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进入下跌趋势，任何使用捂裆踢云纵的策略都将不得不显出原形，这种结果是在策略使用之初就决定的，残暴的欢愉必将以残暴终结。
储蓄大于消费的经济状况叫进步经济，生产结构会被拉长，形成资本积累，提高边际生产力，企业的应急资金和避险投入都很充沛。反过来消费大于储蓄，就是退步经济，消耗资本，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规模，那么应急资金和为了不确定的风险而做的检修维护投入将被最先抽出挪用，于是将进入一个安全风险频发的时代。同理，疫情后的新房要慎买。
# 特大桥为何频发垮塌？三个常识性疑问
**作者：项栋梁**
**来源：基本常识**
“特大桥”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指的是**单孔跨径大于150米**或者**多孔跨径总长大于1000米**的桥梁，是桥梁分类里的最高级别。简而言之，就是最大、最雄伟的那一批桥梁。
相应的，必然也是**施工技术标准最高、建筑质量要求最严**的那一类桥梁。理论上，也应该是**最不容易垮塌的桥梁**。
这也很好理解——特大桥的建设投资动辄数亿甚至数百亿，这么多钱投下去，就算做“豆腐渣工程”，至少也得整成一块“冻豆腐”吧？而且特大桥往往地处交通要道，车流繁忙，一旦发生垮塌事故，伤亡可能极为惨重。
你说桥面偷工减料、坑坑洼洼的也就算了，桥上灯光三个月坏一批也问题不大，但**桥梁主体结构安全可容不得丝毫马虎**，那是要掉脑袋的干系。
当然，现实与理论总还是难免会有差距，特大桥的安全事故偶尔也会发生，只是极为罕见。所以，每次有特大桥发生安全事故，肯定会引起安监部门的重点关注、责任追查，也必然成为热门新闻。
但最奇怪的是，**特大桥垮塌这么罕见的安全事故，2025年至今已经发生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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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贵州猴子河特大桥引桥垮塌
- **时间**：2025年6月24日
- **地点**：贵州三都县
- **情况**：猴子河特大桥发生垮塌事故
- **结果**：所幸最前方的大卡车司机及时刹停，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大桥发现异常后实施交通管制，拦停了超过200辆车。
> **桥梁参数**：主跨220米，桥墩高135米（相当于40层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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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青海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
- **时间**：2025年8月22日
- **地点**：青海尖扎县
- **情况**：正在施工建设、即将合龙通车的黄河特大桥发生垮塌
- **结果**：造成**12人遇难，4人下落不明**
> **桥梁参数**：设计全长1596.2米，主跨366米，总投资4.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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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川马尔康红旗特大桥垮塌
- **时间**：2025年11月11日
- **地点**：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
- **情况**：红旗特大桥发生垮塌
- **结果**：事故发生前巡查发现异常，已实施交通管制，未造成人员伤亡
> **桥梁参数**：全长758米，主跨220米，投资额超3亿元
> **建成时间**：2025年1月合龙，4月通车，11月垮塌 —— **卒年不到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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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三座垮塌桥梁里，有两座都是因**山体滑坡导致的事故**，不能一概而论说是“豆腐渣工程”，也不能简单归为责任事故。
我作为外行——完全跟桥梁建设不沾边的外行——有三个基于朴素认知和基本常识的疑问：
### 疑问一：
特大型桥梁建设在有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 疑问二：
如果一个地方有一定概率会发生桥梁“抵抗不了”的大型地质灾害，是不是**没有那么适合建设特大型桥梁**，甚至不适合建设桥梁呢？
### 疑问三：
中国建设了全世界最多的特大桥，全世界前十高的大桥中，前8名都在中国，最高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高达625米**。我们作为旅客，需要额外担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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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专业人士赐教！**
> 原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ku3WkLeDZinTQ-K7YeN3g](https://mp.weixin.qq.com/s/5ku3WkLeDZinTQ-K7YeN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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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算出200元一斤的🤣
越阻碍自由贸易外汇就越少，只会控制的更严，因为进口商品是需要外汇的，允许民众自由兑换，它们库里就可能不够，而且可能会暴露部分外汇储备是“假的”。
Coyne新书的第一句话：
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先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是*什么开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非指“奥地利的经济学”。它不是一种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例如“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也不是一套预先设定的政策立场和结论。
癌股想加仓还加不成了，今天进进出出螺蛳壳里大腾挪，最后还是净减仓的。美股似乎跌的更厉害，资本市场已经进入极不稳定期，即使审势，只要参与也极易宽严皆误。
连续2天小幅加仓癌股，明天如果再有合适机会，仓位年度内第二次过半，看看是梅开二度再次开张，还是把8月的盈利再吐些出去吧。
有不少人在囤积黄金etf，有美元的也有人民币的，对我来说投资黄金etf的唯一理由就是相比其他法币资产它走出了我喜欢的结构，这种法币体系内，中心化实名化的标的物没有囤积价值，它可以在一夜之间不再属于你。囤比特币etf的我就更不能理解了，毕竟黄金还有辨别真伪、运输携带、储藏的问题。
“我对社会正义的定义：我保留我所赚的，你保留你所赚的。你不同意吗？那么告诉我，我赚的多少属于你，以及为什么？”
—— 沃尔特·E·威廉姆斯
假如人们正确地预测到了均衡价格，那么投机因素会倾向于使总需求曲线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平坦。价格高于均衡点时，很少有人愿意保存库存——买家需求的很少，而卖家则急不可待地想处理掉财货。相反，在低于均衡价格时，持有的需求将会远远大于现存库存；买家需求量很大，而卖家则不大愿意卖掉他们的库存。总需求和总库存之间的差异越大，那么讨价还价就会更快带来均衡价格。
在均衡价格上，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最有能力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买家会和最有能力的卖家达成交易。
――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
市场经济制度从来没有充分而纯粹地实行过。但是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轨道上，大体上有一个总体趋势，即，趋向于废除那些妨碍市场运作的法律制度。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推进，人口大大增加，而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前难以想象的程度。现今美国一个普通工人享有的诸多生活便利设施，连以前的克罗伊斯（Croesus）、克拉苏（Crassus）、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和路易十四都会嫉妒他。
社会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评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纯经济的，我们可以仅用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来讨论它们：也就是，对人的行为以及一切可以想象的社会合作制度进行彻底的分析。至于人们为什么要嘲笑和污蔑资本主义，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一切事情都称为“资本主义的”，而把所欣赏的一切事情都称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与历史有关，必须交由历史学家去研究。
—— 米塞斯《人的行动》
矫枉总是过正，别人是闲不住过度交易实时满仓，我是太懒散。今天复盘的时候，发现竟然错过8月底黄金的一个黄金买点，失败，想起去年这个时期错过的btc不到8万的买点，看来需要认真点对待了，先保证每周至少全市场认真复盘一遍。
有鼻子有眼😇
他们有nostr账号吗
癌股的仓位倒是没降，赎回资金换成创业板了。我的评价体系里，癌股离可以做空还有距离，倒是可以关注美股做空头寸的加仓了。加密币也有些麻烦，不过我没有一丝做空念头，宁愿耗费时间。
nostr:nprofile1qqs2dt0f0a2unymz2dyg549ju9r5sy0wjlxap57rhusqpw69ghc365spz9mhxue69uhkymmnw3ezuumgdacz7qgawaehxw309a3x7um5wghxy6t5vdhkjmn50phkkmewvdhk6tc78mves --image 提取图片中的文字，如果需要的话，联网查询后说说maker单和taker单。
在交易所的撮合系统中，**Maker（挂单）**和 **Taker（吃单）** 用来区分订单对市场流动性的贡献方式。
**1. Maker（挂单）**
- 当你下的限价单在提交后没有立即与订单簿中的相反方向订单匹配，而是挂在深度列表中等待其他交易者主动成交，这笔订单即为 Maker。
- Maker 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增加买卖盘口的深度。
- 由于它帮助提升了市场的流动性，交易所通常对 Maker 收取较低的手续费，甚至在部分平台出现负 Maker 手续费的激励机制。
**2. Taker（吃单）**
- 当你下的订单能够在提交瞬间立即与订单簿中的已有挂单匹配成交（如市价单或限价单的价格已经触及盘口），这笔订单即为 Taker。
- Taker “取走”了已有的挂单，削减了盘口的深度，属于流动性的“消耗者”。
- 为了补偿流动性被抽走，Taker 的手续费通常高于 Maker。
**3. 常见的订单类型对应关系**
- **限价单**：如果价格未立即成交，则为 Maker；若价格恰好与盘口最优价相同而立即成交，则按 Taker 计费。
- **市价单**：因为必须立刻以最佳报价成交，必然是 Taker。
- 部分平台提供 “只做 Maker” 功能，强制限价单只能挂在订单簿上，确保手续费按 Maker 计费。
**4. 手续费示例（以某主流交易所为例）**
- Maker 费率 0.04%（或更低），Taker 费率 0.06%。
- 费用的实际计算方式为：成交量 × 对应费率。
**5. 在去中心化交易所（DEX）中的对应**
- 在基于自动做市商（AMM）的 DEX，如 Uniswap，提供流动性的 LP（流动性提供者）相当于 Maker；普通交易者直接与池子交易则相当于 Taker。
**总结**
- **Maker**：挂单、提供流动性、手续费较低。
- **Taker**：吃单、消耗流动性、手续费较高。
了解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根据交易策略选择合适的下单方式，从而优化成本和执行速度。
罗斯巴德：资本家赚取其利息收入是因为：通过预付其生产的成果而把现在财服务提供给要素的所有者，由此购买获得他们的产品，然后在以后它们变成现在财的某刻卖出这些产品。
失业的客观问题是投资萎缩，之所以投资萎缩，是能盈利的投资项目太少了。
因果关系可能反了，尊重私有产权(利)，使得人们能得以积累储蓄，大部分人的生活改善，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并且这种稳定和谐是民众自发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非窒息的高压型社会那种。
# 努力让百姓吃上高价盐 | 书摘
**张诗坪、胡可奇**
**史料搬运工**
2025年09月21日 16:27 北京
## 花式捞钱凑军费
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为了与叛军作战，自然要用一切手段筹措军费。
早在西北朝廷刚成立的时候，唐肃宗已经派出宰相裴冕，开展了一项古老的有效敛财项目——卖官鬻爵。当时唐廷卖的不是一线岗位的行政实职，而是各种荣誉头衔。如有官名而无职事的“散官”，类似于现代社会公职人员职务和职级并行体系下，有行政级别但没有对应行政职务的职级官员。李泌在唐肃宗时就担任了高阶散官。还有类似于现代军衔制度的“勋官”，有军衔但并不担任实际军职，也不掌兵。此外还有单纯的爵位，类似于现代社会“享受某某级别待遇”但并不实际在行政系统内任职的人员。
这些卖出的官帽虽然并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但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大部分看好唐王朝的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长线投资，花一笔大钱买了官位之后，每年就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和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对于有钱而缺乏政治权力的商人，更是一条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中央财政有了新来源。
此外，唐帝国还把手伸向了出家人。
当时民间选择当和尚、尼姑、道士的人极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了这些身份可以不用纳税。正因为这一免税特权，出家需要官方凭证，也就是所谓“度牒”。度牒在唐朝前中期一直是不用花钱的，但是在唐燕两军主力于潼关对峙期间，杨国忠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在河东展开了改革试点，对度牒明码标价，三千文一份不讲价。不交钱就不给度牒，意味着官方不承认，个人修行当然可以，免税就别想了。
如果说卖官鬻爵主要是针对有钱人的高端产品，玄宗末期的“度牒”收费主要针对的则是希望通过出家逃过苛捐杂税的普通人。唐肃宗继位后在西北筹划反攻的日子里，“度牒”的价格似乎发生了飞涨，一度到达百缗，也就是十万文！
唐肃宗在西北准备反攻期间的这些捞钱手段，可谓不择手段。遗憾的是，当时唐军屡战屡败，这就意味着第五琦拼了命从江南收来的赋税，连同卖官、卖度牒捞来的钱一起，已不足以应对战事开支。清渠之战惨败后，朝廷甚至被迫用爵位当空头支票，诱使溃兵归队，这就意味着爵位的进一步贬值。此时，卖官鬻爵这条财路基本是断了。
好在朝廷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在关中已经过度饱和的爵位，在江淮地区还有着广阔的待开发市场。这次主持卖官活动的郑书清，对业内前辈裴冕前一阶段的操作经验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研究，对“产品线”和价格进行了一系列优化。
郑叔清指出，之前卖的官位大半都是“空白告身”，就是给一本官方认证过的空白档案簿，让人自己去填，这能正规吗？万一下一任领导不认，这不坑人家吗？没有客户至上的意识，产品质量上不去，美誉度不够，怎么能卖得上价呢？这些卖出去的勋官、散官和空白爵位，吸引力还是不够，为了给帝国平叛大业筹措更多经费，我们必须改变思路，改卖更值钱的“明经出身”身份。
“明经”科是当时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唐帝国选拔官员的主要参考之一。郑叔清卖的这个“明经出身”身份，意味着朝廷直接给买家一个考中了科举的名额。考中科举，意味着有了当官的资格。这和之前裴冕卖的那些荣誉头衔完全不一样，那些只是名义上享有级别待遇，而这个新产品意味着买家有了随时递补为官的资格。卖的产品不一样了，价格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起步价十万文起。
在此基础上，朝廷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制定了最合理的价格体系：
- 如果买家本来就识文断字，可以打八折；
- 如果买家参加过科举考试不幸落第，那算文化人，只是以前运气不够好，直接给对折；
- 如果买家是个文盲，就需要多交三万文；
- 如果买家家里有三个以上免税丁口，朝廷也不追究他以前偷税漏税这档子事情，二十万文一口价，免税额度和递补为官的资格都一并奉上！
除了卖官之外，郑叔清还提供了其他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线。原本已经有官位的想升官或者提高行政级别，也可以花钱搞定。
当时唐帝国的臣民不但活着税很多，死后还有很大一笔遗产税。郑叔清代表朝廷表示，只要愿意用所有财产的三成资助朝廷平叛，以后不但享受终身免税待遇，死后还能免除遗产税。商人们钱更多，而且许多都是不义之财，要想获得终身免税待遇得加钱，需要上交四成财产。
唐廷财政此时已经濒临枯竭，上一年第五琦收上来的江南赋税基本已经用完，唐肃宗任命郑叔清去江淮聚敛财富。毫无疑问，郑叔清在倒卖官爵方面，比裴冕有能力太多，成功为唐肃宗完成了捞钱的任务。但换一个角度看，朝廷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很难再经得起大的失败了。所幸郭子仪率领的唐军主力在回纥人协助下终于取得了对燕军的决定性胜利，收复了两京。
但是问题又来了。朝廷虽然收复了失地，短期内却没有大笔收入补充财政。接下来平定河北、剿灭安庆绪的作战中，军队又会产生大笔新的开支。唐肃宗连新收复地区的租庸都不得不免除，怎么才能应对这笔巨额开支？毕竟，在之前一年时间内，卖官、卖度牒的潜在市场已经基本开发完毕了。
唐军在至德二载十月收复洛阳后，近一年没有大的行动，直到乾元元年九月才开始动员兵力。十月份唐朝大军渡过黄河时，距离收复洛阳已经近一年了。我们时常惊讶于唐军为什么不在安庆绪惨败而逃后乘胜追击，甚至会感慨唐廷贻误战机。但从财政角度看却一目了然：大唐朝廷是真没钱了！
## 杀鸡取卵的聚敛手段
唐廷此时穷到连4000回纥骑兵的报酬都无法支付而让他们自己抢，可谓山穷水尽。要想真正意义上深入经略河北，无论是用剿还是用抚，这大笔开支必须预备好。这一年的租庸收入已经被迫放弃，卖官的市场也挖掘殆尽了，怎么办？
朝廷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率贷”。正是前线将士们的流血牺牲，江淮、巴蜀、长江中游汉江流域等地的商人才能在国难当头时继续赚钱。既然这样，让这些有钱的大商人共赴国难，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也不要多，所有的有钱人拿出自己财产的五分之一来支援军队建设就行了。
当然，堂堂大唐朝廷不是贼寇，讲究有借有还。等收复河北，彻底剿灭叛军，自然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慢慢归还。万一输了怎么办？那就当是共赴国难了哇！没有前线将士流血流汗卖命，商贾们的全部身家迟早也都要被安史乱兵抄没。
这次的“率贷”还是由之前负责卖官的郑叔清全面主持，康云间、陶锐等人负责具体操作。这笔占长江流域所有富户财产五分之一的特别借贷是强买强卖的，而且存在血本无归的风险。无论如何，这一笔收入可比前面卖官、卖度牒的零星收入大多了，收复两京后无法征收到租、庸，又急需用钱的唐廷国库瞬间又充盈了起来。
不过无论是度牒、卖官鬻爵，还是率贷，怎么看都更像是杀鸡取卵的临时措施，后遗症太大。除了在生死存亡关头可以不计后果地一用之外，等大唐江山坐稳之后，朝廷依然迫切需要拓展新的、长期可持续的稳定收入来源。
时势造英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唐王朝经济战线上，一大批平时不起眼的小人物迅速崛起，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前文介绍过，早在唐肃宗继位初期，一个来自基层的官员第五琦就迅速崛起，他从江南征收的赋税是郭子仪反攻初期的主要经费来源。现在，让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第五琦身上。要想理清肃宗一系在这休战的大半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做了哪些决策，第五琦是一位关键性人物。
早在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第五琦就曾在陕郡太守兼水路转运使韦坚手下任职，韦坚这个职位对唐帝国江淮到关中的漕运至关重要。第五琦大约在此时开始实际参与一线的经济事务，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安史之乱爆发时，第五琦只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部下一个从八品的小官。长安沦陷、唐玄宗南逃成都时，第五琦被贺兰进明派到成都面圣，得到了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兼江淮租庸使官职。这说明第五琦经济方面的能力在唐玄宗这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也就是稍微给他点事情做的程度。
当年十月，贺兰进明发现自己站队严重失误，赶紧亲自奔赴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接到指令后也匆忙北上，先期拜见新即位的唐肃宗。
第五琦在唐肃宗这里得到了极大的信任。他不但一下子被提升为从六品的司虞员外郎，还被唐肃宗赐予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性头衔“山南等五道支度使”。
当时，长江中游荆襄地区的名义长官是永王李璘，长江下游扬州附近的名义长官则是盛王李琦。唐肃宗选择任用第五琦，专门成立了山南、河南等五道度支机构，将玄宗皇帝划给永王、盛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经济专区，由第五琦控制的专门机构负责这个经济专区的收支，实际上就是与太上皇支持下的永王、盛王争夺这片地方的经济资源。
考虑到当时河北全境与河南一部都在“大燕国”手中，四川暂时属于太上皇的自留地，那么唐肃宗把湖北往东整个江南五道的财政大权全部放给第五琦统一管理，可谓超级大手笔了。
可以说，这个“山南等五道支度使”掌控着还在唐廷控制下五个富庶道的财政，其经济体量远远超出了唐廷控制下其余地区的经济体量总和。唐肃宗可以说是把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的命门都交给了第五琦打理。第五琦此时的作用、权力和对中央的重要性，已经远超一般军镇的节度使，跃升为唐廷中央财政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第五琦以此为起点，凭借其干练的作风和经济领域上表现的卓越才华，几年之内相继在司金郎中、御史中丞、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山南河南等五道转运使、盐铁使等职位上升迁。仅仅在三年之后的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就一跃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
第五琦的升迁之快，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杨国忠。很少公开指责唐肃宗的太上皇，这次也通过房琯指责唐肃宗道：当初杨国忠为太上皇聚敛财富，得罪了天下人。现在陛下您如此宠信第五琦，等于是太上皇的杨国忠死了，您的杨国忠又活过来了，怎么对天下交代？
皇帝反问道：没了钱士兵不肯卖命就散伙了，你房琯讨厌第五琦我理解，但是我不用他，钱哪里来？房琯只好乖乖闭嘴。
当然了，第五琦得到如此夸张的重用，是因为唐肃宗需要他尽快为朝廷筹钱，应付朝廷各项开支，尤其是战事的巨大支出。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丢失了大片富庶土地，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组织了庞大的军队，在一系列艰难战斗之后也只是勉强收复了两京，距离扫平河北的叛军老巢还遥不可及。
为了维持战场上大军的开支，唐帝国从卖官鬻爵、度牒收费，再到“率贷”和向商人出卖免税权，都是有失体面甚至杀鸡取卵的应急之法。
毕竟，买来的官爵背后，需要唐帝国以薪水为名每年进行返还，免税意味着未来常规税收的流失，“明经出身”更意味着唐帝国必须拿出一部分实际职务来回馈购买者。至于率贷等手段，说白了就是对富人收取高额战争专项税，如果常态化地使用这一手段，恐怕原本愿意支持长安朝廷的东南地区也会纷纷不堪其扰，要么破产，要么被逼和“大燕国”暗通款曲了。
唐廷的中央决策层自然知道，以上种种压榨方式不可持续，朝廷必须建立起新的可持续固定收入模式，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五琦头上。
## 大唐人民吃上了高价盐
当初，伴随着永王东巡的失败，太上皇也无法再动江淮地区财税的脑筋。因此，太上皇在四川的小朝廷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收取过路费和矿税。
当时的四川产麻，相对缺盐，四川的麻沿着长江运到江南，换盐之后再返程的这类贸易一直很发达，“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就是这种贸易的真实写照。控制了四川并借着永王东巡接管了湖北的太上皇一系，就在以三峡一线为主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立关卡，收过路费贴补支用。
两京光复后，太上皇最终选择回到长安，朝廷对这一阶段太上皇收钱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细致的调研，结论是：不但过路费可以继续收，在各大市场里面规模较大的交易也应该收取交易费用。毕竟，没有唐帝国辛辛苦苦的讨伐叛军，商人们又哪来今天可以四处贩卖货物的幸福生活呢？为了保卫既有的胜利果实，商人为唐帝国交税，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在具体的收费方式上，朝廷做了巨大的改进。之前太上皇在四川等地采取设卡收费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需要的人力成本和监控成本都很高。尤其是现在要把商税推广到全国，在地方实力派控制的河南、江淮、河东等地区，当地的军头未必愿意配合。
朝廷最后选择直接向各地的长官要钱，每年向地方征收一个定额的总商税，至于地方上怎么收取商税，则是各地军头们自己的事情了。
问题是，《幸普安郡制》颁布后，地方军头早就有了实际征税的权力，皇帝的这种做法就是赤裸裸地从地方实力派手里抢钱。朝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要是地方军政长官为了这几个钱不惜翻脸，反正有的是人想要这个位置，大家刀剑见真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唐帝国境内远离与“大燕国”对抗前线的地区突然冒出了一堆叛乱者，归根到底还是这几个钱怎么分的问题导致的。
商业税长久以来在中国税收史上一直处于可有无的状态，尤其是庄园经济大发展的东汉之后更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一方面，当时生产力发展程度和商品流通都不够。另一方面，商业往来本身具有高频且过于分散的特点，收取成本较高，税收有效覆盖率低，税收成本和效果对比下来显得不划算。
在唐帝国各地军政长官逐渐藩镇化、军阀化的大趋势下，选择把直接税收收取的工作交给地方，中央则以定额的方式收取间接税收，对朝廷而言好处极多。地方军头对辖区的控制能力要比中央高出很多，控制成本则相对较低。朝廷利用自己的威慑力，只需要和地方长官打交道，比起亲自下场费力收税要容易得多。
朝廷对于商税征收方式的逐渐转变，是经济政策适应了形势演变的自我调整、自我进化。但现在朝廷和各地对于定额税收的博弈刚开始，彼此之间往往要经过激烈的冲突甚至是兵戎相见，才会逐渐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规则和新边界，为往后的博弈划定一个基本的圈子。
除了这一项探索中的定额税收外，唐帝国开创的另一条收税致富道路显然更为重要，甚至堪称唐帝国随后一百多年得以继续维系的重要根基，这就是由第五琦创制并推行的食盐专卖改革。
唐帝国的食盐专卖制度始于颜真卿河北东部为维持军用而开展的尝试，随后迅速在山东黄河一线传开，第五琦当时供职的北海也深受影响。作为一个有着基层经济工作经验的官员，第五琦把这一经验介绍给了唐肃宗。
第五琦草创的榷盐法和颜真卿的做法一脉相承，归纳下来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销。政府在海边、盐池和盐井等产盐场所附近，收编原有以盐为业的民户并就近划分新民户，除租庸调等常规税收，专门从事产盐工作，这批人叫作亭户。
同时，朝廷专门设立了直属中央的盐监，我们可以把盐监理解为独立于地方的大型国企。盐户产的盐必须以指定价格送到指定地点，由盐监收购后官方统一运输销售到全国各地。而其中的收购价和卖出价由官方指定，全国统一。
第五琦制定的这套食盐专卖制度虽然直接借鉴于颜真卿的试点，但本质上更接近于几百年前汉武帝时期的食盐专卖：朝廷直接控制下的盐业专卖系统强制垄断了全国所有盐的生产与销售。
盐是民众绝不可少的必需品，食盐专卖制度的创立为帝国带来了大笔税收。正是有了盐税的保障，唐帝国才能做出暂时免除一年租庸的重大决策。
第五琦的食盐专卖为唐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史书对于这个收入有两种记载，一种认为每年能获利六亿钱（六十万贯），另一种则认为每年能获利四亿钱（四十万贯）。不过这两个数据很可能是同一个：六亿是毛利，没有算入管理和销售食盐的人工费用。
根据后来的数据，江淮地区食盐专卖领域的人工和管理支出长期稳定在两亿钱，扣掉这项费用，唐帝国获得的净利润正是四个亿。而且这笔收入仅仅是第五琦负责的江南五道盐业收入的一部分。
除了江淮之外，河东地区也就是运城盆地的盐池以及西南的井盐都是巨额财政收入，也在唐帝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些盐池加起来，此时理论上至少有十二亿钱的毛利，七八亿钱的净利，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基本和这一年免掉的租庸金额相等。
在一代人之后的唐德宗年间，伴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流程的优化，这个数字更将增长到惊人的六十亿。
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军队长官逐渐军阀化并且实际掌控了纳税丁口之后，食盐专卖制度作为一种变相的财产税，能够有效绕开这些军阀对户口的荫庇，从而在关东各地逐渐藩镇化之后仍然能保障唐帝国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
朝廷之所以能有效收取盐税来重建财政，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供给的垄断。唐朝境内产盐主要是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海盐、池盐的主要生产地点都相对单一，朝廷只需要凭借政治优势和军事威慑，有效控制住产盐场所和产盐的亭户，就足以控制大部分盐的生产。
井盐产地相对分散很多，唐朝境内大约一共有六百多口盐井，但是盐井主要分布区域在西南的四川、贵州，这里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朝廷对这一区域的掌控也相对比较牢固。
通过垄断绝大部分食盐产地，再加上对私盐贩子的严厉打击，朝廷很快控制住了境内大半的食盐供应。由于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掌握了供应端的朝廷，在食盐流通领域的监管比起商税等税种的征收来可谓简单太多，也不用担心一线征税人员和地方军头串通导致税收的流失。
就这样，唐帝国在第五琦的主持下，巧妙利用食盐这个百姓的“刚需”，绕开了正在军阀化的各地藩镇对人口的大面积隐匿。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朝廷已经难以掌握被各地藩镇和豪强隐匿的户籍，却依旧可以达到全面收税的目标，拿一个更现代化的经济名词来说，这就是最经典的供给侧改革啊！
第五琦主持下的唐帝国经济战线，一方面通过定额方式确定了从各地军头处间接收取的商税，另一方面则通过食盐专卖的方式变相向各地民众收取了一大笔直接税。这两种新税种都是可持续的，比起前面那些吃相难看的临时手段来进步了太多。
第五琦领导的经济团队经过了精心的分析和仔细深入的研究，在事关唐帝国生死的重大任务面前经受住了考验。第五琦在其中体现出来的实干能力，更使他三年之内就从一个从八品的芝麻官变成了全面主持唐帝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宰相级高官。
某种程度上，乾元元年朝廷在财政和经济上的一系列关键性举措，比起立即用兵河北重要太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关唐王朝的生死存亡。第五琦领导下在经济财政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最直接的成果莫过于，在各地军政要员逐渐走向军阀化的过程中，皇帝和唐廷暂时躲过了财政完全崩溃这一关，并且通过一系列新的财政税收制度，牢牢掌握住了最重要的钱袋子，为未来能够直接掌握天下最强的一支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本章开篇的计算，乾元年间唐廷的名义纳税丁口已经降到安禄山起兵前的三成以下。如果没有这一年一系列迅捷高效的改革，长安朝廷在旧的租庸调税收体系下必然失去对大部分地区的收税能力。
纳税人口的急剧萎缩同样意味着财政规模的缩小和供养兵力能力的锐减，这就意味着皇帝在丢失了钱袋子之后会进一步丢失枪杆子，唐帝国的崩溃时间恐怕将比历史上实际的时间大为提前。
毕竟，一旦失去了钱袋子，各地军政大佬哪怕人人都是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朝廷财政养不活他们麾下的军队，同样难以避免大乱。而只要握紧了钱袋子，哪怕天下人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朝廷依然能供养起源源不断的军队，与他们缠斗下去。
当然，对唐帝国治下的普通百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朝廷或者地方军阀公开的赋税之外，又喜提一大笔难以绕开的“盐税”。从安史之乱中后期到唐朝灭亡这一个半世纪，百姓们将长期吃上高价盐，而私盐贩子黄巢将在未来成为唐帝国实质上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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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作者：张诗坪、胡可奇*
*内容已获授权*
体制内和国企是这样的，前几年不是还流行过掼蛋么。
幸运的傻瓜可能得助于生命中的某些好运气，但是长期而言，他的处境会慢慢趋近于运气没那么好的白痴…人总是向其长期性质靠拢。
―― 塔勒布
# 最幸福国家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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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尼泊尔的大变天，把这个曾经所谓的“最幸福的国家”的面具撕得粉碎。
尼泊尔曾经多次被莫名其妙地评为“南亚地区最幸福的国家”。这是那些左翼放荡的社民主义者、野心勃勃的煽动家、心态失衡的知识分子以及文艺小清新们反资本主义心态和反社会的平等主义诉求的投射。
这些人不满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不满市场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不满城市、钢铁混凝土、大规模工业生产、空气污染和追求货币利润，其实是不满造福人类的一切东西；他们看到尼泊尔巍峨的高山、虔诚的信仰、湛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在旅游了两三天看到尼泊尔人所谓清澈的眼神、淳朴的性格、爽朗的笑容、慢节奏清心寡欲的生活后，生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觉得这就是人类理想中的天国，仿佛那就是他们的世外桃源，向往那卢梭式幻想中的田园牧歌。
然后他们就代表尼泊尔人说，你们好幸福。尼泊尔人说，那是你们想象中的幸福，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装置，让一个人只要说哪里好，就把他们送到这个地方去生活，确保他们言行一致，他们断然不会这么说。如果不是他们厌弃的市场经济的“物欲横流”，他们也根本去不了尼泊尔去代表人家表达幸福。
为了让他们的结论看起来很“科学”，他们遵循经验主义拙劣而粗鄙的方式，煞有介事地收集了一大堆数据，然后进行各种数学和公式运算，搞了一个全球幸福指数的排名，据说芬兰人是世界第一幸福，丹麦瑞典挪威是次幸福，而尼泊尔人也比较幸福。
他们在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个恶臭的苍蝇一样出来的时候，就要反内卷了；在福利制度尚可容忍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呼吁北欧式的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了。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底色。
他们对主观价值论一无所知，从来不知道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概念，试图用数学方式去测量幸福、计算幸福度，并且比较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民众谁更幸福，这是荒谬透顶的做法。
但是也请注意，当我们在说主观价值的时候，是在就一个人的价值排序进行阐述，它只能是序数的：A目标优于B目标，而不可能是基数的A是B的多少倍；也不能进行跨人际进行比较和加总、平均。但是千万不能陷入哈耶克和拉赫曼式的“主观主义暴乱”之中，从合理的主观价值论延伸到实质性地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因果关系以及演绎推理的客观有效性。
你可以主观上喜欢贫穷，但是你不能否认某种地理条件、意识形态和阶级制度，不利于财富的生产和形成。
你可以在主观上认为，财富（让自己有更多选择、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变得更好、让实现目的的手段更多）是主观的，你不在乎它，甚至厌恶它，但是你不能否认，更多的财富生产有利于更多的人吃饱饭、生活变好这个客观事实。
你可以主观上喜欢自给自足，喜欢亏损，但是你更不能否认，劳动分工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企业家可以赢得利润、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为他人创造价值。
客观的事实就是，尼泊尔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失败国家，尼泊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尼泊尔即使这次革命了，带给他们的也未必就是某些民主派认为的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
尼泊尔是世界上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落后的基础设施、破败的街区和贫困的乡村，没有一点幸福的样子。尼泊尔人让社民主义者羡慕的慢生活、平等，只不过是别无选择和穷的很平等、受剥削得很平等。
尼泊尔的地理环境本来就不适合发展经济，不利于创造财富。高海拔、山地、没有出海口、资源匮乏、气候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它就是一块穷困的土壤。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尼泊尔人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至今80%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是极端低效的原始农业生产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业。如果这世界没有国界线的限制，拥有充分的移民自由，那么尼泊尔将流失一大半人口，以逃脱马尔萨斯陷阱。
尼泊尔人虔诚信奉的印度教，本身就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宗教。它对某些资源有明确的使用禁忌。众所周知，牛被视为神圣的动物，是女神的转世，因此严禁屠宰牛，不能被利用。它代表着这种宗教并不把人类视为尘世间最高级的存在，与环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平等的反人类观念在结果上殊途同归。因此使得一些本可投入有益用途的资源，无法得到经济利用以促进市场繁荣和改善人类福祉。
这也导致了素食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作为一种被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同样是反人类、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如果你只吃谷物，这种生活方式肯定无法让你精力充沛，也难以让你成为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假如人类祖先一直吃素食，就不会有智力的飞速进步，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就可能落败。
尼泊尔以及印度教，并不鼓励基督教式的“工作美德”和“节俭精神”，它鼓励狂欢作乐，鼓励浮夸而骄奢的葬礼，有些地方至今允许人祭，只顾当下尽情放纵，在这些狂欢体验中毫无自律。也就是，鼓励高时间偏好、毁灭资本的活动。这就是某些小清新看到的他们“清心寡欲”的真相。另一方面，作为高时间偏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还强调排场，也就是炫耀财富。在这次革命活动中，那些高级种姓的炫耀行为也是引发大众强烈情绪的导火索之一。
尼泊尔还存在印度教中的种姓制度。所有的种姓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两个大类。在“洁净”类别中，分为“佩戴圣线者”和“饮酒的种姓”。婆罗门、塔库里（刹帝利）、切特里、拉伊、古隆等低种姓，以及贱民等级“各就其位”。尽管1962年从法律上废止了种姓制度，但这种不平等和奴役制度深入骨髓，固化职业选择和社会阶层流转，深度破坏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发挥。2020年至今，仍然发生多起基于种姓的歧视事件，多与跨种姓的婚姻有关，21岁的达利特男子与18岁的较高种姓的女孩谈恋爱后，被私刑处死，并导致他的亲属6人死亡。包办婚姻，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不用多言。
尼泊尔政府任职的官员，80%都是高级种姓的成员，他们几乎垄断了政府职位。尼泊尔所谓的福利制度，成了这些人的提款机，政府合同也被这些人把持以进一步推动高级种姓的国有化战略，他们寄生在整个经济之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政策，吸干尼泊尔人的血。越是经济衰退，他们越是强化征敛和国有化步伐，满足他们永不知足的贪欲，这又进一步加剧高级种姓与贱民之间的歧视与冲突。整个国家的阶层固化和经济控制主义，导致高级种姓纸醉金迷，低级种姓民不聊生，才是这次暴乱的根本原因。
尼泊尔人虔诚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控制，是满足高级种姓即僧侣阶层私欲的遮羞布。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的加德满都有大小佛塔、庙宇2700多座，真可谓“五步一庙、十步一庵”。在这座烂泥一样的城市被称为“寺庙之城”“露天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本就虚弱的经济，被僧侣高级种姓抽走了多少，本就极度稀缺的资源被转移到了寺庙上，还要不要建工厂、搞生产？到底是僧侣们珍视的寺庙，还是现代化的工厂，才是一座座拯救劳动阶层的圣殿？那本就少的可怜的财富，到底应当用来侍奉神灵在世间的代表，还是用来改善芸芸众生的真实处境？
这个失败的国家，没有一丝幸福的样子。他们的民众以为推翻了君主制，就能迎来自己的自由与繁荣，可惜的是，送走的是狼，迎来的是虎。他们以为换一个政府就能改善自身，却不知道，要换的是他们自己的观念。
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在遭遇挫折后，他们的新战略就是实行费边推进，搞民主社会主义，他们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之中，在国家框架和既有制度下，直接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其新动向就是，他们不再睁眼说瞎话地否认资本主义在组织生产、创造财富、促进人类福祉上的巨大优势，而是转变思路，开始指责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商贩体制”，鼓吹社会主义在公平、幸福上是更加可欲的，它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这就是他们炮制所谓“幸福排名”的险恶用心。
不可否认，有些人就是喜欢所谓公平，哪怕忍受物质的匮乏也在所不惜。问题在于，什么是公平？
只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公平。无视人类天然的差异而追求所谓公平，就是老马主义的精神产儿。财富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其原因就在于每个人的天然差异是无法消除的。人人都自由地选择职业，凭借能力取胜，以服务同胞的本领来决定财富的多寡，即自由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除过这种公平，再也没有其他的公平。难道说，像尼泊尔种姓制度一样，让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各就其位不再有非分之想；难道将才能卓越的人的财富强行夺走让每个人都穷的一样平等，就叫公平？
嫉妒是七宗罪之首，嫉妒可以让知识阶层心理扭曲，反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反对他人比自己富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到反对人类本身。
有些人喜欢古时候的自给自足“田园牧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尽管那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尽管真的到了那种时候，他们活不过三天，人类将损失一大半人口，剩下的人还将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我们可以假定，这是一种可欲的生活方式。问题是，市场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选择机会，他们其实可以随时选择脱离市场，过遁世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市场经济从来不会阻挡任何人这样做。耶稣会士在巴拉圭建立了原始共产主义社区；1824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展“新和谐移民区”试验；以色列还有共产主义社区基布兹。自由市场从来不会干预他们的选择。只要不侵犯他人财产，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那么，自由市场可以提供物质丰裕的生活，也可以让你过田园牧歌的生活，比起别无选择地过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还是要好一万倍。
是他们自己参与市场，享受市场经济的成果，然后反市场。那些呼唤这种原始生活方式的人，恰恰是最没有生存能力、最依靠市场经济的强大“正外部性”存活的人。
他们指控资本主义导致物质主义，而不注重精神建设。看到尼泊尔人虔诚的信仰，让他们进一步地攻击资本主义的利益算计和物欲横流。再也没有比这种指控更加荒谬可笑的了。
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和经济核算，只是一种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它指引人们对自己的行动和对同胞的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估，它从来不排斥你可以拥有不可交换财货；那些道德的、精神的追求，无需资本主义的冷静计算，就可以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因此这不但不会影响你去追求精神上的事物，反而将其在价值表上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使得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加容易。资本市场上的“物欲横流”，绝不妨碍你去追求高级的精神生活。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一切有价值的目标，都在人的价值排序表上供人们选择。
因此这丝毫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你不去追求精神生活，关资本主义什么事？
一切精神成果，都出现在相对富裕的社会。人的时间偏好和价值排序决定了必然要先满足最迫切的欲望，要想活到明天，首先要活过今天，连饭都吃不饱的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精神成果的。
况且，一切物质的东西，本质上都是精神的反映。并不是“手工磨坊产生的是封建主义，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不论是手工磨坊，还是蒸汽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总是来自于某个人的头脑。一栋摩天大楼，运用了无数科学原理才能建起来，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堆钢筋水泥，它是人类的精神成果的集中展现。
文艺小清新们说的尼泊尔的有信仰、慢生活、不内卷，一生只够爱一人，更是幼稚而反动得无以复加。
你要想虔诚，什么时候都可以，你有钱了，可以去建教堂，去供奉你的神，你资助宗教事业，自由市场更不会妨碍你们。你要想慢，随时都可以慢，卸载微信就行了，资本主义让你有了慢下来的资本。逐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性使然，它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会存在，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刻意抹黑吗？
这让我想起熊彼特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站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手里握着死刑判决。”
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就算成立新政府，大概率就是缅甸、南非的翻版，民众思想水平跟不上，最终就是从一次革命到另一次革命。
看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光荣革命、北美独立，再对比法国大革命以及众多落后国家地区的漫长革命史。
拿到一张五元优惠券，最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