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近期的一系列政策都在释放同样的信号，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这个信号就是随着习近平的权威因输出伤害释放恐惧而持续加强，整个中共国家机器都在进一步失能失序。
苏州事件和各级政府、宣传部门对此事件的后续应对，无疑是不利于“搞好与欧美日韩的外交关系”这个大局的。
纵容仇日仇美言论泛滥， 更与“向多国开放免签”之举背道而驰。
但为什么完全有能力全面控制网络言论的中共有关部门，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没有象封杀新闻一样封杀一切相关评论，包括极有可能激发负面后果的仇日评论？
因为他们不敢。
因为中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于可能在政治上被视为“表态”的一切举动，现在都在等习近平“亲自指挥”。
但习近平肯定没有精力在每件小事上都发号施令。
官员们对政治风险的恐惧，正令瘫痪症状从核心决策层向国家机器的更低层级、更广泛区域蔓延。
在一个领袖“高深莫测”，治大国如烙大饼，又不断把事情变糟的责任推给下属，不定期进行随机整肃的工作环境里，对各级官吏相对保险的做法，是只要没有接到新的指令，就循旧例行事。
是“绝不自作主张”。
这种心态体现在政治上，就形成了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的“宁左勿右”。
表现在宣传领域，则呈现为对仇美仇日言论的纵容。
这种纵容，只有一个人能“喊停”。
但他不但不会喊停，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最近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现任总理李强关于中共国经济要“固本培元”的讲话。
所谓的“固本培元”、“不下猛药”，无非是对“无所作为”的粉饰和辩白。
在中共官僚系统中，曾任习近平大秘，如今又被放到总理这个重要职位上的李强，无疑是最了解习近平心思的人。
作为揣摩习近平心意的“专家”，李强说的话，必定是习近平想说、想听的话。
虽然“不能下猛药”这一句遭到了全网“河蟹”，但李强对习近平准备推出的经济政策的预判，也就是对接下来中央将继续“无所作为”的预判，大概率是准确的。
中央将无所作为。
习近平将继续不对下属给予清晰指令，只提要求，不说具体做法。
而他的下属们，则会在没有接到清晰明确新指令前，抱着过去得到的指令，沿用过去惯用的做法，以“循规蹈矩”为护官符。
战狼外交官会继续战狼，不是因为中央下达了“要战狼”的指令，是因为没有收到“不要做战狼”的新指令。
倒查税务问题、搜刮改开期间致富者的财富、增加非税收入等做法会继续，不是因为中央下达了“要倒查”的指令，是因为中央没有下达“停下”的新指令。
香港港共政府会继续加强对民间抗争者的迫害，会继续破坏这个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残存的声誉，因为以李家超等人的级别，他们更没有获得习近平关注，收到新指令的资格。
随着习近平权威的加强，随着习近平制造的恐惧的加深，中共国家机器内部对习近平“亲自指挥”的依赖性正在加重。
但习近平一个人，不可能在“亲自指挥”上面面俱到。
于是，在中共国家机器内部，在“有幸”能得到“亲自指挥”的官员和部门，与不幸拿不到习近平亲口发出的新指令因此只能以“循旧例”为护官符的官员与部门之间，会发生行动上的难以协调。
丧失内部协调性的机器，才会呈现出连外人都看得出的自相矛盾，会左脚绊右脚。
另一方面，在习近平的无所作为下，中共的财政危机正不断深化。
而财政危机的深化，会激化中共内部的资源争夺，会削弱中共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能力，也会让中共各级官员们在“宁左勿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
按中医理论，正儿八经的“固本培元”，是通过“进补”和减少消耗来恢复整个机体的活力。
但按习近平的算法，谁是本？谁是元？
习近平自己就是中共的本，他这个人，就是中共的元。
习近平的“固本培元”，只能被解读为把一切资源都聚敛到习近平身边，把中共残存的力量都集中进来，供习近平一人调动使用——这就意味着在存量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势下，只有那些“有幸”能得到习近平“亲自指挥”的官员和部门，才有机会获得由习近平聚敛和分派的资源。
而那些正试图拿循规蹈矩当护官符，已不能及时接到新“最高指示”的官员和部门，在资源分配的排序中正在被推后。
没有资源，何来力量？
随着中共财政危机的持续深化和中共中央的无所作为，随着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加强和个人无法对国家机器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事实逐渐暴露，习近平正在中共内部制造一场以他本人为中心，以资源分配为导向的“割裂”。
在这场割裂中被切割，被置于外围的那些人，很明显会成为弃子。
即使他们“宁左勿右”，谨言慎行，也挽救不了在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势下被核心圈子当成牺牲品的必然命运。
而“宁左勿右”这条路的尽头，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是血淋淋的相互撕咬。
中共国政坛正在分裂，分裂成由“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和“即将成为弃子的各级官僚”两大派别组成的对立阵营。
这台国家机器会由内部开始崩解。
因为“圈子”和“弃子”是无法同舟共济，让政权渡过这次危机的。 nostr:nevent1qqsvc3j34xuvhlq78a9t8svyz6mh07yyee5rltl9rjvc9u3efzuwr8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eq2e7m
在中共国下一波“加速”中会死得最惨的是哪种人？
是还在幻想和习近平讲道理的人。
这就是我对形势的预判。
哪些人是“还在幻想和习近平讲道理的人”？
我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择善固执，还在试图把中共决策思路掰回改开“正轨”的人，而是那些自矜于智识，以为自己能因揣摩上意成功而避免被整肃的人。
因为习近平其实并不是一个由逻辑思维主导其决策的人。
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特权拥有者，有权，任性。
而且因任性而有权。
纨绔的权威不是靠自身能力建立的，是靠恐惧建立的，除了“出身”是其权势的根本来源之外，人们之所以会害怕各种纨袴，从在《水浒》中怕高衙内到在现实中怕孙小果，是因为纨袴会随机输出伤害。
注意，是随机输出伤害，不是只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输出伤害。
太依赖逻辑思维的下属们，很容易在分析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整肃、以反腐为名展开的清洗、对军队体系的反复折腾时，钻进牛角尖，误以为习近平在整一个人或一批人时，肯定是有依据，或者别有什么深意的。
这会让他们把自己套进一个思维陷阱。
就是高估习近平的权谋，并一心一意想通过理解习近平整肃各部清洗各派的思路来找到自保的稳妥方式。
就是在与一个实际上靠直觉行事，靠滥权随机整肃来营造“高深莫测”幻觉的人进行理性博弈。
于是秀才遇上兵。
你们要试着代入习近平的视角看看自己。
在习近平眼中，谁不可疑？谁都可疑。谁不该整？谁都该整。他想抓谁的小辫子抓不到？你们谁在改开期间向上攀爬过程里一清二白没有可以被“反腐”的地方？你们谁一生谨言慎行，在习近平上台前没有说过如今政治风向急转之后的标准挑得出毛病的话？
在私下里，你们谁又能交出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没在私底下跟任何人聊过“小话”，抱怨过习近平的证据？凡是与外国政要见过面的，谁又能在“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欲加之罪面前自证清白？
自从登上那个高踞百官万民之上的位置，习近平就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
他和毛泽东一样，必须让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为此，就象毛泽东一样，他必须输出伤害。
在准备输出伤害时，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在每次输出伤害时都先找到理据，甚至更仔细一点，找到对方确实“做了什么”的切实证据，把整肃限制在合情合理的有限范围之内。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自己显得奖惩分明，让下属们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在划出的安全的区域内敢放胆做事。
坏处是什么？是整肃的标准太清晰，那些依据标准核对过自己言行，感到问心无愧的人，就会“不怕你”。
另一个选择，就是在输出伤害时不讲究理据，每隔一段时间在“可疑人群”里随机整一个，边整边找理据，反正只要自己想整，手下人总能帮着“补充侦查”出一批证据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每个下属都摸不透自己的想法，战战兢兢，是能在下属中最大限度制造恐惧氛围。是让每个下属都把“揣摩上意”当成第一要务，注意力全被“找出被整规律”这件事吸引。
也是让自己在无人可信、无人可用的情势下，不需要依赖秘密调查机构的汇报，不需要等到“查有实据”才抓人，整肃频率不受“东厂”工作效率的限制。
习近平很明显选了第二项。
他在随机杀人。
这是一个智识有限、对下属信任度有限的伤害链链主能为自己找到的最佳策略。
这才是习近平真正的“权谋”。
事实上这也是毛泽东曾用过的权谋手段。
在他那个位置上，他就得不断的整人，整对了还是整错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整。每次整肃都能增强下属的恐惧，每次整肃都能让下属思考“那个人做错了什么”，都能加强下属的自我审查倾向，让下属自觉自发向“做X主席的好学生”、“做让X主席放心的好奴才”方向靠拢。
当习近平进入这种行为模式的时候，最危险的人，就是离他太近，又对自己“揣摩上意”的能力太自信的人。
就是相信自己能赚到最后一个铜板的人。
因为习近平的随机整肃正是为此类人物而设，正是为自以为已经获得了他的信任，可以稍微多说一点、多做一点的人而设。
在习近平身边，没有“安全区”。
现在，我在对你说破习近平的真实心态。
因为我希望你明白，习近平并不是“无所不知”。正好相反，他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谁也不相信，他对每个下属的汇报，对一切的消息来源，都心存怀疑。
就算有人向他汇报说你正在造反，他也只能将信将疑。
因为他根本无法判断向他汇报的人是不是别有私心。
从组织的角度看，习近平正处于一个极为脆弱的状态，他让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反过来，他也在害怕每个人。面对不可信任的亿万民众、千万官员、无数下属，他只有一个人，一双眼，他甚至没有亲自到互联网上核查一件小事的真相的技术能力。
无论你做什么，他实际上都没法知道。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能让已经走到他身边的你获益最大的做法，是干掉习近平，而不是堕入思维陷阱，苦苦谋求他的信任，成为下一次被“随机”掉的人。
日本是需要仔细考虑怎样应对中共帝国进入自身崩溃危机后的混乱了。
苏州事件只是个开始。
随着中共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随着饱受仇恨教育洗脑宣传的底层一波波被驱赶到文明的边缘，激活杀性，随着无差别暴力事件频发，还留在中共国境内的日本人，尤其妇孺，显然会被当成“靶子”。
虽然总有一些善良的人会在危急关头向无辜妇孺伸出援手，就象这次苏州事件中不幸身受重伤的女职员。
但日本政客们若此时不去为身在沦陷区的国民们“做点什么”，是不合适的。
同样不合适的，是不以务实的态度去考虑日本该怎样面对沦陷区的将来，怎样应对中共帝国的崩溃，和帝国崩溃后日本“该怎么办”。
崩溃，是中共这个庞大腐朽帝国无可避免的结局。覆灭，是东亚历代皇朝都不曾避免过的命运。
朝代更替期间的割据分治，也是邻近中华沦陷区的日本曾多次见证过的历史。
趋势很明显。
日本将在不久后看到一个经济衰败、失业者遍地、公共设施损坏后不再维修、民间充满戾气治安日益混乱的中共帝国。
一个大号的下岗时期的东北。
日本国民则将在这个时期，成为仇日宣传欲捏的“软柿子”。
中共在维稳资源日益不足的时刻，会进入“节能模式”，把相对缺少防御能力的攻击对象当成可资利用的工具，把仇恨宣传打造成另类的“奶头乐”。
仇美、仇日宣传的目的，是让底层把承受的压力，把对现实的不满，归结为“一切责任都在美帝”、“一切困难都是外国造成的”，让民间的负面情绪模糊焦点，无法指向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这是中共玩惯的把戏。
只要中共不亡，它会一直玩这套把戏。
而日本，作为地理上邻近，经济上具明显优势，历史上结过仇怨的国家，一个今天已经成功摆脱了伤害链逻辑，却因曾同样长时间浸泡于伤害链逻辑格外“懂中国”的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友，既是中共玩这套把戏时最合手的“道具”，也是最有理由和条件破除中共这套把戏的国家。
日本应该意识到中共宣传部门利用日本的存在激发民间仇恨的意图，也应该提前为保护日本国民做应对工作。
日本应该去调查中共在抖音、微博、微信上释放的仇日情绪，应该主动去调查在底层社会里“想攻击日本人”的意愿有多强，并据此向身在中共国境内的国民发出预警，准备应急预案和救援通道。
日本还应该帮助美国意识到中共这套把戏，并协助美国为保护其公民的人身安全准备方案。
仇日不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虽然在具体案件上看起来如此。但实际上，仇日宣传和对民间仇恨言论的纵容、利用，一直是中共帝国的国家行为。
对国家行为，需要国家级的应对。
因为在今天，针对日本妇孺的暴力攻击还可以算“零星”、“偶发”的个人行动。但在未来，在中共以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为借口，在中共自身的财政需要驱动下，对在华日企施以种种不合理待遇，恐怕会是政府行为。
能悍然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习近平，这种事他做得出来。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和认知。
而以中共惯用的手段，所有的操作都可以被包装成“地方官员个人行为”、“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在让日企无力抗拒的同时，让日本政府无法循公开正规途径加以反制。
日本政府需要意识到在混乱时期挺身而出与中共展开博弈的责任。
而这场博弈甚至不可能以中共帝国的崩溃为终局。
因为当中共的仇恨教育洗脑宣传被烙入亿万底层心中，当中共帝国崩溃后，在留下一团混乱也留下一股盲目燃烧的仇恨之火时，日本不能袖手旁观。
日本需要更积极、更主动的促成局势向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日本需要在中共帝国覆灭，中共中央政权丧失全局掌控力，各地进入事实上的割据分治局面时，准备好迎接新欧洲的诞生，准备好给予包括台湾、西藏、上海等新兴国家的外交承认。
以求一劳永逸，再也不必被一个强大的邻国当成仇恨教育中的“故事主角”，不必在洗脑宣传里被迫扮演“工具人”。
文明，才能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平共处，才能让国与国之间保持和平共处。
中共不能与别国、中共训导出的奴民不能与别国公民保持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远离文明。
所以日本需要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国民的安全，在时机恰当时促成中华沦陷区走向文明。
以承认独立公投结果的方式，以和新兴独立国家建交的方式，以促成新欧洲的诞生，尊重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民众独立建国完成民主转型的意愿的方式。
也以此回应苏州事件，回应由中共蓄意激发的对日本妇孺的砍杀。
这种极端慢速网络下的线上合作工作模式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在“人脑智联网”中实际上很常见，只是大部分人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过问题。
在极端慢速网络里，A点和B点之间的信息流动既迟缓又容易丢失信息。
这就象两个极其不擅长表达和倾听的人被迫进行合作时，一个说半天说不清楚，一个听半天听不明白。
然后这两个人要怎么协同解决问题呢？
通常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两个人可以通过“提前下载同一个故事”，或者说因接受同样的教育，具备同样的文化背景，持有大致相同的“人生剧本”，各自扮演好自己在剧本中的角色，通过“分别玩好自己的单机版游戏”，来减少对即时交互的需求，实现近似于网络游戏的协作效果。
比如说两个人分别对同一个Boss疯狂输出，虽然相互没有策应，战斗效果不如分工合作的网游战队，但伤害总是累计的。
在缺乏沟通交流的家庭成员之间，“各忙各的”，每个人都十分辛苦，得不到家人的鼓励、安慰、倾听，就是把“网游”玩成了“单机”。
在这样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又往往会依自己对“剧本”的理解，在比较了“剧本要求”和自己观察到的家人表现后，对家人产生种种不满。
丈夫埋怨妻子，妻子埋怨丈夫，父母不满意孩子，孩子不满意父母。
每个人都感到其他人没有“扮演好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辛苦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对方的失职，是因为对方的“不成熟”、“缺乏责任感”。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们作为人脑智联网络的“网速”不行。
是你们遇到困难无法迅速完成沟通，展开协作，打好配合，是你们就象极端慢速网络下的网游玩家一样，只能依靠猜想和估计向“可能的共同目标”疯狂输出，是否帮上了对方全凭运气。
是肉身虽然同在，但在精神空间里，你们没能抵达同一个场景，在智联网络中，你们没能“同时在线”。
多人合作场景下的协作效率问题，本质上，就是人脑智联网络中的网速问题。
虽然我在上面仅举了“家庭”这个例子，但聪明的读者们当然能想到在工作场合这理论同样成立。
一起工作的同事之间也常常是需要配合的，企业内部、部门内部经常需要开会，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了让智联网络中的大脑们有时间完成本地信息的“上传”和局域网信息的“下载”。
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技术细节的丰富、操作工序的增加，智联网络本身向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对每个节点，也就是人类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网速”的需求也在增加。
科技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生产生活方式的复杂化对在更简单时代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人们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种古早低配电脑被强行要求安装最新操作系统、运行最新版应用程序的压力。
所谓“终身学习”，就是要我们终身“下载更新程序”。
而对“网速慢”的人来说，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下载”也是不够的，何况你的网络带宽总得留一点给家人朋友，给你的情感需求。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里常见的社会问题，包括家庭中的沟通问题，工作场景中的“管理学问题”，个人的情感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其实都可以由“人类是由人脑组成的智联网络”这一观察角度出发，在对电脑网络各种故障现象中找到类似场景。
电脑，至少在功能上，是人脑的摹本。
因特网同样至少在功能上是人类社交网络的摹本。
用于解决电脑故障、网络故障的工作思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借鉴。
对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细说，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加以深入。在教育方面，在常识方面，在把一个“故事”看成一个“信息包”方面，在把文化背景视为“预装系统”方面，在思考如何增加个人的“带宽”，如何提高社会的“网速”方面……
但暂时就点到为止吧。
希望未来，我能有大把时间，专注于研究这些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议题。
现代政治制度的精要，就是让社会能完成对政府的“管理”。
这不仅是即将步入新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也一样，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一直在提防政府的失控。
但随着科技进步，随着武器日益精良，政府掌握的有组织武装力量相对于民间社会潜藏的反抗能力， 优势是越来越大了。
热兵器时代，“揭竿而起”的成功希望近乎于零，菜刀再闹不成革命，虽然暴君仍然对民间抗争极为忌惮，但真正能对暴君的权位和人身安全造成实质威胁的人不在民间，不在物理距离遥远且并不掌握武力的人群里。
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想循“发动群众”的旧路推翻暴君夺取政权是极为艰难的，且极有可能是白白消耗了潜藏的有生力量。一个暴君一旦取得了政权，掌握了相对于民间反对者远为强大的有组织武装力量，民众再想由下至上的建立起一套制衡机制，就希望渺茫。所以，为民众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制衡”就需要成为制度设计者最优先的考量。
从个人角度，我相信王丹、魏京生、王军涛这几位就算当了民主中国总统也不会突然变成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蛋，我相信他们在终于有机会面对纵欲滥权诱惑时，都会竭力对抗，都会避免让自己半生清名被毁于“上台后”。
但如果一个政权的“不腐败”需要靠领导核心的个人意志、道德品质来维持，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失败的。
在美国立国之初，宪法对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选举制度中的许多细节，民众的持枪权，都是制度设计者预留的制衡。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是试图通过“给民间留下足够抗争资源”来维系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的。
这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力量远远算不上强大，而民间社会维权意识和能力的发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在今天，在与美国建国之初迥然有异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条件下，在民间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不能仅因宪法赋予了制衡权利就在事实上承担起制衡任务的情况下，照抄美国当年的制度设计是不行的。
在全球各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有太多想照抄美国制度却失败的先例了。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也是我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着重考虑的。
当我设计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想的虽然是整个中华沦陷区，我真正的落足点却只是上海。
作为一个受过“欧风”熏染的城市，上海虽然有相对于沦陷区其他省份、城市更深厚的法治观念传统，但毕竟久在中共治下，当民意与政府意志发生冲突时，民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虽然在中共国算“天花板”，和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却只能算“地板”。中共“清零”期间上海市民被迫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据。
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单纯依靠上海民间现在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制衡上海政府，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构想。
上海政府需要被更多力量监管和制衡。
所以，通过新欧洲方案，上海会尝试借助几个方面的力量。
第一，就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
当上海主动承接“做民主桥头堡”历史使命时，上海就是主动将自己放到了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影响力监管之下。
而当上海决定恢复“华洋共治”模式时，当上海政府中至少部分核心成员需要考虑离职后在其母国的政治声誉时，“纵容上海政府变成一个腐败滥权的机构”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就是周边其他新兴国家的力量。
当新欧洲成为一个由新兴民主国家集群构成的“东亚国际社会”，新兴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就会构成让上海政府保持理性的外部压力。
长三角不是只有一个上海。
在百废俱兴，大家都急着恢复经济填补债务天坑之际，你不珍惜人才，别人会，你不珍惜企业，别人会，你不好好打造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别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正适合未来上海的掌权者们，即使他们可以不顾上海民众的意愿肆意行事，在群雄环伺之下，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
第三，我会借用“统派”的力量。
在中共国长年宣传洗脑下，许多人都把“反分裂”当成了最符合道德的政治正确。思维惯性会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对各新兴独立国家的批评态度，而在一个事实上分裂分治的中华沦陷区里，他们当然会有容身之所，会有发出声音的空间，甚至会有许多附和者。
他们将是生活在上海共和国境内境外的“永远的反对派”。他们会一直紧盯着上海政府的一举一动，以寻求嘲讽、贬低独派，宣扬大一统主张的依据。
第四，我会寻求全世界社科学界的力量。
在我的方案中，上海制度设计的细节不会是由我个人完成的。这个重要的任务，会面向全球招标，会通过募捐设立奖项，被设为全球社科学界专业人士的研究目标。
新欧洲方案会寻求全球所有社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而且这不仅在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为上海的政治制度做设计、做修正的“权利”不会仅限于上海公民，它面向全球，永远开放。
在各个方案中进行选择，最终拍板执行的权力，才是上海选民们独有的。
有了这四重助力的“保驾护航”，我相信，上海民间社会的维权能力是可以从稚嫩到成熟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作为一个首先成熟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上海也就会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沦陷区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定海神针”，促成新欧洲的共同发展。 nostr:nevent1qqs9fgylm4ndu6g4wwjxrewdpgj7ercwcafa403u0ry4pc7r62yetn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dayvm5
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是“元问题”，是“不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
最容易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出问题的人是谁？
是手握权力，本该去回应民众要求、社会需求，解决问题的那些人。
一旦手握权力的人不愿去“解决问题”， 掉头把力气用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上，这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会“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合法渠道就等于被堵死了，这个时候，民众如果还要试图去解决问题，就得先解决手握权力的“拦路虎”。
因为政府本身成了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最容易成问题的，最容易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的，恰恰是政府本身，是政府背离自身成立的初衷，背叛自己按现代政治伦理本应忠于的选民，是民主政府在扩权冲动下逐渐摆脱各种制衡机制放纵自己走向失控，也是专制国家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定的主意——让特权成为自己的立身之阶，让不受监管不受制约的权力成为让伤害链系统上层团结起来的理由。
要治理一个国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你最大的敌人，是政府本身扩张其权力的冲动，是政府的“失控”。
当年由六四青年高举的旗帜，“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所反的正是政府的失控，是政府相对于人民利益的失控，实际上，也是政府各级官僚相对于最高统治者利益的失控。
对统治者，哪怕是专制统治者来说，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府是什么样的？
是忠实服从自己的指令，毫无私心私利，能高效完成自己指令的执行机构。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的政治状态，符不符合邓小平本人的利益？
不符合！
即使对专制统治者来说，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可以肆意贪污也就够了，那个人当然是他自己。
对邓小平来说，中国只有一个贪官，一个名叫邓小平的大贪官，其他人清廉如水，忠心不二，才最符合他的利益。
可他做不到。
在人们以为“六四”已经成为影响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之时，邓小平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民间，并不在青年学生们的口号里。
他最大的危机从来都是官场的失控，是政府的失控，而不是社会的失控。
遍地“官倒”、人人腐败、特权泛滥，就是国家机器本身失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接受了各级官僚的控制，却背叛了它理论上的主人，权力核心的最高决策者的表现。
35年前那一场以流血为终的战斗，发生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战斗，是一场“特权故事”与“奋斗故事”的对决。
也是一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在面对特权故事的支持者们，和奋斗故事的支持者们时，基于自己对特权故事的偏好，做出的错误抉择。
他把当时局势正逐渐走向的失控，错误判断成了“社会失控”，而不是“官场失控”。
所以他的应对，是通过镇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通过回应民众呼声展开反腐去加强决策核心对各级政府大小官僚的控制。
他是心知肚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已无法考证。
但镇压的后果，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对政府的控制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从那一年开始，理想幻灭、贪腐横行，成为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诅咒，从那一年开始，中共政权的道德形象直落谷底，各级官僚肆意滥权成为常态，中央在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中并未占得理论上应有的上风，甚至一度招来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调侃。
别以为掌握了政权你就掌握了一切。
别以为握住了方向盘你就能让这辆车随你心意开去任何地方。
实现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让一个由无数具体的人，有私心杂念，有各种想法，对你发出的指令会作有意无意曲解误读的人组成的“机器”，象真正的机器那样“听话”，远比你想象中难。
而这份难，正是想要完成治理国家这种政治任务的人首先需要克服的难。
怎么办？
即使你成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总统，成为了主席甚至皇帝，怎样才能让理论上应该服从你的国家机器，让整个官僚系统接受你的控制？
制衡。
你需要学会制衡。
不要以为“三权分立”是你的敌人，不要以为国内外的异议者、反对党是你的敌人。
因为想实现你的统治，推行你的政令，你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官僚系统的约束，是建立种种制衡、监管、约束机制，防止政府失控。
因为身为统治者，身为无数人谄媚逢迎的对象，你很容易有“臣属奴才们绝不敢背叛朕”的幻觉，很容易忽略政府失控的危险讯号。高踞龙椅之上的你，很容易成为帮各级贪官“擦屁股”的背锅侠。
当你误以为失控的是民众，你就会不断派出军队血腥镇压，四处灭火，却浇不熄沸腾的民怨，最终让自己身败名裂。
现代政治的制衡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众。
它约束的是政府，是一切可能因政府失控受伤害的人。
它本质上，是“政府管理学”。
这是想要参与中华沦陷区建设工作的人们需要立即补上的一课。
而在中华沦陷区即将出现的复杂局势中，针对新政府的制衡机制，更要精心设计，并加上多重保险。
在我的“新欧洲方案”中，是包含着相关设计的。
但我希望看到更多人对这个绝不能忽略的问题提出想法。
或者，赶紧开始思考。
@wangdan1989 @ZhouFengSuo @firstview_salon
这场讨论我正巧没时间参加，但对这个议题，我不是没有想法。
在我看来，曾经的六四参与者和可以被称为“泛参与者”的大众，那些参与过纪念活动的人们，在远处参加过声援活动的人们，都是曾真情实感关心过六四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议题，曾和当年血洒长街的死难者们同样追问过“怎么办”的人。
这个问题，当年责无旁贷本应回答的中共拒绝了，不但拒绝，中共还用坦克、机枪，“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
35年过去了，当年的青葱少年已入知天命之年，当年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已埋骨异乡。
可那个问题还在。
即使中共帝国的统治将在以经济危机为首的多重危机重压下轰然崩塌，即使人们终于有了机会“重头开始”，那个问题也还在，长街血泊中的追问，不能没有回声。
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防止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需要怎样做，才能防止在一个伤害链系统崩溃后重建起的是另一个基于对特权的维护运转的社会治理体系？
答案看似简单，民主、法治。
但在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政治体制建设，谈何容易。
“怎么办？”
这个问题，共产党当年没有回答，后来也多次错过了回答的机会，时光荏苒，如今，是该轮到当年提问的人，六四的幸存者们来试着给出答案了。
虽然当年的参与者是有权选择置身事外的，但我想，你们不会愿意在终于有机会参与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建设大潮时，选择做局外人。
所以，现实需要你们试着对“中华沦陷区将如何实现民主转型”这个议题，给出你们多年思考后的答案，在制度建设目标和流程方面，给出具体的回答。
你们需要在有机会成为建设者时，用建设成果来回答历史的追问，用亲手建设一个能避免特权再次凌驾于群氓之上的政治制度，来安抚昔日战友的灵魂。
而要做到这一点，提出具体的“反特权”办法，是核心。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谁是你们的敌人？在旧帝国的特权阶层丧失地位之后，谁是最有可能成为新特权阶层的人？
其实是你们自己。
也是每个因参与政治制度建设难免要染指权力的人，是在中共国的特权传统中深受熏染，并没有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有在成熟的民主法治制度下的工作经验的人。
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它留下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并不会就此消失。
那个债务天坑，那些中共遗留下的对民间福利需求的亏欠，会持续吞噬所有试图恢复经济运转的人投放的资源。
中共积压下的社会矛盾会在它崩溃后继续爆发，而“治乱世用重典”将成为你们面前最甜美的诱惑，诱惑你们以“事急从权”为借口，用“人治”而不是“法治”解决问题。
这是对你们最危险的时刻。
我并不怀疑你们的人品，不论中共怎样污蔑抹黑，虽然你们当然也是肉体凡胎，各有私心杂念，但要论品行和原则性，我想你们绝不输于任何在中共执政时期取得过一定政绩的官员。
但我担忧你们经不住诱惑。
不是经不住私心杂念的诱惑，是经不住“牺牲我一个能幸福多数人”的诱惑，是为解民众的燃眉之急，不循应有流程，“特事特办”匆忙决策的诱惑。
那是一片有着深厚腐败传统的土地，无数习惯了权力寻租操作的旧时代官僚和旧时代商人，要“吃掉”缺乏政治经验的你们，根本不用吐骨头。
那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对缺乏治理经验的你们来说，绝对是太大了，即使你们曾有治理一个县、一个市的政治经验，要管理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政治体系，也将举步维艰——何况你们中的多数人连一个区、一个街道都不曾管理过。
当我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思考过了要全面“接盘”，代替中共去做沦陷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困难，仔细想过了以目前海外民运中最知名的数人的政治经验，能否担任好“新中国总统”或“新中华联邦总统”的职务。
我并不认为“能力”是最大的障碍，虽然曾有人据海外民运多年来取得的成果推测一些人“做事能力”不行。但懂用人的人能把团队的力量化为自己的力量。
但“经验”呢？“意识”呢？
独派甘为民众的备胎，但我们也有信心成为历史的正选。
因为依照自身的治理能力去预设治理范围，按可用资源的多少去规划工作目标，在提出战略设想后专心承担自己选定的政治角色，这样务实的思路，目前只有独派才有。
我希望你们也有。
我希望你们在中共崩溃之际站出来，提出你们的治国方略，提出你们对“如何建设法治”的具体办法，提出你们对如何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中共遗留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看法。
不要说什么“革命成功了我就归隐”。不要把打造民主法治制度环境的任务甩给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别人。
不要把好容易等到历史契机的沦陷区亿万民众扔给显然会试着乘时而起重建特权体系争当伤害链链主的旧帝国官僚。
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要独派的方案，不想要“新欧洲”，你想要的是什么，将由谁建设，如何建设。
这个世界的奥秘说白了也简单：
资源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模式是怎样，趋势就会怎样。
当中共国和美国的资源分别流向各自“该去的地方”，当中共国的行为模式和美国的行为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确定性，未来就会十分清晰。
美国正在备战，在尝试应对来自中共国的安全威胁，在尝试恢复自己的安全感， 为此不惜工本。——当然，美国有理由不惜工本，为守护美国的安全，为维护世上财富创造能力最强的生产者群体的生产环境砸下重金，这是值得的。
但随着双方僵持时间的延长，“砸钱备战”的附带效应，将是美国在“应对中共国”这件事上积存起大量资源，以我们对双方行为模式的了解，我们知道，到这些资源有机会投入使用的时候，它们的量，很可能过于所需。
击败中共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资源。以习近平的资源分配习惯，武器最精良的只会是他不会被派上前线的亲卫，反正他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人民”，是“奸臣刁奴”。
但美国这些为“应对中共威胁”准备的军事力量、专家团队，并不会因为中共在实战中被证明不堪一击就自动消失。
于是它们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中共帝国崩溃后，美国把自家国安工作目标从“应对中共威胁”转到“防止中共死灰复燃”的资本。
是的，美国有孤立主义的传统，美国人不喜欢打仗，重视生命的价值，只要能避免战争，美国人就想避免战争。
但正因为厌战，美国人才会不惜工本的备战，好用足够的战争资源储备去震慑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也正因为厌战，美国人会愿意把已经准备好却没用上的战争资源花在“防止未来的战争威胁”上，也就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在中共国制造的安全威胁暂时消失后，把这笔钱、这些人力物力，用在促成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上。
他们会愿意。
资源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当美国的军事资源被不断积存在国家安全领域，在“应对中共威胁”上，并在后期自然而然流向“促成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这个项目，它就会成为一股促成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的强大推力。
这，会是一笔沦陷区各新兴独立国家可以借用的政治资本。
而在中共这一边，在习近平极力聚敛财富，将资源从民间、官场搜刮到自己手中的同时，由于他的庸碌无能和他只懂“特权”的价值观，他显然会专注于把对各级官吏生杀予夺的权柄抓牢在手中。
为了自保，阳奉阴违的臣子们则会想方设法把中共掌握着的真正有价值的资源，把硬通货，层层克扣，分流到自己手里。
中共的行为模式，会让统治阶层在危机深化过程中自发进行资源分散，分散成各级官吏应对个人危机的“小金库”，分散成各路“奸臣”、“刁奴”们用来应对暴君威胁的保命资产。
而这些资产，会用于维护持有者的利益。
会在中共帝国崩溃后，被纷纷倒戈的中共各级官吏们当成向新政权新秩序奉上的“投名状”，被较有雄心的旧官僚当成割据自保的资本，被较为清醒理智的旧官僚们当成协助背靠美国的新兴独立国家政权建设法治环境，保障包括旧官僚在内的所有人基本权益的资源。
并没有人会把资源用在跟美国拼命上。
全世界人的行为模式都有共通性，大家都好生而恶死，趋利而远害。
只是，美国人的好生恶死趋利避害，引出的“砸钱应对安全威胁”和“花钱消除安全隐患”这些行动。
而中国人的好生恶死趋利避害呢？引出的是“屯粮防灾”和在强大军力面前跪倒献金，高喊“饶命”。
而结果，将是中美双方的资源，最终都会流向相近的目标，都会流向“由美国引导实现的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流向“打造一个对美国更安全的世界”，和“打造一个对罪不至死的中共帝国旧官僚群体更安全的世界”。
而这样的世界，只能是让中华沦陷区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的新世界，一个由新欧洲取代旧帝国的新世界。
中共国和美国，它们的行为模式和资源分配格局，都是确定的。
在既定的模式下，在双方僵持期间，资源的流向也就相对确定。
美国会让资源流向“应对中共威胁”，而中共会让资源少部分流向“习近平贴身亲卫”，大部分流散进入各级官僚权贵的“保命小金库”。
僵持时间越长，资源照此模式流动的时间越长，各方积蓄的力量对比就越悬殊，将来，会被用于“打造一个对美国（和投诚者）更安全的世界”的资源就越充足。
趋势是确定的。
受固有行为模式和已经花掉的钱和未来还要花的钱影响，即使台海不开战，美国也不会在中共帝国崩溃后“不来”。
作为中共历任领导层中最给力的庸才，习近平把很多事都做“烂尾”了。
但有一件事他做得很成功，而且绝不会烂尾。
这件事就是让美国感受到中共国的威胁，让世界警惕中共国的威胁。
如果说贸易战期间他还仅仅是让美国人感到恼火，那么随着香港反送中事态的发展，随着在大流行期间对关键防疫物资“卡脖子”， 随着间谍气球事件的发酵，随着习近平和他的战狼们在台海危机、俄乌战争、以哈战争期间的各种表演，无数普通美国选民已经开始深切感受到了中共国的可怕之处。
美国人开始了解到，中共国，这是个会把全球最著名的自由都市香港毁于一旦的专制帝国，是个会释放出席卷全球的瘟疫，且让美国专家难以调查病毒起源的专制帝国，是个会在美国人被迫改变生活习惯，保持社交距离，开始居家办公，放弃周末Party，流着泪和年老体弱的祖辈亲人在视频中告别时，让美国人买不到防疫物资的专制帝国。
这是个会让间谍气球飘越美国领空的专制帝国，是个会在纽约设海外警务站非法实施长臂管辖的专制帝国，是个会向俄罗斯提供强力援助让乌克兰的反侵略陷入僵持苦熬的专制帝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的有力挑战者，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而美军，基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安全加强法》等文件，未来很有可能在南海、台海等地，与中共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这是个已经让美国人流过泪，未来还极有可能让美国人流血的专制帝国。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决策者，不能漠视选民的意志，不能忽略选民的所思所感。
当无数普通美国人在经历过疫情煎熬，又被中共国新闻反复刷屏刺激，已经形成了对这专制帝国的负面看法，把中共看成了重大安全威胁之后，美国政府就不能不严肃对待。
不能不在国防国安预算、拨款方面对中国议题作出倾斜，不能不为“应对中共国威胁”投放资源。
在这里，我不想拿美国政坛名人们的“意愿”说事。不管他们是想和中共勾兑还是想通过坚定反共收拢民意支持，都不影响大局。
这大局就是，随着民意调整，随着资源倾斜，美国从民间到政界，从思想到行动，已逐渐完成了对中共态度的历史性转变。
“对华强硬”，或者说事实上是“对中共强硬”，如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正在变得有利可图。
这个有利可图，会吸引更多人加入，加入在美国普通选民心中成为守护美国利益的“英雄”的战斗队伍。
对欧美等国来说，中共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所谓“国家安全”，把一切有用没用资料都当成机密的信息黑洞。
当然，中共不仅对“外人”严防死守，就连对“自己人”也严守机密。若考虑到中共自己“谎报军情”的传统，薄弱的真相调查能力，说全世界包括中南海都难以了解到中共国真实军事实力，并不为过。
但美国必须“料敌从宽”。
美军不但必须按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共军事能力的情报备战，还需要为中共可能的隐藏实力预留余地。
和美军不同，我们是了解中共国的。
这当然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腐朽专制帝国。这当然是个实力只会比表现出来的“面子活”更弱，绝不可能更强的专制帝国。
习近平真能拿得出手的实力，当然会比他以为的弱。
但美军于情于理，都不能据此做准备。
狮子搏兔，必出全力。
美国只能在与中共国对峙的过程中，不断向“应对中国威胁”这个方面投放资源。
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一旦中美正面冲突，这会导致中方一触即溃的结果。
我们知道习近平是不会信任“手下人”的。
若真走到必须用兵的那一步，他一定会把最有价值的资源留在自己身边，用来守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用于搏取胜机。
所以，真走到中美正面冲突那一步，走到美军与中共军队对决时刻，面对用最新军事科技成果武装到牙齿，拿出打三战劲头的美军，中共军队能指望的，恐怕只有自己的牙齿——而不是被层层克扣过的后勤资源保障。
每个了解中共军队内部黑幕的人，都知道我描绘的情景，即使“未必”，也绝不是不可能发生。更绝不是不可能发生在后台不够硬，受习近平信任不够深的将领身上、部队身上。
习近平是什么人？
是会因为顾全大局就对一线官兵放手，不干涉军队行动的人吗？是会对下属推心置腹不留一手的人吗？
是会让你在面对实力全球首屈一指而且全力以赴的强敌时，能专心应战无后顾之忧的人吗？
有脑子的，真能打仗的军人，都懂。
他不是这种人，不可能是这种人。
所以，有脑子的，真能打仗的军人，都会极力避免让局势发展到“和美军硬碰”这一步，即使事态严峻，他们也会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第一波，成为必然的炮灰。
但美军不能按这种估计去进行军备。
美军必须按中共宣传吹嘘的军事能力，再预留些余量去做己方的准备。
所以，在双方都为未来的正面冲突进行准备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军准备的资源会随时间不断增加，而中共军方为战争准备的资源会随时间推移暗中分散到“派系自保”的领域。
然后，等到最后，等到无论是否由战争开启的中共帝国终结时刻，双方的资源，都要有个归处。
中美军方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会如何影响未来局势发展？
人们都在等。
但等待和等待也是不一样的。
无所作为的等待，和在等待中积极准备，有本质的区别。
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也是一样。
美国是哪种呢？
很明显，美国不缺聪明人，即使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美国政界还不能公然表示自己已经开始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但为“后习时代”做准备也是理所当然。
而所谓的“后习时代”，在习近平耗净中共中央多年积存的统治资源后，在各地仍然服从中央的势力因中央决策核心瘫痪陷入失救绝境，在本地博弈中沦为弱势后，显然会按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惯例，是一个割据分治，由地方豪强进行秩序供应的时代。
美国确实“不寻求改变中共国体制”，但这不等于美国不能现在就开始为“中共国体制自行改变”后的局面做准备。
x.com/sfthq/status/1…
这法案的通过，就是美国预作的准备之一。
稍为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旧帝国覆灭之后会天下分崩群雄并起。
西藏这个自古以来就与中共既不同文也不同种的地区，自然不会在中共帝国覆灭后不抓住历史机遇，摆脱中央政权套在自己颈上的枷锁。
台湾也当然会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再和大陆纠缠下去。
维吾尔人的处境已经得到西方广泛同情，他们的独立诉求同样将在中共帝国覆灭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美国在做准备了。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等到中共帝国因自身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叠加，因习近平执政团队“放弃治疗”，丧失挟制地方势力的能力，间接丧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能力之后，顺理成章的承认西藏、台湾、维吾尔民众在那时会用公投展示的独立意愿。
顺理成章地承认这些地区的民众，有自治意愿和自治能力，它们民选的政府，有资格以正常现代民主国家民意代表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尊重。
美国准备用善意回馈西藏人在多年流亡生涯中为西藏独立进行的准备，支持海外西藏人在未来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乱局中，回归故乡，协助故乡亲友重建社会秩序，防止可能发生的人道灾难。
维吾尔人会收到同样的善意。
整个西方世界都会为消化中共帝国覆灭时的巨大冲击，缓解中华沦陷区的人道危机，向做好了救援准备的人释出善意。
这善意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是为准备好要“割据一方”、“造福一方”的人准备的。
很明显，台湾也好，西藏也好，到时会积极与有意独立建国的地方割据势力接触，会乐于看到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中华沦陷区由新兴独立国家集群接管，会欣然承认每个割据地区独立公投的结果，会积极与新兴国家建交，通过外交承认来确认并加强彼此的国际地位。
我说过，新欧洲方案是既符合沦陷区民众利益，也符合欧、美、日、韩、台诸国利益的方案。
利益会引导列国达成共识。
也会引导列国积极促成这个方案，让中共帝国成为中华沦陷区历史上最后一个中央集权帝国，让“帝国”这个奴役亿万牲人的噩梦，从此不再。
再说一遍，美国确实不会“积极寻求改变中共国体制”，但这不等于美国不能“积极回应中共国社会变化后的既成事实”，也绝不等于美国承诺在中共国自己陷入危机后，在中共国中央政权无力化后，在面对西藏独立等和台海无关的“新生议题”时，还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而到那时，需要尽快与同类抱团取暖的西藏、维吾尔新兴国家，需要通过邦交正常化恢复应有国际地位的台湾，不但会积极承认其他新兴独立国家，也会积极促成国际社会对其他新兴独立国家的接纳。
大家都在等。
等中共帝国的覆灭，等已经脑死亡的中共因财政危机，执行层耗尽能量，在维稳潜能尚未充分发挥时就咽下最后一口气。
但有战略眼光的人不会枯等。
各国都在为抓住那一刻的时机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预做准备。
不论中共帝国覆灭的那一天何时到来，那一天必将到来，已经成为全世界稍具战略眼光的分析者的共识。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后，在需要抓住机会将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政治人物携手同心让西藏、台湾、东突厥斯坦跨过政治门槛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之后，在国际社会对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独派敞开机遇之门后，谁能抓住机遇，乘时而起，背负起家乡父老的期望，成为社会急需的秩序供应者，谁就将青史留名。
在中华沦陷区独立建国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开放。
但它必定会开放。
皇朝周期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威胁论”和全球政治形势日益迫切的需要，都在论证这一点。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都洗洗睡吧。
不必再等待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推出什么给力政策了，他们是不可能站出来挽救中共国当前的经济危机的。
原因很简单，沿着“凭出身得特权”的路走到今天，习近平已经和中共体制内所有技术官僚势不两立。
当前的经济危机必须从技术角度寻找解决方案，但从技术角度看，中共决策核心已经瘫痪。
通过多次重复操作，习近平已经充分展示了他对“以奋斗谋特权”的技术官僚的不信任，和在需要对他不懂的技术方案进行选择时的不肯承担责任。
如今，还有哪个不受信任的技术官僚敢冒身败名裂之险，去主动贡献出合理可行的危机应对方案？
好吧，大家都拖着，下属用拖延回避风险，习近平用拖延回避责任。
于是中共国的现实是，大家只能在决策核心的无所作为下，一直拖到最后的脆断。
倒计时即将结束，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危机必定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然后与财政危机导致的各地方政府各级机关的失能失序，联动。
基层财政已经崩溃。财政资源的匮乏其实还远不至于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但当没有人敢上报，没有人敢拍板拿出方案解决——哪怕是暂时解决——这崩溃就会激发整个官僚体系的信心危机，激起整个维稳系统的连锁反应。
中共不是没有钱，四十年改开攒下的家底还不至于这么快就造个精光。从国家机器的潜力论，在政策方面，当局也远未“穷尽一切可能”。
但决策核心已经瘫痪了。
这就象一具人体，当大脑丧失功能，就算四肢完好，主要脏器基本没坏，脂肪和肌肉的损伤都远没到致命程度，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它也存活不了多久。
这瘫痪倒不是说习近平的健康或者他对权力的掌控出了什么问题。
这瘫痪来自习近平一向的决策习惯。
为保持个人权威，他总是极力逃避身为最高决策者无法逃避的责任，但同时又绝不肯对下属放权，把自己搞不懂、解决不了的问题放手交给懂的人去做。
这个不懂装懂，总想通过打压真正干活的人来显示“我比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厉害”的最高领袖，就象一条躲在暗处，或者说直接是盘踞在明处的毒蛇，咝咝吐着信子，看到谁站出来试图解决问题却无法一步到位取得圆满成功，就狠狠咬上一口。
这瘫痪来自习近平身边所有部属的精疲力尽。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他的平庸低能、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揽权自专，已经让整个中共官僚体系中的技术官僚群体吃尽了苦头。
现在，他的部属们终于摸清了他的性格，也弄明白了做他下属的“标准姿势”。
这“标准姿势”就是躺平摆烂，嘴上口号山响，手上按兵不动，做每件事之前都先想好怎么推卸责任，怎么保自己的平安。在下每个重大决定前，都耐心等待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直等到真出事了责任绝对不会归到自己身上为止。
习近平手上的可用之人，只能来自中共国官僚体系，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邓、江、胡在改开期间攒下的班底，是“人精”，是官场老油条。他们中间有具备专业能力，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但这样的人，绝不缺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心眼子。
中共国经济危机濒临爆发，政府财政危机已经走到不下猛药不出绝招就要“死人”的地步，但谁敢来拍板下猛药？谁肯来承担出绝招的政治风险和历史责任？
看得清局势的人，谁会不要身家性命，为习近平这种不配不值得的领导站出来？
至于看不清局势的人，更无法向习近平献上什么妙策。
如今，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部属幕僚为应付他找出的最佳办法，就是糊弄。
在正事上糊弄拖延，把力气都用在拍马屁、“做政治思想工作”等习近平看得懂的事项上，在这些屁事上假积极，用这些事占满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习近平面前则不断强调这类屁事花活的重要性，好在正事烂尾时让自己显得“在忙其他正事”，因此情有可原。
现在，对习近平身边的幕僚部属来说，自保才是第一位的，什么国家危亡什么财政崩溃都可以滚一边去。
这种每个官场成员都把习近平视为最大危险来源的心态，这种整个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最高领袖的一喜一怒打转的行为模式，正是习近平精心调教的结果。
但这结果也是面对现实危机时官场集体躺平摆烂，把剩余资源全用于释放各种“好消息”哄习近平高兴的原因。
习近平越是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威，越是试图让部属们因害怕自己而更忠诚更不敢“把事情搞糟”，部属们就越是不敢站出来献计献策解决问题，越是只能专注于用“哄他高兴”来自保。
这是个死局。
死就死在已经没有人能让中共决策核心从这种特殊的瘫痪状态中复苏，没有人能化解中共“神经系统”的死亡螺旋。
中共国的多重危机本就是“重病”，如今已经拖成了绝症。但对“医闹”的恐惧，却让每个有机会开出处方的“医生”都只敢提出保守治疗。
于是病情只能持续加重。
病躯只能在群医束手中被耗死。
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看着，睁大眼睛看看，中共还能不能拿出任何一条对挽救危机有实效的政策。
我的推断是，不能。
不论对俄乌战争还是对欧美外交，不论在救经济方面还是在救财政方面，从现在开始直到最后政权终结，不会出现任何“断然措施”。
中共虽然还没有咽气，已经提前让自己成了“活死人”。而这虽生犹死的状态，也持续不了多久了。
奋斗者们正在被同一个故事连结到一起。
这就是历史的现在进行时。
信息科技已经让“全球共享同一个故事”成为可能，如今，亚马逊丛林中的青少年也能使用星链，在网络游戏空间中和城市玩家同场战斗。
所以，最贫穷者已经有能力找到与那些最成功者、最富足者相同的生活故事，找到离开匮乏困境的最佳出口。
而这个故事，这个能让贫苦困境中的奋斗者找到出口的故事，将会被所有曾不得不屈服于特权之下，曾不得不忍受特权压榨，忍受特权欺骗的奋斗者共同选择。
这是一个通过建设制度环境让自己的奋斗获得坚实起点的故事，也是一个通过粉碎特权的桎梏让奋斗的终点不再是那张龙椅，更不是龙椅侧旁的太监、妃嫔地位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美国人验证过的成功故事，由飞向火星的飞船、遍布星空的网络信号，和令每个看似强大的独裁者都不敢轻举妄动的超级强国军事实力背书的故事。
这是一个能撕碎隔绝着人们耳目的“铁幕”，能让人们把目光从猪圈内部的争斗转向蓝天碧海广阔天地的故事。
那些在中共谎言下苦苦挣扎着的民众，那些奋斗半生却一无所获，余生即将再次陷入贫苦的民众，毫无疑问将受到这故事的吸引。
他们当然愿意，通过建设和欧美一样的政治制度，打造和欧美一样的制度环境，让自己拿到和欧美工人一样的工资，让孩子和欧美孩子受一样的教育，老人享受和欧美一样的福利。
而那些奋斗旅程上的先行者，欧美各国的选民，并不会象特权故事的拥有者们那样把追赶自己脚步的同类视为敌手。在文明演化的更早期就开始分享奋斗故事的欧美选民只会为自己的“部落”持续壮大而欢欣鼓舞，只会因奋斗者的合作团队添了新生力量而振奋精神。
人们开始学会共享奋斗故事，并意识到这场规模空前宏大的共享。
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人们看似千差万别，看似在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上差异巨大，但在谋生方面却都具有极其相似的身份——打工人，在找工作、领工资、累积职场经验、培养下一代等问题上，都有近似的烦恼。
人们的奋斗需要同样的基础——自由市场，制度对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平的发展环境，对教育的重视，对个人的尊重——奋斗者日常生活的主线只能在这些基础上延伸，并会因这些基础受冲击而被打断。
在由故事的涌现、传播、竞择引导的文明演化历程中，每个曾经得胜的故事，不管是宗教故事还是民族、国家故事，都有同样的特质。它们都易于传播，都积极扩张，都能借由吸附大量信徒拥有远超人类个体生命长度的寿命和比人类个体旺盛得多的生命力。
而现在，一个新的最强故事正在成型。
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打工人、奋斗者们凝聚到一起的故事，一个让亿万现代打工人能轻松理解自身处境的故事，一个关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和如何捍卫制度环境的故事，正在涌现，正在成型，正在吸附它的海量信徒，正在获得它应有的力量。
这就是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这故事告诉每个人，劳有所得是基本人权，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奋斗的机遇是基本人权，付出劳力收获金钱是基本人权，拒绝特权阶层的践踏和剥削是基本人权，打造维护基本权利的制度是基本人权。
这故事告诉每个信徒，身为一个打工人，拥有一个能让打工人安居乐业的制度环境，是基本人权。
这故事在民主国家告诉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选票，在专制国家告诉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
这故事来自无数成熟民主国家打工人已经拥有的生活，来自许多发展中国家打工人对这种生活的渴望，这故事正在召唤它的信徒，召唤人们为它作战。
侵略者的妄念已经将它激活。
当欧洲人看到乌克兰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生活被炮火击毁，当美国人看到来自专制国家的病毒导致的大量死亡，导致的社交距离，当超市的物价持续上涨，当股价油价汇率借其波动向每个普通人通报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共同的敌人。
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什么人想摧毁他们倾尽心血打造的生活，什么人会蓄意把平民拖入战火，什么人在思维方式上仍停留于把蚁民的生命不当一回事的时代。
新时代的奋斗故事正在显现自己针对于特权故事的排他性。
对中共国的奋斗者们来说，高处的特权，会让李克强猝死的特权，并不是自己奋斗能抵达的目标。
对欧美的奋斗者们来说，远处的特权，会释放病毒，会放飞气球，会陈兵海峡的特权，再不是和自己毫不相干。
原来特权只能通过践踏奋斗获得，奋斗只能在推翻特权后才有结果。
原来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奋斗者所在的部落，和特权者的部落，誓不两立。
你可以用故事划一条线，清楚区分“我们”和“他们”，例如当你用特权划一条线，就能清楚区分人民和中共。
和血缘、种族、肤色、衣着等外在元素相比，故事是更本质的区分标准，能让你在茫茫人海中识别出同类，也能让你看清谁是敌人。
拥有共同的故事会让人们同舟共济，也会让人们同仇敌忾。
越鲜明的故事就会唤起越清晰的敌意。
当美国人心中的“中国故事”从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形象，从一个熊猫的来源and古老的美食国度and传说中的世界工厂，被一系列新闻报道改写填充为从Covid-19到间谍气球的来源，由野心勃勃的独裁者统治着的，随时可能入侵台湾，将美军卷入战斗的巨大军事威胁，美国人就会感受到奋起自卫的必要性。
同理，当欧洲的岁月静好被俄军悍然发起的侵略打破，当硝烟萦绕在报纸头版和媒体封面，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守护欧洲人共有的和平，也就成为选民们的自觉。
故事决定着民意。
在人们普遍陷入困境时，正是那些“如何摆脱困境”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最终让民众选定方向，汇成冲向出口的洪流。
如果说在中共国，正不断增长的对现状的绝望是一场终极动员，那么关于“如何脱困”的故事，就会是被绝望感动员起来的民众自发选择的行动方案。
福建人为什么足迹遍于四海？
是乡邻们成功摆脱贫困的故事，让从不愿睁眼看世界的贫苦乡民敢于远渡重洋。
古代的流民为什么能汇聚成一股股义军最终让皇朝倾覆？
是“跟着XX能活命”的故事让天灾幸存者们有了反抗人祸的勇气。
通过观察故事的演变，你就可以追踪到时代的演变。通过留意故事内容的调整，你就可以预判民意的调整、民主国家政治风气的调整。
故事是一扇窗，你可以从中窥知未来。
撇开所有障目的外在因素，分析故事在当今世界的走势，你会看到，在美国，在欧洲，在右翼政治人物一次次赢得选举、取得优势之时，民众显示的是对哪种故事的偏好。
你也会看到，在中共国，当官方宣传的国家叙事被现实证伪，当深陷个人经济困境的民众四面出击以寻求出路，当被邓小平修订过的“奋斗求特权故事”遭受习近平“出身得特权故事”的全面压制，社会将被故事的力量引向何方。
故事的力量源于生活。
每个故事都是关于生活的故事，浸透着人们对过去生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追求。
共享同一个故事的人，共享的是同一个未来。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故事时代，和更古老的时代不同，和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核心故事，只能与一个社群共享一个绝对排他的宗教故事或民族故事或国家叙事的时代不同，今天的大部分人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脑容量和足够的自由，能拥有多个故事，并能通过对故事的切换与选择，完成对生活方式、社会角色、族群身份的切换与选择。
今天，我们拥有了关于自由的故事，共享着关于奋斗的故事，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地，人们追捧着关于创造的故事。
故事与故事之间的争斗正如火如荼。
而此时，如果你回头梳理关于中共的故事，你会发现，在观念战争中，属于它的故事正在走向终结，正在遭到其他一切故事的围猎。
在中共政权内部，中共曾捧出的改版奋斗故事，正在被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群体清剿，在尊“凭出身得特权”为正版的习近平和他的小伙伴眼中，邓小平精心打造的，给中共续了几十年命的“凭奋斗换特权”故事，只是个必须填平的，给他们这些纨绔继承者挖的坑。
在政权外部，因奋斗故事的破产陷入绝望的民众正在寻求出路，正在把仅存的资源砸向“创业”、“网约车”、“送外卖”、“做直播”等成功希望渺茫的版本。越来越绝望的民众呼唤着新的故事，一个行得通的奋斗故事，而习近平的猝死，中共政权的崩溃，正在成为这个在民众内心逐渐成型的故事公认的开头。
而这故事的全貌，显然并不难猜。
习近平猝死➡️中央崩溃➡️地方割据独立➡️新欧洲建设➡️个人奋斗➡️美好生活
国际形势正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欧美民众对中共国、对中俄联盟的看法，正在被媒体头条的新闻故事改变。让中共帝国、俄罗斯帝国象曾经的苏联帝国那样解体，让帝国因失去规模优势不再构成威胁，是毫无新意但自然而然的问题解决思路。
而全球化，正在令全世界的奋斗故事拥有者凝聚为一。
不要以为资本家与打工人是对立的。
在奋斗故事中，他们是队友，是在同一个奋斗场景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在面对特权的侵袭时，被夺走产权的企业主和因此被欠薪被失业的工人有同样的利益立场，他们并不会因为角色不同就不并肩战斗。
当特权故事与奋斗故事的争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当特权故事的支持者和奋斗故事的支持者壁垒分明，当“是否拥有特权”成为敌我分界线，当越来越多普通人认识到“自由故事”、“民主故事”、“维权故事”、“法治故事”是“奋斗故事”不可或缺的附庸，而“特权故事”是唯一的敌人，观念战争的结果将不难预判。
历史会做出符合人性的选择。
从来如此。
看起来，故事只是一种文化现象。
但实际上，它是推动文明演化的许多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的落点，在划分人类社群差异时，它是比种族、肤色、信仰、政治观念等旧标准更为本质的存在。
它牵动无数人的心灵，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影响着所有人的行为。
它决定了你是什么人，也决定了你会被什么人接纳。
因此当一个故事在人群中涌现，当它被广泛接受，成为人们共享的故事，成为群体的精神纽带，形成让个体极难冲破的大型信息茧房，一个精神舒适区，它将决定身在其中的人们会形成怎样的社群，会因形成社群共享哪种特定行为模式，以及因这种特定行为模式将把自己和同伴们引向怎样的结局。
你可以批评那些被故事氛围困住的人，可以声称“被困”是个人原因。
毕竟总有些人能挣脱。
但你无法否认导致人们受困的心理机制，它们是客观存在，压根就不是什么民族性、劣根性，不会和特定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或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绑定。
而且，当你误以为某些令人悲哀的行为是基于民族性、劣根性而存在，因此不可能被改变的时候，你就被宣传部门刻意引入了思维陷阱，引入了“现状无法改变”的死胡同。
人类是容易被阴谋论、谎言和误判等“出错的故事”困住的。
导致这现象的是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个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也是人群的弱点，当本应“千手千眼”通过多信源交叉验证来摒除谬误寻获真相的人类社群，因种种原因纠错机制暂未生效，就会受困于人类群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为什么许多人要为在“川粉”、“川黑”之间站队而激动不已？为什么在自由世界，在一些看似是非极易辨别的事件上，民意却泾渭分明？为什么部分曾站在更文明立场上的人在某些事件上站到了野蛮一边？
你需要看一看这些人处于怎样的故事氛围里，他们对某一方的认同，是不是基于社群的影响，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坚持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因此在精神空间中归属于对立的部落。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们也许没有错，但他们的“对”，只在他们自己的故事版本里有效。
就象部落战争中的胜利，只在你自己的部落取胜时值得庆贺。
人和人只是看起来一样，实际上，人们因拥有不同的故事，归属于不同的部落，在灵魂形态上本就泾渭分明。
文明的演化，人类的演化，一直都是通过故事的演化实现的。
今天我们所知的故事，是无数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湮灭的故事中的幸存者，是生存竞择中的胜者，是经过千锤百炼，最具吸引力，最容易传播的，观念战场上的赢家。
留下来的，都是因为最容易传播，最具“粘性”，对人类行为有足够强的影响力，能让共享它的社群凝聚成强大且稳定存续的合作团体，才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宗教故事、家族故事、家庭故事，都有同样的特征。
更不为人注目的故事，例如企业故事，机构故事、党史故事，又如包含在国家叙事之内的政治制度沿革故事，包含在科技进步过程中的学科史故事，同样在把共享它们的人凝聚为群体，为共享它们的人提供合作基础。
尝试读懂故事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你可以通过梳理一个人的故事库，分析一个人灵魂中的故事结构，理解他的所思所想，预判他的所言所行。
你也可以通过梳理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个庞大的共享某个特定故事的族群的故事库、故事结构，更深刻地理解它，更准确地预测它的未来。
你可以看到，通过对故事的传播，通过促成某个特定故事的分享，一个社群能怎样壮大自己，一个族群能怎样争取到更强势的地位。
你也可以看到，通过增加故事容量，通过倾听新的故事，尝试与更多不同的人共享不同的故事，个人可以怎样获得更柔软的身段，拥有更多潜在合作者，在社交场合更加左右逢源。
你还可以分析故事类型，例如把美国的故事归类为奋斗故事、创造故事，把更多注意力投向未来的故事，把中国故事归类为特权故事、寻根故事，以及把目标定为回到过去的故事。
你会发现“故事是命运的起稿”并非虚言，即使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你也会发现，对于故事生物来说，接受一个故事就是接受一种命运，例如当人们接受中共的国家叙事，接受邓小平对奋斗故事的篡改，接受奋斗故事与特权故事的强行拼接，接受疫情期间强灌的“正确记忆”，接受所有那些会被现实证伪的故事，最终接受的就是一种李克强式的命运和结局。
又例如如果你接受了美国故事，接受了正版的奋斗故事，接受了把制度保障确立为个人奋斗坚实起点的新欧洲故事，你最终接受的就是一份完全不同的命运，你将进入的是一份完全不同的生活。
张开耳朵倾听我的故事吧，把它填充进你的故事库里，给你的人生增加一种可能。
试着与亿万人共享新欧洲的奋斗故事吧，试着想想这样的故事会迎合多少人的需要，会取得多少人的支持，会最终凝聚出多么庞大的合作群体。
读懂了故事的故事，你才能看见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例如中共国亿万民众从未在“六四”之后与当局达成和解。
真相是当年亿万民众共有的“奋斗故事”被邓小平以鲜血为墨强行修改，渴望通过奋斗过上更好生活的人们被驱赶着进入了故事的新版本。邓小平通过把分润特权设为奋斗目标，保证了“特权故事”的存续。
而大部分身在局中的奋斗者，即使心怀不满，也因看不到故事的全貌无法挣脱，不仅无法挣脱，他们甚至说不清内心的违和感来自何处。奋斗者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这样被引向了统治者想要的方向，他们对原版故事的记忆，则在统治者精心打造的信息茧房中日渐模糊。
绝大多数人开始误判，误判自己，误判时代，误判本应并肩奋战的同伴，把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误判为对特权的崇拜和信仰。
“六四”的故事不应该这么读。
那不是只属于大学生的故事，也不是只属于当年的北京市民的故事，它并不是只属于曾在现场参与过见证过的人的故事。
那是关于奋斗的故事，是渴望通过个人奋斗能过上更美好生活的亿万奋斗者们在持续不断的抗争中曾掀起的小小高潮，曾搏得的小小机会，是曾向“打造更好制度环境”迈出的小小一步。
是亿万奋斗者，共享奋斗故事的民众，与特权故事的支持者们的正面冲撞。
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镇压？
因为他也误判了。
他误以为学生们市民们奋起抗争所争取的不是权利，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是特权，是让他这个曾身受其害的“老革命家”想起来就会颤抖的，把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踩在脚底肆意践踏的特权。
因为他压根不理解也不相信，除了靠伤害力落差保持的“为所欲为”的威慑，权力还可以有另一种形态，在制衡中受约束的形态，权力可以有另一种来源，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授权。
邓小平毕竟是从匮乏时代走过来的老人。
他的一生，离丛林太近，离文明太远，离匮乏太近，离富足太远。
离饥饿和大规模死亡太近，离惨无人道不计代价的特权争夺战太近，离绝望太近，离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太远，离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太远。
身为特权故事维护者导致的思维局限，和由身边的特权故事共享者打造的信息茧房，影响了邓小平的判断。
导致他把提出问题的人当成了问题。
结果，“六四”，这场由奋斗故事的共享者们提出的对特权故事的挑战，这场社会自发涌现的对特权弊政的纠偏，这次历史向中共和邓小平本人提供的和平转型机遇，被毁于一旦。
机遇虽然错过了，但奋斗故事虽惨遭“修订”，却不曾消失。
奋斗者们只是暂时迷失了方向。
他们对通过奋斗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误导到了“通过奋斗争得特权，再因拥有特权过上更美好生活”这个扭曲过的目标上。
他们被特权故事的宣传误导，无意识间接受了“只有拥有特权才能过上美好生活”的说辞。
但特权并不能创造美好生活。
因为特权不能增加生产，不能创造财富。
特权，让持有者能通过掠夺他人所有满足自己所需的特权，不可能让一个社会中的多数普通人都过上富足生活。
特权故事归根到底是一个说不下去的故事，王侯将相尔虞我诈，高踞庙堂时视人命如草芥，一旦失势，不免“天街踏尽公卿骨”，或是沦为“福禄汤”的食材。
毛泽东相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无法理解也不敢相信的，是“平衡”。
是在人类社会中，在权力格局的各种可能存在形式中，有“平衡”，有“平衡可以长期存在”这回事。
和毛泽东生于同一时代的邓小平也不相信，而他们的晚辈，生于特权阶层的习近平，同样不相信。
但在欧美社会，平衡，或者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已经是保持了数百年的现实。
已经成为了“人可以用两只脚直立行走而不会频繁摔倒”一样的常识。
特权故事的存在基础已经被现实所证伪。
奋斗故事，才是渴望过上繁荣富足生活的社会大众应可共享的主流故事。
从故事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人们是如何被故事组织起来，由故事划分阵营，每个人是如何受故事影响在历史事件中为自己下决定。
抛开那些书斋里的理论吧。
学者们长篇累牍的争辩从来不会穿破认知壁垒，触及大多数人。
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是故事。直接影响历史进程的，是故事。
把人群组织起来，让社会大众凝聚出力量的，是故事。从人类发明语言开始就在为世界指明方向的，是故事。
故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
而对“奋斗故事”的重新修订，对“中国故事”的全面改版，将成为我们新的希望。
人类是故事生物，人类社群是在精神空间里通过共享的故事凝聚起来的部落，社群之间的争斗既是现实世界中的斗争，也是精神空间里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
是故事之间的战争。
习近平持有的是“特权故事”，他的部落，他的部属，全由认同特权故事的人们汇集而成。
改开时代的主体故事却是关于奋斗的。
李克强，和象李克强一样通过个人奋斗再加一点运气吃到改开时代红利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故事才是亿万中共国主体人群共享的故事。虽然不敢挑战特权阶层，却希望凭着个人奋斗，通过强化自身能力来摆脱底层处境，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并获得财富的人，试图“通过奋斗走向成功”的人，才是亿万中共国人中的大多数。
李克强的死为什么足以成为改开时代结束的标志？
因为他的死，他人生故事的匆忙结束，是一场“奋斗故事”在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特权故事”的斗争中的轰然溃败。
李克强的死因和他死亡过程的细节在这样的溃败面前已丝毫不重要了。
从底层挣扎出来的才智之士一生的努力，他的事业，他的理想，他的忍耐和煎熬，乃至于他的肉体生命，在特权子弟谈笑间灰飞烟灭。
虽然没有李克强那么吸引眼球，但在中共国的芸芸众生中，无数改开时代奋斗故事的主人，他们的努力成果，显然也一样将要或是已然，灰飞烟灭。
从故事的角度展开分析，你才能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中共国国家叙事的转换将如何影响个人命运。
看到“特权故事”和“奋斗故事”曾怎样在中共国决策核心层争夺主导权，“奋斗故事”曾爬升到怎样的高度，曾渗透到多么广泛的范围，又是如何在“特权故事”的反扑下溃不成军。
虽然在习近平这类“单故事生物”的头脑中，“特权故事”和“奋斗故事”无法兼容，但在大多数故事杂糅体内部，在头脑不那么封闭，阅读兴趣不那么弱的人心中，多个故事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随时切换。
大部分改开时代爬升到中共体制较高阶层的人都是同时相信“特权故事”和“奋斗故事”的，他们以奋斗求特权，把争取更多特权视为奋斗的方向。
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共掌握的国家机器的主体。
也正是这些人，在习近平的“特权故事”全面占据优势之后，会被鉴别为“信仰不纯”的异类，被剥夺既得利益。
虽然他们还懵然无知。
在习近平这种因出身获得特权的纨绔子弟心中，血缘，才是一个人获得特权的最正当方式。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获得的特权，只能是“次品”、“赝品”。
在习近平心中，特权只能属于“主子”，那些围绕在他身边，通过逢迎谄媚分润特权收益的人，都是奴才，哪怕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也是奴才。
如果一个奴才居然敢肖想主子的权威，敢试图把持最高权力，影响国家命运，挑战哪怕最无能的红二代的地位，这就是“奴大欺主”！
所以，那些相信“奋斗故事”的人，出身微贱却试图通过奋斗求得特权的人，怎能不被他视为野心家？对这种人他怎会不既鄙视又疑忌？
然而，他能用的也只有这种人。
和他同样出身于特权阶层的红二代们，要么才气不足以助他解决问题，要么同样心高气傲，不会甘居其下。
所以，习近平只能用这种人，只能任自己被既相信“奋斗故事”也相信“特权故事”的下属包围，就象一个孤独的皇帝只能任自己被各怀心思的太监们包围。
而在这种人中，真正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又只能是把更多心思放在积累知识、技能、经验上而不是专注于溜须拍马的技术官僚。而这种技术官僚哪怕再放低姿态，再努力迎合、揣摩上意，单凭“他们懂的东西我不懂”这一条，他们也无法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出身微贱，相信“奋斗故事”，懂得习近平自己不懂的东西，符合这三大条件的技术官僚，既是习近平掌控着的国家机器解决困难化解危机的唯一希望，也是习近平内心最疑忌最提防，最不希望“赐予”荣宠，令其获得权柄的人物。
所以这类人在习近平治下动辄得咎。
他们根本不可能取得解决问题甚至只是暂时缓解问题所必须的决策权，他们越努力，越奋斗，越在习近平面前展现出自己的长处，就让自己离身败名裂越近。
在军队中，属于技术官僚的那些人已经在承受这样的命运。
在其他部门，在近期正令习近平困扰不已的经济领域、金融体系中，技术官僚的命运将会比军中的同类更糟糕。
习近平不懂技术，他只会提要求。
他不会理解“达不到要求”在技术层面是怎么回事，他只会因早就生起的疑忌，怀疑那些“达不到要求”的下属，是在利用他的不懂，哄他骗他占他便宜。
而不懂技术问题的他最佳的应对之策，显然就是不断的运用权谋，敲打整治这些刁奴，杀光一批再换一批，反正在人口十亿计的大国，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技术人员有的是。
吃最多的苦，干最多的活，殚精竭虑谨小慎微摆出最低的姿态，最终仍因“特权故事”的疑忌惨遭屠戮，这就是“奋斗故事”的下场。
如果不从“故事VS故事”的角度分析，你是看不透中共国的真相，也看不清未来的。
事到如今，“奋斗故事”的终结，亿万奋斗者的人生溃败，已无可避免。与此相应的，是中共帝国强盛幻象的终结，是整个中共国向“特权故事”猪圈原生态的回归。
听完这故事的故事，照照镜子吧。
你是哪种人？你拥有怎样的故事？你的命运将在观念战争的洪流中被卷向何方？
以故事结构论，习近平在“灵体”上属于单细胞生物。
象他这种以亲历的人生故事为唯一内核，在成年后就差不多放弃了继续学习、继续充实故事库以增加灵魂丰度的人，是最容易分析的。因为你只需要在通过了解其大致经历读懂其核心故事后，再了解一下他用以更新故事的“朋友圈”，就能把这人掌握个七七八八。
而看透了习近平的故事，你就看透了习近平的灵魂。
你就不难推知他这样的人，会有怎样的决策思路，会亲近怎样的朋友，相信怎样的下属，在身边组织起怎样的智囊团，在危急关头选用哪些合作者提出的方案。
从出生开始，习近平的故事就是围绕着特权展开的，在他的前半生，他获得特权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到了他的后半生，理由也只多了一个——他是二代中的“乖孩子”，是个能让老人们放心的，心思简单，一眼能看到底的，真诚相信着中共历年宣传论调的“乖孩子”。
是个绝不会刨中共祖坟的人。
我们知道，人的合作，人与人的认同，需要以“共享的故事”为基础。
那么，很明显，一个包含习近平在内，并以习近平为主导的合作团队，共享的就必须是习近平认同的故事。
而习近平能接受的，自然只能是围绕着特权展开的故事。只有和他一样对特权的力量充满信心，并认同“人的出身而非努力才是获得特权的有效方式”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他的信任。
象他这种故事结构单一的灵魂，这种“单细胞生物”，只会信任三观一致的人，只能和三观一致的人合作。
当然，合作者也可以假装和他三观一致，反正只需要在他面前装一装就行。
习近平的故事偏好限制了他的交际范围。这就意味着，身为特权阶层的二代，习近平从步入仕途之后，他能信任的，会交往的，有可能在他面前讲真心话，说的话他会往心里去的，统统都是“出身最大、特权最大”论调的支持者。
包括那些比他地位更高的特权阶层，没有人会告诉他，特权不是万能的。
没有人会告诉他，他因自卑也本能地拒绝承认——不断学习新知、开阔视野、增强个人能力，才是正道。
特权的故事，是习近平唯一的故事，也是习近平应对困难的唯一方式，更是他用来拒绝其他故事，消除杂音的唯一手段。
看懂了习近平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他是绝不会信任出身于低下阶层，凭个人努力一步步爬升到高位的那种人的，他更不会把信任交付给任何专家学者，不会在他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上尊重专家的意见。
因为那种故事正是他自己人生的反面。
乘着改开时代的春风，从底层扶摇直上的技术官僚们，在高考中杀出一条血路，跳出“龙门”，进入中高层分润到特权的“聪明人”，例如李克强，正是他人生的反面，是他嫉恨的对象。
对这类人，他只会暂时利用，但时刻心存戒备，随时准备抛弃。
对太聪明的人，太能干的人，太努力的人，他打心底里抗拒。
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拿掉秦刚。
对刘亚洲这种人、任志强这种人，他也不会手软。
象王岐山、王沪宁之流，不论是真忠诚还是假忠诚，他都不会信任。
当你读懂习近平的灵魂，你就会发现，他从来都只会亲近那些在他面前强调特权的万能，或用极致的谄媚吹捧来证明习近平拥有的特权身份有多重要的人，他从来都只肯听那些顺耳的话。
他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唯一的故事，特权至上，身份至大的故事。
为此，他一直在努力消除进入自己视野的反例，对那些“奋斗逼”，那些“学霸”，他是能消灭的就消灭，不能消灭就无视，在他的身边，留下的全是把奋斗的力气用在给他吹牛拍马方向的帮闲。
而由这些帮闲构成的“朋友圈”，正是习近平更新信息、了解世界真相的信息源。
习近平当然不缺情报渠道，中共能搜集到的所有信息，就没有他不能看的。
但“看得到”和“看得懂”是两回事。
一个从在清华做学渣开始就放弃了自我提升的人，看到再多的情报，也无法构筑出对现实世界的清晰认识。
他宁可相信金灿荣的吹嘘，那个更顺耳。
读懂了习近平，你就能读懂他的团队。那是个必然由马屁精组成的团队，也是个必然只能把给习近平打造心理舒适圈当成优先级最高任务的工作团队。
是个由聪明人组成，但绝不敢显露聪明，包括懂技术的人才，但绝不敢强调工作的技术含量的团队。
是个必须反复向习显示对特权的崇拜，对身份的崇拜，对现实困难的轻蔑的团队。
只有这样的团队，才能保证自己留在习近平身边，才能保持权势去应对中共国正越来越危险的局势。
结果，这个“习近平精选”的团队，成了一个演员的团队。
每个人都在演，军队在演，外交部在演，国务院在演，宣传部门也在演。
他们都在为习近平表演，演一场“特权万能、习总牛逼”的大戏。
他们在表演自己军事上不畏外敌，外交上不畏强权，经济上无惧封锁、无惧衰退，宣传上不惮粗俗，不怕说谎，无视底线。
解决实际困难只是他们在紧张的演出间隙中偶尔能抽空做的事。
实际上他们能做的，只有“拖”。
每个人都在“以拖待变”。
理论说多了让人昏昏欲睡，还是找个实例做分析吧。
接下来，让我们从“故事生物”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习近平，看看他拥有些什么样的故事，与他人共享了哪些故事，看看我们能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分析导出什么结论。
前面说过，个人的灵魂是多个故事的杂糅体，但同为故事杂糅体，不同的灵魂包含的故事在结构、 篇幅、数量、类型上却有相当的差异。
每个人的第一个故事，都是自己的人生故事。在学会倾听和吸收外来的故事之前，以自己为唯一主角，以自己的所知所感为核心内容的“原生故事”，会为主角的灵魂描上第一层底色。
这个原生故事的重要性因人而异——对于那些学习能力较强、阅读量较大、后来的人生经历较丰富的人来说，原生故事虽然重要，却只能在越积越厚的故事库里占据较少的份额。
但从各种能找到的资料信息看，习近平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因此原生故事也就是早年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断定，原生故事至今仍然在他的性格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习近平生于1953年，作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习仲勋的儿子，他从生下来开始就享有特权。而且从幼儿园开始他一直过着寄宿生活——由身份远低于他的人围绕着、精心照料着，让一个极小孩子也能充分感受到“我很特别”、“我很重要”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故事主调是明朗的，为习近平的灵魂刷上了一层“自命不凡”的底色。这是出身于特权阶层的孩子大多会有的心理特质，由这种心理特质激发的行为，是盲动和冒进。
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了。
习近平的人生故事由此进入新的阶段。风云突变，几乎是一瞬间他就失去了从小享受的特权，而且不论他怎样挣扎，一个九岁孩子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自己和全家的命运。
这个时期的故事主调是灰暗的。但在1962年到68年期间，他仍然是八一学校的学生，仍然是中共高级干部子弟中的一员。即使在失去因父亲的权势享有的大部分特权之后，“特权阶层一分子”这个身份仍然庇护着他，让他拥有着远比同时代同年龄的底层子弟优渥的生活条件。
受政治风云播弄的无力感令他丧失了自信，变得畏缩，学会了“藏拙”，同一时期，受阶层身份庇护的现实和与同为高级干部特权阶层子弟的同学群体的交往，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放大了“特权”和“身份”的重要性。
而接下来的经历更强化了这些印象。从1969年下乡到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习近平个人的努力在其中起的作用显然微乎其微。
对一个正在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一连串经历对个人自信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个人努力”毫无意义，只有“特权”和“身份”，才能让人过上想要的生活。
——习近平就这样从一个自命不凡的特权阶层二代，变成了一个虽然在某些时候会盲动和冒进，但对“个人努力”毫无兴趣，只想靠“特权”和“身份”弯道超车的纨绔。
而只有对“个人努力”的缺乏兴趣，才能解释为什么从他获得入读清华的机会开始，他都没有尝试过真正下苦功学习，没有尝试过利用以其身份地位能获得的丰厚学习资源，补上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大半失学的缺憾。
他成了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他成了一个以特权身份为自我价值的来源，在能力方面格外自卑的人。
因此，在同样拥有特权身份的人面前他会“藏拙”，并因“藏拙”给他们留下“温和”、“憨厚”印象。
与其他红二代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他成了一个只有在非特权阶层面前才会露出高傲本色，在特权高层面前则表现得既低调又谦逊的特殊纨绔。在看惯了嚣张二代的老人们眼中，他简直是纨绔中的一股清流，是难得的“乖孩子”。
然后他就因此平步青云。
因为生于特权阶层，因为清楚自己的无能，在既嚣张又无能的二代群体中显得较为低调，借着特权的东风平步青云。
这就是习近平的人生故事，是这个因为不爱学习而无法积累出丰富故事库，灵魂十分单薄贫乏的人的精神内核。
从故事生物的角度看，习近平实在是个很简单的人。在原生故事基本成型后，他就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行事风格，没尝试过突破“无能的纨绔”这个身份，通过学习，通过“做一番事业”重新建立自信。
他甚至也没试过突破既有的人际交往圈子，身边除了长辈、小伙伴，就是下属、马屁精。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化学系毕业，然后没有尝试过任何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就去了军委给父亲的好友耿飙当秘书。在此期间，他大概率是按父辈的安排娶了生于1951年比他大两三岁的第一任妻子柯玲玲，维持了三年的短暂婚姻。
1982年耿飙退居二线。和放弃了清华的专业一样，习近平同样没有凭在耿飙身边积累的资历在军事体系中尝试更进一步，他要求下基层锻炼——这一举动可以被解读为“胸怀大志”，但从前述对其人生故事的分析，你不难找到真相——他在耿飙身边显然是凭父亲的关系无所作为的混了三年，之后他想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而是再次进入自己的舒适区，即进入一个仅凭特权身份，仅凭父辈荫庇，不需要有什么个人能力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生活状态。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重复“做特权阶层的乖孩子”，并因此获得长辈青睐，因此获得更多特权荫庇，因此更不需要强化个人能力的套路。
人类对于故事的依赖是永恒的。
作为信息生物、网络生物、故事生物存在着的人类，当他们将自己织进一张能在内部自由分享故事的网络时，由他们组成的“部落”便化为一头千手千眼，感知力和影响力覆盖范围极大扩张的庞然巨物。
将己身织为网络，这是人类的“特技”，也是智慧种族在演化中独占鳌头的凭依。
很少有人从“社群即网络”的角度批评政权对自由的限制。但从这个角度出发，谁阻断了故事的自由分享，谁就是在蒙上巨兽的千眼，谁限制了个体的行动自由，谁就是在绑住巨兽的千手。
而在族群竞择的大背景下，在部落与部落相争，巨兽与巨兽相持时，千手灵活千眼明亮的那一方，当然更占优势。
把社群看成千手千眼的巨兽，我们就能看到中共这种不断戳瞎千眼断折千手的行径是多么荒谬，就能看到它在族群竞择中的失败是多么必然。
人为什么依赖社群？
因为当你习惯了能通过“联网”共享千眼的视野，分享千手的灵动，能随时调用远超个体所知所有的信息和资源，当你习惯了身为人类，身为社群成员的便利，你就会本能地不愿脱离这些便利生活。
而社群又为什么需要让每个普通人在最大程度上拥有自由？
因为能自由探索的个体，千差万别而非整齐划一的个体，才能成为把目光扩散到广袤大地上的千眼，才能成为延伸到天涯海角的千手。
一个社群，取消个体的自由，就是作茧自缚，限制信息的流动，就是自取灭亡。
只有学会了从信息生物、网络生物、故事生物的角度理解人类，理解社群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故事”的价值——故事，正是把个体与个体在信息层面，在精神层面连结起来的真正纽带。
因此，故事，也正把个体连结为组织、连结成社群的关键。
爱情故事把个体连结为家庭，亲情故事把个体连结为家族，共同的起源故事把个体连结成民族，共有的历史叙事和国家叙事则创造了规模更大的共同体。
在较幽微的层面，例如传说中的“人生四大铁”，所谓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则是由共有的经历形成共享的故事，由共享的故事形成认同，形成后续种种合作的心理基础——小到流氓混混组成的团伙，大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派系，只要人与人之间想要展开合作，“拥有共享的故事”就是个绕不开的前提，是维系合作关系的心理保证。
人们需要故事。人们需要构建怎样的合作，就需要共享怎样的故事。
而试图共同开创未来的人们，需要共享能由过去向未来延伸的故事，经得起时光考验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能保持向前流动，不致中途断绝的故事。
我们需要理解故事的力量，并学会从故事的角度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会把故事包含的组织能力，对应于共享不同故事的社群在组织度上的差异，学会用故事的演变对照分析社群在组织度和合作性方面的演变。
那些现在看起来只是茶余饭后消遣的神话故事、宗教故事，和现代人更熟悉的文学故事、新闻故事，曾深刻又悄然无声地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也将继续将我们引向未来。在它们的演变中，蕴含着的正是人类本身的演变，从天真到成熟的演变，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从笨拙粗糙到更具协调性和细致操作能力的演变。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故事对现实展开“反编译”。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故事，重视怎样的故事，他就是怎样的人。一个团伙或社群会共享怎样的故事，会维护怎样的故事，就会坚持怎样的合作方向和游戏规则。
例如你可以分析习近平和他的小伙伴们拥有怎样的故事，共享着怎样的故事，在故事的指引下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作哪些决断，在面对危难之时会怎样对待自己团伙中的其他成员。
你也可以分析中共国家机器中那些具体的工作人员正共享着怎样的故事，这故事会在何种情况下崩毁，他们的“共享”又能由什么故事承接，如果没有能承接的故事，如果“共享”无法维系，国家机器本身的完整性是否能够维系。
故事是个巨大的宝藏。
如果你懂得搜寻，你在其中可以找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但首先你需要愿意倾听关于故事的故事，因为一切故事的奥秘尽在其中。
每个亢长宏大的故事都是由一系列小故事组成，正如线是由点组成。
每个普通人看似复杂的灵魂，则都是许多小故事的杂糅体——那些关于世界的故事，关于国家的故事，关于民族的故事，关于历史的故事，关于人生的故事，关于异性的故事——在事实上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决定着我们的所思所见。
作为信息生物， 我们每天都“连线”于各种社交场合，并在闲谈、灌水时，不知不觉完成故事版本的“自动更新”。
这种对内在故事的片断式自动更新能力，让我们能与他人保持心理近距离，能在需要时迅速抵达同一“心理坐标”展开合作，也让我们能因共享故事与社交网络中的他人互相认同，形成同一的“部落”。
人类作为故事生物的本能，这些关于故事的心理机制，是认知战、宣传战各种战术能产生效果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些心理机制，让浸泡在中共营造的故事环境里的小粉红们只要未经有意识的心理突围，其记忆就能任中共宣传部门篡改——只要让他们在自动更新时只能“下载”到官方发放的故事版本，这些人的灵魂就会任由权贵们删改拿捏。
这种认知战术甚至能跨越国界，让偶尔翻墙的蚁民们也只能在对海外信息的匆匆一瞥中，加强由官方宣传打造的固有印象。
很多人惑于中共的宣传，把故事的力量误当成了中共本身的力量。很多人不理解人类作为信息生物、网络生物、故事生物的心理机制，误以为“相信中共的谎言”是一部分人的劣根性，无法改变。
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
是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性，并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基于对故事生物天性的分析，夺回故事的力量。
我们需要认识到，争夺命运的主导权，是从争夺故事的讲述权、传播权开始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故事传播的社交网络体系中，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是“节点”。
中共之所以极力打压对“六四”真相的追忆和传播，其意图正是为了用他们的版本覆盖我们的版本，覆盖亲历者记忆中的版本，和倾听过亲历者讲述的年轻一代心中的版本。
维多利亚的烛光曾守护过的不止是记忆。
也是故事，是说故事和听故事的场景。
而对“六四”故事的篡改还只是中共试图垄断故事的努力中的一部分。
他们修改过的历史岂止“六四”。
整个中共的国家叙事，那个看似宏大的故事，全由谎言构成。从抗日，到党史，从对中华沦陷区历朝历代、各族各地历史的编造，到把北京猿人认为祖先，到如今的“东升西降”，中共讲述的故事，没有一个不充斥着谎言。
而共享中共故事的人们，因共享这些谎言而凝聚成一个心理“部落”的人们，全被困在这巨大的心理茧房之内，无力挣脱。
这就是所谓“中国人民支持中共”的真相。
我从来不担心中共拥有“人民的支持”，因为这些支持是没有力量的。它们本身的存在，全靠谎言的维持，而且这些谎言正时刻承受着真相的冲击。那些人们在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真相，失业、贫困、权利被践踏、前途无希望的现实，都在象利刃一样割开信息茧房的遮蔽，让怀疑象野草一样在人们心中疯狂滋长。
当你和我一样看清人类作为故事生物的天性，你也会和我一样明白，需要花费巨额维稳经费才能勉强保持存在的故事，没有力量，让人们只想逃离不想长驻其中的故事，没有力量。
因为这样的故事，在人们有机会拿到更好的故事版本时，会被立即取代。
正如当中共宣传部门试图让所有人相信“中国人有奶就是娘”，人们相信了。但人们随即就会因发现“党妈妈没有奶了”而开始相信中国人不会继续对中共保持忠诚。
而且确实，中国人不会对中共保持忠诚，不会对一个全靠宣传垄断占领“市场”，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故事，保持信仰。
在观念的战场上，在各部落的战争中，故事的力量彼此相争。
凭谎言的力量，而不是故事本身的说服力取胜，是不能长久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局面。
实际上，中共在观念战场上长期保持着的优势早已岌岌可危，维系谎言的经费即将耗尽，那些荒腔走板，中共内部的“自己人”都不相信的故事，根本不可能找到足够的信徒。人们在期待，在寻找，在渴求新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已在我们的笔尖。
人们在等待我们提供新的故事。
关于世界的故事，关于国家的故事，关于民族的故事，关于历史的故事，关于人生的故事……简短、生动的故事，有理有据，逻辑通顺，令人信服，本身就具有力量的故事。
我们需要提出全新的国家叙事，以此为命运“起稿”。我们需要坚守的不仅是对“六四”真相的讲述，更是对未来的展望，和对“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会做怎样的事，因此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这一故事大纲的填充。
以全新的国家叙事为基础，我们才能拥有更美好的人生故事，我们的个人奋斗才能有坚实的起点，我们的创业创新才能在有制度保障的环境里进行。
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