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不公的問題不是一天可以改變的，正如你說的，它造成法理的不公，實際上就是系統性歧視的問題，因為政府永遠都是要維持現狀，這就會強化結構性不公。
你所談的人民的忍耐程度高，這一點是事實，許多人確實並沒有到過不下去的程度，然而，更嚴重的其實是，等真過去下去的時候，並不會就產生任何反抗之類的事件，例如2022年底死於瘟疫二次爆發的人數多到即使高幹之流也死無葬身之地。然而逼到極限必造反只是我們被教育的觀念，瘟疫死人高峰期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不是必然。再比如三年大飢荒的時候，人們再要反抗已經沒有力氣了，最後要麼被斃命要麼餓死。
當然，在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說，對此的質疑或反對不會自然形成。這也需要長時間的傳播與事實的佐證。這是賦權或賦能的過程，而只有經過了這樣的過程之後，人們之間才會逐漸形成新的觀念，然後逐步改變結構性不公的事業才可能開始，這就是人們首先會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和對現狀的反對。
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其實也是醞釀了半個世紀才達成共識的，而剛開始的時候，黑人普遍地認可自己為二等公民的現狀並不會去刻意地打破種族隔離。而這還是在黑人為少數族裔的情況下，而且當時的極少的大學生寧肯不要學位也要抗議，這無疑辜負了家庭所做出的犧牲，因此並不是一個自然支持的過程。若是中國或印度，涉及這麼巨大的人口數量時，所需的時間至少不會短，會發生的衝突也不會更小。
因此，當我說的被獅子咬死的時候，我所談的並不是此刻被人們意識到的現狀，但是長期來看，人們會意識到。就像黑人不再接受自己是二等公民，拒絕服從這樣的秩序的時候，雖然只是極少數的人，但最終這一現狀還是被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