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说：人生而无知却并不愚蠢，是教育把人变得愚蠢。
驯化一定要趁早，否则等到这个人心智和人格健全就来不及了，除了限制其身体甚至物理毁灭，再也不可能控制其思想。
毕竟“思想是不怕子弹的”。
#### 利用和伪造历史来制造冲突，还是从历史中寻找和平的可能？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前言，可二译本)
任何想理解政治现状的人，都必须学习历史。他必须了解引发我们的问题与冲突的力量。若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历史知识必不可少。
不幸的是，民族主义者以另一种脾性对待历史。对他们而言，历史并非资讯和启示之源，而是发动战争的弹药库。他们从历史中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事实，作为发动侵略和压迫借口和托词，如果可用的文献不能提供这种事实，他们就不惮于歪曲真相、篡改文献。
十九世纪初，有个捷克人伪造了一份诗歌手稿，用以证明捷克人的中世纪祖先就达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并创作了精美的文学作品。几十年来，捷克学者狂热地断言此诗的真实性，长期以来，旧奥地利的捷克文理中学官方课程将阅读和解释这首诗，作为捷克文学教学的主题。约半个世纪后，一个德国人伪造了《乌拉•琳达编年史（Ura Linda Chronicle）》，用以证明“北欧人（Nordics）”曾创造了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古老和优越的文明。有些纳粹教授依然不愿意承认，这本编年史是一个愚蠢无能的乡下人伪造的粗劣赝品。为了方便论证，不妨让我们假设这两份文件是真实的。它们能为民族主义者的野心提供什么证明？难道它们能支持捷克人否决数百万德国人和斯洛伐克人自治要求的主张，还是能支持德国人否决所有捷克人自治要求的主张？
例如，有关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是波兰人还是德国人的问题，就是虚假的争论。现有文献无法解决此问题。无论如何，哥白尼显然只在纯拉丁语学校和大学接受过教育，他只读过以拉丁文或希腊文写成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他自己也只以拉丁语著述。但是，为了方便论证，不妨让我们假设哥白尼的父母真的说德语。难道这就能给德国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提供正当的理由？难道它可以洗脱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普鲁士治下的原波兰地区学校里那些德国教师的罪责？这些人棒打波兰人的儿女，只因为后者的父母反对以德国的“教理答问”（catechism）取代波兰“教理答问”。难道今天它能赋予纳粹屠杀波兰妇女儿童的权利？
提出历史或地理理由来支持那些经不起民主原则批评的政治野心，这是徒劳的。民主政府之所以能捍卫和平与国际合作，是因为它不以压迫其他民族为目标。如果有些民族自认为历史或地理因素赋予他们征服其他种族、国家或民族的权利，就不可能有和平。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有关霸权、统治和压迫的恶毒思想甚至在最杰出的当代人中也根深蒂固。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先生（Señor Salvador de Madariaga）是最具国际意识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学者、政治家和作家，精通英语、法语和英法文学。他是民主主义者、进步主义者，是国际联盟和一切持久和平之努力的热情支持者。然而，在有关他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问题上，他的看法却深受顽固的民族主义精神之影响。他出于种族、历史、地缘、语言、宗教和经济考虑，谴责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的独立要求，并支持卡斯蒂利亚人一统西班牙。如果马达里亚加以不可能划出没有争议的边界为由，以独立不会消除而只会加剧冲突态势为由，谴责各语言族群（inguistic group）的独立主张；或是赞成将卡斯蒂利亚人拥有霸权的西班牙国家转变成一个每个语言族群都享有使用本族语言自由的国家，那也无可非议。但这根本不是马达里亚加先生的计划。他不支持以一个由三个语言族群——卡斯蒂利亚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联合组成的超民族政府取代目前卡斯蒂利亚统治的西班牙国家。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至高无上，才是他的理想。他不想让西班牙“在一代人中放弃过去几百年的成果”。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与人民相关的成就，它只是王朝通婚的结果。加泰罗尼亚人主张，十二世纪巴塞罗那伯爵迎娶了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十五世纪阿拉贡国王迎娶了卡斯蒂利亚女王，难道反对这种主张是对的吗？
马达里亚加先生甚至走得更远，否认葡萄牙人的自治权和国家地位。因为“葡萄牙人是背对卡斯蒂利亚，眼望大西洋的西班牙人。”那么，为什么西班牙不吞并葡萄牙呢？对于这个问题，马达里亚加先生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答：“卡斯蒂尔不可能同时嫁给东方和西方”；也许伊莎贝尔“作为一个女人毕竟……与阿方索相比，她更偏爱费迪南德的相貌，历史也是因为这些事情造成的。”
马达里亚加先生引用了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安吉尔•加尼维特（Angel Ganivet）的话，大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必须是“它们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这是没有错的。但麻烦在于，葡萄牙人并不渴望卡斯蒂利亚或西班牙的霸主地位（overlordship）。
更令人迷惑的是马达里亚加对西班牙殖民和外交事务的看法。谈到美洲殖民地，他注意到西班牙君主体制管理殖民地的方式，是让它们“忠于王室的指导原则——博爱所有人”。然而，玻利瓦尔（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莫雷洛斯（Morelos）不喜欢这种特殊的博爱。然后，马达里亚加先生试图通过暗示“历史、地理和天命（inherent destiny）似乎表明了西班牙的地位”来证明西班牙对摩洛哥的野心是合理的。对中立的读者来说，这种“天命”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先生在吞并弱小国家时所说的“神秘力量”几乎毫无差别。如果“天命”证明西班牙在摩洛哥的企图是正当的，那么它是否同样支持俄国人对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格鲁吉亚的胃口、德国对波西米亚和荷兰的主张、意大利对地中海的霸权？
我们无法抹去历史记忆。但是，重燃早已泯息的恨火或搜罗可资寻衅的借口以挑起新的冲突，并非历史学的任务。我们并非不得不去报复几百年前的君王和征服者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无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是由俄罗斯还是波兰的入侵引发的，还是路易十四的麾下在普尔法茨（Palatinate）的暴行是否比今日纳粹犯下的罪行更邪恶，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无关。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防止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重演。单是这一目标，就可以将目前的战争视作人类尊严的最崇高的事业。无情地消灭纳粹主义是通往自由与和平的第一步。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必须提醒一点：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苏轼：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大，而其志甚远也。
正如塔勒布为《避风港》所作序中说的：“有些活动既没有收益，也没有反馈。这是普通人所忽视的问题。永远不要低估缺乏反馈对人们无意识行为和选择产生的影响。钢琴练习的例子表达的观点与延迟满足无关，它强调的是在无法获得外在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随机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要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坚强地生活。”
如果，政府开支和收入正好相等，那两者中任一项都可以被算作掠夺，因为通过征税获得的资金被全部用于支出。如果支出较多，那么赤字将通过发行新货币或者向私人储蓄借贷得到弥补。在这两种情况中，赤字都来源于私营产值。如果收入多于支出，那么多于部分还是来源于税收，而税收对象自然还是私人。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罗斯巴德这里说的“征税”，我理解为广义的税，是包括但不限于罚没摊派等各种非名义税的。
这段话让人难受的不是官府的无耻，这是预料之中的，而是这个人的脑回路，如果整个社会退回到社会主义，现在挣的那些钱有什么用呢？要么挣的足够多并及时人钱润出。
有点意思
#### 米塞斯《人的行动》第17章 间接交换 第11节 货币替代物
可向某个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都不存在丝毫疑虑的债务人、请求一定金额的货币、且一经提示就必须偿付或赎回的债权，能给债权人提供货币所能提供的一切服务，只要所有可能和债权人进行交易的人都完全熟悉该债权的这些基本性质：天天到期，而且债务人的偿付能力与意愿毫无疑问。这种债权，我们可以称为货币替代物，因为它能在个人或企业的现金握存中完全取代货币的地位。交换学不在乎货币替代物在制作技术与法律方面的特色。一个货币替代物可能是一张银行钞票或一笔存入某家银行可以用支票提领的即期存款（“支票簿货币”或存款通货），只要该银行随时准备、免手续费，拿出真正的货币交换该张钞票或该笔存款。以象征物制作的钱币（或象征钱币）也是货币替代物，只要持有者在必要时，能立即、免费把它换成货币。要实现这个条件，不需要政府按法律规定必须偿还它们。要紧的是，这些象征钱币实际上能立即、免费换成货币。如果象征钱币的发行总金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方面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特殊规定或准备，象征钱币的交换价值还是可以维持在等于面值的水平。一般民众对零钱的需求，让每个人有机会轻易把零钱换成几块货币。重点是：每个拥有货币替代物的人，完全相信他手上的替代物能立即、免费换成货币。
如果债务人——政府或银行——相对于他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保持等量的真正货币储备，我们便称这种货币替代物为货币凭证（money-certificate）。个别的货币凭证，代表——不必然是法律意义的代表，但总是交换学意义的代表——有一相应数额的货币保持在储藏状态。货币凭证的发行，不会增加适合作为现金握存、满足货币需求的东西。因此，货币凭证的数量变动，不会改变货币供给与货币供需关系。换言之，货币凭证的数量变动，对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毫无作用。
如果债务人所保持的货币储备数量，少于他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总额，货币替代物超出储备的部分，我们称为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某一个别的货币替代物究竟是一货币凭证，抑是一信用媒介，通常是不可能确定的。债务人所保持的货币储备，通常只够偿付一部分他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因此，发行的货币替代物，一部分是货币凭证，其余则是信用媒介。但这个事实，只有那些熟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人才能察觉；至于个别的钞票、存款单或象征钱币，究竟是货币凭证、抑是信用媒介，那是无法判别的。
发行货币凭证不会增加发行银行能用来放款的资金。一家没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只可能发放商品信用（commodity credit），亦即，它只能借出它自己的资金和它的顾客所托付的资金。信用媒介的发行，扩大银行可用来放款的资金，越过前述的限制。它现在不仅能发放商品信用，也能发放循环信用（circulation credit），亦即，以发行信用媒介来发放贷款。
虽然货币凭证的数量无关紧要，信用媒介的数量却不然。信用媒介就像货币那样影响市场现象；信用媒介的数量变动，会影响货币购买力、价格，以及——暂时地——利率的决定。
从前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术语不一。许多人直接把货币替代物（money-substitutes）称为货币，因为它也适合提供货币所提供的服务。然而，这个术语并不妥当。科学术语的首要目的，乃是方便有关问题的分析。交换学的货币理论的任务——不同于法律的货币理论，也不同于银行管理和会计等职业学科——在于研究价格和利率如何决定。这个任务需要清楚区别货币凭证和信用媒介。
信用扩张（credit expansion）一词常被误解。我们必须知道，商品信用是不可能加以扩张的。信用扩张的唯一载具，是循环信用。但是，发放循环信用，并非总是意味信用扩张。如果先前发放的信用媒介金额对市场的作用已经完全发挥完毕，如果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已经适应了真正的货币，加上信用媒介的总供给（广义的货币供给），则在信用媒介数量没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循环信用的发放便不再是信用扩张。只有在银行以增加发行信用媒介发放贷款时，才会出现信用扩张；如果银行只是把旧借款人还回来的信用媒介重新发放出去，便不会出现信用扩张。
#### 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是徒劳的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面对肺结核带来的问题，医生不会问：细菌你可知错？而会问：我们的方法为何未能阻止疾病的传播？
从英国人、波兰人或奥地利人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并非：纳粹错在哪里？而是：面临纳粹的威胁，我们自己的政策哪里出错了？”
战争并非仅因纳粹而起。世界各国未能及时阻止纳粹崛起，未能构筑抵抗德国新一轮侵略的壁垒，在导致灾难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德国国内事态的演变。纳粹的野心路人皆知。在不可胜数的书籍和宣传册中，在每一期发行量惊人的报刊上，纳粹都将自己的野心广而告之。任何人都不能指责纳粹是在秘谋战争。耳不聋眼不瞎的人，都对纳粹的企图了如指掌。
世界事态的现状，责任在于过去数十年中那些主导政治进程的学说和政党。控诉纳粹是推脱罪责的娘炮之举（a queer way）。是的，纳粹及其同伙是坏人。但政治的首要目标，本应是保护国家对付来自坏人的敌意所带来的危险。如果没有坏人，政府便无存在之必要。那些身在高位指挥政府活动的人，如果不能成功阻止灾难，那就证明他们不胜任自己的工作。
过去二十五年间只有一个政治问题：阻止战争横祸。但是，政治家要么盲目出击，要么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束手无策。
左派政党是一群自以为获得了明辨善恶之天启的人。它们认定，私有财产是一切问题的病根，由公众控制生产资料会将人间变成天堂。它们推脱一切责任；认定与过往一切战争一样，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纯粹是资本主义结出的恶果。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西方民主国家中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行为，就能轻易发现，所有怂恿纳粹侵略的事都被他们做尽了。他们一直宣传这样的教义：裁军和中立是阻止纳粹和其他轴心国的最佳方式。他们并不打算帮纳粹。但即使曾心存此念，他们要做的事，也不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左派的理想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充分实现。在这里，Marx主义至高无上；无产阶级独掌一切。但在阻止本次战争这件事上，苏俄做得甚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拙劣。俄国人十分清楚纳粹渴望吞并乌克兰。然而，他们的表现一如希特勒之所想。他们的政策为纳粹在德国占优，为德国重整军备，最终为战争的爆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俄国人怀疑资本主义国家阴谋勾结，这不是他们勾结德国的借口，伤害自己的政策不存在任何借口。没人能否认，1939年8月的协议给俄国带来了灾难。如果斯大林跟大不列颠合作，肯定比对纳粹妥协，对俄国要好得多。
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作为如出一辙。1938年，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1936年，比利时断绝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没有比这更蠢的政策了。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命运令人深表同情。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如果纳粹预判，开战第一天就得面对大不列颠、法国、俄国、美国以及所有欧洲的民主小国形成的战备充分、统一指挥的联合战线，那么二战永远不会爆发。
探寻纳粹占优的根本原因，必定不能仅展示德国国内状况如何催生了纳粹主义，也要分析为何所有其他国家未能保护自己避免这场浩劫。从英国人、波兰人或奥地利人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并非：纳粹错在哪里？而是：面临纳粹的威胁，我们自己的政策哪里出错了？面对肺结核带来的问题，医生不会问：细菌你可知错？而会问：我们的方法为何未能阻止疾病的传播？。
生活的真谛在于阅世如是和以己适世，而非奢望事如己愿。若没有病菌，也没有危险的野蛮人，生活当然更美好，但是，若想成功如愿，则必须正视现实，而非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幻梦。
当代政治的主要任务彻底失败了，人们若未能理解这一点，就再也没有回到往日佳境的希望。一切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学说，以及一切采用这些学说的政党和压力集团，都被无可申辩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若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歧路上狂飙，未来毫无指望。
确定“任何国家的政策彻底错了，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这一事实，并不是在敌视这个国家。试图指出任何阶级、利益集团或组织成员错在哪里，以及指出他们是如何促成了当今不如人意的事态，也不是敌视这些人的信号。被广为接受的学说总想捍卫自己的错谬，使之免受批评。当今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禁忌。那些面对恶果尚未尽显的巨大灾难，仍认为有些学说、制度或政策应免受批评的人，尚未领会“前兆”一词的深意。
让我们以德国的例子作为警示。当1870年的某一天，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 du Bois Reymond）公开吹嘘，柏林大学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而没有遭遇任何反对时，德国文化注定要沦丧。如果大学成为近卫军，如果学者渴望跻身于“科学战线”，那么文明就朝野蛮大门洞开。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是徒劳的。人们只有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原则，自由才有可能获胜。良好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是恢复不受限制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巴菲特：现金是一种看涨期权。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