核心将会自动产生无数的杨行密和钱镠，破坏流民军事集团的汲取通道。吴绅对张士诚的忠心和陈友定对乡党的热忱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明廷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阻断这条路径。
民间解除武装，听任内部无产者主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宪法习惯和稳定预期的问题。士绅预期财产和礼法的寿命不会超过四五代。民众预期生命和基因每隔数十年的安全期，就会重返上百年的丛林期。流民无产者─江湖枭雄以帝王将相的同侪自居，发育了比科举文化更加强大的江湖文化，对顺民社会充满嘲讽和鄙视。六朝寒门和鲜卑君臣羡慕、嫉妒和模仿士族，元明好汉和皇帝太监只会将士绅视为猎物。士绅的溃败不仅是自身的末路，也是顺民社会进一步丧失形态的征兆。宋代的科举神话和意识形态理想变成明代的漫画，阉党和东林党的恶性竞争使宋代的朋党显得相当费厄泼赖，明末流寇也没有爱惜梁山好汉的羽毛。民众沦为两足无毛的家畜，从朱元璋的剥皮开始，以孙可望的剥皮结束，从江西填湖广（朱元璋的两湖大屠杀）开始,以湖广填四川结束。残民最后发现蛮族愿意将他们从家畜提升为顺民，表现出的感激涕零简直令人绝望。王安石和贾似道的国家垄断经济学在明代就显得过于精巧和文明，朱元璋和郑和的古拉格经济学适合新时代每况愈下的智力水准。明代的聚敛手段比宋代残酷得多，得到的资源却少得多。责任与其说在于任何具体的人，不如说社会本身陷入了囚徒博弈的死路。
金人对政体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燕京防线瓦解前，他们认真考虑过三种选择。其一:退回混同江以东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恢复几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迁汴京，全盘袭用宋人的汲取和岁币体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能保证最后的高质量荣华富贵。其三:在黄河北岸恢复封建体系，至少是方镇体系，希望用残唐式缓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们同时做到了三者，前两项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效果。封建九公本来是最难对付的手段，最初几十年的效果确实不在河朔藩镇之下。河北、河东的散沙人口几乎不复存在了，但设防城镇和寨堡很少会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联络山东流寇，在金元宋之间合纵连横。木华黎和张柔的同侪虽然比武仙的同侪强大，却不可能一举荡平错综复杂的华北镇堡群，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也不过是同类的镇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镇体系比自己更长寿。哀宗逃离汴京后，一度指望河北诸公的援助，直到发现他们毫无勤王的兴趣，才绝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乱，元廷主要依靠山东诸镇出兵。忽必烈意识到领地制度的弱点，决定不让其他领主得到自己在关中封地的机会。这样一来，他就要更加依赖中书省了。只有行中书省才能组织复合型大军，给部落骑士和领地辅助部队提供强大的炮队和锱重部队。尽管廉价的部落军队和封建军队能够打赢野战，但长期和昂贵的攻坚战少不了行省战争机器。儒生和领主共同憎恶的聚敛之臣夺走了华北封建主义的复活机会，却没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样彻底消灭领地制度，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只是低贱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没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统的正式权力。大汗随时都会牺牲他们，安抚更加正统的权力。
部落、领地、郡县并存的格局既然无法改变，大都朝廷就特别缺乏召回临时派出机构的动机。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终依靠战争权力统治。战争权力的对象不是毫无战斗力的顺民，而是桀骜不驯的李檀式领主。行中书省为汗廷集权，效果像战争本身一样混乱。明儒经常责备元政不上轨道，其实是弄错了比较的标准。明代的行省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战争机构，而是常驻的文官体系，既继承了元代行省的战区规模和武断权力，又解散了元人无可奈何的部落和领主，自然变成空前细密的超郡县制。明末的巡抚、总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侪，由中央派出官员行使临时和非常的权力。他们的战争管理同样混乱，同样破坏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序。同样的循环在清代重演，巡抚、总督变成了超级郡县。新的动乱接踵而来，钦差大员用跨省的武断权力扰乱地方。
元人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以行省最为重要。行省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支附带后勤体系的军队。行中书省是唐代使相和节度使的合体，原则上是针对敌人的临时机构，最后却变得无法撤销了。不幸的征东行省 没能战胜“神风”（台风），反而保存了行省设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为了克服封建不利于征服的弱点，临时将号令各路领主的非常权力交给了大汗的家臣。领主之所以愿意服从家臣，除大汗的威灵外，关键还在于中书省拥有超越封建体系的筹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马合木挽救华北和中亚的顺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国家的汲取机器。
封建的优势在于诱使地方精英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抗拒不能将利益留在地方的汲取。郡县的财帛来得容易，就会将武士集团变成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严重削弱封建主义内在的责任感。郡县的优点在于结构扁平化，社会普遍解除武装。两者都会大大简化秩序，降低维持秩序的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郡县制在其不可避免的衰败之前，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如果郡县有必要额外供养大批理应自食其邑的宗王、藩主，吏治国家末季才会出现的聚敛和腐败就会提前上演。郡县体制和封建体制如果分别归属不同政权，对双方都更有利。
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浙人留下的受害记录最多，恰好说明他们的社会所受破坏不大，知识精英在劫后仍然拥有左右历史记忆的能力。伯颜下江南，只造成了个别的屠杀。元军洗劫两湖，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陈友谅对两湖的人力资源涸泽而渔，征服者朱元璋的屠杀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整体性替换。相形之下，张士诚辖区所受的掳掠只能称为局部事件。然而，后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认知偏差貌似不公，其实体现了最大的公正，因为文明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口和财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复杂度或秩序的生产力。白起时代的军国主义大屠杀理应遗臭万年，因为华夏文明最精致的花朵和最有生命力的共同体由此而绝。流寇时代的人口灭绝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损失的组织和秩序却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及原始部落的灭绝。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几千死难者比黑死病的数百万死者重要。东方暴君屠杀整个行省，不如雅典民主审判苏格拉底重要。朱元璋屠杀了湖南的大部分居民，重要性也远不如他流放到凤阳的少数苏州人。宋明两朝的两浙士绅界定了后人心目中的东亚文明的概念，正如1812年的英格兰绅士界定了英国的概念。他们是孔孟和王谢的不肖子孙，却是远东铁达尼号最后熄灭的灯火。
残唐五代两百多年的移民和开发已经造就了自己的精英，宋代是他们摸索和试探组织模式的时代。范仲淹和朱熹企图重建宗族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他们理想中的地方共同体张本，留下的遗产主要在南方。宋学的门户纠纷甚多，精神气质却有共通之处：重经义，轻经验；扬三代，贬汉唐；急著述，缓事功。朔党后继无人，从侧面反映了北方社会的衰竭。北方原本就是残唐五代兵火破坏最烈的地区，汴京朝廷又给他们增加了双重负荷：消费主义和社会实验。
京师一向是编户齐民最彻底的地区，汴京的消费者性质又烈于前代。宋代财政扩张势如奔马，制造了一个成本畸高的经济区。除了薪俸消费产生的下游产业，其他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机会。消费性服务业吸引了大批游手之徒，构成近代江湖社会的原型。秘密会社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甚至跟原有的民间宗教结合，既是社会散沙化的后果，又是进一步散沙化的动力。光棍文化和投机心理盛行，则稳定的社会组织难以存续。宋代市民文化是消费性商业价值观和流民冒险家价值观的产物，无限崇拜不择手段的发迹变泰（投机），比良民和农民更缺少自律、自治和积累的性质，这些性质才是西方所谓商业文化的根本。新党和洛党喜爱的方田法只有在汴京附近地区才真正付诸实施，随着党争的起伏而反复兴废。无论王安石时代的实践效果如何，仅仅因为政策的反复无常，就足以妨碍任何良性秩序的存在。任何京畿居民都知道：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的财产和社区关系至少要三次推倒重建。
苏轼兄弟的蜀党更接近游士集团，对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家的行政纪律观都不大尊重，却深受佛道两家的熏染，甚至觉得二氏的因果报应和汉儒的天人感应都是合法性的充分依据 [224] 。巴蜀是游离性质的边区，深刻影响了蜀党对朝廷的态度。他们以纵横家自居，觉得智力是成功的唯一准绳。如果你有足够的智力，无论皈依哪种理论、效忠谁，都会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特定的共同体和价值观。他们的贡献在于技术层面，党派立场出于人事层面。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聪明人只能随机应变，不断填补时移世易造成的漏洞，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安全之道，就在于灵活机动地把握时势。灵活性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维持道德和品位的标准。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他们尊重司马光，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竞争者好得多，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讽刺的爱好。游士是所有集团当中最脆弱的一种。他们从出仕起就抛弃了自己的乡土，也无意寻找其他的归宿。他们只想向后世炫耀自己的聪明，而且达到了目的。
东亚世界体系
晚期东亚帝国的形势不同于秦汉世界帝国。前者像罗马继承希腊一样，继承了华夏各邦，境外只有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后者自身就是内附蛮族的产物，境外存在一系列类似的小邦，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并不明显多于自身。朝鲜半岛前后三国（高句丽、自济、新罗）、渤海、契丹、日本、南诏－大理、安南、西夏相继产生，形成了另一种世界体系，介于春秋式多国体系和秦汉世界帝国之间。六朝初年，高句丽填补了北燕灭亡的真空。南朝－百济－日本形成以建康为正朔的海上朝贡同盟，包围和蚕食新罗。六朝末季，高句丽兼并了渤海、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袤土地。北朝和新罗结成朝贡同盟，试图遏制东北好战强国的崛起。两次高句丽战争促成了大运河的修建和府兵制的灭亡，最终将华北交给蛮族雇佣兵蹂躏，给华南增添了供奉朝廷和禁卫军的沉重负担，即使渊盖苏文也会对如此彻底的死后复仇感到满意。相形之下，隋炀帝的悲剧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高丽流亡者在北方建立了大国渤海，给外强中干的唐玄宗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契丹及其盟友在辽西崛起以后，唐人在朝鲜半岛的据点就无法维持了。异族盛衰连环性其实就是缺乏形态的国际体系原始汤（Primordital Soup），多国体系其实就是原始汤内的秩序涌现。世界帝国是晚期文明收割自生秩序的消费者，加速了无形态权力的复活或文明的衰亡。
原生文明进入青春期，几乎肯定会首先形成多国体系。次生文明如果无法恰当地驯化灰烬内残留的收割者游离基因组（医学所谓“病毒”），就会在其青春期表现出衰亡期基因组的某些性征，丧失早期文明固有的元气和机会。朝贡体系就是晚期世界帝国理念入侵蛮族多国体系的症状，促使后者提前重演前者的腐化和衰亡。在世界帝国的话语体系内，这种现象称为“同化”。没落文明为同化主义而自豪，尤甚于他们春秋时代的祖先为殖民主义而自豪。游离基因组并不是永恒的，更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每一次转导（从前一位宿主入侵下一位宿主）都会导致部分基因的流失或替代，而且新一代宿主总是比老一代宿主更加远离游离基因组共同演化产生的原生文明体。因此，同化－早衰的周期通常一次比一次短暂。最终，游离基因组完全瓦解为片断，丧失了以病毒形式体外生存的机会，以金字塔式装饰品的身份点缀完全异质的机体。人类的大部分基因组都是由这样的片断组成的，由于这些片断已经丧失了操纵宿主和离体转导的能力，宿主通常忘记了它们的病毒出身，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子系统和服务员。埃及文明在其春秋或州国时代 [211] ，曾经将缺乏形态的蛮族海洋视为少数文明人的殖民对象。法老曾经消费战国传承的组织资源，购买帝国的短暂荣耀。残民保存的帝国蓝本曾经感染利比亚和努比亚蛮族，诱使他们以法老继承者自居，却只能在波斯人、希腊人的基因组内充当次要的服务性子系统，并在罗马人、基督教世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基因组内扮演纯粹被动的装饰品。
鲜卑人和氐人扮演了第一代宿主的角色，苻坚、魏孝文帝和唐太宗以压缩自己的春秋时代或黄金时代为代价，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世界，然后将回纥人、突厥人和沙陀人引向努比亚人的道路。唐玄宗明白只有蛮族雇佣兵才能对抗蛮族部落，于是河朔诸镇隐为敌国；只有西北蛮族才能对抗东北藩镇，于是王忠嗣的河东依次落入李光弼和李克用之手。沙陀人毁了卢龙防御体系，解放了契丹人。辽人入据燕云的手段和沙陀人入据河东的手段没有多大区别，养子－亲兵团文化在残唐藩镇当中尤为普遍。辽人的特殊之处其实在于降低了世界帝国基因组的操纵层次，这是朔方、河朔、河东各系蛮族武士团无法做到的。新一代宿主虽然部分接受了吏治国家的原则，却拒绝主动消灭自己的出身、语言和文化传统，反而要强迫顺民社会的士大夫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后者拥有的组织资源远不如六朝士族，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婚姻历来都是阶级的试金石。魏孝文帝和唐太宗如果有机会通过婚姻混入王、谢、崔、卢的纯正血统，就会获得比征服更大的成就感。后者出售礼法门风，通常要索取昂贵的代价。辽、金、元、清的苗裔如果混杂被征服者的血胤，多半是战争恣睢和奴婢奉献的结果。
五京体制继承了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双轨制，预示了金、元、清的多元君合政体，军事义务由部落武士承担，财政义务由郡县顺民承担，两者互不统属，以共同效忠的皇室为仅有的连接点。君合政体的多元性越强，相互节制造成的稳定性就越强。单纯的二元体制很容易退化为蛮族武士对顺民的掠夺，或是士大夫对部落的肢解，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如果部落武士团和郡县顺民都有多重族群来源，形成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就会构成罗马式的层次嵌套和相互锁定。辽人有契丹－奚武士同盟和燕云－渤海－高丽士大夫同盟。金人有女真－渤海贵族共同体和契丹－南人士大夫同盟。元人有种族封建制和行省制。清人有满蒙武士同盟、满蒙藏宗教同盟、十八省和回疆、苗疆降虏。多元君合政体不会像匈奴人一样失败，不必像鲜卑人一样攀附汉魏君统，能够维持种族－文化核心，同时以汉家正统君主自居。这种政体才是南朝的真正噩梦。事实上，无限同化能力的神话恰好产生于同化能力破产之时。真正拥有同化能力的六朝门阀并不热衷于同化，反而致力于保存礼法门风的独特性。他们觉得同化只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自贬身价并不光明磊落。燕京的大族面对辽廷，从来没有表现出山东士族对待唐室的傲慢态度。他们的乡兵和渤海人的乡兵面对金人，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战斗力；面对宋人的正规军，抵抗却非常顽强。西部的属国军和部族军保持了较多的原有生活方式，抵抗金人的能力较强。辽人保持各军独立的动机主要在于宪制平衡，不大注意战略上的合理性，因此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
契丹人迫使唐室退出辽东和朝鲜半岛，在东北亚造成了国际体系复活的机会。日本开始表现出诱使渤海和新罗臣服的冲动，然而成就非常有限。渤海人在高句丽的帝国主义传统和海东盛国的殖民主义现实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短暂的机会窗口。辽人征服渤海，摧毁宋人和后高丽的价值观同盟，迫使日本陷入并非情愿的孤立，对武家封建主义的完善贡献良多，不逊于圣女贞德的胜利之于英格兰。日本人更愿意将孤立主义的胜利归功于战胜“元寇”的神风，因为果实引起的注意总是多于种子。律令制帝国和天朝意识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朝贡体系是天朝养成所的毕业答辩仪式。次生型吏治国家格外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支持，也格外经受不起这种消耗。京都帝国体系和朝贡体系同步破产，对应关东殖民开拓和封建主义同步展开。源平战争相当于日耳曼征服罗马的微缩版，镰仓幕府和京都公卿分别扮演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角色。然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两极之外的藩国和武士团体。日本抛弃了大陆赠送的吏治国家，犹如儿童抛弃老人的拐杖，步入适合青春季候的封建时代。内亚各部落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步入催熟和早衰的历史实验室。
辽人重建了北朝后期放弃的辽东和镇州防御体系，大大扩充了北魏和唐代的内亚使命。早在耶律大石的迁徙以前，他们就行使了北道主人的权利，将契丹或震旦的名号传遍东欧和西亚。然后，吏治国家的诅咒如期而至。澶渊之盟带来的银绢主要发挥了腐蚀上流社会的功能，对朝廷正供没有多大帮助。道宗意识到燕云实为国家根本，应该效法汉文帝的轻徭薄赋政策。也就是说，他必须依靠榆关以外的垦殖利源弥补岁入损失。上京辖区的垦殖危害辽廷安全，不亚于满蒙垦殖断绝爱新觉罗家族的退路。金人从混同江到上京的战斗犹如儿戏，证明契丹故地的部落传统久已衰落。天祚帝、大石和萧氏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种族复杂的阴山部落，这里曾是朔方节度使的后备军基地。辽人的属国和部族位于漠北和漠南之间，形成了漫长的缓冲地带和武士的蓄水池。最后的反攻失败后，耶律大石带走了镇州的全部戍军。北魏六镇以来，代北、漠南从未如此空虚。金人的远征只针对残辽的朝廷，没有继承辽人的西部疆土。夹谷清臣的远征只有破坏鞑靼联盟的消极目标，同样具有抽刀断水的性质。金人的内亚政策酷似他们取代的宋人，不肯继承北魏、唐人、辽人的军事传统，周期性招募或吸纳漠北的过剩骑士。漠南对漠北的优势主要依靠佣兵－金帛交易的枢纽地位，随着朔方基地的灭亡而终结。漠北积累的压力一旦释放，就迅速逆转了南北差序。
几乎就在西夏征服瓜、沙二州的同时，于阗佛国灭亡。西州回纥与喀喇汗国的伊斯兰教徒不断爆发冲突，切断了南路的贸易，增加了镇州－东欧走廊的重要性。此后千年，洛阳以西的亚洲内陆日益荒残。河西曾经是东汉经学在六朝的主要避难所，也是李唐的攀附对象，现在沦为回纥、吐蕃部落犬牙交错的绝地。灵州曾经是吴明彻部属的塞上江南，现在无法构成西夏的燕云十六州。朔方军余脉据有如此广袤的领地，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货币收入。岁币只是辽人的装饰品，却是西夏的生命线。汴京朝廷为了这笔微不足道的开支和同样琐屑的划界纠纷，付出的代价居然超过了河东和燕云。王安石党派的政府为了从侧翼包围西夏，掀起了更加悲惨的河湟战争。西北战争不仅是北宋党争的主要催化剂，而且对宋金战争产生了荒谬而公正的后果。澶渊之盟本来是宋人的胜利，却导致了河北防御体系的废弛。西北战争本来是宋人的败笔，却培养和维持了种氏兄弟和吴氏兄弟的西军。青唐部落在战后取代辽夏，为宋人供应马匹，更增加了西军的重要性。两宋苍黄板荡之际，南朝的军事传统几乎完全仰仗西军维系。
王安石变法是神宗朝廷对汉武帝和桑弘羊的蓄意模仿，自始就没有掩饰为开边而聚敛的基本倾向。他的失败与其说由于政策本身的弱点，不如说由于宋人没有战国遗产可以继承。北方的多元君合政体能够结合郡县的汲取机器和蛮族的军事力量，轻易地挫败他的新政。他只能开拓西南夷，给朝廷制造富国强兵的幻觉。湘、沅的酋长曾经长期抵抗马氏政权的绥靖，终于在章惇的经略之下屈服了。南、北江蛮和梅山蛮“画田亩，列乡里”，纳入了编户齐民的范围 [212] 。沈起和刘彝渴望分享章惇的功业，游说王安石将安南纳入开边范围。安南先发制人，企图将战争变成反对变法派的党争。“宋主昏庸，不循圣范；听安石贪邪之计，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资其肥己之谋。盖万民资赋于天，忽落那要离之毒，在上固宜，可悯从前，切莫须言。本职奉国王命，指道北行，欲清妖孽之波涛 [213] 。”这种希望并非没有依据，保守党的确将河湟战争和交趾战争视为新党的罪恶阴谋 [214] 。神宗希望藉此恢复唐代的边界，命令郭逵“依内地列置州县” [215] 。王安石则希望，交趾战争的胜利能震慑西夏 [216] 。然而，瘟疫摧毁了宋军主力 [217] 。郭逵宣称“愿以一身活十余万人命”，断送了汴京君臣的希望 [218] 。结果，交趾没有重蹈南越的覆辙。熙宁朝廷放弃交趾以后，又放弃了利用占城牵制交趾的战略，甚至断绝了占城和海南的贸易。
随着西夏经略的失败和王安石的罢相，开边政策最终破产。元祐党人重新拾起汉儒谴责秦皇汉武的理论，结束了西夏战争。新党在哲宗朝卷土重来，立刻重启经略横山和天都山的战争。哲宗去世，西军和章惇一起失宠。蔡京卷土重来，西军又在童贯的庇护下大显身手。宣和天子“丰亨豫大”的财政扩张主义支持了宋金海上之盟，西军的燕云之役终于招致靖康的大祸。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显然，争论双方都以为宋金战争只是宋夏战争的翻版。西军无论失败还是成功，无非为汴京的党争补充若干论据而已。在漫长的争论中，新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黩武主义互为因果、一体两面，旧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也同样如此。大部分青苗钱没有用于新党信誓旦旦的农村建设，而是挪用填补战争经费。前线从河湟延伸到陕北，每年靡费朝廷五百万贯，四分之三的开销离不开新法的聚敛填补。边境人烟稀少，米价十倍于内地 [219] 。雇佣兵无法战胜蛮族，却比蛮族贵得多。元祐党人能减轻聚敛，却无法平衡预算。归根结底，战争能力取决于民德和民情。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必须面对他们无法改变的历史残局。司马光承认：“耕商之民，不习战斗 [220] 。”在一个失去项王的时代，“尊王攘夷”只能在士大夫团体内部发挥文宣作用。
同样的现实可以引出截然不同的对策，关键在于决策者的价值观。王安石的党羽阳称三代，阴则怀念汉唐功业。他们同样清楚：秦汉民兵是春秋武士的下游，隋唐府兵是北朝部落的后裔。他们因此断定：顺民如果不能战斗，就应该多出钱购买雇佣兵的战斗力。除此之外，朝廷再也没有其他恢复大一统的方法了。他们将所有边界视为权宜之计，不以撕毁条约为耻 [221] 。熙河战争只是未来燕云战争的演习，北伐只是恢复世界帝国的必要步骤。旧党发明了“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也就是准备委婉地抛弃昂贵的大一统，依据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划定天然边界。苏轼嘲笑古老疆界必须恢复的成说，建议他们不妨连唐代的安西都护府也一起恢复。他们承认条约体系的合法性，甚至永久性。他们认为，即使对待夷狄也要诚信。朝廷如果践踏仁政的准则，即使胜利也是犯罪。《资治通鉴》严厉谴责东汉将领段颖屠杀羌人的暴行，热烈赞美唐代党魁牛僧孺归还吐蕃争议领地的信义，经常引起后人的诧异。其实这些意见与其说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念，不如说反映了他在北宋党争当中的立场。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谴责桑弘羊的宋代传人，公然宣称神宗应该承担比敌人更多的战争责任：
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后人不难看出：宋人的最大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国际体系的稳定。她在和平中获益最多，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然而，汴京朝廷已经沦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俘虏。神宗的黩武主义不仅属于新党，也是大一统原则留给士大夫的遗嘱。如果岳飞和韩世忠履行不了卫青和霍去病的使命，那也是因为能够产生卫青和霍去病的民情和季候已经一去不复返。
郭子仪和仆固怀恩的停火协议无异于门阀政治的死刑判决书。关陇勋贵既然丧失了军事职能，就不再成其为阶级，沦为宫廷权贵的遗痕器官，很快淹没在外戚和新贵的蘑菇丛中。关东士族深陷文治主义的价值观，拒绝跟新一轮蛮族合作，宁愿流亡两京或江南，结果破坏了重演封建政治和门阀政治的机会 。唐代后期的旧士族失去了土豪性质，只能依靠朝廷的职位。家传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感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亡殆尽，这是他们相对于科举新人的唯一优势。他们跟先辈相比，犹如影子跟活人相比。李德裕鄙视新人的浮薄，但传统不可能在产生传统的环境毁灭后维持多久。旧人和新人在唐末的大屠杀中同归于尽，前者再也没有复活。
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唐太宗、唐宣宗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终于出现了，虽然其子孙已经无缘享受。不过，某些赵宋宗室产生了相反的不满。“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陋宋之陋在于扁平社会缺乏稳定预期，盛衰沉浮取决于极其细微的因素。表面上看，社会似乎没有面临秦政的武断；实际上看，获得解放的社会散沙正在彼此实施无所不在的武断。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
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 。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 。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
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夫之）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
士绅的保护功能源于他们的乡土共同体，前述的岳飞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相州的大家族，如果个人有才能而缺资金，不难指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但资助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岳飞一旦入朝，就会提携亲族子弟做官。他若有所聚敛，自然会交给家乡的亲族买房置地。他早晚会让出朝廷的位置，告老还乡，依靠亲族安度晚年。他在朝之日，犹如乡土共同体派驻京师的国会议员，有能力为家乡兴利除弊。只要他深得朝廷信任，任何聚敛摊派的政策，甚至用不着他亲自开口就会自动绕开他的家乡，由此造成的缺口肯定会落到没有产生杰出士绅的其他地方头上，仅仅因为后者向朝廷告状的成本更高。他若在朝廷或任所有所聚敛，最后肯定会分润给家乡父老。他经常是朝廷的蠹虫和任所百姓的灾星，却总是家乡父老的恩人和朋友。士绅是宦官的天敌，因为他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宦官是汤因比意义上，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他往往有许多物质财富，但没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注定老死在宫廷，因此他肯定要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只有士绅才能阻止他，保护自己养老的家园。兵戈之际，只有士绅的关系网才能维持自卫队。乡里没有自己的曾国藩或赵景贤，就只能等待赤地千里的下场。没有士绅英雄的乡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注定悲惨的命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资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培养自己派驻朝廷的代理人。
当然，岳氏宗族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的经典模式。靖康之难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驱赶到南方，做起了供应军资的茶叶垄断经营，给渡江贸易的商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留在北方的亲族从历史上消失了。金亡、元亡和黄河的几度决口都造成了当地人口的灭绝，他们幸存的机会不大。即使幸存，也肯定淹没在明太祖强制迁徙的小农海洋内了。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以及兴办水利、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其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
门阀时代的宗教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庇护所，在思想界的地位相当于寒人武夫在政界的地位，集中了平民阶级最佳智力资源和最大希望。晋唐佛法之盛，与此不无关系。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当中，佛经十倍于儒。新儒家对佛教的反击限于士人的小圈子，论哲学的精密和复杂，并不足以比肩印度。灭佛运动时间甚短，地域比北魏的同类迫害更小，不应造成更大的影响。何况，这些打击都没有触及佛教的思想创造力。然而，晚期佛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创造力的衰退。译经的热忱消退，伪造的经文却层出不穷。学派纷争销声匿迹，代之以禅宗的后现代式逃避主义。寺院的组织资源和周围的社会同步退化，终至僧侣等价于走投无路的游民。在这些环环相扣的系统演变中，人才的消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玄奘一流人物如果生在苏轼的时代，很难不成为智力测验的胜利者。慧能及其继承人纵然放弃宗教，科举能力也不会比陈友定一流人物强多少。唯识论对前者的天然吸引力，跟后现代主义对后者的天然吸引力一样自然。佛教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通常等同于僧侣精英在士人精英眼中的地位。禅宗的门徒确乎不大可能赢得谢灵运或梁武帝的智力兴趣，明清的佛寺倒是很有可能引起明太祖或清高宗的邪教动员猜忌。佛教和白莲教之类的民间信仰难以区别，本身就是阶级地位下降的证据。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而这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平民冒险家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岳飞因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胡作非为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作出相反的选择 [207] 。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
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以及兴办水利、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其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
朝廷发现无形态的叛乱比贵族、门阀、士绅的有形态反抗更加难以医治，暴力镇压通常只会加快社会沙漠化和组织癌变的速度，然而为时已晚。吏治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散沙化削弱社会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垂直管理的难度。没有吏治国家就没有朝廷，因此朝廷只能付出应有的代价。流寇主义是吏治国家合乎逻辑的终点，在吏治国家的逻辑内无药可救。文明就是形态和组织的时间－空间孤岛，野蛮就是无形态的汪洋大海。文明产生于无形态的自生秩序，终于被内生的无形态吞噬，陷入比史前时代更残酷的二度野蛮状态。蛮族征服者如果在这时降临，那就是没落文明所能指望的最大幸运。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蛮族是秩序的积累者，而文明是秩序的挥霍者。蛮族征服没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放弃了自发产生独立文明的机会，用自己的积累拯救没落文明。
“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野无遗贤”不仅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反观瑞士诸州和日本诸藩的工匠，家世往往比领主更为悠久，视职业荣誉感胜过生命，仿佛预先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扁平社会的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门阀大族千里长征、化家为国的传奇，已成绝响。积累难而破坏易，宋明以降的社会生态自然每况愈下。散沙社会提前演化产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粗鄙，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力量。
如果民主意味着“王侯将相、文武百官宁有种乎”，地球上就没有比秦政以后的华夏更民主的社会。
“用人唯才”的实际意义是：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似乎可能构成社会凝结核的人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纽带，沦为无根游士。游士毕生和唯一的事业就是投机和寻租，返乡是他们最大的耻辱。一部分游士能够实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 ”的可悲胜利，大部分游士则注定要以腐蚀社会为终身职业。游士有自我复制性和自我毁灭性，通过产生更多游士而加快社会解体的速度。智者和强者背弃了他们身为社会凝结核的天职，蜂拥踏入自杀之路。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智者和强者自外于社会，以发明汲取之术为主业。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游士的社会破坏性仅次于宫廷权贵（外戚和宦官），两者的共治锁定了所在文明的天花板。精英一旦游士化，社会组织进一步分化、复杂化和精致化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消极的耐汲取能力取代积极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构成散沙社会的主要筛选－淘汰标准，使蟑螂和地衣取代熊猫和银杏。
散沙社会倾向于退化、同质化，易于平铺散漫地横向发展。这种社会便于统治，尤其便于简单粗陋地统治。因为简单同质的社会组织普及成本最低。相反，正如晁错所说：如果听任社会分化自然发展，帝国各部分很快就会不适合用同一种体制统治了。波斯帝国就非常清楚：统治几千个雅典人非常困难，统治几百万埃及人非常容易。哥特入侵者非常清楚：罗马帝国的希腊诸行省不堪一击，无异于波斯帝国时代的埃及。埃及人自己非常清楚：他们在州国竞争的五霸七雄时代和法老初期的军国主义时代，根本没有考虑过蛮族入侵的问题。相反，各州为了保持或争取竞争优势，会像雅典和罗马、秦穆公和赵武灵王一样，吞并努比亚和利比亚的蛮族。然而，这些争论意义不大。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季候，所有的季候都会推出自己的弄潮儿。
华夏世界的天命选择了武帝，做秋收时节的最后一位摘果人。他的暴政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遭到同样可怕的反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晚年的忏悔，而在于谋杀死人总比谋杀活人容易。秦始皇给诸夏以致命一击，自己却在项王垂死的报复中同归于尽。汉初布衣君臣是一群谨小慎微的人，机会多而野心小，宁愿选择无所作为，听任尸体慢慢冷却。武帝却是那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革命家，廉价地赢得了谋杀尸体的荣誉。在那些根据战利品数量鉴定军事才能的史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伟大得多。在那些根据死者惨叫声大小给凶手定罪量刑的法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清白得多。
秦始皇的文字狱依据秦律原有的毁谤法，他个人缺乏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反复无常的性情。暴政依靠文法吏的机械性执行，“失期当斩”是煽动家陈胜、吴广的一面之词，得不到秦律考古材料的支持。秦始皇的强制迁徙从当时公认的社会渣滓开始，没有完全丧失商君和先王信任耕战良民的传统。汉武帝的毁谤罪是一位艺术天才创造力的流溢，即使尼禄也难望其项背。秦律、汉律和先王的诏谕，在他都是多余的。他的暴政只有社会工程学的理由，为帝国节省了诬告陷害的成本。他的酷吏不需要文法吏的技术，只需要理解帝国利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即使儒家的经学家也能成为酷吏。酷吏杀人根据指标和期限，法律条文是不必要的。如果死刑犯不够，就把其他犯人加上。如果所有犯人都不够，就把探监的人都加上。汉武帝的强制迁徙直接从六国贵族的残余开始，同时继续打击豪强和游侠。他正确地预见到：诸夏已经在临终病榻上躺了这么久，不大可能产生第二个项王了。
武帝不拘一格地赏拔将才，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其一，名将之盛冠绝汉朝。其二，军事制度空前混乱。他武断而浮滥地运用至高权力，将文人、廷臣、禁卫军、降虏、属国、志愿兵的军官混编拔用，然后同样武断而苛刻地惩罚他们。滥赏滥罚是互为因果的配套政策，不是武帝一时任性或失察所致。所以汲黯进谏，他才会如此从容不迫 [166] 。禁卫军扩充为中垒、屯兵、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后，几乎由朝廷的军队变为武帝的私人军队。除他本人以外，谁都无法指挥外籍兵团。廷臣举荐的卫士大多是积累资历的宫廷侍从，无意担任职业军官。各郡民兵选派的卫士各有乡党、亲族，更不可能永驻长安。胡骑和少量附属胡骑的雇佣兵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常备军。皇帝在他们的保卫下，肆无忌惮地削弱郡、国父老的自卫能力。李广难封、李陵难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志愿军，妄图延续韩信、彭越的危险传统。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的反面涵义就是：高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冒险家团体应该早点认命。任何企图讨好宫廷的统帅都会发现：借敌人之手消灭志愿军，乃是取悦圣上的不二法门。
武帝的征发、屯田、盐铁、均输政策汲取郡、国人力、财力，不仅超过了商君耕、战动员体系和齐人垄断贸易体系的总和，而且极不公正地将压力集中在自费勤王的王畿良民阶级头上。诸侯各国同样沿袭战国民兵体制，但民兵的戍卫范围仅限于本国。因此，王畿居民羡慕各国人。汉律则将东方各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对他们严加限制。朝廷极力寻找借口，侵吞各诸侯的领地，从而占有他们积蓄的民力物力。主父偃一类游士之所以飞黄腾达，就是为了替朝廷担负罪名，将他的祖国变成朝廷直辖的齐郡。良民远戍京师或边境，无异于倾家荡产。他留在家乡的亲族丧失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必须忍受国家垄断企业的额外盘剥。盘剥所得主要用于支付日益扩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兵开支，蛮族在后者当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三晋、秦人习惯的免役优待在耕战社会颇足为羡，在齐人发明的垄断贸易体制内实属得不偿失。从军在封建社会是荣誉的标志，在军国主义社会是良民的标志，在世界帝国是噩运的标志。他们如果就近叛乱，生存机会反而大于勤王。武帝朝“海内人口减半”，部分原因就在于有籍良民沦为无籍盗贼。
这种局面如果出现在汉初，肯定会引起朝廷的颠覆，但社会散沙化的长期政策已经收到成效，项王、田横、朱家、郭解之类潜在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叛乱者只能形成无形态的众多小股盗匪，不能形成有形态有组织的复国主义军队。武帝及其酷吏在这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他们如果没有消灭陇西李氏这样的豪强势力，现在就会面临比盗匪可怕得多的敌人。他们如果接受贤臣或儒臣自以为是的仁政主张，现在肯定难逃惩罚。事实上，武帝的政治逻辑是完全自洽的。汉初反秦儒生的逻辑同样完全自洽，武帝以后的机会主义儒士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反对皇帝的暴政，却不反对世界帝国，然而暴政正是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手段，他们自己执政以后也面临同样的必要性。先儒设计的仁政以封建小邦为必要条件，这样的小邦根本容不下安置汉儒所必需的大批官僚职位。
匈奴、朝鲜、南越、大宛的战役将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应募罪人送进了雇佣兵的行伍 。此后，帝国再也离不开他们的服役。良民士兵发现勤王戍边和犯罪受罚没有区别，参军愿望和战斗力自然日益退化。良民越是逃避兵役，帝国越有必要降低雇佣兵的标准。这些谪兵甚至奴兵的可怕名词进入历史，预示了世界帝国的宿命 。顺民首先感到：与其供养这些不可救药的流氓无产者，不如供养赵信这样的降虏和浑邪王这样的属国；最后就会感到：朝廷用他们的钱供养蛮族武士，并不比蛮族武士直接组织向他们要钱的朝廷好多少。良民到顺民、民兵到佣兵的逻辑穷尽其内在可能性，还需要数百年时间，但基本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光武帝废除了各郡民兵，给精疲力竭的农村以喘息的机会。窦宪以南匈奴和属国的武力绝漠，实现了毁灭北匈奴的历史性胜利。曹公将乌丸、匈奴余部内迁，获得威震华夏的天下名骑。司马氏和蜀汉竞争性内迁氐羌部落，充实残破的关陇。晋武帝废州兵，诸王竞相以内迁的匈奴、鲜卑为选锋。每一次新的改革都会减轻顺民的部分负担，引起他们由衷的感激，最后将他们引到永嘉之乱的悬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