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伤害链国家就象荒地，成功转型的产业链国家就象良田。不同制度环境就象不同的土壤，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并由此导致不同社会在财富创造能力上的差别。

有些高产作物是只能在良田中生长的。

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在伤害链国家生活。

硬要在伤害链国家生活、工作，不但他自己会过得很困苦，很憋屈， 而且会无法“产出”。

在中共国文革中受尽磨难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如果能安心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在书斋里奋笔疾书，多半能为人类留下一些有价值成果的人，就是典型的对伤害链制度环境“水土不服”的人。

只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今天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

但有无数生活在当下的人并没有识别水土的能力，也没有鉴定自身“品种”的自觉，没有选择制度环境的意识。

例如受了中共高校各种优惠条件引诱，相信了招募者的承诺，从海外跑回去安家落户，却最终承受不住恶劣制度环境的摧残自杀身亡的青年学者。

例如，一些幼承庭训，老实听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却即将在动荡期成为时代牺牲品的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岁静中产家庭的子女。

我已经看到他们的悲剧会怎样频繁上演了，如果不润的话。

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特别可悲的人，因为他们通常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规训，对“忠诚”有很强的执念，在古代忠于帝王家，到近现代则忠于执政者，忠于党国。

而在这份忠诚的背后，是对动荡年代的深深恐惧，是对稳定的渴望，是为寻求安稳不惜一切代价的狂热。

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只是凭技术吃上一口安稳饭。

但让凭技术吃饭，让肯专注提高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吃上安稳饭，过上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准的生活，是产业链制度环境的特色，不是伤害链的。

当改开时代结束，当伤害链逻辑在帝国覆灭前垂死挣扎试图重夺主导地位。

那些技术型人才——不懂怎么混官场的小知识分子，改开时代上位的技术官僚，凭运气赚到点钱又凭老实低调守住了财的岁静小中产，以及大量体制内靠各种不算太过硬的关系门路搞到了编制的中层和基层，想凭技术，凭工作能力，凭老实听话，勤勤恳恳为领导当牛做马过上安稳生活的人，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但比他们的末日到得更早的是他们的孩子的末日。

每个想“凭手艺吃饭”、“凭技术吃饭”的人，都是生产者，是在成长岁月把技能点到了非暴力领域，选择了不做伤害者的人。

在只有成为伤害者，拥有输出伤害能力才能摆脱底层处境的伤害链系统中，选择不做伤害者，就等于选择了留在底层。等于选择了留在对来自上层的剥削掠夺肆意欺压毫无反抗之力，因资源匮乏只能频繁互害的丛林边缘。

在这样的环境中想求得一份安稳是不可能的。

自古以来，百工百艺，皆为贱业。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指的不是学习知识能改变命运，而是按科举制度的规则攀爬到上层，做了官，占据了“特权分润岗”，掌握了对底层小民的生杀大权，能改变命运。

这些，传统的官宦世家子弟是清楚的。

或者说至少比那些从最底层挣扎出来的读书郎要清楚。

传统的官宦世家子弟就算读书也不会把读书看成取得身份地位的真实凭倚，他们知道读书只是“敲门砖”，想在官场中顺利爬升，需要的是混官场的能力，结党营私的能力。

所以，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纯粹的技术型人才，也不会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纯粹的技术型人才，不会让孩子在伤害链国家走完全“凭技术吃饭”的道路。

但在改开时代乘风而上的那些小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岁静中产和关系不过硬的体制内中基层小关系户们，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能凭技术吃上安稳饭的工匠艺人屈指可数，能凭死读书在官场上名成利就的人万中无一。

他们不知道在改开时代自己凭技术就能吃上饭，是社会被产业链逻辑深度渗透的结果，如果产业链逻辑无法争得主导地位，中华沦陷区不能完成社会转型，这种容许老实人“凭技术吃饭”的制度环境，只会是昙花一现。

他们不知道。

而且他们用这份不知道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影响了目前正值青壮年，在改开时代读书学习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们用结合了儒家“忠君”思想和改开时期凭技术吃饭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把孩子引向了“凭技术吃饭”，做老实人，听党的话，在伤害链国家做个纯粹生产者，靠个人奋斗摆脱底层困苦失权处境，过上安稳生活的死路。

就象把一株株只能在良田里生长的高产作物硬是栽到了荒山野岭。

还追问孩子们为什么没有产出。

他们不懂，没有适合的制度环境也没有正确的努力方向，“个人奋斗”=找抽。

他们不懂，按产业链的用人需求培养出的技术型人才，如果背景不过硬，被扔到内斗内卷不断加剧的体制内环境里，只能被随便哪方势力当成炮灰。

他们不懂，在习近平时代按他们这代人在改开时期的成功经验去找工作、向上爬，已经不可能成功。

他们不懂，自家这种老实听话的孩子，是在伤害链制度环境下最容易失业，也最容易因为认死理触犯特权阶层逆鳞被坑死的人。

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培养方式，孩子已经只适合在产业链制度环境里生存，继续留在正肃清产业链逻辑影响力的社会环境里，孩子们会没有未来。

只能是最后一代。

从组织能力和军事科技这两个角度比较，产业链阵营如今的实力已经远超伤害链阵营，欧美发达国家若真全力以赴，俄罗斯、中共、朝鲜等伤害链阵营主力并无一战之力。

阻止产业链阵营取得一场痛快淋漓军事胜利的，是在与伤害链共存的漫长岁月里养成的政治传统。

是能用冷战击败对手就不打热战。

是能不改变现状就不改变现状。

产业链阵营的这种倾向，和以与中、俄等国建立经贸关系的形式体现的阵营扩张冲动一样，背后是有利益支撑的。

这利益在于，产业链阵营希望保存已经渗透到伤害链国家内部的产业链成分，希望已经被联结到全球产业链中的那些链环不必被血淋淋的拔出、斩断。

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希望已经构建好的经贸往来被突然中断，不希望已经成型的生产合作关系，已经建好的工厂，已经付了定金的交易，因政治风险的最终爆发而只能计为“亏损”。

欧美国家面对俄罗斯、中共的步步进逼，在相当长时间内表现得“绥靖”，并不是因为“打不赢你”，而是因为投鼠忌器，舍不得已经在你身上花过的钱，下过的注。

在构建和维护产业链秩序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许多技术诀窍的欧美国家实际上不缺协助伤害链国家的异议者推动社会转型、构建新秩序的能力。

而一旦协助过去的伤害链国家完成了社会转型，成功构建了新秩序，欧美国家“舍不得”的那些利益，投过的资，建过的厂，就都不会再成为损失。

产业链阵营如今的迟疑，并不是基于实力对比、利益考量的迟疑，而是对“打破惯例”的迟疑。

是对由民主国家来主动促成现状改变，促成现存国家的消亡，以实现阵营扩张这件事的迟疑。

因为一旦此事发生，形成了新的“惯例”，阵营的对立就会清晰化，而全球所有名为“传统国家”实为伤害链国家的政治实体，将“人人自危”，将感受到转型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巨大压力，并因此在政治上作出反弹。

欧美民主国家作为“地球村”里首先进入文明2.0模式的国家，长期以来是习惯了“少数派”地位的。即使这些发达国家的国力更强，在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上具备明显优势，但在人口上，在国家数量上，它们一直是“少数”。

它们习惯了尊重多数。

而产业链阵营又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倾向于专注生产、维护生产秩序，对战争，对伤害，对消耗士兵的生命，有天然的厌恶。

所以面对伤害链国家，欧美是打得赢也不想打。

除非不得不打。

但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今天的阵营力量对比，和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漫长的“少数派”生涯中养成的思维惯性，在漫长的与伤害链共存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已经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不寻求改变现状”曾是欧美列强的主流策略，但这一切即将改变。

即将在俄罗斯、中共帝国的步步进逼下改变。

面对中俄促成的变局，欧美不得不积极应对。

虽然在明面上，欧洲各国并没有积极促成俄罗斯政权更替，但在暗中这当然是重要的工作目标。

这个时候不这样做才是不合理的。

对中共帝国，同样如此。

面对积极活动，试图影响美国大选，试图威胁欧洲安全的伤害链政权，欧美不可能只作被动防御。

只是，反击不可能现在就以官方通告的形式公诸于世而已。

而常识和逻辑告诉我们，对伤害链政权最有力的反击，最终极的反击，就是促成伤害链国家的政权更替，就是扶持这些国家的异议分子最终完成文明转型，在这些国家成功构建起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将之打造成现代文明国家。

是象改造日本一样改造曾经的伤害链国家，而且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改造需要比当年的日本更彻底。

中共帝国，即将因自身秩序生产能力的衰退、消亡，而走向崩溃。

欧美列强则已经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维护全球生产秩序的理由，在准备向中华沦陷区输入秩序。

欧洲是不可能长期容忍普京这种人，由普京统治的俄罗斯这种国家的存在的。欧美现在还没有全力以赴重锤出击的唯一理由，就是普京虽然又是发动侵略战争又是发出核威慑，却由于俄国军队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的腐败无能，始终没能让欧洲感受到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是流氓虽然流氓，却弱得让强者没好意思全力反击将之消灭。

但这个含糊暧昧的时期总会过去。

欧美不好意思主动提高战争手段的残酷性，而俄罗斯也没有能力扩大战争范围的暧昧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

俄乌战争最后当然只能以乌克兰的胜利为结局。

而产业链阵营也会由乌克兰的加入，由乌克兰战后的恢复性建设中受益。

以及，由战后俄罗斯——诸罗斯的建设中受益。

同样的，中美对抗，也只能以美国的胜利为结局。美国经济则会因参与中华沦陷区的恢复性建设而受益。

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稍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想明白、看清楚的未来。

没有什么政治传统是永世不变的。

当上述事情按步就班地发生，“地球村”里的惯例也就会为之一变。产业链阵营对扩张会更主动，对促成传统伤害链国家完成转型，将生产力低下的国家改造成充满活力的新兴国家，将荒地改造成良田并借此获利的意愿会更强。

而在诸罗斯、中华沦陷区的改造重建中摸索出经验、总结出套路的建设者们，则会在促成全球文明转型的事业中发光发热。

想战胜伤害链，想战胜中共帝国这种在文化上历经多个皇朝打磨已臻圆熟，在体量上达到空前规模的伤害链系统，你要做的不是和它一样的事。

而是与它相反的事。

中共擅长破坏，你就要擅长建设。

中共擅长输出伤害制造恐惧，让民众陷入贫穷和绝望，你就需要擅长疗愈伤害化解恐惧，让民众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中共把中华沦陷区祸害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一个债务天坑，一个充斥着粗制滥造的豆腐渣工程和被深度洗脑的底层牲人的半丛林，你就需要懂得怎样收拾局面。

中共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问题。

你就需要能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才能不仅仅是有勇气站到中共帝国这庞然巨兽对立面的抗争者，不仅仅是异议人士，还是真正能把中共和中共这套做法驱离历史舞台，用产业链逻辑，用建设能力，和亿万沦陷区民众齐心协力创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胜利者。

我从来不会深责那些多年以来仍在民运圈里苦苦支撑的“名人”们。我知道在中共的巨大压力下坚持做一个异议分子，坚持发出反对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

但想要取得胜利，会“反对”是不够的。

民众需要的不止是反对，胜利需要的不止是反对，而是取代。

而且，不是沿袭伤害链逻辑的取代，不是通过构建一个更强大的伤害链系统来取代旧的伤害链，不是通过开创一个新的皇朝来取代旧的皇朝。

是用已经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文明国家建构模式来取代中共宣传论调中的那套“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家建构模式。

是用一种对民众来说比做中共帝国的臣民奴隶更有吸引力的前景，争取民众的支持，用一种对欧美列强来说比做中共帝国的“友邦”更有吸引力的前景，争取列强的支持。

是用一种新的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模式，取代中共现在靠维稳经费勉强保持着而且已经摇摇欲坠的“稳定”。

想要战胜中共，取代中共，你需要能用希望取代绝望，用能开创未来建设未来的力量取代固步自封陈腐不堪的力量。

所以你真正能依靠的是什么？

是创造力，是年轻人，是年轻一代不甘象祖辈那样重复牲人生产生活方式，想要生活在更美好制度环境中的激情。

也是海内外所有能从中共的覆灭，从新欧洲的建设机遇中收获丰厚利益的潜在建设者们。

如果你想要循中共的旧路去寻求击败中共取代中共的可能性，你就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伤害能力比中共更强的人。

你甚至需要比中共更擅长“统一思想”，更擅长“动员群众”，更擅长在组织内部搞清洗“纯洁队伍”，更擅长“武装夺取政权”。

但如果你想要建设的是一个与中共的模式完全不同，不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现代文明国家，你需要的，就是增强自身的建设能力，增强自己对现代文明国家构建方式的了解，增强自己与所有能促成现代文明国家构建的潜在建设者们的良好关系。

你需要懂建设。

不论你当初是为什么走到这条路上，当你想要在“反共”这件事上取得最终的胜利，你就需要以建设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改造自己。

在“反共分子”这个群体里，很多人为了坚守良知牺牲了许多。很多人被迫与父母妻儿天各一方，默默忍受孤独，忍受在异国他乡独自漂泊，与一个庞然巨兽为敌，抱持着对死难战友的愧疚，对“是否该坚持”的自疑，忍受着年复一年看不到希望的煎熬。

仅仅要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想要取得胜利，这远远不够。

你必须改造自己，从中共旧秩序的反对者变成现代文明国家新秩序的建设者，这才是通往胜利的道路，才是你在绝境中唯一能捕捉到的希望。

如果你是个“老民运”，如果你背负着对昔年死难战友的承诺，如果你认为你有责任坚持到中共倒台，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学着从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

即使你一直是个“统派”，从来没想过解体中共国，各族各地独立的可能性，你今天也应该开始去想了。

我知道中共国人对“大一统”有执念。

我更有心理准备，即使解体、分治、独立成为政治现实，在中华沦陷区，“统独之争”仍会持续，在民间思想界，“是统一好还是独立好”仍然会是在各新兴独立国家内部长期争论不休的议题。

但即使你是统派，你也应该学会从建设的角度看问题，应该至少把新欧洲方案看成一个合情合理，值得所有建设者认真对待的过渡性方案。

就象中共改开时，把设置特区，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成合理做法一样。

从建设的角度看，因中央衰弱出现地方分治，由地方分治走向割据、独立，走向各局部地区互不相扰的分头建设，走上“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渐进式转型道路，就象要修房子得先打地基，饭要一口一口吃那样，理所当然。

即使你是统派或联邦派，要从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务实的追求“统一”，你也该明白，在新欧洲方案实施成功之后，再通过游说、宣讲观点争取选民支持，在新欧洲里先促成“新欧盟”的出现，再引导新欧盟转化成新联邦，是更符合民众利益的和平发展之路。

所以即使你是统派、联邦派，只要你把自己当成建设者，你也该在现阶段支持新欧洲方案——支持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民主国家对别国没有领土要求，民主国家不会为了抢夺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的资源消耗士兵的生命去恃强凌弱， 通过侵略战争夺取弱国的矿山、油井、耕地，但民主国家并非对外一无所求。

产业链阵营是有着极其强烈的对外扩张冲动的。

作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欧美受自身维护着的“不主动改变现状”原则限制。

但愿意坚守原则，不等于产业链阵营诸国能够长期忍受在阵营对抗的现实中被动挨打。

产业链阵营诸民主强国不对弱国发动侵略，也不等于对扩张没有需求。

事实上，产业链阵营的扩张冲动是极其强烈的，这份冲动正是西方列国即使在1989年后仍与实行改开政策的中共政权长期保持接触、合作的真实原因。

只是产业链阵营的扩张在多数时候并不通过战争手段实现。

而是以开拓市场、发展经贸关系、结交新的贸易伙伴的方式实现，通过传播生产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影响贸易伙伴的教育理念和人才战略，以及最终促成对方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

伤害链阵营扩张的方式是由强者输出伤害，杀死弱者，吞食弱者。

产业链阵营扩张的方式则是通过结盟、交往，通过诱导对方自愿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异类转化为同类，并在处于匮乏状态的异类转化成功，因财富创造能力大大增强而繁荣起来之后，得到丰厚收益。

得到和把荒地改造成良田，在沙漠中发掘出油井一样的丰厚收益。

也得到象把村里的流氓教化成自食其力的正常劳动者，从此改善了“地球村”整体安全环境那样的收益。

理解了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理解了产业链阵营的扩张手段，你就会发现，这其中有许多能让普通人一步登天的机遇。

如果你懂得迎合产业链阵营的需求，肯主动成为“把荒地改造成良田”这类工作的参与者，能在双链争持的紧要关头，在伤害链最衰弱的时候站在产业链一边，在产业链阵营诸国不便打破“不主动改变现状”自律原则的时候促成现状的改变，你就能在产业链阵营扩张成功之际分得一杯羹。

就能象在改开初期买到原始股、虚拟货币初兴时买到比特币那样，赢得你应得的各种利益。

最简单的，你什么别的事也不做，只需要在上海独立公投时，保证自己人在上海，投下宝贵一票，你就能因此获得上海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和与此相关的各种权益、福利，就能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凭上海共和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直接获得对标欧盟国家的保障。

稍微复杂一点的是什么呢？是做个“带路党”，做个象改开初期搞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那样把产业链阵营的投资需求引导到有前景的本地项目上的“掮客”。是和愿意把荒地改造成良田的人合作，以便在改造成功后分润荒地与良田的价差。

我毫不怀疑欧美在未来，在中共政权自身无以为继之后，会强力“干涉”中华沦陷区的局势发展。

因为这有利可图。

而且这其中利益之丰厚，对欧美投资人吸引力之大，远超你想象。

在一个成熟的产业链国家，除了少数创新能让投资者获得超额利润之外，想找低风险、收益又超出平均利润的投资机会是相当困难的。

但在百废俱兴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象中华沦陷区沿海各新兴独立国家那样既有制造业基础，证实过民间的财富创造能力，又正在约束政治风险，改造营商环境的国家，在被政权强行阻断的产业链升级进程因政权更替开始恢复的国家，这样的投资机会大把。

产业链阵营扩张的本质是什么？

是在全球范围内“把蛋糕做大”。

是通过转化匮乏国家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匮乏国家生产者的财富创造能力，让人类总体财富“增量”。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通过贸易，通过投放订单、传授技术进行的产业链逻辑渗透可以被看成为做大蛋糕进行的“备料”，或者粗俗一点说，是“前戏”。

而在漫长的前期准备之后，最终的转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就是蛋糕的“烤制”，是“高潮”。

欧美列国与中共保持了那么长时间的经贸往来，在改开时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共的经济改革中已经获得了不少收益。

但大头在后面。

真正值得期待的收益，不在把荒地改造成良田的中间阶段，而在良田的土质得到充分改善，灌溉系统全面完工之后的丰产期。

在一个已经培养出大量依照工业生产方式培养的人才，已经拥有了成为产业链阵营重要成员的大部分前提条件的地区，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最终达到产业链阵营准入标准的时刻。

在上海作为新兴国家取得她应得的国际地位，作为拥有和欧盟接近的财富创造能力的国家，最终成功打造出维护这份财富创造能力的秩序的时刻。

在每个加入新欧洲方案的中华沦陷区新兴独立国家因制度建设成功，因转型成功，境内各种资产获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重估机会的时刻。

为了这份收益，正苦于“淘金”机遇难寻的欧美投资人，一定会积极参与中华沦陷区的建设。

而每个希望自己护照的含金量上升，希望自己技能的市场价格上升，让自己能不必走线就在家乡得到欧美工资待遇的现中共国居民，也都会在看清这个利益前景时，涌向独派建设者表示支持。

中华沦陷区需要一场蜕变。

脱去名为中共帝国的旧壳，让内里的新欧洲列国显现。

让早就准备好加入产业链阵营的新兴国家显现，让国民走进他们应得的新欧洲生活。

习近平的帝国会在习近平肉身死亡之时崩溃。

而他的死亡必然与同样出身于伤害链系统，同样多年享用特权，也同样相信暴力是解决重大问题的最有效方式的那些高官显贵们脱不了干系。

就象李克强的死不论详情如何总归和习近平脱不了干系一样。

那个时刻会在习近平的死亡即使对亲近部属也利大于弊时到来。

杀死习近平的人会从他身上捞到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懂得如何将这笔资本在后习近平时代变现，他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但下一个时代的主题不是杀戮，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在中华沦陷区的局势仍然被伤害链系统操控时，“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是公认的游戏规则，增强自己伤害他人的能力或输出伤害制造恐惧，则是各路玩家们一致的追求。

在帝国仍然保持其统治能力的时候，所谓的强者，都是“够狠”，擅长破坏，对暴力的作用深信不疑的人。

反过来说，就是不大相信建设的力量，也不大擅长建设的人。

基于对暴力的信仰，这样的人会成为帝国覆灭的直接推手，会成为“弑君者”。

但同样基于对暴力的信仰，这样的人很难理解也很难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掌权者建设能力的要求。

后习近平时代的掌权者首先需要能满足的，就是民生需求，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对福利的庞大需求，一个民众积蓄已在动荡期化为乌有，粗制滥造的基建工程事故频发，天灾与人祸叠加累积的社会的民生需求。

要满足这些民生需求，政府急需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重建欧美商人的信心，以便把国内对产业链阵营最有价值的资源——人力资源——变现为能源源购入满足民生需求物资的外汇。

而重建欧美商人信心的关键，在于充分展示新政权与旧政权的差异，充分展示新决策者与中共帝国旧决策者的不同。

或者说，在于你是否知道该怎样向产业链阵营交“投名状”。

在这方面，原本就与欧美有较紧密贸易往来的沿海地区是有优势的。它们在改开时代就与外商有过频繁接触，更容易直接从过去的商业伙伴那里得到提示，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想要归化产业链阵营，一个曾经高扬伤害链逻辑的国家需要主动完成在产业链阵营眼中的“去风险化”，需要主动放弃那些在伤害链逻辑信徒看来绝不能放弃的“安全保障”。

因为从伤害链阵营转投产业链阵营，本质上是放弃昔日的犯罪团伙江湖地位，是过去的黑道混混金盆洗手，“从良”。

所以首先该放下的，当然是西瓜刀。

是会让你潜在的客户感到“不安全”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惯。是用制度保障的特权，是政府肆意干预市场的惯例，是任意破坏法治的行政权力。

也是遇事就想用暴力解决问题，面对各族各地民众的独立诉求以武装镇压应对的思维定势。

尊重各族各地民众的独立诉求，以及就算不认同对方的独立诉求也循非暴力途径寻求解决方案，是后习近平时代希望在中华沦陷区获取政治权力的人需要遵守的第一条游戏规则，也是他们若想展示自己与旧帝国的差异，从旧时代政治人物转型为新时代政治人物，需要缴交的第一份“投名状”。

事实上，尊重各族各地的独立诉求，将是未来在中华沦陷区参政从政的门槛。

因为除非你能同时对抗欧美、各族各地独派，并且在保持对抗的情况下解决庞大沦陷区亿万民众的民生需求，能为步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解决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否则你只能把恢复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与欧美的经贸合作，与各族各地独派的和平共处上。

也因为，即使有着因中共宣传形成的思维惯性，即使过去几十年间民众都把保持“大一统”视为理所当然，但一到了需要在“大一统”和养老金、医疗保障，和孩子们的就业机会，和自己所居住地区的房价中选择的时候，谁也不会选前者。

这个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压力，而这份需求是中共政权现在的治理模式绝不可能满足的。

新时代的游戏规则，是谁消灭了习近平，谁就能在中华沦陷区的群雄逐鹿中占得第一步先机。但谁能最先完成民主法治政治制度构建，打造出让外商放心也让沦陷区内企业家放心的营商环境，谁就能对整个沦陷区残存的产业链资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成为沦陷区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凭着这样的竞争优势，获得解决区内民生需求问题的底气。

选民们是现实的。

他们的选票会投给能保证他们医保、养老待遇的候选人。

而由选票赋予合法性的政权，才能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到承认，并通过全球投资人的风险评估。

新时代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而会是“谁够大气，谁够大方，谁就能留在现代政治的玩家圈子里”。

面对独立诉求的大气，面对民众的大方，在放弃特权陋习上大气，在打造营商环境上大方，才是成为新时代政治新星的致胜密码。

英雄不论出身。

不管你是泥腿子还是红三代，不管你曾是手套商人还是习近平亲信，只要你能用好自己现有的资源，在消灭习近平、建设新欧洲这两件事里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你就能成为在新时代笑到最后的弄潮儿。

但如果不明大势，不能及时完成阵营转换，在中共这条大船沉没时，你个人的命运将很不乐观。

习近平和毛泽东是不同的。

按照伤害链系统崩溃的一般规律，在中共帝国走向自身的衰亡时，因“蛋糕越做越小”，政治资源不断流失，中央政权会逐渐丧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

这时候，一个成熟的伤害链链主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对维持自身的统治权威最有价值的区域。

他会试图直接掌控对维持统治来说最有用的资源，例如军队。

在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下，他会选择“抓大放小”，放弃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项目的关注。

对一个成熟的伤害链链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本人的地位，是他自身在伤害链系统中的权威，而不是什么别的。

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在他的个人权威面前无足轻重。

只要能维护他个人的权威，牺牲其他一切事物都无所谓。

甚至，社会变得越动荡不安，世界变得越黑暗，越能显出他作为“唯一光源”的重要性，越能让所有人把靠拢他、向他表忠当成救命稻草，不敢稍起反叛之心。

于是他的派系就能成为最强派系，他自己则是组织凝聚力的来源。

这就是毛泽东的权术。

但习近平用不了毛泽东的权术，习近平毕竟只是个纨绔，一辈子都活在特权的抱持呵护中，不曾亲历过生死险难。

他不具备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看不清伤害链系统当前的问题所在，他对毛泽东的手段虽然向往钦慕，却不曾深刻理解，所以他就算想学，也只能是照猫画虎，学不到毛的神髓。

习近平不是一个好的决策者。

而且，他不仅仅对于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来说不能算是个好的决策者，甚至在维护个人利益方面，他也不是一个好的决策者。

结果就是，他并不能抓住时机，在一切无可挽回前为他自己的利益做出决断。

突然结束清零，证明了他的“怂”。

清零期间，政府展示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能力。而这样的全面控制即使客观上无法长期持续，但其巨大的心理威慑力，是能为中共的统治起到很强的“续命”作用，也能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形象加分的。

但习近平让清零“烂尾”了。

让这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猝然中止，继之以一团混乱。

这并不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决策，而是一次长期苦思却无果后的瞎蒙。

习近平的大部分个人决策都充满这种瞎蒙的意味。

从拿下薄煕来、周永康，到中美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一直到疫情期间的“亲自部署”，大到封城抗疫，小到架走胡锦涛，习近平每一次能被外界观察到的个人决策都呈现一种与前后其他决策没有逻辑关联的特性。

他实际上是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

所以，在当前的处境中，他仍然会保持一向的习性，仍然会只应对他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能感知到的压力。

所以，指望习近平象一个具备现实感的“英明领袖”那样，为维持中共的统治，为挽救中国经济，或是为树立他自己的个人权威而拍板作出什么重大决策，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向左的重大决策，例如全国军管，台海开战，还是向右的重大决策，例如二次改开，修复中美、中欧关系，都不可能。

中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

各级官员对此都心知肚明，大家都在躺平摆烂，糊弄习近平。

但习近平也在躺平摆烂，糊弄全世界。

也糊弄他自己。

他在逃避一切本应由他来负的责任。

他在寻求玄学的安慰，在一次次陷入“长考”，又一次次用瞎蒙的结果充数。

有这样一名“链主”在，中共帝国这个巨大的伤害链系统已经进入了自身最脆弱的时刻。

因为习近平的力量，既不来自他对军队、官僚体系的实际掌控力，也不来自他的个人权威。

习近平的力量，纯粹来自伤害链系统的设定，来自他屁股下的宝座。

而在中共内部之所以现在还没有人能把他从这张龙椅上掀下来，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核心”宝座维持伤害力落差的功能，经过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多代加固，还能最后护他一把。

但这份保护的实质是什么？

是表面上享受着特权的那些人，实际上同时也是特权的囚徒。是所有享受高级干部待遇的人，同时也“享受”着无孔不入的监视和人身控制，稍有异心异动，就会被“扼杀在萌芽阶段”。

结果，是在中共帝国伤害链系统的内部，在习近平对“争权者”的严防死守中，不可能成长起新的组织力量。

但组织不能在内部生长，不等于不能在外部生长。

虽然遵照外交惯例，欧美列国不能公开支持、公开资助试图挑战习近平统治权威的个人或组织，但对海外存在的反习力量，欧美也不会刻意打压干预。

而且不能公开支持和资助，并不等于不能私下支持和资助。

我们都知道改开系官员，包括许多高级官员，都和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也知道，改开系官员并非无能之辈，而且在改开四十年中，他们曾经掌握过庞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建立过无数与欧美政商界的人脉关系。

这样的一群人，即使其父辈尊长们都身在墙内，生死仍受习近平挟制，也不可能集体坐以待毙，让自己成为未来东亚局势演变的局外人，或者更残酷一点，是不论谁当上“后习近平时代”的赢家后用来清算消弭民愤的炮灰。

精擅权术的毛泽东，成功活到了他自然寿命的终结。

但在他身后，叶剑英等人迅速粉碎了他试图传承给江青的政治权威。

习近平是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好命的。

他的叶剑英早已磨刀霍霍，而刺客的报酬，大约早就以比特币的形式准备好了。

中共帝国的腐朽已到极处，现在只有帝国的解体，能让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民众重拾希望。能让沦陷区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因帝国解体重新匹配，让亿万民众迅速摆脱因旧秩序崩塌产生的秩序真空。

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填补旧帝国留下的发展空间， 而他们的成功会为产业链阵营的扩张开启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更成熟的社会转型模式，一个能让旧帝国民众、新兴国家建设者、产业链阵营合作共赢，让政治变革更顺畅，经济发展更平稳的模式。

一个可以被未来所有存在转型需求的国家借鉴沿袭的新模式。

想看清这个新模式，我们需要把中共的改革开放，视为对新欧洲各国建设工作的铺垫。

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在最终接受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以前，首先需要的，是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调整人口结构。

任何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都会追求高生育率，实行愚民教育，统治者会用种种手段保持人口的高数量和低质量，保证自己治下的绝大多数人是牲人。

牲人，是甘为牛马的人，也是把培养教育自己的儿女当牛做马视为天经地义，把规训子女，榨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奉献牺牲当成理所当然的人。

在最传统的伤害链式家庭里，牲人父亲为了保持对成年儿女的掌控，是不能容忍儿女的“分家另过”和“远走高飞”的。

“父母在，不远游”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提醒，但同时也是保障牲人父亲对子女的控制不因空间距离衰减的文化利器。

改革开放，为无数中国底层农民带来了工作机会，但这些工作机会与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空间距离，使得无数为了经济收益奔向远方的年轻农民工，无数在流水线、工地上挥洒汗水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然而然就习惯了远离父母掌控的独立生活。

改开时期最有力的“启蒙”并不在知识分子的呼喊声中。

而在于对占中共国底层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的直接改变。

最能倒逼一个人开始独立思考的，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独立生活。最能倒逼一个人离开信息茧房的，是离开熟悉的环境扑通一声跳进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当亿万农民成为了农民工，尤其是远离家乡到外省、沿海，在不同城市之间流转，在不同老板、不同岗位之间流转的农民工，他们就不再有条件固守原本的思维方式，不再有能力重复改开前父辈的牲人生活方式。

而且，即使他们很想要，伤害链的“特权分润岗”也是有限的，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接纳他们的。

回不去农村，进不了体制，他们只能归化于产业链，只能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仰赖市场的存在，仰赖市场向所有交易者提供的自由保障而生存的打工人。

成为从利益角度看只能捍卫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打工人。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经过这四十年改开时期生活方式的洗礼，经过这四十年改开时期思维方式的改造，他们和他们按打工人方式培养出来的子女，只能成为新欧洲的建设者。

因为对帝国来说，他们已经不合格。

在一个传统的伤害链帝国通过经济发展完成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口结构方面已经完成了准备之后，这个帝国就回不去了。

但要实现整体转型，仍是极为困难的。

困难在于，当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在短短数十年内快速完成，文化观念的转变必然会滞后，祖辈保持的牲人观念，中年人在转型期养成的折衷观念，和年轻一代因生于新时代形成的新观念之间，有着巨大差距。

而推进社会变革不能无视代际之间的观念断层。

因为祖辈、父辈和子辈都不能无视彼此的存在，不能随意要求某一方作出牺牲。但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巨大、观念差异巨大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

这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遇到的问题。

一切传统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传统伤害链帝国，在走向转型时都会遇到同样的矛盾。

毕竟，如果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没有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没有调整其人口结构，它是不会感受到转型压力的。即使统治者中有人突发奇想，开展由上至下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也会因缺乏经济、文化、人口方面的支撑而只是昙花一现。

但只要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口结构调整了，传统帝国就会发现，在农村和城市，在保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和已经采用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之间，有着巨大的观念差异。从小到家庭秩序到大如社会秩序，这两类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

而想逼迫其中一部分人忍受另一部分人，即使能够成功，也难免代价巨大。

所以，只能“分家”，政治分家。

要完成改革又不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激起部分人过于强烈的反弹，改革中的社会需要在不同群体之间划出区隔界线，将采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与采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区别对待，让传统不能干扰到现代，让昨天不能干扰明天。

但也要容许传统在不干扰现代的前提下存续，让昨天在不干扰明天的前提下安度晚年。

只有政治分家，将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划归不同的法域，让观念不同的人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才不致不可调和。

这种先经济铺垫、再政治区隔的发展模式，将是能套用于未来许多产生转型需求的伤害链国家的成熟模式。

中华沦陷区的建国者们开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未来。

访法的习近平步履蹒跚，即使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他也无力控制自己的身姿——那个庞大的躯体就象他的帝国一样正摇摇晃晃走向自己的终结时刻。

这个国家正在走向自己的失败。

这失败是必然的，只要没能完成底层逻辑上的自我超越，帝国就跳不出治乱循环， 就无法逃脱覆灭的宿命。

从秦到清，“帝国必然覆灭”这一历史规律已被无数亡者的血泪反复验证。

即将被亿万人血泪再次验证的，并不仅仅是中共帝国的失败，更是大一统帝国模式的失败。

是基于伤害链逻辑构建庞大帝国，繁育出众多人口，但却迫使这些人忍受低贱的社会地位，满足于低劣的生活水准，保持低下的思维能力，迫使庞大人口成为牲人，象牛马猪羊一样任权贵们驱使宰割的帝国模式的失败。

这失败的根源，来自伤害链逻辑本身。

产业链逻辑的内核是“自愿合作”，伤害链逻辑的内核是“强迫合作”，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不愿深究的人眼中并不明显，就象基于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和基于董志民式掳劫囚禁行径结合的“婚姻”之间的差异在王志安之流眼中一样不明显。

但基于伤害链逻辑达成的合作，只能是低质量的。

在靠强迫形成的“合作”关系中，双方都需要把大部分注意力用在维系已经形成的关系上，强者需要努力维持伤害力落差，牢牢抓住系在弱者脖子上的铁链，弱者则需要在强者的胁迫下一边劳作生产，一边尽可能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截留资源。

双方都需要把注意力主要用于“解决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基于伤害链逻辑形成的合作关系，在“解决问题”方面注定是低效的。

而庞大国家的治理就象大型企业的管理一样，和“能解决人”、“会搞关系”比起来，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帝国的治理模式因此是注定失败的。

因为当帝国变得庞大，当帝国因人口规模增长、幅员辽阔、民情复杂而对中枢决策者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帝国中枢是注定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

因为伤害链系统的规模增长、治理难度增加，和伤害链系统因需要进行愚民教育将底层规训为牲人导致的全民降智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越大，承平越久，民生越繁盛，则皇帝越赢弱，吏治越败坏，朝争越混乱，即使皇朝后期出了忠直的名臣、勤政的英主，也总是无法挽回“天命”。

这“天命”就是帝国的治理能力有一个会随时间推移自行下降的上限，而帝国的治理需求必然会突破治理能力的上限。

很多人把习近平比为崇祯。

虽然有人说他不配，但从“尽力挽救即将覆灭的帝国”这个角度看，他和崇祯确有几分相似。

相似在他们同样都在做无用功。

相似在他们都同样深信了那套由统治者创建出来用于愚弄臣民的说辞，并循这套说辞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结果被自家先辈带到了坑里。

崇祯是相信了儒家的治国理念，习近平则是相信了中共宣传部门的宏大叙事，相信了东升西降，不忘初心。

但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和中共的宣传叙事都不能解决帝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问题，和伤害链链主需要在一个能解决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问题的专业团队里既保持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又不对专业团队的专业工作造成干扰的问题。

这类问题其实从未被解决过。

超大型企业的管理，如何让超大型专业团队保持工作效率，一直都是让社科学界挠头的难题。

哪怕在欧美列国，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方案，也一直是把大型社会拆解成较小的政治单元。在美国，联邦、州、县各有自己的选举，各有自己的法律。欧洲的政治结构则更松散和多元。

如果要用商业模式来比喻现代国家向社会提供治理服务的政治模式，那么把现代国家看成象淘宝、拼多多、亚马逊那样的“平台”，把活跃其中争取选民信任的政党和政客成看成在平台经营的品牌、“网店”，更为合理。

在平台模式下，国家只需要守住自己在宪法中向选民作出的承诺就能维系自身的存在，不需要巨细无遗的为每个政党、每个政客、每个政策的错漏负责。

而和欧美的务实做法相比，儒家理念和中共的宣传叙事更象是种玄学。

儒家理念让君主相信自己的德行可以影响国运，相信“亲贤臣、远小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相信了这种说辞的君主由此就专注于“修身”和“举贤”，却放弃了“任能”，放弃了对“真问题”的关注，放弃了对更专业治理团队、更科学治理方案的追求。

中共的宣传叙事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他在想方设法揽更多的权，他在试着摆脱改开时期进入中上层的技术官僚们的影响，作为一个不懂国家治理的领袖，他认为只要领袖的革命意志够坚定，下属足够听话，就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他是一个不懂技术的人，他不具备技术思维，但他正面对的是一个高难度（难度仍在上升）的技术问题，他手下那些还能帮他勉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下属，是在改开时代至少部分程度上凭技术能力爬上去的技术官僚。

他不知道这个帝国一直在吃的是“中成药”，中共在改开时期一直使用的“治国良方”，是名为中药，实际上靠西药成分（市场）取得疗效的膺品。

他不知道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的不匹配是千古绝症，无药可医。

而要让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重新匹配，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让帝国解体。

这个国家欠你们的。

中共帝国，这个口口声声说养活了你们的国家，欠你们的祖辈一份口粮，欠你们的父辈一份健康，欠你们这代人一份和象你们一样努力的欧美青年一样能体现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欠你们一个和象你们一样善良、务实的欧美民众一样的制度环境。

你们出生在这里，并不欠这个国家什么！

是它欠你们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亏欠了你们一份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应有的生活。

你们已经够努力了，你们的父辈也够努力了，你们吃的苦比同龄人多得多，你们忍受着以当今时代的标准本不应该被迫忍受的生活，你们在学校里卷，在工厂里卷，在职场里谨小慎微，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中共帝国用一套套宣传话术想让你们恨“资本”，但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打工人却根本不需要活得如此卑微。

你们做了普通人能做的一切，只是缺了一个能让你们劳有所得，让你们的努力能在市场上获得公平回报的制度环境。

而这样的制度环境，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政权有义务向其国民提供的。

所以，是这个国家欠你们的。

是这个帝国，尤其是帝国上层，那些为了享受特权就长期阻碍政治制度改革的贪官污吏，红色家族，无视现代国家应该对国民尽的义务，没有把它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你们，也没有维护现代国家应该维护的市场规则，没有给那些顶风冒雪在恶劣环境里挣扎创业的底层民营企业家们一份安全保障，没有守住它曾向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许下的安全承诺。

中共国的经济曾在改开时期“腾飞”。

但这腾飞决非轻易。

改开时期社会取得的种种成就，是底层劳动者顶着各级官员的贪污浪费，以倍于别国建设者的付出，换来的远低于别国的收益。

那么高的房价，那么高的工程造价，换来的却是“豆腐渣”。

而就连这样的成就，这样事倍功半的发展机会，也要在帝国特权阶层的肆意操弄下夭折。

年轻一代就算想重复父辈的辛苦，也要“不可得”了。

因为这个国家再不能向你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随着全球产业链结构调整，随着外贸订单消失，哪怕是996的流水线工作，也越来越难找了。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条通向祖辈们衣不蔽体食难果腹生活的道路。

帝国，中共帝国，这个超大规模的伤害链系统，为了维持它自身的稳定，需要你们回到祖辈生活的年代，需要你们放弃因为成长在现代而拥有过的梦想，放弃现代人的尊严和思考能力，成为帝国合格的臣民，成为牲人，以及成为下一代牲人的制造者，成为不顾孩子会有哪种未来的，“为国生三胎”的生育机器。

它想用它设计的未来，让你们没有未来。它逼得觉醒的你们，憧憬过爱情渴求着天伦之乐的你们，喊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

这个帝国欠你们的。

太多的问题，在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早就被全社会齐心协力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帝国里不但没法解决，而且不能提出。

这个帝国欠你们一份正常的生活，欠你们一个它有义务打造的制度环境，但它不想让你们拥有作为现代人天经地义该拥有的东西。

所以，它欠你们一场崩溃。

这个帝国欠你们一场用它自身的分崩离析粉身碎骨完成的偿付！

这个帝国和仍在对你们敲骨吸髓的特权阶层，欠你们一片用它们自己从历史舞台上退场留出的发展空间。

中共帝国不应该继续存在了。

在曾由它占据的中华沦陷区，新欧洲诸国即将兴起。

愿意承担现代国家政权向国民应尽的义务，为国民打造能维护产业链逻辑主导性的制度环境的新欧洲诸国，会努力把你们有权获得的欧美制度环境和生活方式还给你们的新欧洲诸国，即将兴起。

你们将能完成这场大移民，从古代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移民，从古代制度环境向现代制度环境的移民，从你们在衡水中学那样的学习环境到欧美藤校学习环境的移民，从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到现代脑力劳动者生产方式的移民。

你们不欠这个国家什么，你们不欠中共帝国什么。

你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你们才应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声称拥有这片土地的特权阶层的奴才。而按照你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的普世价值观，你们还应该有权主宰自己的生活。你们的付出，你们的血泪，你们的坚忍，都应该得到合理的报偿。

所以是它欠你们的。

中共帝国欠你们一个新欧洲。

时代催生了一场大移民。

人们从农村移民到城市，从田间移民到工厂，从食不果腹到包吃包住略有结余，从被户籍制度死死绑在家乡的农奴到可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的打工人。

有人甚至能远渡重洋，把在海外打黑工赚到的钱寄回故乡，让家乡的妻儿老小盖起新瓦房。

可他们在看到希望后却无法登临彼岸。

所以有了这样的歌，唱出他们心底的悲凉。

社会曾打开过的上升通道正被关闭，身在底层却已经遥望过彼岸风光的人们，正在陷入至深的绝望。

改开时代催生了这场移民，产业链逻辑向中华沦陷区的大规模渗透，市场经济的恢复，民企外企外资外贸的涌入，曾为处于伤害链系统最底层的人们提供了一道天梯，一条“移民”之路。

最底层的农民有了离乡打工的机会。

都说“故土难离”，但在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之后，不管是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宿舍，粗陋的食堂饭菜，超长的工作时间，枯燥的流水线生活，还是城市里的制度性歧视，福利保障的缺乏，都没能让他们掉头回乡。

这条“移民”之路，他们走得义无反顾。

因为他们想要从苦难的深渊移居到能构建更美好生活的新家园。

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悲苦处境，想要改变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对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劳动者来说，从农村走向城市，把身份从单纯的农民改成能加上“工”字后缀的农民工，是一条肉眼可见的，最直接的“出路”。

这条路的尽头，则是他们在城市里亲眼见证过的，在影视剧、短视频里见识过的“中产生活”。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敲着电脑键盘，就能挣出一份足以在城市里购房落户生儿育女薪资收入的美好生活。

农民涌向城市，让自己成为农民工，不是因为他们懂政治，知道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应该作何选择，而是因为他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体会到不同制度环境的差异。

在农业生活方式和工业生活方式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在农村制度环境和城市制度环境之间他们同样选择了后者。

在培养下一代时，绝大多数农民工同样为儿女作出了“更好”的选择。

他们没有试图把儿女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

“贫家养娇子”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农民工在把孩子向哪个方向培养。

他们在试着把孩子培养成中产，培养成不必到工厂一线生产岗位“打螺丝”，有资格找一份非体力工作的求职者。

他们在试着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能喝着咖啡坐在办公室里敲电脑键盘，能把户口落到城市里，享受和城市户籍绑定的种种福利待遇的“城里人”。

都说农民离不开土地，可是现在有几个农民还在教自己的儿女、孙辈种地？还有几个农村家庭想把世代积累的干农活技巧传承下去？

无数蛛丝马迹都在证明，亿万中共国农民正走在移民的路上。他们没想过回头，他们倾尽所有，想要抵达彼岸。

可是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被困在了半路上。

那道用产业链逻辑搭起的天梯本该把他们一直引领到心目中的“彼岸”。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社会本应能向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随着产业链升级，随着由科技进步引起的对高学历劳动者的更大需求，社会本应向农民工儿女提供更多非体力劳动岗位的就业机会。

如果中华沦陷区的资源分配格局不是象今天这样停滞在伤害链模式下，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中共国的制度环境能与时俱进，这场贯穿数十年，跨越广袤土地，影响着十亿计人命运的“大移民”，这场由最底层发起的，对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的重新选择，本该有个好结果。

可是，农民工的孩子并没有在耗尽父母血汗钱读出一个扩招后的大学文凭后得到足够的工作机会。

不要说农民工的孩子了，就连拥有从985211名校本科到海外藤校硕博学历的“高精尖人才”，不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搞到一个体制内的城管、街道甚至火葬场编制。

中国社会转型的“卡瓶颈”，把无数农民工子女卡在了这场“移民”的半路上。

他们本应生活在一片和自己的祖辈父辈们在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方面大相径庭的土地上。

他们的父母为了让他们不必受困，不必象改开前那样只能选择农业生活方式和中共国农村制度环境，倾尽了所有，忍受了一切能忍受的苦难，还对他们心存愧疚，还要说“我没能给你更好环境”。可是，就象歌里说的，“妈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无数为了在更好制度环境里凭自己的技能建设出美好生活而培养出来的孩子，被卡在了半路上。

无数在改开时代被满怀希望的父母往城市白领方向培养的新生代劳动者，被开历史倒车的掌权者卡在了半路上。

他们本应生活在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后，通过保障创业创新权利让经济持续发展，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多机遇的新时代。

他们本应生活在和现在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国家里。

他们本应生活在新欧洲。

他们现在身处的土地，本应是新欧洲诸国中的一国。

那才是这场世纪大移民应有的终点，是亿万农民工家族集数代人的奋斗挣扎应当登临的彼岸。

上海独立建国， 对每个生活在独立后的上海共和国的普通人来说，等于是不必背井离乡不必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全家移民欧洲”。

新欧洲方案的目标就是如此。

接受新欧洲方案，支持新欧洲方案，意味着你支持的是在自己家乡打造欧洲式的制度环境，意味着你会致力于让自己和子孙后代享受欧洲式的生活水准。

这会是一场在空间上没有挪动，但在文明阵营意义上进行的“整体移民”。

独立公投，是一个能让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接受的门槛，是实现文明阵营意义上的“整体移民”必须跨越的门槛，是需要整个社会参与的政治活动。

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公开呼吁，邀请支持者们准备做的事。

至于军事上的准备、政治上的准备，在欧美政界发展人脉，在沦陷区内部与潜在合作者洽谈，这些事我们当然也在做，其中的细节就不宜公开了。

我只能说，作为新欧洲方案的提出者和推动者，上海会无私地向继起的盟友们分享经验和资源。

而你们将要分享到的，会远多于你们的预期。

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事态发展，随着中共帝国的颓势日益明显，中共中央残存的政治资源在内耗中减少，伤害链系统残存的组织度因内部互信趋于薄弱而衰退，形势是越来越有利于独派，越来越有利于新欧洲方案的支持者们。

双链争持的大局正在为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提供绝佳的外部环境，也正在把沦陷区内部的产业链逻辑受益者驱赶到我们这边，不论他们现在有没有清醒过来。

很多受中共宣传迷惑的人至今仍以为帝国解体是天方夜谭，就象改开前很多人以为包产到户是天方夜谭，文革结束是天方夜谭，社会不再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裹挟，找工作不必政审不必看出身成分政治面目是天方夜谭一样。

但是，中共国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

欧美列国真能长期容忍这座本应全面归化产业链阵营的世界工厂被一个伤害链政权牢牢掌控吗？真能容忍这座世界工厂因为没有欧美式的政治制度，没有欧美制度对市场规则的保障，成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吗？

欧美能长期容忍已经和自己建立如此紧密经贸关系的中共帝国“不够欧洲”吗？

现实一点吧，不能。

所以新欧洲方案，让现在是欧美安全威胁的中共帝国最终变成欧美同类的新欧洲方案，是符合欧美核心利益，迎合欧美安全诉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很多持“西方要帮中共维持统治”观点的人的眼中，中国问题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一旦社会失序，“黄祸”泛滥，局面会不可收拾。

而新欧洲方案，正是对这些担忧提交的完美答卷。

把这份完美答卷当成天方夜谭的人，在被历史证明了自己的谬误后，会象在改开时期因思想守旧而错过各种致富机遇的人一样悔恨不已。

因为他们会错过时代的风口。

错过上海在选择自己地缘政治角色时意图抢占的时代风口，错过因为欧美希望通过促成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获得“同类”而放出的宝贵机遇。

你们以为上海独立是不现实的，以为通过公投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实现与欧美正常建交，乃至于上海人象台湾人一样获得发达国家免签待遇是不现实的。

但真正的现实是什么？

是欧美发达国家只能在面对“黄祸”和支持新欧洲方案之间选择。

现实是中共无法避免甚至无法拖延“黄祸”的发生。作为一个帝国，中共没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它建立的维稳机制如今深度依赖由地产泡沫支撑的财政拨款，只要财政无法支撑，它就没办法继续保持这种维稳效果。

而面对这种糜烂局面，在中共长期打压下，中华沦陷区内外又并不存在可靠的“接盘侠”，“黄祸”一触即发。

在支持新欧洲方案和面对“黄祸”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上海的独立公投，是一根不想面对黄祸的欧美决策者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

而支持上海独立、为上海提供军事保障的成本又是极低的。

只要以日韩台等国现成的军事力量遥制，再停点军舰到上海港口，难道江苏浙江等邻近地区会组织起军队跑过来攻打上海，跟美军火拼么？

和成功消弭“黄祸”，让中华沦陷区通过制度建设、民主转型，尽快与欧美成为“同类”相比，尊重民意，承认公投结果，与上海共和国建交，派出足以压制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力量，是什么很难下的决定么？

和那些活在中共宣传打造的信息茧房的人幻想的不同，在欧美安全感受到俄乌战争触动后，在疫情令欧美选民经历巨大心理创伤后，把地球村中的更多成员发展成“同类”，促成这个世界上的更多国家欧洲化、欧美化，才是大势所趋。

上海的独立，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是和产业链阵营扩张倾向的双向奔赴。

参加独立公投，一步到位，全家“移民”新欧洲，不是梦。

是希望避免“黄祸”，把“世界工厂”改造成同类的欧美列国会出钱出力为你促成的现实，也是希望在中共帝国覆灭后能生活在欧洲标准的法治环境里，即使被追责被起诉也能得到公平审讯和人道对待的中共国权贵们会暗中使劲为你促成的现实。

今天说点实用内容，说说身在墙内的普通人如果愿意支持上海独立，可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做准备。

身在墙内，如果你想支持上海独立，那么最安全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等到上海进行独立公投时，用你的宝贵一票，帮上海“突围”。

取得投票权的方式很简单，不需要你有户口，届时你人在上海就行。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推文，应该知道，在我的推测里，上海独立的历史契机将在中共帝国因自身的多重危机叠加崩溃后出现，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共中央无法保持对整个中华沦陷区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控制力，各地区在面临失序危机时不得不“圈地自救”，自行设法维持本地秩序，形成事实上的地区分治局面后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最稳妥的自救途径，就成了通过发起独立公投斩断与中共中央法理上的臣属关系，凭公投结果体现的民意建立自身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开启民主转型之路，全面倒向欧美产业链阵营，主动寻求欧美人道救援和安全承诺。

在这个时候，中共用于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当然就不能成为不让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人员参与独立公投的理由。

所以，只要你届时人在上海，不论你有没有上海户籍，不论你有没有上海房产，有没有上海的工作，有没有上海的固定住址，甚至不论你是不是有中共国籍，你都会有权投票。同时，只要公投结果让上海实现了独立，不论你投票时选择的是支持独立还是反对，你都会拥有归化为上海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到那时，为了最大限度吸纳全球各地的精英人才，实现华洋共治，新成立的上海共和国还会承认双重国籍，并为拥有其他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公民身份的上海居民提供规避双重忠诚问题的便利，为这些人设置因参与独立公投而获得的永久居留权，让他们能在上海自由地工作、生活，享有各种权利。

所以你想支持上海独立的话，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只要到了上海进行独立公投的时候，你人到上海，把票投给支持独立就行了。

在那之前，你不需要做任何让中共察觉你心意的事情，你不需要冒任何额外的风险。

如果你想做得更多，那就等到中共丧失维稳能力之后，在上海展开公投前，在上海社区帮忙传播沪独理念，宣传沪独成功后上海共和国公民能获得的好处：

首先，因为上海早就立志成为新欧洲方案中最先建成的欧式国家，在独立后全力建设民主与法治，因此成为上海共和国公民就意味着你将获得欧洲标准的公民权利保障。

其次，既然上海将自己定位为欧美桥头堡，会争取欧美承认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那当然也会争取与欧美的双向免签。作为一个人口现在不超过二千五百万，到时大概率也不会超过三千万的中小型国家，上海政府为本国公民争取到和台湾接近的欧美免签待遇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成为上海共和国公民，意味着你将能凭上海共和国护照免签游览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

再次，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转移支付体系中，上海是主要贡献者之一。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从上海创造的财富里抽走了相当大的一块，取之于上海市民，却没有用之于上海市民。在上海独立后，上海的收入就不必被抽走用之于外地，而是可以全部用于保障上海市民的福利待遇和上海本地的建设——这意味着你将获得欧洲水准的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失业、养老、医疗。

再说说孩子教育。以华洋共治为目标的上海共和国当然会重视英语教育，也会非常重视下一代的与国际接轨，因此届时你完全可以想象上海共和国会把全面提高民众英语能力，让孩子从小学习英语设为教育改革的重心，引入欧美教育理念，保障学术自由，所以你的孩子在上海共和国任何一所学校接受的教育，将和现在中产白领花费重金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接受的教育一样。

以上这些，都是你作为支持上海独立的觉醒者，在不影响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等到中共已经无力阻止上海发起独立公投时，想方设法保证自己人在上海，然后参加公投，协助宣传，促成公投成功后，能直接获得的好处。

上海的独立，需要你这样做。

因为中共的洗脑宣传毕竟对民众有很深的影响，即使到了有条件发起公投的时机，想要保证头脑中盘踞着“大一统”观念的上海居民都足够精明，能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还是困难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必须挺身而出，你必须让自己人在上海，有投票资格，并用自己的宝贵一票促成上海独立，为自己和家人、孩子挣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果你身在墙内，无力润出，甚至也没办法提前移居沿海，那么，做好心理准备，到那时让自己“人在上海”，就是你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助你规避乱世风险，一步脱亚入欧的最稳妥策略。

这是你能做得到的事，也是上海需要你做到的事，更是新欧洲方案涉及的整个中华沦陷区需要你做的事。

来吧，未来的上海共和国公民们！产业链阵营的大门为你们敞开！

中共领导人对“大国崛起伟大复兴”后打造的理想国际秩序的想象，和这些在中共国读者群中大受欢迎的网络流行小说一模一样。

在伤害链信徒眼中，国家要强大，强大之后要做的则是在国际上称王称霸，屠灭所有让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也诛灭所有异议分子，让你不论逃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躲不过村支书的追杀。

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相处守望相助，欧洲列国的边境互相开放居民自由通行，是中共国这些人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即使欧美与邻国保持这样的友好关系已经许多年了。

但是，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归化产业链阵营，获得成为阵营成员应有的红利，就必须学会理解在美加之间，在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现在真实存在着的国与国关系，和平竞争关系。

因为阵营红利正是从以互无领土野心、彼此信任为前提的深度合作中得来的。

我已经反复阐述过双链争持的大势，也反复讲述过遵循产业链逻辑，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合作公平交易，保持国与与之间的和平共处长期合作的重要性。

孟子有云：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这就是未来的上海共和国将要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

什么是上海共和国将要寻求的道？

就是上海人的共同利益，上海与欧美的共同利益，上海与邻国的共同利益，上海与中华沦陷区的共同利益。

就是找到只有让上海保持独立，才能向上海市民、欧美、邻国源源不断提供的利益，把这个利益当成上海的立国之本，当成意图促成上海独立的沪民党和其他沪独同仁的奋斗目标。

这个目标并不难找。

繁荣之花的生长，需要和平秩序。

在东亚保持和平秩序，让中华沦陷区保持和平秩序，是区域内每个自身具备建设能力，不必通过发起战争掠夺邻邦来“养家糊口”的国家理所当然的需要。

即使你已经习惯了中共宣传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即使你阅读中共国这些爆款网络小说“屠欧灭美”情节时不会感到不适，你大约也很难想象台湾会想要攻占上海，或是今天的日本、韩国会想派出军队攻占上海。

就象你很难想象美国攻占加拿大一样。

新欧洲方案既是一份战略思考，也是我向所有独派和所有希望中华沦陷区不必陷入长期战乱的善良人士发出的呼吁。

我呼吁大家齐心合力，让中华沦陷区最终能维持一种和欧美各民主国家接近的和平秩序。

而在那样的秩序里，已经独立的新兴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当然可以象中共帝国未崩溃时的省际合作那样频繁紧密。

少了谁？

少的只是那个中共中央，那个骑在各族各地头上吃拿卡要作威作福的中央。

上海需要独立，需要率先独立，并通过自己的成功独立，让每个后发国家都能确认“我们头上不再有中央”这个令人舒心的事实。

上海也需要保持独立，让中华沦陷区每个新兴国家都能通过看到上海保持独立，保持对“没人会骑到我们头上”的信心，保持对自己继续和平发展的信心。

我希望你们明白，若想让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后尽快走向和平，支持上海独立是最快的路径。

对每个可能要乱世求生的普通人来说，支持上海独立，支持上海尽快率先独立，完成独立公投，成为获得欧美承认的新兴独立国家，则是为自己在乱世中开辟一个安全区域的最快路径。

即使你没来得及逃往上海，有了上海做桥头堡，欧美的人道救援也能更快进入，你所在的沿海地区的地方豪强也会因此更倾向于归化产业链逻辑，内陆地区的豪强在输出伤害时也会心存忌惮，担忧因滥杀招致欧美干预。

哪怕没有直接加入建国团队，支持上海独立也能增加你自己或你墙内亲友在乱世中的生存概率。

说白了，上海的独立，对上海独立的尊重，就是整个中华沦陷区所有产业链逻辑信徒对产业链阵营交的“投名状”。

因为若一个新兴国家或政治势力不能容许一个象上海这样有华洋共治欧化传统的地区独立，若你们非要坚持象那些爆款网络小说里炫耀的“屠欧灭美”国族相杀观念，你们就不可能容忍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不可能容忍疆藏蒙等地的分离，不可能接受以这些地区“不受中央管束”为条件存在的和平。

你们就会象俄罗斯一样迟早发动战争。

我并不担忧上海共和国的安全。

只要参与建设新欧洲的各新兴国家成功归化了产业链阵营，开始了用努力建设填补中共遗留的经济问题满足民生需求的奋斗进程，在尝到和平发展的甜头后，没有人会舍得放手。

而在事实证明了上海的战略地位，证明了上海保持独立，成为区域内的和平发展象征对整个产业链阵营的价值之后，欧美当然也会给上海共和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并且是在吸取了香港沦陷、台海危机对世界造成影响的教训后，给出的更稳妥安全保障。

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次成为了世界的安全威胁。

这说明前苏联的解体是不够彻底，因此不够成功的。

当“解体”在中共帝国再来一次，当人类有机会吸取教训，用同类试题进行一次补考，人们会做得更好。

这一次，上海将独立，中共帝国将彻底解体，世界的格局也将为之一新。

未来是很清晰的。

人们的命运将在自己的选择下确定，选择留在伤害链环境中，让自己身边满是伤害链信徒，就等于选择了在中国历史上被无数次验证过的皇朝更替期间的平民命运。

等于为自己选择了流民蜂起，盗匪横行，或被裹挟着杀人劫财，或成为被杀被劫对象的命运。

选择尽量靠拢产业链则是另一条路。

如果你选择的是奔向成熟的产业链国家，是移居或暂居于欧美发达国家，你将成功避开中华沦陷区动荡时期的一切风险。

如果你选择的是留在沦陷区，但居住在沿海接受产业链渗透最深的地区，你的命运就有很大的可能象当年国共战后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军民那样，在一个建设中的产业链国家，跟着大环境，吃够建设期的苦，也享到建设期的福。

现在是你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作为个人，你需要在伤害链和产业链中选择其一。

你需要审视自己应在何处安身立命，需要想清楚你对特权的依赖有多深，若放弃特权，在劳动力市场上能不能养活自己。

也需要审视自己，若选择做“习主席最忠诚的战士”，选择做伤害链逻辑的思想堡垒，把余生用在维护伤害链游戏规则上，你能不能在皇朝更替期间，在身边所有伤害链信徒都“输出伤害寻求奖赏”时，成为最终的胜者。

在即将来临的乱世，决定你命运的已经不是性格，而是你的选择。

欧美、沿海、内陆，三种环境，三个选项。

你得选。

在这个时候，决定你命运的选择，实际上是选择待在什么样的人身边。

因为个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是由身边的人决定的，是由身边那些有血有肉有私心杂欲的人是否会有“一念之差”决定的。

人生多少悲喜，细看来，都缘于选了“和谁在一起”。

我知道很多墙内网友对移民海外有种种顾虑，但在这里，我想说，如果你相信双链争持，相信中共帝国崩溃、各族各地独立是大势所趋，那么从帝国崩溃到新兴国家开始第一轮建设，很可能只要等几年时间。

快的话，三年五年就有分晓，慢也不过十年八年。

所以，如果你的移居海外不是斩断乡情终身不履故土，而只是暂居避祸呢？

如果你只需要准备能在海外生活三年五年的费用呢？

是不是难度会低很多？

是不是可以选择的目标国家也多很多？

甚至想说服家人支持你，放你出国工作或学习个三五年，也容易很多？

我希望看到我推文的网友能润尽润。

因为在我眼中，能接受双链争持这套理论的人，都是对未来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政治制度建设来说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能在新兴国家建设工作中抓住问题关键的人。

对产业链国家的建设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能理解产业链逻辑，能遵循产业链游戏规则与他人展开合作的人，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这样宝贵的资源，最好是不要因种种现实困难，被迫留在伤害链信徒群体中，凭运气赌一个幸存概率。

尤其是有能力到海外找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足够年轻能到海外读个三五年书的人，如果不考虑后续的“身份问题”，求职或求学的门槛都不算太高。

而三五年后，局势会清晰化。

凭中共的财政窟窿发展速度，要么习近平能猛下决心，以台海开战为由，实行全国军管，把国家机器最后的执行力用在恢复伤害力落差上，让中共国朝鲜化；要么就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面对愈演愈烈的各种问题躺平摆烂，坐等资源耗尽——我倾向于后者。

如果中共仍然保存着能挽救帝国危机的能力，它是不会不使用的。

今天我们会误以为中共仍然拥有许多资源，仍然“很强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被中共反复阉割锤打的蚁民，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弱小。

以中共现有的资源，现存的人力、物力，它早就没法“解决问题”了。它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且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中那些最弱小无力的个体。

一场大雨，广东梅大高速公路就塌方。

这些经过层层转包，被贪腐官员敛走大部油水，说是身价过亿实际粗制滥造的基建工程，就是中共建设能力、行政能力的真实写照。

华为“问界M7”事件也是一样。

华为能把死者家属“消音”，能组织水军全网洗地，却解决不了汽车的安全问题。

在中共的各种危机不断深化，且即将叠加爆发的时刻，以中共一贯的德性，我们该知道它仍是不会解决问题，无力解决问题。

它只会在这三五年间，在最后的覆灭前，拼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把最后的资源和力量用在欺压盘剥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上。

我不希望未来中华沦陷区最宝贵的人力资源，白白消耗在中共的垂死挣扎里。

所以我劝你们应润尽润，哪怕一时办不好移民，借求学、求职肉身离境，避开最危险的三五年也好。

三五年后，不论是中共已经覆灭，你能大摇大摆回去参与沦陷区建设，还是中共居然想方设法实现了“朝鲜化”能与欧美各国拉扯多几年，让身在海外的你有更大概率得到欧美基于人道理由给予的居留权协助，对你来说都不是坏事。

实在润不了的人，我建议你移居沿海，并且把财产保存一部分到海外。

以备未来在加入新兴国家建设浪潮时，有一笔属于自己的启动资金，不错过你拿命赌出来的机遇。

双链争持。

当产业链逻辑历史性地取代伤害链逻辑，成为人类社会最新的“粘合剂”，成为全社会展开大规模高质量长期合作的心理基础，当被产业链逻辑和技术进步、生产力增长催生出的制度工具，民主与法治，因能较好地维护生产秩序、商贸秩序，而成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发达国家的“标配”， 民主与法治取代专制与人治，就是大势所趋。

我们需要记住，作为制度工具，民主与法治是产业链逻辑在政治领域的显化。

当一个社会逐渐由产业链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当这个社会的秩序生产者们自己也开始受益于产业链逻辑，开始积极维护产业链逻辑的主导地位后，民主与法治作为制度工具才会被发明创造出来，或是选择引进。

你想要民主，你想要法治，但民主与法治不是空中楼阁，繁荣之花也无法在不适合的土壤中茁壮生长。

希望看到中华沦陷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人们需要意识到，民主转型的成功率，与产业链逻辑对社会的渗透程度，与民众对产业链逻辑的接受度息息相关。而关心各族各地独立事业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每个地区受产业链逻辑渗透的程度不同，会直接影响这些地区在进行民主转型、制度建构时的顺利程度。

改开四十年，沦陷区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已经接受了产业链逻辑，已经习惯了“打工人”这个身份，习惯于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而不再象改开前那样，要么作为农奴被牢牢绑定在户籍所在地，出个远门都需要开介绍信，要么作为工奴被牢牢绑在单位，一生经历被装在档案袋里，生死祸福操诸他人之手。

如果仅看由农奴、工奴归化为打工人的人口比例，全中华沦陷区同步转型似乎是有可能的。

但在沦陷区还有一些人，至今没有接受产业链逻辑。他们就是现在仍享有特权的“体制内”，是拥有正式编制，拥有任意欺凌底层蚁民，随意对民企私企开罚单特权的各级官吏。

他们，是中共帝国最忠诚的“战士”，也是一群若离开单位走进劳动力市场就会身价暴跌，乃至衣食不周的人。

他们和他们构造的“圈子”，是伤害链逻辑最后的堡垒。

而堡垒的数量和能量有地区差异。

对中华沦陷区各省各地营商环境的差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些省份对企业的态度，和其他省份相当不同。有些地区能吸引来更多投资，有些省份则会让“头铁”的投资人碰个头破血流。

当然，这些差异最终都体现在了各省经济发展效益上。

特权者生活得越滋润的地区，官员对企业对商业活动越能随意干涉的地区，经济就越困难。

但经济再困难，也不影响这些地区的特权者靠“转移支付”吃得满嘴流油。

中共为什么要用转型支付养着他们？

正因为他们是伤害链逻辑的堡垒，正因为伤害链逻辑需要依靠他们抵御产业链逻辑的渗透，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会提高所有人生活品质的时代维系自身的存在。

如果要在大时代的茫茫人海里选取一种人，以他们的命运作为时代的指标，那么，我们很可以把目光投向中华沦陷区各省各地的特权阶层。

在动荡大时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肉体消失，但从精神上“攻克”堡垒，才是产业链需要取得的最终胜利。

我们可以很乐观的预见，在上海、香港，在沿海省份，会有相当多曾经的体制内官僚，改开系的技术官僚活下来，并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劳动力市场上估得一个合理的身价。

市场是公平的，如果你这个人不是除了特权就一无是处，在特权消失后，市场仍会让你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

但对那些除了特权就一无是处的人，那些血债累累的人，市场爱莫能助。

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把这类特权者当成人看，不把他们的命当命。

但他们所在的小环境，未来将让他们无路可走的地区政治氛围，是他们亲手打造的，伤害链逻辑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是他们亲自竭力维系的。

所以，一个曾经的特权者在伤害力落差颠覆后的伤害链社会环境会有什么待遇，他们就会有什么待遇。

而作为堡垒的他们被肉体消灭后，被他们维系的以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政治氛围，并不会自动消失。

这就是在上海和香港成功独立后，在沿海诸省以上海和香港为桥梁保持住与欧美产业链的联接后，那些在改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就较慢的内陆地区需要面对的局面。

这些地区为实现民主转型做的前期准备更不充分，因此需要更多的“外援”。

而在这些地区摆脱伤害链影响，在国际社会上成功树立作为现代国家的形象之前，忧心于地区政治风险的欧美投资人不可能直接给予足量的外援。

所以，这些地区想要尽快发展起来，就需要致力于加强本地的产业链逻辑渗透程度。

他们能指望的投资，是来自沦陷区沿海新兴国家的投资。

他们能指望的政治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同样是来自沦陷区沿海新兴国家的支持，来自在沿海新兴国家工作、生活、参政的本省子弟对家乡的回馈。

当产业链逻辑在这些地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为经济发展提供长远可靠的制度环境成为政治常识，这些地区的民主转型才能水到渠成，真正获得成功。

而成功转型的这些地区，也会因彻底放弃伤害链逻辑，彻底放弃侵略富庶邻国的野心。

于是中华沦陷区，终于成功打造出基于产业链逻辑的区域和平秩序。

在与中共帝国、俄罗斯等属于伤害链阵营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属于产业链阵营的欧美列国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消灭对方，而是管控风险。

欧美至今还在试图找到对和中、俄已经建立的经贸关系破坏最小的政治风险管控办法，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

作为一个务实的独派，我知道，独运想要争取谁的支持， 就需要让谁能从独运的成功中获益。

独运想要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需要找到能争取尽可能多的潜在支持者的共同利益点。

而在产业链逻辑中，这个共同利益点是现成的，那就是欧美列国和中华沦陷区共享的繁荣前景。

和普京、习近平、金正恩向其治下民众宣传的不同，欧美列国并不想“屠灭”俄罗斯、中共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因为在产业链信徒眼中，这些国家的领土、矿产等资源，并没有伤害链信徒想象的那么有价值，不值得用大量军工产品和接受过大量高强度专业训练的士兵的宝贵生命去换。

以更现实的眼光看，在可以通过经贸手段例如购买矿山、购买矿石来获得这些资源的情况下，运用战争手段获得这些资源，只有在发动战争并维持占领的成本远低于购买时才是划算的。

以现代军事科技成本不断上升的态势，大炮一响，早已不止要黄金万两。

而随着勘探技术的提高，随着物流运输成本因科技进步而下降，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矿产资源的花费则持续下降。

于是，在资源价格下降、战争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为夺取能以低廉价格在全球市场上购入的资源而发动战争，变得象花费重金铸出屠龙刀却只为抢街边大排档敞开售卖的十块钱饭盒一样可笑。

伤害链逻辑的信徒囿于旧时代的理念和价值观，无法理解产业链阵营因科技进步、市场供求改变已经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无法理解产业链阵营在捍卫和平秩序、管控风险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们懂。

产业链阵营想要守护的，是市场本身。

欧美列国想通过管控风险保证的，是“只要我想买，只要我出的价格足以让资源拥有者心动，我就不需要使用暴力”。

欧美列国真正需要压制的，以倾国之力举世之力压制的，是伤害链阵营诸国的专制政权对市场的干涉。

需要管控的风险，是专制政权因其内在矛盾不断溢出的政治风险。

美国并不想挑起争端。

所以一直对产业链国家只要坚持守护市场秩序最终必然与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件事遮遮掩掩。

但矛盾不会因遮掩而消失。

欧美还是需要实现对风险的管控，需要解决“专制政权不断制造政治风险”这种问题。

所以，最终，欧美需要解决掉专制政权。

或者，有人站出来，替他们解决专制政权。

或者，更理想的是，有人站出来，在替他们解决现存的专制政权后，还想方设法杜绝专制制度在同一片土地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还将解决方案扩散传播到更广泛区域，令“守护市场”这件事变得轻松容易。

新欧洲方案就是为此而设。

独运准备抓住的，是产业链阵营的核心需求，是对市场的守护。

而用来争取各路英雄支持的，则是通过对市场的守护获得的和平发展机遇，通过可持续和平发展打造的繁荣前景。

独运准备采用的手段，则是在经历了改开四十年的发展后，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政治包产到户”，“让一部分地区先民主起来”，“引进外资外企先进技术”，和“一家引进、百家山寨”。

在新欧洲方案中，打算首先建立与欧美社科专业人士紧密合作关系的新兴国家的上海，会成为“一家引进”中的那一家。

也准备成为“百家山寨”的技术支持。

上海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试行“华洋共治”，以开放心态招募全球治理人才，借助欧美社科界的人力、技术资源，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限接近欧美治理品质的样板国家。

让自己成为中华沦陷区最受欧美投资人信任的落脚点之一，并将影响力辐射到整个长三角。

也让自己成为沦陷区其他独运建国团队可资借鉴的经验分享者，并协助各族各地建国团队在上海设立用于争取属于他们的欧美投资的“招商办”。

上海，需要对欧美有用，也需要对邻国有用，更需要对整个中华沦陷区所有心向产业链的各方势力各路英雄都有用。

而独运的成功，有赖于此。

有赖于我们清晰的战略思维，务实的行动步骤，有赖于我们的目标明确和长期坚持。

我们会争取到一切希望从市场中获益的人和组织的支持。

尤其是，在伤害链信徒不断用他们的暴政暴行，倒行逆施，在“帮”我们进行反向动员之后。

中共越是制造风险，欧美就越渴望管控风险，习近平越是用取消市场干涉市场让外企民企损失惨重，受损之后的企业家们就越希望市场的安全能得到制度性保障。

我相信，随着中共国多重危机的持续深化，随着习近平依照伤害链信徒的思路，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只能不断放出的道道昏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包产到户”产生认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各族各地的独运，尝试自救。

今天的独运，仍是小众，仍处边缘，但耿耿此心，为国为民。

我们甘心做人民的备胎，但我们有信心成为历史的正选。

对双链争持大时代产业链阵营核心需求的认识，和清醒、理性、务实的战略规划，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在新欧洲方案实施的过程中，独派最大的敌人，既不是统派、联邦派，也不是届时已经丧失维稳能力的中共。

独派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自己在中共长期打压下，过于薄弱的组织能力和建设能力。

也是自己受伤害链传统熏染太久已经固化的思维习惯，是极其容易受“事急从权”诱惑，放弃法治原则的心志。

一个合格的独派，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建设者，在这些困难面前必须足够理智。

理智到能打开产业链逻辑信奉者应有的思路，循“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路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一切权力揽到自己手中，把产业链阵营的建国等同于伤害链阵营的“打江山”。

对一个新兴独立国家来说，要在旧帝国的秩序供应中断，民众堕入秩序真空后，从无到有的建设起能高效生产的秩序工厂，保质保量地恢复本地区民众急需的秩序供应，是困难的。

难在到了今天，“秩序供应”这件事已经十分专业化，社会治理已经是一件十分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是大部分缺乏执政经验的独派建国团队成员无法胜任，没法轻松接手，一接手就做得很好的工作。

而留用中共体制内具备多年经验的行政工作人员，又有忠诚度、行为习惯方面的种种问题。

国之初兴，千头万绪。

旧帝国遗留下来的弊政问题要改革，积压的民怨要宣泄，积累的冤案要昭雪，嗷嗷待哺的民生需求要满足，学校的教育内容要改变……

太多事要做，可有经验有能力又可信可靠的人手必然稀缺。

怎么办？

在我看来，将香港和上海设为建设的起点，让这两个足够“小”，调整起治理方式来难度较低的新兴国家成为先行者，扮演中华沦陷区转型大局探路先锋的角色，是可取可行的。

上海才两千五百万人，香港更小，不足七百五十万。

这两个国家在内部治理上又早已积累起了和内陆地区相比强得多的优势，香港自不必说，上海普通市民的规则意识也足以傲视区内同侪。

这是两个转型难度相对较低的国家。

也是因其体量够“小”，离大海够近，和欧美列国历史渊源够深，市民的接受度够强，而有足够的资本邀请欧美专业人士深度参与转型期国家建设的国家。

香港市民都知道在香港的司法系统里存在着“外籍法官”。

这些外籍专业人士的存在不但不会破坏法治体系的公信力，而且加强了各界人士对本地法治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信心。

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直接向由英国君主任命的港督负责，在改善香港曾极为严重的贪腐现象方面工作极具成效。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聘用欧美专业人士或接受欧美秩序输出，能快速增强本地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和服务品质。

这是上海可以学的“招术”。

也是合格的独派，信奉产业链逻辑的独派，不把新兴国家视为自己私产，对“把上海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执念的独派应该学的招术。

上海的独立，需要独派在明确了上海作为新兴国家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和整个东亚地区新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角色之后，顺水推舟。

独立后上海的治理，则需要独派以上海只有尽快被建设成一个和平、安全、繁荣的新兴国家，才能扮演好起动荡期间东亚最重要地缘政治角色，才能承担好产业链阵营桥头堡和沦陷区转型样板的历史使命为由，打开格局，邀请和索要欧美列国的政法社科人才援助。

这个两千五百万人大型城市的治理，需要欧美专业人才的深度参与。

因为打造一个新欧洲样板国家，治理品质需要对标昔日的租界。

我们追求上海独立，是为了让我们关心的上海亲友过上和欧美公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过上即使并非“成功人士”，并非权贵精英，不高人一等，作为普通人，各项基本权利也不受践踏的美好生活。

我们追求的不是打江山，更不是做皇帝。

我们不需要揽权，不需要把治理上海、分配上海各种资源的权柄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这样的权柄，交到欧美聘请来的专业人才手中，通过由欧美政法社科专家精心设计打造的制度工具转化为一条条能将上海市民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符合我们的意愿。

对特权的贪婪，会诱使人们在有机会决定制度类型时去打造人治而非法治。

但我们只希望生活在拥有法治秩序的国度。

如果我们自己因肉体凡胎，经不住诱惑，我们就需要把“抵御诱惑”的任务交给更有条件完成它的人。

如果我们的亲人朋友都在上海，如果亲友们会循人情关系网要求我们在规则里给“自家人”留后门，那我们就该把运营工作交给和本地人情关系网没有直接关联的“外人”。

对如何把作为新兴国家的上海打造成一个具备租界治理品质的美好家园，我有许多构想。

但最核心的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把建设欧洲式国家的工程任务，交给欧美“工程队”。

而要接受这样的思路，在远东地区，上海恐怕是唯一一个具备民情民意基础的地区。

因此，对新欧洲方案来说，上海无可取代。

对为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和平进行“技术支持”，做模板，建样板来说，上海无可取代。

中华沦陷区是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

各族各地的独派，则是正在想方设法利用沉船上的物资建造逃生筏、各种水上漂浮工具的人。

在我眼中，上海和香港，是这艘大船上唯二的救生艇，是万事俱备，只需要砍断将它们与沉船绑缚在一起的缆绳，就能承担起拯溺扶危大任的逃生利器。

所以在我设想的新欧洲方案中， 上海和香港会首先独立。

或者更现实一点说，即使没有海外独运的推动，这两个地区的本地势力也会在沦陷区陷入因中共帝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集中爆发而导致的动荡状态后首先行动起来，采取与周边隔离以求自保的策略。

2019年的“反送中”已经让香港市民尝到了切肤之痛，上海封城则是另一种对独运有利的反面动员。在摆脱中央政权的暴虐统治和“为大局牺牲”之间，如果没有选择，香港市民和上海市民当然只能忍气吞声。

但如果有选择呢？

自然是，你不仁我便不义，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香港和上海都没有主动建立军事力量挣脱中央控制的激情，但反过来，只要中央政权本身衰弱到了无法保持对地方压倒性控制力的地步，只要在动荡期间隔离自保、割据自治成了维护本地区安全的最后可选项，香港市民和上海市民就会接受既成事实。

然后，对试图再次凌驾于地区自治权利头上的“新中央”心存疑虑。

新欧洲方案只是一个顺水推舟的方案。

是一个准备在“合久必分”的朝代更替过程中，在必然出现的割据分治阶段，在旧帝国已覆灭，新帝国未诞生，伤害链逻辑的影响力最衰弱的时期，让产业链逻辑乘虚而入，把最容易拿下的地区掌握住，让最有条件完成民主转型的少数地区“先民主起来”的方案。

是要让一部分制度建设能力较强的人“先建设起来”的方案。

是要顺水推舟，因势利导，避免中华沦陷区因长久以来的伤害链传统，因对动荡的恐惧，再次选择强人政治，再次捧出新的皇帝，然后新皇帝高举大一统旗帜对异议者展开血腥镇压，让渴望实现民主自由的各族各地抗争者全军覆没。

在新欧洲方案的构想里，香港和上海是两盏灯，是两个堡垒，是围棋的两个“活眼”，是守望相助的战友，是海外产业链阵营借力撬动中华沦陷区纵深范围的支点，也是整个中华沦陷区踏上民主转型历史进程的起点。

在没有独运参与的情况下，香港和上海同样极有可能在动荡期进入割据自治状态，但仅仅割据自治是不够的，是不足以保证香港和上海的民主转型过程不受周边、新中央干扰的，是不能保证民主法治制度建设顺利完成的，更是不能保证香港和上海成功转型的政治效应持续向中华沦陷区纵深辐射，促成整个中华沦陷区持续向产业链逻辑方向转化的。

只有独立。

只有独立为受到国际法保障的新兴国家，只有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受各发达国家承认的独立国格，才能让香港和上海有资格与欧美列国签定安保条约，并作为港口国家，争取到欧美列国的安全承诺，以欧美军力为后盾，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完成转型期间，自身的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不轻易受到邻国或新中央的干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被粗暴干涉。

只有独立了，香港和上海这两盏灯才能经得住动荡期的风风雨雨，才不会轻易被吹熄，让整个沦陷区坠入漫漫长夜。

中华沦陷区这艘大船要沉了。

虽然在甲板上的许多人不肯承认，但水下的船身已经撞上冰山，破开大洞。

这不是换个船长就能解决的小问题。

中共在七十多年统治期间积累出来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是把正在当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换成海外民运领袖就能解决的。

就象恒大不是华尔街想救就能救一样。

任何清醒、理性、务实的思考者，都必须承认，想从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船里救出尽可能多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得让能浮起来的都浮起来，你得允许非常之时行非常之道。

你得允许人们砍断把救生艇牢牢固定在沉船上的缆绳，才能让救生艇不被船身拖进海底，才能让它发挥作用，保住那些有幸登上它的生命。

并且，承担起向远方船只呼救，向近处的落水乘客抛出救生圈、牵引绳等维生工具的任务，设法救助比自身的载重极限更多的人。

站在今天，我展望未来。

展望香港、上海的未来，展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

我看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必要性，是香港和上海先独立起来，先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成功建设起本地的民主与法治，先实现对民生的保障和对经济的恢复，对继起的各新兴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沦陷区亿万民众早日获得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

是在沉船时刻先砍断缆绳让救生艇浮起来的必要性。

现实是，时代的浪潮将淹没一切，许多人将从此沉睡在深深的海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现实是，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漂浮物，才能从冰凉的海水里尽可能救出更多的人。

现实是，到那时，不致力于独立，不积极参与本族本地的独运，不打造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安全岛，将成为在动荡时期的自我放弃。

新欧洲方案，实际上，是一张以两艘救生艇为核心，以一切能找到的漂浮物为组件设计的救生网络蓝图。

我会把你织进去，我会给你预留位置。

只要你没有自我放弃。

中共已经走入必败之局。

随着财政危机不断深化，随着美国因选举政治在接下来必将趋于强硬的外交姿态，随着俄罗斯的衰败和欧洲因乌克兰的胜利重振的信心，中共即将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外部环境。

对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来说这是致命的。

过去被外资外贸的畅旺掩盖的内部危机显然会在此时集中爆发。

而内部危机，中共帝国内部因伤害链逻辑的本性而长期存在的权责不对等现象，上级以甩锅卸责为特权的官场常规，则会令组织内部已经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会去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越严重，形势越严峻，整个官场从上到下越会陷入“等、靠、要”思维，躺平摆烂，以免多做多错。

地方等中央，中央等谁？等习近平。

地方靠中央，中央靠谁？靠习近平。

可是，习近平是个纨绔。

他是个靠不住的人，他是个习惯了靠父辈余荫，靠下属奉承，靠对弱者耍横，对强者耍赖混日子的人。

指望他站出来解决问题，是指望不上的。

所以，中共帝国只会在这场危机中越陷越深，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只会持续酝酿，直到最终爆发。

中华沦陷区就象已经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号，就在此刻，冰冷的海水已灌入船体。

想要逃出生天的人们需要救生艇。

这就是独运存在的意义。

各族各地的独立运动不但长期遭受中共的打压，而且在海外民运圈，在反共群体中，也一直是较为边缘化的存在。

包括香港的独派，因苦于中共暴政而开始思考香港独立可能性的少数异见者，在整场“反送中”运动中，也仅在中共宣传论调中“挣得”过主导地位。

但历史告诉我们，在旧帝国覆灭新帝国未兴的过渡时期，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地方割据分治，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规。

历史告诉我们，除非政权交接是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出现，否则，想从旧帝国平稳丝滑转向新帝国，从旧的大一统平稳丝滑转入新的大一统，是不可能的事。

而中共帝国的财政、经济现状也告诉我们，即使发生了宫廷政变，如今也没有人能象“粉碎四人帮”时那样稳稳接住中共已经折腾得稀碎的大盘。

所以，不论大一统派和联邦派多么不愿意承认现实，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后，都必然会进入割据分治状态。

而对这样的状况早就有过思考、进行过准备的各族各地独派，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展望未来，我多次说过，未来是属于建设者的。

割据分治的未来，属于独派建设者。

属于愿意尊重邻国的独立国格，对邻国没有领土要求，不把侵占别国恢复大一统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刻放在心中的独派建设者，属于能把心思放在恢复经济保证民生而不是建立一支能重建帝国的强大军队的各族各地建设者。

属于把安居乐业看得比维护“大国崛起”面子工程更重要的建设者。

属于通过对民族独立、地区独立的合理性进行深度思考，通过与“大一统”帝国思维的割席，除去了多年被中共洗脑教育灌输的党文化余毒的人们。

很多中国人声称自己“不关心政治”。

在许多民运人士看来，这份“不关心”意味着对反共、维权抗争的不参与。

但在我看来，这份“不关心”，这份“顺民宣言”，同时也表达了对一切政权包括独派政权的顺从意愿。

表达的是只要能安居乐业，我不在乎国号是什么、领土有多大、台湾能不能收回、西藏是不是独立的真实想法。

中共体制内各级官僚的躺平摆烂，和民间声称自己“不关心政治”声音相映成趣。

他们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看着窟窿越烂越大，看着积压的各种问题走向爆发。他们已经放弃了挣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挣扎，该向哪个方向挣扎。

中共帝国上下各阶层，即将在船沉之时堕入深海。

而独运，正在造船。

正在收集一切可漂浮起来的物品，正在砍断把救生艇固定在船身上的缆绳，正在为想要逃出生天的人们准备各种有用的工具。

一群曾被指为异想天开的人，一群曾长期被排挤被边缘化的人，正在为挽救数以亿计的生命忙忙碌碌。

中共帝国是必定会覆亡的。

显然，它想要拖很多人陪葬。

习近平打算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超大烂摊子。

他大约以为，这个级别的烂摊子，足以吓阻全世界，足以吓得欧美列国不敢坐视中共的崩盘。于是会给他送钱送米，会想方设法给他续命。

但他想错了。

欧美列国虽然更早进入文明2.0，却绝不会舍弃本国安全利益，拿纳税人的钱“做慈善”。

欧美政治家会首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本国选民的心理需求，虽然这在中共话语体系中被指为“伪善”，但先救自家的孩子本就是人之常情甚至天经地义。

欧美不是慈善家也不会被道德绑架。

他们不会为了害怕“黄祸”就放任中共壮大成为全世界的安全威胁。

欧美只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

新欧洲方案。

一个在沦陷区进入割据分治状态后就立刻开始局部民主转型，并由局部展开，逐渐带动全体的转型方案。

一个充分考虑过沦陷区民情、经济、文化现状，最大限度利用好本地资源的建设性方案。

一个站在习近平反面，具备全局视野和长远战略思维，脚踏实地，兼容并包的行动方案。

独派，甘为历史的备胎。

但我们也有信心，会成为历史的正选。

上海的独立，很快会成为众望所归。

因为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中华沦陷区无可避免地陷入动荡，进入各族各地割据分治的时期之后，不论是希望东亚局势尽快稳定下来的欧、美、日、韩、台等国还是需要在乱世中找到一个安全岛、避风港的墙内旧朝权贵，都需要一个独立的上海。

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兴民主国家，能让欧美日韩台各国前来促成东亚和平稳定局面的政商人士落脚，能在一片混乱中，在被丛林法则笼罩的沦陷区乱局中，隔出一片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水准上对标欧美的“桃源”。

中华沦陷区需要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能与长久的伤害链传统绝然划清界限，能凭着独特民情民意，以最快速度实现“脱亚入欧”，打造出欧美治理模式，为居住在其中的每个公民、居民提供欧美水准的人权保障，让在这里开庭的案件得到符合国际规范的公平审判的国家。

因为这样的一个“秩序桃源”，对所有在中共帝国崩溃后有可能需要接受审判的人和他们的家族成员，都有极大的价值。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那些贪官污吏不配得到公平审判，他们作恶多端，只配在秩序真空阶段被愤怒的群众群殴而死。

当然，在秩序真空阶段，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为中华沦陷区亿万民众之长远发展计，给予每个应受审判的人公平审判，在惩罚恶人的同时，坚守民主与法治的底线，让新时代有一个清明公正的而不是血腥混乱的开头，比让大家泄愤更重要。

只有独立的上海能承担这个重任。

只有完全独立的上海，一心把自己打造成欧式国家的上海，人口不过两千五百万的上海，愿意邀请欧美驻军的上海，不需要迎合内陆各省民众心理对受审人员进行肉体虐待的上海，能在动荡的时代，在各种风潮中屹立不动。

能让该接受惩罚的人得到公平审判而不是情绪化的报复。

能让功罪参半的中共国改开受益者们，那些既不敢投奔欧美，又不愿为伤害链逻辑负隅顽抗，把家乡打造成小型猪圈的“成功人士”们，让那些扪心自问虽多年从贼却罪不至死的人们，有一条最后的出路。

对这些人来说，主动加入上海共和国的建国团队，或暗中出钱出力支持上海共和国的独立运动，不是为别人花钱，是为自己花钱。

有人会觉得这是政治投机。

但在我看来，这是将功折罪，是明智之举。协助打造一个任何人都能得到公平审讯的法治环境，最终不仅能让自己和家人受益。

更会因促成了中华沦陷区第一个新兴国家的和平转型，开启整个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和平转型之路，从而挽救极有可能按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中的死亡率那样，在纷飞战火中消亡的半数到三分之二人口，数以亿计的生命。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明白，为什么要推行欧美式的治理模式，要打造与欧美对标的法治环境，上海就必须完全独立，必须不仅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利，还不受任何“中央”或“联邦政府”的干涉。

这是唯一的道路。

对未来很有可能在中华沦陷区接受审判的精英权贵们来说，促成上海的独立，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是比隐姓埋名逃到欧美，余生象被被持续追缉的纳粹罪犯那样东躲西藏更好的出路，也是比悍然建军夺权，割据一方，打造一条未来必然被清剿的小伤害链，为此双手沾满鲜血，最后身败名裂贻祸子孙要好得多的出路。

大家都不是傻子。

看清楚支持上海独立是为自己留后路、留活路的人，会越来越多。

向上海建国团队伸出橄榄枝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

我知道，要实现理想就需要脚踏实地，要打造美好的未来，就需要让这样的未来成为所有投资者、建设者都心向往之的利益聚集点。

我信奉产业链逻辑，相信只有共同的利益能让人与人长久合作。

因此我相信，把民主与法治视为促成经济发展的制度工具，把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视为促成民生需求解决的战略目标，把同样试图从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好处的人统统纳入己方阵营，是让上海独立运动走向成功的光明大道。

我相信一个对旧时代改开受益者、对未来全球投资者、对全体上海居民都有好处的前景，是大家愿意合力创建的。

这是上海的历史机遇。

对任何一国或一地的独立运动来说，令巨量潜在支持者“不支持独运将难以生存”的大环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偏偏上海遇到了。

这是天意。

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你就会发现，在旧帝国崩溃后出现一段时间割据分治，是不可避免的。

而对当今世界双链争持的大势稍作分析，你又只能得出“上海将成为产业链阵营桥头堡”这一个结论。

上海独立，势在必行。

支持上海独立运动，则是一切需要从归化产业链阵营中获益的人、家族、组织必须及时作出的战略决策。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