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写诗反党，也是一项发明。
From 佛瑞德里希 4th
在许多人心中，“六四”是一个悲情故事。渴望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年轻人在长街上血流成河，古老帝国在政治上走向现代化的希望一朝破灭，无数流亡者漂泊海外苦苦坚持，却从青春等到白头，看不到希望。
但“六四”不仅是悲情故事。
它还是个“提出问题的人被暴力解决”的故事，它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也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当年的口号，忘记了当年林立于广场上的“反官倒”、“反腐败”标语，只记得那淋漓的鲜血。
或者，在中共反复宣传下，索性也忘记了是非对错，和那一年的悲伤。
但忘记并不会让问题消失。
那问题仍横亘在那里，象肿瘤一样不断增大。当年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后来讨论问题的人被禁言封号，记忆不被允许，故事被一再篡改，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迎来了狂风骤雨，散作遍布全球的点点星光。
有资源也有责任解决问题的那一方，始终在逃避，假装不存在问题。
而当年曾因提出问题“被解决”的人，也仍然没能找到答案。
这个故事，未完待续。
作为一个读故事的人，我一直是把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看成“六四”30年后的续篇的。
香港人同样提出了问题，但他们没有止步于仅仅“提出问题”。包括戴耀廷在内的学者们提出了解决方案，香港社会中从政界商界名人到普遍市民，无数人给予了支持。他们试图循当时的合法途径获得解决问题必须的资源，获得足够的立法会席位、区议会议席，以实现“真普选”，在“解决问题”的漫漫征途上踏出第一步。
只是，他们也被“解决”了。
中共就象一头守护问题的怪兽，不断吞噬着提出问题的人，不断消灭着试图解决问题的人，不论你展现多少善意，不论你怎样费尽心思表明你只想解决问题，并不想触及中共本身。
但中共不能容许你。“问题”仿佛是这头巨龙的逆鳞，又仿佛就是这头巨龙的本体。
是的，“问题”就是它的本体。
这问题就是“特权”。是肆意横行，不容质疑和挑战，不容制衡机制建立的特权。
腐败从来都是由特权滋生。
而特权，让上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只能唯唯诺诺的特权，是中共这种坚持伤害链逻辑的政权面对亿万民众获得安全感的唯一凭恃。
但特权，上级的为所欲为，下级的唯唯诺诺，也是让中共这种本就缺乏治理能力的政权在社会治理工作的技术性不断增强的时代，不断因“胡折腾”把事情办砸，把自己持有的资源白白浪费掉的直接原因。
在我看来，“六四”不仅是个悲情故事，不仅是关于青春、希望、公义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问题的故事，一个本应在问题被提出后，走向各方为寻求解决方案展开合作这个方向，却因中共的镇压戛然而止的故事。
在我看来，“六四”需要纪念，但需要的不止是纪念。
这个故事需要的是回到正轨，是回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
而这个问题，就是特权，是怎样在中共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怎样避免在中共因特权的弊端把自己胡折腾死之后，亿万没找到过答案的民众，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怎样建设。
是怎样建设起和中共以及历代皇朝不一样的国家，怎样让法治取代人治。
是怎样让习惯了帝国模式的人们学会并习惯新的政治模式，学会现代文明国家的国家治理和秩序维护。
解体中共国，建设新欧洲，是我的答案。
以上海独立和香港独立为起点，以上海的华洋共治和香港的恢复荣光为锚点，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建设为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在各族各地独立建国后，形成互不干涉又互相扶助的新兴国家集群，在中华沦陷区实现渐进式的、分区分块、逐步推进的社会转型，是我试着提出的答案，是我为“六四”和香港“反送中”故事提交的续写。
邓小平错了。
面对“六四”学子，面对提出问题的年轻人，他害怕了，他担忧局势失控，他害怕中国再次陷入混乱，而在新一轮混乱中共产党会失去政权，他会失去已有的一切。
他为什么害怕？
因为他以为提出问题的年轻人是在索取他手中的特权，是在寻求对他生杀予夺的权柄。
因为他只懂得“特权”，只懂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状态下的形态。
伤害链逻辑造成了邓小平的思想局限。
但是，从1989到2019，这个故事的真正内核，都是提出对特权本身的质疑，是寻求对权力存在形态的改变。
是寻求把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框”进法律的约束范围，是建立制衡机制。
35年了。
人们寻求的不是报复，不是破坏，甚至不是所谓“平反”，人们寻求的是答案，是容许建设者享受建设成果的制度环境，是由更文明的制度环境保障的美好生活。
人们寻求的是建设的机会。
当你读懂了这些，你才能真正读懂“六四”鲜血背后的悲伤，那些一心成为建设者的年轻人，在试图为建设创造一个足够坚实的制度起点时，在刚开始“提出问题”时，就被迫匆匆告别尘世的悲伤。
勿忘“六四”。
这条标语我见过许多次了。
但我希望被记住的不要只是悲伤，只是鲜血，只是遗憾。还有遗愿，还有当年那些建设者的热情，还有他们提出过的问题，留在褪色照片中，留在遗像和墓碑上，也留在后来者眼眸中的困惑和追问。
我希望在故事的结尾，我们能拿出建设的能力，用建设的成果，用新欧洲的美好现实，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中国太可怜了，引入了这些德国垃圾，而且是经过俄国人咀嚼过又拉出来的粪便垃圾。
兄台，德国人的哲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德国的哲学不是人的哲学，是关于物的哲学。德国哲学都远远比不上古希腊的哲学。我们上学的时候背辩证唯物主义，说什么物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事物是正反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咱们仔细想想，这些车轱辘话有意义吗？打个比方，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医的理论基础，用了上千年解释各种症状，但它说得再圆再通，都比不上对尸体来一次解剖，先搞清楚人体结构、器官的正确位置来得更实际、更有效。
德国人在中国享有他们不应该有的声誉，除了古典音乐之外，他们对世界的贡献比西欧国家小得多。
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知道死了人，具体死多少，不知道。
我到北京上学，同寝室有北京的孩子，才知道那时木樨地被打死的最多。那时时隔六四已经有四年了。
我的校友，也就是学长，只要是上过街的，毕业后都被发配到基层“锻炼”去了，跟工人吃住，也不会有提拔的机会。
二十年前我在某省见到了当年高自联的领袖之一马少方。那一代人真的是博览群书，阅读量极大，当时给我们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说虽然这本书备受诟病，但君主论里的君主底线比中国的君主还是高出相当一块。
那时候政治氛围宽松，马少方虽然受到就业限制，但还是有行动自由的。他也通过给企业上管理课谋生。但习近平上台后，我看到新闻说他被警方从扬州的家中带走，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中国人不善于拐大弯，拐大弯不只是意味着耐心，它还意味着妥协的战略和技巧。
拐大弯是柳传志改制时提出来的，联想从中科院计算所起步，国有的体制下，柳传志既要把事做大，把利益分给自己圈子里的人，自己掌握对联想的控制权，还要注意不要跟计算所因为利益矛盾翻脸。这个难度很大，柳传志做到了，可惜很多企业家没有做到。
掌握权力的人，最担心的是大权旁落，最令他恼怒的是当面被人羞辱。特别是当年羞辱，会记恨一辈子。毛记恨周一辈子，邓记恨江青一辈子。我们学习的古文“触龙说赵太后”，你看老臣触龙为了说服赵太后，第一选择了私下场合，第二表现得态度恭敬，第三用比喻，而不是直接表明主张。原因是，赵太后是掌握权力的人。
我觉得邓小平最开始是不想使用武力镇压的，这对谁都不好，他的品牌会蒙污，他的历史地位会受到影响，但是当他觉得党内要借助学生势力掀翻自己，自己要大权旁落的时候，品牌和历史地位就不再重要，保权才是最重要的。
柴玲说人民日报是胡说八道。没问题，确实是胡说八道，但举着高音喇叭说就是羞辱。时候一到，人民必报。什么意思？怎么报？柴玲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顺口溜，邓小平想到的可能是他被打倒，儿子跳楼，或者像他审判关押江青一样，他被审判被关押。
当赵紫阳公开说出最高决定权在邓小平，学生打出邓小平退休的标语，邓小平觉得阴谋推翻他的人将一张大网向他撒过来。
这就是独裁者的逻辑。
八九六四的学生，都是读着共产党永不言败，永不妥协的教科书长大的，他们不像柳传志懂得拐大弯，懂的要妥协，他们心里只有改天换地，只争朝夕。
而且据说，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把共产党倒台后如何分配官职都讨论妥当了。
一年一度的六四又要到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视频，是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柴玲举着高音喇叭，在人民日报社门前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欺骗人民，良心何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人民必报。”
六四的时候我还是高三学生，北京发生的事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那时我家刚买十三寸黑白电视没两年。当然，那时候我也很激动，关注北京的消息。我们省城的大学生们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作为高三年级的我，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我是高中学校的优秀学生，高考对我更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
今天看到视频里的这一幕，说实话让我不舒服。这并不是说柴玲是坏人，六四以后骂她的人很多，包括她说学生要流血，但她不能流，意思是她的命更重要。她说的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也不是不对，确实人民日报和我从小读起的课本，全是假大空话，都是为了骗人美化共产党的假话。
这场运动以流血的悲剧告终，并且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责任当然是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共产党政府，包括邓小平、李鹏以及众多元老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没法洗地的。当北京宣布戒严，坦克进程，士兵对市民和学生看见就设计，indiscriminately shooting的时候，罪责就落到了共产党政府头上，这是历史性的，没法洗白翻篇。
当我岁数变大，懂得社会的人情世故，理解独裁者心态的时候，看到柴玲的视频，看到大学生打出邓小平退休的标语，我想当激进派占据了学生运动的领导位子，将激进的主张变成运动的主流，没有或者排斥一个成熟的、温和的领导班子的时候，这个激进的领导班子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它的进一步发展只能导向运动的反面。
我和中国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就是我还有六十万公积金不给我和我到退休年龄领不到退休金的关系。
还是日本好，举什么国旗只要不违法，没人管。
你要是在天安门，或者在南京举日本国旗，警察不搞残你，革命群众也会搞死你。
从个人角度，如果不是基辛格这种糊涂蛋，如果不是邓小平的糊弄战略（韬光养晦），今天能上网能翻墙能反共的广大人民群众估计还生活在“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认识水平，能吃饱饭就算皇恩浩荡，能穿暖就是共产主义。像我这种的，可能到这岁数就有孙子然后等死的状态。
所以，个人角度，我得感谢基辛格这种糊涂蛋。 nostr:nevent1qqsrr4dyyxk03wwv8j6227995tgxf0vaj8hk7qwu8r6juv372zw7c2qzypvr6akh42fmwwn4kr3ezyv8ve96sh34k90mx8wq0wacmnj4atgk2uphlhp
From Weixinart
这里正好有一篇 @岳东晓博士关于“选择性执法”的分析，以转发作为回答：
罪犯川普被审是否是选择性检控：像川普这类型的重罪，查纽约州案例，只有寥寥几个。纽约州做假账+其他犯罪意图的在纽约历史上肯定不止几例。那么针对川普的起诉是不是选择性起诉呢？答案是这是 selectivity in prosecution，这种案子肯定是选择性的。毕竟提刑官财力人力有限，不可能一网打尽。但选择性起诉不是犯罪的有效辩护，相关法律精神可以查阅最高法判例。比如说高速公路上一百个人超速，你是跟在后面的，警察就抓了你， 你律师如果说他是选择性执法、怎么不抓领头羊？说不定会被法官呵斥为法盲。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假想情形，假设有两个人犯了完全类似的事情，提刑官只有力量提诉一人，两人中一个是社会名流，影响很大，一个是普通百姓，默默无闻，提刑官应该诉谁呢？
换在人民民主的国家，应该提诉这个名流。为什么？法律要抓典型， 起到对文明社会的教育目的，就得抓大鱼。 反过来，如果放过名流，抓小老百姓，岂不是特权阶层逍遥法外，岂不是不公平不公正？像美国参议院参议员就有因别人免费装修没有申报成收入被刑事起诉的。对于普通百姓，这啥也不是。你进了共和国元老院，要求就不同了。具体到川普更得抓了，假账+骗选，混到高位，社会危害极大，不抓不足以平民愤。其实川普案并不特殊， 以前民主党有个候选人， 也因封口被刑事起诉了 。
From Morris
一男子问大师，最近生意很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
大师说，问你一个问题，你去打猎，现在有一只狼和一只老虎追着要吃掉你，狼一枪就可以射死，老虎需要两枪，现在你手上只有两发子弹，你该怎办？
男子说，先射老虎一枪，然后谁不听话，最后那发子弹就射谁。
大师说，本想教你平庸之道，让你躺平，没想到你却悟出了帝王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