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平庸之恶这个翻译无法认同，平庸的邪恶，平庸何恶之有？实际上从语法角度讲，平庸之恶是对the evil of banality的翻译才对，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原意的。
Cambridge Dictionary对banality的解释是the quality of being boring, ordinary, and not original，在这里显然不会是boring或者ordinary的意思，而是not original。
the quality of not original of the evil才是本意，对邪恶不加思考的顺从，Hannah Arendt在整篇报告里都在分析“对邪恶不加思考的顺从”这种行为，并没有定义这种行为是邪恶。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邪恶呢？客观上，这种行为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属于坏的行为，然而恶从心，主观上没有故意的就不是恶，是过失，是错。
也因此，Hannah Arendt报告主旨不是揭露隐藏的恶，而是鼓励独立思考不盲从，实际上应该不分善恶，一律独立思考，因为邪恶特别会伪装成善，比如为人民服务啦之类的…
这解释含金量高。
中文，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孔特别大的筛子，表达定义的时候无法做到很精细。比如，liberty和freedom在中文里都翻译成自由，但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statue of liberty而不是statue of freedom？
使用什么语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思维。
感受到了，
liberty 传达是一种放荡不羁，带有冲撞意味的自由
freedom 更多靠近的是权利、状态的自由。
比如说二战时的日本，说起来当时日本国民非常清楚支持日本政府会带来什么，但是没人反对，只不过人数太多了不好处理，而且作为平民，并没有直接犯下战争罪行。
说他们不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是行不通的，当时宣传的是日本国民为了支持战争缩衣节食。
任何时候都有反战的，日本当然也有，有史可查的反战被抓捕判刑成百上千…原子弹为什么落在广岛长崎都市区而不是军事基地军港军工厂？因为广岛，小仓，长崎都是当时的主要战备物资产地，简单说当地老奶奶就是给皇军战士纳鞋底儿的，当地姑娘就是送哥送到小村口的，这就是支持，这就是战争罪行，这三十几万条命在战后并没有记在美军账上，而是算在日本军国主义账上了。
再比如眼下的巴勒斯坦，各种匪霉铺天盖地宣传说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对于拿起枪就可以绑架人质，放下枪就可以立地成佛的巴勒斯坦人，谁给出一个判断是不是平民的国际标准了？你交税养活哈马斯，你就是哈马斯的经济赞助人，你没有收留救治送还无辜人质，你就是绑匪同伙，你给哈马斯当肉盾是以色列逼你的吗？你自己选择的啊，今天当肉盾也可能死，抢一两个人质出来护送回以色列也可能死，你选择了当肉盾啊，得其所哉嘛有什么好抱怨的…就算你说你是平民，是无辜的，你们比人质更无辜吗？
实际上很多过失犯罪都并非是主观上没有恶意，而是想不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只是程度的差别，影响定量不影响定性。
偷井盖儿只是为了搞点儿财物，没想到路人掉下去死了，这是盗窃罪加上过失致人死亡，不算故意杀人，不影响定性，只影响定量…
从受害者的角度说，显然是对偷井盖者深恶痛绝的
我对平庸之恶是有意见的，中国那里经常有一句话“老百姓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一下子就把责任推到没有权力的人上。有人说，根子在制度。但又有人反驳说，制度是由人形成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比如，穆斯林世界……然后就是鸡生蛋蛋生鸡。
如果鲁迅批判平庸之恶，还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环境下鲁迅还骂国民党，上下一起骂。但在共产党的环境下，你只敢骂一点权力都没有的普通人，对大奸大恶的共产党一点声都不敢有，这就有点欺负人了，遇强者怂，遇弱者横。
如果共产党下台了，出现了群龙无首，地痞流氓横行，这时候再批判平庸之恶，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在历史上看，只有极端的专制下才有平庸之恶，那几乎是普通人的唯一选择。一旦出现群雄并起，普通人里会出现互助，会出现义士，别说春秋了，即使在三国时代，那时候的平庸之恶比今天的共产党要少得多了。
思想先行，先想到了这个概念，才会取名字，而另一个没想过这种问题的群体，尤其是语言还不同，就只能通过翻译来了解这个概念。
人的大脑有个路径依赖功能，这是好功能，相当于异构CPU的低功耗核，走捷径省能量，获取竞争优势，你看我这里就用了个类比帮助理解，翻译过程也是一样，先找现成的例子，有的话就用上，不重复发明轮子，没有再去摸着石头过河。
但这种情况下，被动接受的一方倾向于把类比直接当成了等同替代，接受其抽象结果，而忽略了实质的区别。
power和right是一对典型例子，封建体制下有power可不就有right嘛，一回事儿，一个权字就解决了。外面已经发展到现代社会了，墙里边还是半封建半信息化社会，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分不清power和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