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把各族各地的独立和分头建设，理解为对“十亿人民主转型”超大订单的分拆，理解为政治上的“包产到户”，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在改开时代的商贸领域早就重复发生过无数次的现实套路。

订单分拆，分头吃下，多厂合作，一起发财——大家都熟练得很。

包产到户，各家自顾自，也不是新鲜事。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大多数中共国人都熟悉的说法，也是历史一再重复过的事实。

历史之所以一再重复，是因为在旧帝国崩溃之后，民间长期被旧帝国打压的自组织能力无法快速恢复，新生的政治组织绕不过从小到大逐渐发展的过程。

在帝国崩溃之后，群雄并起，诸国分治，本就是理所当然。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怎样得来的？

总是某一个占据了优势地位的诸侯通过不断征伐侵略吞并周边国家，将自己的王国发展成帝国得来的。

大中华主义本来就是帝国主义。

大一统情结本来就是对帝国对霸权的情意结。

而帝国，是伤害链系统的最高形态。

选择大一统的人实际上是在选择伤害链逻辑，选择独属于伤害链逻辑的历史道路，选择用尽自己的余生和可调动的一切资源将中华沦陷区推向打造另一个伤害链终极形态的路径。

即使他们最初并非出于恶意，但既然选择了伤害链逻辑，想要在这条路上走向成功，他们就只能让自己不断输出伤害，成为伤害者，并竭力维持“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

在变化快速的时代，决定人们命运的可不止性格，还有认知。

渴望构建美好生活的人如果不知道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的分别，如果错搭上了伤害链的战车，就会被裹挟着奔向和自己的理想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是我要提醒诸位的。

除了许多坚决支持大一统，不惜对台湾喊出“留岛不留人”口号的极端统派之外，有很多支持“联邦制”的人其实并不想选择伤害链，只是思维惯性让他们觉得分裂解体不是个好选择。

但想建设联邦，也得先有“邦”。

只有各族各地民众在“邦”里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尊重，生产建设得到了不受外来干涉的制度保障，“联”才能不成为对各族各地生产建设的干扰源。

不然，我刚刚生产自救，种出一茬粮食，你就打着“舍小家为大家”的旗号把粮食收走，拿去“大撒币”了，我怎么办？饿死吗？

肯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联邦派，是不能不考虑上述情形发生的概率，不能不尊重希望生产自救时用血汗劳作换来的每一分收益都留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支配的各地民意的。

在中共帝国崩溃后，中华沦陷区必然会成为双链争持的磨心，和历史最新的实验场。

不同的认知将在这里碰撞，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将在这里展开竞择。

伤害链的思维惯性当然是会有一席之地的，而统派，对大一统迷梦抱持着坚定信仰，支持采用暴力手段实现统一的那些人，当然会招兵买马，尝试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在过往的中国历史上，旧帝国的崩溃总会留下一片秩序真空，一片文明的荒野。然后，在这片空白里，在牲人的尸骨堆上，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而群雄中的每一位，都是伤害链的忠实信徒。

所以，游戏规则总是“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

历史留给乱世求存者的宝贵经验，就是“抱住狠人的大腿”。

结果，每到朝代更替时期，想挣一份“从龙之功”的配角们都会积极追捧足够凶残的人物，因为“他才是主角”。

伤害链逻辑造成的思维惯性，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累积，无形中让对残酷、决绝的追捧，成了打造团队、形成组织凝聚力的基调。

所以，越凶残，越不顾恤人命、民生的领袖，就越能得到万众钦服，得到伤害链内部的崇拜，越能让部属在心理上产生“不可战胜感”。

其权位也就越稳固。

越有希望成为帝国的开国之君。

这样的人，就是会坚决站在独派对立面，不惜杀人盈野也要保住“大一统”，不把各族各地“包产到户”分头搞建设的人杀光灭光不会甘心，不重建起政治上的人民公社不会甘心的武统派。

中华沦陷区不缺这样的人，就象在文革期间，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以整人、斗人甚至吃人为乐的人。

但能不能抵御住这类人的侵袭，能不能在这类人的威胁下维持住本族本地的建设秩序，将是对各地独派的主要考验。

在这件事上，各地独派需要合作。

我们需要对彼此许下和平承诺。

我们需要在建设开展的初期就把不对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列为外交原则。

我们需要辨识出同类，并抱团取暖。

我们需要在中华沦陷区群雄并起、百废俱兴的时期，就形成区内的“产业链阵营”。

并且实现阵营内部的互惠互助，进行制度建构经验上的分享。

今天我们在推上互相点赞，未来我们在现实中守望相助。

在我对新欧洲的展望里，中华沦陷区并不会很快形成统一的“联邦”。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以独立为基调，国与国的合作基于对彼此独立国格的尊重展开。

我尊重联邦派、大一统派保持自己观点的权利，但独派保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和他们是平等的。而历史最终的走向，只能是现实的选择，是民意的选择，不应是暴力的选择。

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的独立，在我看来有历史的必然性。

我很有信心，因为在政治上的“包产到户”实施以前，经济上的“包产到户”已经成功过一次了。

当年，刚刚经历过文革，对一切政策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的亿万民众，只会比今天经历过改开，曾开眼看过世界的民众更“思想闭塞”，可包产到户成功推行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松开政策的束缚，允许饥饿的农民生产自救，是顺应人性的。

你以为农民会“想不通”？你以为农民会因为坚决忠于毛主席，真的饿死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

我们不必谈理想，只需要谈现实。

现实就是民众会接受任何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政策，会支持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政治理念，不管这理念和过去的宣传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从各族各地独立建国实际上是“政治包产到户”角度看，你还会坚信独运会因亿万中国民众的“不支持”而失败吗？

中共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是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导致既有的财政运作模式无法持续。

于是依赖现有的财政运作模式保持的维稳、民生等项目，依赖现有的财政分配格局保持的体制内部权力平衡，都开始摇摇欲坠。

中共帝国撑不过这一局，必然会在内外交困下失去内部权力平衡，并因内部失衡进一步丧失应对外部困境的能力，这魔鬼的大厦即将轰然倒塌。

但在中共覆灭之后，经济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

许多天真的海外民运人士就没想过“接下来怎么办”这种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中共倒台以后，亿万民众怎么办？已经老龄化的人口怎么办？大家的退休金、医保，谁出？

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的民运人士，都算不上合格的“接盘侠”。

而答案，历史早就告诉你了，上帝让你们参加的，本就是一场开卷考试。

在当年的农村，经济层面的包产到户能激发个体生产者的劳动热情。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政治层面的“包产到户”，由本族本地精英主导、民意支持的产业链秩序建构，将激发当地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也将激发海外投资人在确认了当地政治风险受到控制、下降到可接受水准后，向在改开时期已经证明过生产潜力的地区的投资热情。

我就不细说一个在政策上、政治风险控制上占有领先优势的地区对整个中华沦陷区的人才有多大的吸引力了。

全国求职者都向广东向深圳涌的盛况你们又不是没见过。

我想告诉你们，在中共因应付不了经济困境最终失去政权之后，想在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政权的人，需要能应对经济问题，能解决经济问题。

而在今天，在人们早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吃饱饭”的时代，这意味着新政权的决策者不能不懂经济，不能不懂如何与产业链阵营合作。

意味着新政权的决策者不能不懂如何补上中华沦陷区在“政治改革”这个科目上缺的课。

不能不理解促成欧美列强一路发展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底层逻辑。

不能不懂产业链逻辑，不能不懂如何应用产业链逻辑恢复本族本地的经济发展，恢复生产者对未来的信心。

可是，放眼海内外，现在就展现出建设意识的民运人士实在是太少了。

建设是需要能力的。体量越大、内部关系越复杂的社会，其治理，其建设，就需要决策者越强的能力。

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构建一个足够庞大、效率够高的团队。

但在中共多年打压下，海外民运也好，国内抗争维权群体也好，具备团队构建能力，具备超强治理能力的“备胎”并不多。

这意味着，一旦中共崩盘，民众就会找不到合格的接盘侠。

找不到能把中华沦陷区的大一统维持下去，同时把中共留下的经济烂摊子接下来，稳稳当当的接住整个民主转型期间所有风险所有困难的接盘侠。

而经济困境不会凭空消失，民生需求不会凭空消失。如果在中共崩盘之后，统派成功接管了整个沦陷区的权力，却不能在经济民生问题上交出漂亮答卷，则民生困顿、民意反复，历史进程再次发生转折，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

我们独派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可能发生的悲剧，看到了亿万民众可能要经历的苦难。

因为我们知道建设才能解决问题，量力而行的分头建设，包产到户式的政治改革，各族各地分别独立，圈地自萌，自助自救式的建设，才是对亿万民众切身利益最有保障的解决方案。

是让我们最关心的本族本地民众能以最低风险熬过中华沦陷区转型期的方案。

如果我要用改开期间大家已经熟悉的表述方式来解释独派的坚持，我就要说，“促成十亿人完成民主转型”这个订单太大了，一家供应商是吃不下的。

只有分拆订单，各自生产，才能避免供应短缺。

如果你要反驳我，那么，请展示你的供应能力。不然，你不是对我不负责任，是对客户不负责任。

而客户，就是亿万民众，是如今在中共暴政之下，在经济下行期间，民生需求正面临危境的民众。

在该统还是该独这个议题上，我不跟你们谈理想，我只谈现实。

而现实，弥漫在中共国社会中的现实主义氛围，将成为独派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是的，当制度不容许社会自主能动，不允许居民自助自救，就连上海这样的都市也会瞬间陷入瘫痪，两千多万无辜民众瞬间陷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境。

所以上海必须独立。

通过独立夺回自救的权利。

大一统迷梦的信徒总把各族各地独派指为“破坏者”，认为独派寻求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

但事实刚好相反。

独派没有破坏什么， 独派寻求的仅仅是不受干涉的建设空间，仅仅是想让自己和亲友能不再被裹挟到“一大二公”大办人民公社的政治热潮里，仅仅想在政治上保有一块“自留地”。

独派不想指点江山，不想管其他地区的人怎么说话做事。

独派寻求的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凭自己的努力种出够自己吃饱的粮食，不再因为中央领导的突发奇想，不再因为一波又一波的人祸，在明明有生产资料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活活饿死，仍然挨穷受苦。

这很过分吗？这是搞破坏吗？

新欧洲方案是我对中华沦陷区未来进行的战略设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只不过是政治层面的“包产到户”，只不过是在支持各族各地建设者们摆脱中共“人民公社”，夺回种好自留地，自助自救解决民生问题的最基本权利。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国家“弱小”。

整个改开时代社会发生的种种变迁都在证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弱小”，而是政府太“强大”。在中共国，事实证明了这个政府管得越宽，民生就越困苦。

但中共的宣传却总在告诉你，民生多艰是因为“弱国无外交”，中国还不够强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不够……宣传部门总在告诉你，“弱”，国家弱，政府弱，权力部门的权力不够，是民众苦难的根源。

于是诱导着你认为，让政府更强大，让政府管得更多一些，民众的生活才能不那么痛苦，或者按宣传部门吓唬你的，不更加痛苦。

中国人迷恋“强大”。尤其迷恋国家的强大，迷恋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带来的“强大感”。

无数小粉红叫嚣着“支持国家”，宣称打台湾他要捐一条命。

但国进，就会民退。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民间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就会被压制得越弱。

人民公社管得越宽，普通社员家里就越难有隔宿之粮——甚至连锅都被公社收缴了，拿去大炼钢铁了。

我们独派想要的是什么？

是退出人民公社，退出那个处处掣肘我们建设能力、灭杀我们建设意愿，阻碍我们把家乡建设成自己和亲友能安居乐业的乐土的“集体”。

是在政治意义上，重走一遍在中共国改开初期证明过有用的道路，象当年的改开政策解开对农民的束缚，释放出民间的生产力、社会活力那样，通过建设新兴独立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小而美”的新兴独立国家，打造对全球投资人、创业创新者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解开对市民的束缚，释放出潜藏在本族本地民间的生产力、社会活力。

我们不信任“中央集权”这种模式，就象农民不再信任人民公社这种模式。

我尊重不同的人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利，我理解许多善良的人会把“保持统一”当成“保持强大”的唯一途径，把“保持强大”当成避免苦难的唯一办法。

我理解许多人对中央集权这种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公社的迷信。

我也理解那些试图找到折衷方案的人对联邦制的追捧。

但就算要建设联邦，也要先有邦。

若由中共长期宣扬的，大约中共高层自己也相信的“唯权力论”展开推论，中共国社会当前的一切困境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想解决问题的人“权不够大”，因此，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权力。

包括习近平都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可权从哪里来？

政府的权力只能通过压缩民众的权力空间得来，治理能力不足却控制欲过剩的政府只能通过剥夺民众的自主能动，限制民众的自助自救，来获得“强大感”。

就象人民公社只能通过把农民的土地、农具、牲畜都集中起来，获得“富足感”。

上海封城期间上海民族经历的苦难，再次证明了人民公社式的制度只会窒息市民们的自助自救能力。

再次证明了，若你真正关心民间疾苦，就需要尊重民众自助自救的权利，需要容许民众拥有“自留地”，容许人们自发维持最基本的生产建设秩序。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中国在中共倒台后仍能保持一个足够大的体量和规模。

但是，现实一点看，现代国家的体量规模，是需要用国家治理能力，用社会合作能力来“换”的。

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有多大的锅就做几碗饭，才是人间正道。

放眼海内外，从习近平、李强、蔡奇到海外民运诸多名宿，谁有足够强大的治理能力，能为中共崩溃后陷入债务天坑，陷入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黑洞，亿万人的民生需求亟待解决的中华沦陷区提供整体治理方案？

谁能提出一个真能解决问题的“新人民公社”管理模式？

人民公社办不下去了！

允许饥饿的农民种自留地，允许人民自主生产自主建设，已经是现实可见的唯一出路。

这条路曾经拯救过亿万国民，也将再一次拯救他们的后辈儿孙。

在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上的人民公社办不下去之后，只有各族各地的独立，才能让各族各地的民众爆发出和当年农民对自留地一样的建设热情。

只有让各族各地人民因成功独立，对建设对未来有了信心，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债务问题才能在建设热潮中得到解决。

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一个家庭就这样走到了毁灭的边缘，母亲、女儿，甚至父亲，三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

更残酷的是，如果哈马斯意识不到他们对妇孺的不择手段会继续激发敌方“以牙还牙”的直觉反应，如果哈马斯意识不到对敌方无辜妇孺的残忍会引发敌方对己方妇孺苦难的漠视，战争的道德标准就会一直从现代向原始部落坠落。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木桶的盛水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

这理论适用于战争。

在双方激烈交战时，战争的残酷性、双方试图守住的道德底线，并不是由强者决定的。是由刷下限的那一方决定的。

你有多残忍，对方在回报以同样的残忍时就会有多理直气壮。

不论你怎么强调你的残忍情有可原，对方不应给予同等报复，你都无法战胜人类对同态复仇的执念，无法抵御人类在上百万年的演化史里养成的直觉。

有人说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展开种族灭绝。我并不相信现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已以此为目标，但如果战争残酷性的升级不得到制止，迟早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

一族将另一族灭绝，是部落战争的常规结果。

是人类在创建出今天这样繁荣昌盛的文明胜景前，在把道德标准抬高到今天这个水准前，习以为常的战争残酷度。

而保持对文明规则的尊重，是需要理性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在陷入苦战，处于激愤和狂躁中时难以做到的事。

甚至，考虑违反文明准则的后果，也是需要理性的。

不论支持哈马斯的人怎样拿出历史恩怨为哈马斯辩解，这一场以哈战争，就是由哈马斯通过10/7行动开启的，其残酷度也是一开始就由哈马斯对平民甚至外国游客的残忍行径确立的。

哈马斯用行动把这场战争定义为部落战争，也就用自己的残酷，给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开具了“道德许可”。

弱者打破了规则，毁掉了底线，因此在底线得以重建以前，弱者也就不再能得到底线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弱者想要重新得到底线的保护，就需要为重建底线作出努力。

可是哈马斯当然不会为此作出努力。

当然不会释放这位姑娘，不会让她的妈妈见到女儿，让她的父亲在失去妻子后还能与女儿相依为命。

哈马斯既不理解人性，也不理解文明，哈马斯不知道文明人的嗜血天性和野蛮人并无二致，只是在文明社会营造出的安全氛围被妥为收藏。

哈马斯以为只有自己心中有猛兽，以为文明人都是驯顺的羔羊。

错了。

文明人只是学会了用一层薄薄的观念之网，把内心的猛兽圈养起来。

只是学会了虽然和野蛮人一样有黑暗的冲动，有暴虐的一面，却不轻易释放。

直到有了借口，有了理由。

现在，哈马斯用自己的不择手段，容许了以色列的不择手段。

人性是软弱的。

是容易屈从于直觉的。

对文明准则的坚持是容易被瓦解的，对后果的担忧在注意力受眼前战局吸引时是容易被忽略的。

由于人性的这些缺陷，以色列在反击手段未明显超出“以牙还牙”时需要承担的压力，来自国际社会和主流民意的道德压力，将远比哈马斯想象的低。

如果你们还记得俄罗斯曾经的如意算盘，是在快速拿下乌克兰后让国际社会捏着鼻子接受既成事实，你们就该想到，这样一个缺乏行动意愿的国际社会，会坐视巴勒斯坦战到最后一人的可能性有多高。

如果你们还记得卢旺达大屠杀，你们应该知道部落战争、种族仇杀在近现代并非不可能出现。

我知道有很多哈马斯的支持者认为哈马斯是正义战士，他们对平民的攻击，对游客的虐杀，全是“情有可原”，哈马斯的支持者们认为以色列应该在人质未被释放前主动停火，主动向哈马斯求和。

但是人性决定了，在激烈交战过程中，双方都会受“以牙还牙”直觉驱使，会把战争的残酷程度不断推高。

人性决定了，即使较强大的一方，曾经以文明为标榜的一方，曾经表示愿主动维持现代战争规则，守住道德底线的一方，也不可能单方坚守底线。

你若开打超限战，迟早会让对方也接受超限战的规则。

人类构建文明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历史已经记载过多次反复，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已经发展出相当程度文明的社会，甚至会经历野蛮天性的“闪回”。

例如文革。

以哈战争最坏的可能是什么？

是以色列真的放弃曾经试图坚守的文明准则，容许战争的残酷度达到部落战争的程度，真的完成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

然后承担后果。

两败俱伤。

是的，到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可能都不再能存在下去。

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又值得吗？

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的被灭绝部落不可胜计。

抢先释放自己内心的野兽，只会让对方内心的魔鬼也猛虎出柙。

对以哈战争的前景，我感到悲观。

我看不到哈马斯在“重建底线”上的努力，我甚至看不到他们对“重建底线”的意识。

而以色列是不可能单方重建底线的。

如果这场战争继续，如果战争的残酷性持续升级，如果战争的旷日持久令旁观者逐渐麻木，对残酷性的接受度升高，对“制止以色列”越来越丧失兴趣，那么巴勒斯坦有可能迎来最坏的结果。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哈马斯及背后金主想看到的。

我只知道，这对巴勒斯坦妇孺非常残酷，对以色列人质和家属同样残酷。

我只知道，不想承受超限战手段的人就不应开启超限战。

想重建底线，就该从释放Noa开始。

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产业链阵营的觉醒和对新策略的探索。

双链争持虽然尚未成为欧美各国政界人士的主流看法，但它是事实，既然是事实，就迟早会被人们意识到。

一旦人们意识到伤害链阵营与产业链阵营在底层逻辑、价值观、行为模式上的对立，人们就会据此厘清二者的边界，用不同策略应对不同的阵营。

美国不是想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吗？

真正应该区分开来的，是伤害链和产业链，是中共帝国内部那个坚持伤害链逻辑的伤害链系统和无数用汗水、创意促成社会财富增长的企业家和打工人。

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不是文化冲突也不是过去的专家学者们认为的文明冲突，而是底层逻辑的冲突。

是人和人之间应该相爱还是相杀的冲突，是人应该帮助人、尊重人，还是应该伤害人、践踏人的冲突。

一个坚持在国内维护人吃人制度的政权，在国际社会当然也会坚持人吃人的理念，坚持“强权即真理”的世界观。

靠凌辱欺压本族妇孺壮大的族群，壮大之后自然也会试图通过凌辱欺压其他族群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恶人的行事逻辑是一以贯之的。

当产业链阵营逐渐觉醒，逐渐意识到阵营与阵营之间因底层逻辑的根本差异导致的价值观、世界观差异无法调和，当产业链阵营诸国意识到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就必须与伤害链阵营划清界限，今天仍广受争议的“要不要禁TikTok”之类问题就自然有了答案——这是敌营用来进行认知战的武器，怎能任它随意攻击。

双链争持的结局早已注定。

产业链阵营会战胜伤害链阵营。

因为产业链的底层逻辑必定会战胜伤害链的底层逻辑，因为坚持人吃人的邪恶政权不可能在军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占到便宜。

但产业链阵营取得胜利需要时间，这时间不在于产业链阵营需要寻求自身力量的壮大，欧美诸国与中、俄、朝、伊谁强谁弱早已分明。这时间在于产业链阵营需要觉醒，需要摆脱过去因阵营边界模糊造成的，把自己和敌方视为同类的心理状态。

欧美应该区别对待伤害链诸国。

应该区别对待一切仍然以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国家和族群。

应该正视人与人之间底层逻辑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行为模式的差异，和因为这些差异导致的种种问题。

应该正视坚信“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家长，把孩子培养成伤害者，培养成试图对社会输出伤害来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人，培养成小粉红小哈马斯，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

宗教信仰可以自由，政治观点可以自由，但文明社会不能容许底层逻辑上的偏差，尤其是不能容许在底层逻辑上保持偏差的人接近孩子，天真无辜无力自保的孩子。

来自伤害链国家的人若不经严格审核就不应有权接近产业链国家的孩子。

来自伤害链国家的软件、宣传，同样需要被区别对待。

曾服务于伤害链政权的专业人士也应当接受严格审查，或是为自己的助纣为虐付出代价，在职业履历上留下污点。

产业链阵营需要学会反渗透，需要学会应对伤害链国家的超限战、认知战，学会不让伤害链国家钻自己的空子。

伤害链国家为什么能在产业链阵营内部打赢认知战？

因为为了传播谬论，伤害链国家可以不惜工本，可以组建专业战队全职工作全天候出击，而站在谬论对立面的产业链国家普通网红们却只是一群自带干粮的业余“民兵”。

双链争持不是今天才开始，它是早已发生的现实。

伤害链政权对产业链诸国的渗透、侵袭早就开始了，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所以产业链诸国近年才会有如此之多的社会乱象。

一种谬论能广泛传播，能组织起大量人手展开行动不断制造影响，背后不会没有金主。

瑞典最近驱逐的中共女特工就自称是环保主义者，就职于《北欧绿色邮报》。那么，这些年在欧美诸国激进环保组织的背后，有没有中共超限战组织的推波助澜？

在性别议题背后呢？在种族议题背后呢？在选举争议背后呢？在疫苗议题背后呢？

中共有没有出力拱火，有没有造谣生事，砸钱雇人激化事态，把合理怀疑、理性争论推向非理性的互相对骂？

甚至策划、鼓动一些激进分子做出极端举动？

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产业链阵营的觉醒，随着中共、俄罗斯等伤害链政权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渐渐衰弱，这一切疑问终会水落石出。

哪有那么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会把这帮匪徒的秘密保存到死。

超限战的机密终究是守不住的。

产业链阵营对敌人的警惕心，总归是会养成的，对敌营的区别对待，也迟早会出现。

一旦意识到阵营差异，伤害链信徒就不再能象过去那样利用产业链国家的不设防，长驱直入。

不再能轻松占领产业链国家的舆论阵地、教育岗位。

他们甚至不能继续把伤害链逻辑强行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殴打妇孺强迫生育的做法会不再被容许。

传统信仰，或者文化多元，迟早会不再成立为输出伤害的借口。

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真正的文明是能通过自我更新和创造学会保护自己的。

更新策略库是新时代里许多处于转型期的个人的需求，这为从繁荣国家的策略库里把既有策略“搬运”去转型中国家的人们提供了机遇。

但需要更新策略库不仅是个人。

族群、社会、国家都有这样的需求。面对不断演进的局势，阵营也有这样的需求。而这种对新策略的需求，就不是繁荣国家既有的策略库能满足的了。

没有现成的、久经考验稳妥可靠的策略可以使用，产业链阵营在双链争持日趋激烈的今天，需要摸索出合适的新策略来应对种种新问题。

是的，是摸索，不是设计。

绝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必须或者只能立足于本国立场来展开战略思考。因此，他们不能跳出自身立场，由文明演化的角度，由整个产业链阵营的角度来看问题，来设计解决方案。

因此，产业链阵营诸国只能分别对“如何应对双链争持局势”给出自己的方案。

而各种应对方案的“同台演出”，客观上形成了“策略竞择”。

从最软弱到最强硬，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策略，从最软弱到最强硬，不同策略在同样的时局大势中正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效果最好的策略，将成为“胜者”，得到各国决策者的追捧。

这就是人类群体通过“涌现”和“筛选”来创造新策略，更新策略库的过程。

而落实到双链争持的时局现状中，这样的策略竞择，意味着当产业链阵营诸国分别采取自己认为恰当的策略，应对来自伤害链国家的威胁时，在从软弱到强硬的诸多策略中，最有效的策略最终会成为最受产业链阵营诸国追捧的策略，然后进一步成为阵营共识。

伤害链国家常常误以为产业链国家是“软弱”的，是过于热爱和平，对“反战”有执念的，因此只要把他们拖入战争泥潭，用战火的残酷折磨他们的心灵，他们就会嚎哭着认输，跪伏在伤害链主面前，从此称臣纳贡。

伤害链国家不理解产业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不理解产业链国家的决策机制。

这是因为低等级的文明无法理解高等级的文明，知识库和策略库较贫乏的决策者，无法理解知识库和策略库远比自己丰富的决策者。

就象幼儿不理解成年人，不理解成年人有多少顾虑也不理解成年人有多强的行动力，多大的自由。

从当前局势的发展看，在双链争持的大背景下，很可能采取强硬策略的产业链国家会收到最好的效果。

即使强硬策略与二战后因长久和平养成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势不太一致。

但从开始策略竞择到生成阵营共识的过程会破除思维定势的影响。

产业链阵营最终一定会采用最有效的策略，不论这策略在伤害链国家看来多么严厉，不论这策略是否打破了传统。

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从这个角度看中东局势、俄乌战争的发展趋势，乃至台海、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发展趋势。

欧美列国，产业链阵营诸国，确实在竭力保持国际社会既有的秩序和规则。

但强者也有生存权，他们不会为了保持既有的秩序和规则，就放弃自己的重大利益，就任由伤害链国家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

如果在各国采取不同策略应对来自伤害链阵营挑战的过程中，欧美诸国发现强硬手段有更好的效果，他们就会纷纷采用强硬手段。

如果他们发现，促成伤害链帝国在政权崩溃后解体有更好的效果，他们就会促成解体。

在双链争持的时局背景下，产业链阵营正在摸索、试错，正在寻找应对伤害链阵营的有效策略。

一旦找到了，这策略就会被纳入策略库，就会成为在双链争持，产业链国家需要应对伤害链国家挑战时，优先考虑的策略。

而这样的策略，我可以预言，它一定是将资源投向促成伤害链国家实现转型的策略，一定是促成伤害链国家实现文明等级的提升，促成人口结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策略。

是把牲人“包养”起来，把年轻一代教育培养成合格打工人，把政治制度从专制改为民主，从人治改为法治，把生产方式从古老的游猎、游牧、原始农耕改为现代工商业生产方式，把旧式大帝国拆分成多个独立小国，令其分别发展不互扯后腿的策略。

只有这样的策略，能满足产业链阵营的需求，能让产业链阵营重新获得和平与安全，能通过将伤害链国家改造成产业链国家壮大产业链阵营本身，能通过给原属伤害链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收买”住民心，消弭一切历史仇恨。

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等级之间发生的冲突，只有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那就是把你变成我。

那就是两种生活方式只存其一。

你死我活。

但和人类肉体的你死我活不同，强迫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强迫习惯于输出伤害喊打喊杀以欺压弱者为生的人，变成靠双手劳动创造财富自食其力的人，并不违反人道。

这种强迫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说法，叫“教化”，它的结果，叫“改邪归正”。

伤害链国家不理解产业链国家，不理解产业链阵营的策略生成方式，不理解产业链阵营的行为逻辑。它只会按自己的思路，把强者的隐忍克制看成软弱，看成对挑衅、侵袭的许可。

但强者并不是只有隐忍克制一个选项。

强者是有能力反击的。

产业链阵营只是想要寻找既能兼顾各种利益考量，又能维持人道准则，又能保证自身安全的反击方式。

而已。

如果找不到可兼顾一切的方式，如果产业链被迫采用简单粗暴的反击方式，伤害链的挑衅也只会有更差的结局。

当一个社会进入转型期，需要摆脱长久以来的伤害链传统，尽可能平稳快速地构建起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时，“更新策略库”将成为人们的普遍需求，就象当年大家刚刚进入改开时代时一样。

那时候，正是那些及时更新了策略库的人占得了致富先机，下海的下海、买房的买房。

回顾近代中共国历史， 因踩中风口从此一飞冲天的人并不少见。在文革结束刚恢复高考时，那些在文革期间没有完全放弃学业的人就得到了远比其他同龄人更好的就学、就业机会。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下一场剧变来临前认真思考的历史经验。

当社会发生剧变，当主导社会发展的制度、政策、规则和底层逻辑发生重大变化，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就随之而变，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潜在的上升通道”也就随之而变。

回顾历史，当文革结束，当身份政治的影响消退，普通人的阶层上升就不再主要取决于出身、成分和政治站队。

当产业链逻辑随着改开时期的政策松动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市场，就成了在身份政治以外凭空出现的，对普通人敞开着的阶层上升通道。

个体户出现了，万元户出现了，私企出现了，就职于外企的“白领”们出现了。

在股市上赚到“第一桶金”的富人出现了，跟着从香港过来的亲友们学着在内地城市买“楼花”的炒家出现了。

在改开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权力中心到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在探索。

在那个时候，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环境的投资者，对“市场会带来什么”心中有数的投资者，能以极低的价格将未来必然升值的资产收入囊中。

吃到转型期的红利。

那个时候，一些还残存着民国市场经济环境记忆的家族，同样更早醒悟到了“下海”的益处，成为了因更早靠拢市场先富起来的人。

他们成了“新策略”的探索者。

后来的许多人都在追蹑他们的脚步。

但这些“新策略”或者说“新的致富门路”，对熟悉产业链逻辑的人来说并不“新”。不但不新，而且久经考验，在产业链环境里已经成为常识，是风险极低，十分稳妥的致富之道。

所以，到后来，当更新了策略库的人越来越多，当争着走这些致富门路的人越来越多，“走这些路的权力”就成了稀缺资源，很快被权贵们垄断。

从社会发生剧变，新的上升通道对普通人敞开，到大家都更新了策略库开始争抢这些上升通道导致它们对普通人关闭，这段窗口期并不长。

但如果你抓住了，回报是极其丰厚的。

而抓住它的前提条件也并不苛刻。

你只需要有“抓住机遇”的意识，只需要拥有在产业链环境里培养出的常识，和进入转型期市场，选中对自己来说风险最小获利最高项目的眼光。

中共国即将再一次发生剧变。

这一次，情形将与改开初期大不相同。

这一次社会不仅需要恢复市场，还要构建并维持能守护市场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

和改开时期半吊子的“改革”相比，这一次，社会需要补上“政治改革”的课，需要新增“秩序供应”这个门类。

市场需求会催生社会分工的细化，会创造出新的行业、新的岗位，也会倒逼学术界因应现实的变化将新行业、新岗位、新现象列为新的研究课题。

在中华沦陷区，在“秩序供应”这个新增门类，各路人才将有机会大展身手。

时代不同了。

我并不认为那些满脑子伤害链思维的人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建设浪潮中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新的时代，在输出伤害的能力（导弹飞机大炮）也需要以创造财富的能力（钱）为基础的时代，不够理解产业链的人，不能与产业链国家合作愉快的人，都坐不稳伤害链链主的宝座。

所以，在我看来，在中华沦陷区内部发生的竞争，大概率是和平竞争，是产业链建设竞争。

向社会释放的，是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致富机会，向全世界征召的，是产业链建设需要的人才。

是熟悉产业链国家政治、经济运作，已经把这些知识化为常识的人才。

当年，文革刚刚结束，中共国经济摇摇欲坠，改开时代的建设者们几乎是从无到有，自一片虚无中建起了市场。

而在即将到来的剧变后，中华沦陷区跌入秩序真空后，新时代的建设者们需要做的，将是从无到有的建设产业链秩序，在政治领域成为创造者、创新者。

并吃到属于创新者的时代红利。

改开，经济改革，让早期参与者顺利积累了财富资本。

新兴国家的建设，政治变革，则会让早期参与者顺利积累政治资本。

也会让一直深受“不关心政治”固化思维影响的中共国人群体中，那些坚持关心政治的“异类”们，迎来属于自己的机会。

不仅是加入建国团队，成为新兴国家首批建国者，青史留名的机会，也是创建属于自己的新政党，成为反对党、批评者，成为民主政治重要角色的机会。

还有，协助其他人更新策略库，协助旧时代的企业家们理解和适应新政治环境，以顾问、咨询师、专栏作者等身份赚取收益的机会。

“关心政治”的人快要吃到属于自己的时代红利了。

如果你还没开始关心，那么我劝你，从现在开始抓紧。

很久没有扯闲篇了，今天来聊一下情绪管理吧。

很多人都觉得要做好情绪管理不容易，这确实不容易。因为管理情绪这件事，具体操作起来和很多人想象的“用强大意志力约束住自己”并不是一回事。

想做好情绪管理，一个人首先需要觉察、辨识出自己身上已经存在的情绪，然后，是需要懂得怎样处理。

而处理并不等于“约束”。

因为在那些想当然的家伙心目中，约束就是压抑——结果，他们会把情绪管理这件需要技巧的事情理解为简单粗暴的强力压抑，并指责无法压抑自身真实感受的人“不懂情绪管理”。

情绪是什么？

是你的身体基于它对你处境的理解，为接下来的应对行动作出的生化准备。

它首先是生理存在，然后才是心理存在。感知自己的情绪，实际上是心与身的沟通，是让理性的你去倾听感性的你“想说什么”。

很多人有情绪困扰。

如果他们不肯去细细推寻情绪的成因，不肯去倾听感性的自我或者说自己的身体运用较原始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得到的结论，不肯接收这份情绪背后身体想向心灵传递的信息，情绪就会象忠诚的卫兵，一遍遍重复发出警讯。

在受情绪困扰时，人们总会把情绪本身当成需要消灭的对象，但消灭报讯的卫兵并不能解决问题。

打开心门，收下卫兵的警报，仔细阅读警报的内容并准备应对，或者至少让你的卫兵知道“我收到了”，卫兵才会安心返回岗位。

对想要学习情绪管理技巧的人来说，学会觉察情绪，就等于开始接待报警的卫兵，学会辨识情绪，则等于阅读卫兵递来的警报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拒绝觉察、辨识情绪，把压抑、否认当成“情绪管理”的错误观念。

人都有情绪，这很正常。人的情绪反应和自己的理性反应常常并不同步也不同调，又因为情绪与理性不同步不同调，以致情绪干扰了理性的运作，这同样很正常。

正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人世间，喧嚣嘈杂才是常态，井然有序是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特殊状态，人类个体身心的协调，情感与理智的调和，也是需要额外努力才能达致的状态。

这份额外的努力，开始于对情绪的觉察，对“心里不舒服”的敏感。

但更重要的一步，是对情绪的辨识，对“我为什么心里不舒服”的思考。

许多人就毁在这第二步上。

因为文化的误导，通常都在第二步上。

如果你是个严格遵循文化规训的人，你会发现，人有很多情绪都是“不正确”的。而且，虽然内心的情绪感触是非常私密的存在，但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事件该有怎样的情绪反应，却似乎总被视为“谁都能管”的公共事务。

例如毛主席死了，大家是不是该悲痛，这事好象就谁都能管，不管还不行。

要学会觉察情绪，不算太难，因为只要情绪足够强烈，刻意“不去觉察”就会变得困难。

但要学会准确辨识情绪，不受文化规训的影响，不给真实的情绪贴个符合“此处应有XX情绪”规则的标签，就困难得多了。

还是以毛泽东的死讯为例，当年听到消息时，人们的情绪当然是会剧烈波动的，但那份波动是悲痛还是惶恐，是震惊还是如释重负，许多人其实并不清楚，也不敢清楚。

社会压力要求人们“有正确的情绪”。

除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日常社交中，人们也时常感到自己的情绪反应有必要符合社会期望。

为什么？

因为人们希望“我们一样”。对同类事物有同样的情绪反应，意味着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对同样的刺激会有同样的反应，意味着我们能互相理解，意味着我们能沟通合作。

为了不被视为异类，人们很容易在辨识情绪时，下意识扭曲自己的真实感受，给自己的情绪贴一个更符合社会期待的标签。

然后真诚相信自己感知到的是那个符合社会期待的情绪，自欺欺人，展开对标签的情绪扮演。

这样的人同样会错过情绪卫兵想传递的讯息，容易因真实情绪长期受压抑在某一天出现情绪失控的问题。

如何进行情绪辨识，是个比较难在公开场合讲解清楚的话题，因为最恰当的讲解方式是举例，是就听者的提问进行现场分析。在这里我暂且跳过，直接进入情绪处理环节。

情绪处理分为两个环节，最终的环节，是在收到并阅读了情绪卫兵送来的警讯后，根据警讯的内容去解决问题，但在这之前，你需要理解和处理情绪卫兵已经造成的生化反应。

例如当你收到一个与危险有关的情绪信号时，实际上你收到的是对“身体已经为应对危险做好准备”的通知。在你感知到情绪的同时，你的肌肉、血流、肾上腺素都已经蓄势待发。

如果你应对危险的方式与肌肉、血流、内分泌已经进行的准备没有直接关联，你就需要理解自己此时的身心状态，不对既有的状态作过度解读，静待生化反应消退，而不是把暂时的状态看成问题本身，以至于因渴望摆脱这一状态陷入焦虑，反而令状态持续或反复。

宣泄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唯一的情绪处理方式。

若对情绪管理做简单的总结，那么我要说，情绪管理是通过促成身与心的沟通来实现的，是通过“读懂”身的表达，接收身对心的示警，并给予恰当的回应来完成的。

这是一种对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能力，其中的技巧性不容忽略。

说起来很玄，但本质上，智慧只是生物为提高生存概率，提高将基因传承下去的概率而发展出的信息处理能力。

是一种基于收集到的环境信息，尽快为个体计算出最佳行动策略的能力。

若想提高智慧，你能够着手的，通常就是这两个方面：

1、积累更多关于环境的信息，加深对环境的理解，以及修正对环境曾经的错误理解，在环境改变后及时更新观念，也就是“正确地认识世界”。

2、提高算出最佳策略的速度或正确率。要做到这一点，人类采用的手段通常是将既有策略归纳总结为“套路”，储存起来，在环境符合特定条件时自动激发。

简而言之，人类智慧的增长是通过增加两方面的储备实现的，一是增加知识库的储备，二是增加策略库的储备。

文明演化至今，在“认识世界”这一方面，人类已经走得很远。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们已经把探索新知的触角伸到了太空、深海，从宏观到微观，从黑洞到病毒，科研工作者每天都在丰富人类的知识库。

在社会科学领域，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专家们也没闲着。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从人类眼中看出的世界，人类自己的生活环境，主要是由他人组成的。因此，“认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他人”，是“认识人性”。

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今的发展都日新月异，想要真切地认识世界，想拥有关于现实世界的全部知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常识让我们知道，这不是凭一个人的力量能达到的成就。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专业。

在“认识世界”这方面，比“全知”或者略现实些的“把整个人类知识库装进脑海”这类梦想要真实得多的普遍状态，是“成功构建能满足个体生活所需的世界观”。

对大部分人来说，了解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知识并非维持生活所必须，实际上，大部分人类个体的“世界”，就是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的活动范围。

而基于同样的道理，大部分人在策略库里需要储备的，也仅仅是用于应对自己生活圈子里的常见问题的几条策略。

世界虽然很大，你的生活却很小。

如果你缺乏多余的精力去探索，那么在你的生活之外的宏大世界，你可以不必关心。

只要你的生活圈子不被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摧毁，你可以一辈子不关心。

即使在那个真实存在的宏大世界突然破门而入时，即使在时代的风沙突然从天而降泰山压顶时，你会因为明显不具备在变化后的环境里应对常见问题的能力而显得“缺乏智慧”。

大部分研究智慧的专家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促成个体提升智慧上。

很少有人关心“提高群体智慧”这个课题。

至于通过增强社会大众对现实世界的了解，通过丰富知识库、填充策略库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智慧提升这种议题，更是几乎没人想过。

但是，假如你肯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问题，假如你意识到了，提升心智能力是转型期必将普遍出现的诉求，社会转型需要人类能以族群、国家为单位实现群体智慧的提升，你就会发现，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课题，含金量极高。

而且这个含金量极高的课题，为“知识掮客”提供了大量商机。

从生活适应的角度看，在环境发生剧烈改变时，想要重新获得适应能力，人们就需要及时更新知识库和策略库。

更新知识库，指的是更新关于世界的知识，或者说，是更新关于自己生活着的小圈子、小环境的知识。

更新策略库，则是指要往个人的策略库里添加一些可备注为“如何应对新环境常见问题”的条目。

通常这样的更新会在一个人进行迁徙，改变生活圈子后自主自发的进行。搬到新城市的人会向本地同事求教当地生活常识，了解当地人的禁忌和行为规范，跨国移民则需要了解新国家与原居国的法律差异，避免因无知而误触法网。

这些，都是常识。

但如果你把时代的剧变，产业链阵营的扩张，伤害链政权的崩溃和由此开启的社会全面转型，看成和空间意义上的跨国移民一样的“时代移民”，那么，被时代的浪潮卷向全新生活环境的亿万民众，就都成了急需通过更新知识库、策略库来获得在剧变后的环境中维持基本生活能力的“市场需求”。

而他们急需更新的知识内容和策略内容，绝大部分，都是长期生活在产业链阵营内的普通人早就积攒到自己知识库、策略库里的常识。

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作为普通人，你就能把常识卖个高价。

我并不想展开阐述，知识库和策略库里可卖高价的都有哪些内容。

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产业链环境中的普通人，到时候你就会自然领悟。更机灵一点的人，则可以在发展初期利用这样的信息差发财致富。

我想要抓住的，不是个体知识库和策略库的更新需求，是群体的。

我想要满足的，是正处于转型建设阶段的社会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设定策略的需要。

我想试着在人类的策略库里，添加一些新的条目。

一些专为转型期设计的策略，一些能帮助“卡瓶颈”的社会顺滑完成转型的策略。

一些为中华沦陷区未来的建设者们准备的策略，一些会让上海成为新兴国家建设样板的策略。

不过，要等到了合适的时机，我才能公布细节。

谁都想抓住时代的风口，但即将开启的时代风口在哪里？

如果你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共国，你大约很难想象改开政策即将向民间社会提供的机会，很难想象在昨天还害得不少人家破人亡的“海外关系”会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称羡的致富商机。

但即使在最封闭黑暗的时代，具备战略眼光的人仍然不少， 坚持让孩子学英语的家长，坚持不放弃寻求知识的个人，仍然不少。

现在我们知道，时代最终给了他们丰厚的报偿。

也给了我们，同样处在剧变前夜的我们，关于如何抓住机遇一举改善自身处境的启示。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时代变迁，看文明演化的趋势，看科技进步的方向，事情其实很清楚。

欧美各国正在大手笔投入对AI技术的开发。

伤害链阵营正在与产业链阵营在军事技术上拉开差距。

这次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已经证明基于二战时期的战争思维，想要“一力降十会”，用饱和攻击突破已经形成的军事技术代差，突破本质上由快速反应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凝聚而成的完美防御，并不可行。

“炮海战术”都没用，人海战术更不行。

行的是什么？

是智慧。

人类是智慧生物啊！

人类由丛林走向都市的每一步，都是由心智能力的增长凝结而成。军事科技飞速进步的背后，是智慧财富的积累，也是一代代研发者心智能力的提升。

更不用说，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自由市场中的频繁交易，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构建和维护，无不有赖于从个体到群体的人类心智能力的支撑。

正在得到欧美大手笔投入的AI 是什么？

是人工智能。

是智能。

在欧美如今众望所归的技术风口，是人类试图象把“出力”的任务从人体肌肉移交给用木、石、金属精心搭建而成的机器那样，把“思考”的任务从人脑移交给电脑。

从而象通过利用机器突破了人类可利用的物理力上限那些，突破可利用的脑力上限，也就是信息处理能力上限。

一部分人类正试图通过发展AI技术，强行提升心智能力，强行突破现存的心智能力上限。

而另一部分人类，生活在伤害链系统的压制之下，担忧着自己的孩子因洗脑教育变得愚昧的人类，正在绞尽脑汁，渴望找到推动社会转型，冲破伤害链政权对被统治者心智发展抑制的方法。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宏观到微观，人们都在试图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于智慧生物，更“好”，几乎就等于“更智慧”，或者说，更强的心智能力。

更强的心智能力，不等于更高的学历。否则研发者们就不需要殚精竭虑，而只需要给AI输出一堆课本信息，再发个名校文凭。

不论对人脑还是电脑，更强的心智能力，都意味着更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更宏大的视野，更广博的知识，更灵活多变可自由切换的视角，也意味着更擅长沟通与合作。

整个人类世界都正在越来越迫切地渴求增强心智能力。

这份渴求，就是市场需求。

就是对供应能力的召唤，就是投资的方向，就是时代的风口。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文明演化的大方向，从来都是心智能力的不断增强。

我们也已经知道，因为产业链逻辑不会压制社会成员心智能力的增长，因此，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将因心智能力发展得更快，而在从文明史尺度看极其短暂的时期内，就与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社会拉开距离。

我们更知道，已经与伤害链国家拉开距离的产业链国家，还在心智能力发展的现有基础上，凭着前期的技术积累，为自身的发展加速。

那些被远远甩开的伤害链国家，则在这样越来越大的族群竞择压力下，几乎没有悬念的，或迟或早，或和平或暴力，总之会走向转型。

并在转型过程中，从个体到群体，完成在心智能力层面的追赶、补课。

所有人都渴望更强的心智能力。从今天到未来，所有人，都只会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更强心智能力的需求，人们将永无厌足。

这就是时代的风口。

是你可以利用的，可以抓住的机会。

如果你有办法，成为协助那些目前处于心智能力低位的社群快速提升心智能力的“供应商”，成为帮助某个民族、国家“补课”的人，你就能抓住足以让你一夜暴富的商机。

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得太抽象。

但是如果你看明白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你已经想到了这是一盘多么大的生意，你只会嫌我说得太明白。

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一个处于上升期、建设期的社会，对来自成熟社会，来自已经抵达这个建设期社会建设目标的社会的人来说，就象一个小孩子，一个低年级学生，面对着一个大人，一个高年级学生。

他会心甘情愿掏钱请你帮他补课。

而他渴望学习的那些内容，对你来说只是常识。

如果你是个擅长讲课的高年级学生，从“补课”这项工作里，你能赚到盆满钵满。

如果你是个擅长借鉴先发产业链国家各种优势，各种成功经验，协助后发国家在建设上少走弯路的人，你将不难在后发国家的政治或经济建设团队里谋到一个职位，找到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中共覆灭后，将大量涌现。

这样的涌现，在双链争持的历史进程中，在未来各发展中国家一一摆脱瓶颈的阶段，又将重复生成。

这不但是个风口，而且是个将长盛不衰的风口。你若愿从中取事，会是既利己，又助人。

产业链阵营的扩张，本质上是文明的升级，是人类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学会使用更先进的社科技术，释放创造潜能，提高心智能力，增强群体理性。

是人类族群的自我更新。

伤害链曾经助人类族群通过剥削吞食本族弱者的血肉熬过最艰难时刻，但到了今天，已变成让一个个族群“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障碍。

所以，选择继续坚持伤害链逻辑的族群，会因为“没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和“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族群展开竞争时，黯然落败。

选择继续坚持伤害链逻辑，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就是选择自残自虐，自我束缚，选择保持愚昧，选择让本民族的弱者承受不必要的剥削，选择让整个民族或国家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在伤害链国家，统治者坚持宣称搞专制是必须的，保持特权是必须的，就象在已经有了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时代还要宣称“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必须坚持的亲子相处模式，宣称“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回顾近百年来全球各国在文明发展进度上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国与国之间因发展速度不同而拉开的差距，正在令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变得困难。

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国家，在价值观方面，已经与仍然停留在部落生活方式的国家截然不同。

许多现代人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部落国家要使用石刑，为什么部落国家坚持对妇孺的生命采取如此轻贱的态度。

他们也已不能理解，为什么部落国家的民众会满足于贫苦卑微的生活状态，会仅仅因为没饿死就对统治者歌功颂德。

已经成长起来的文明，遗忘了自己的童年。

所以也就遗忘了在从幼稚到成熟的文明进化之路上，一个族群可以走得多么步履蹒跚。

你很难责怪这些先行者，这些先发展起来的现代国家。

自由女神被我视为人类文明的长姐，但她何尝不是刚刚成年，甚至也许，她还在充满内在矛盾，不时被情绪浪潮裹挟的青春期。

如果你期待大孩子能带好小孩子，你往往是要失望的。

但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文明会让成长继续，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终会成熟到能向后发的幼稚族群施以援手。

在族群与族群一次次彼此冲击下，在逐渐觉醒，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之后，先发国家终会找到协助后发国家摆脱部落价值观、摆脱伤害链逻辑的方法，从而因促成后发国家的成长，使后发国家因愚昧而源源产生的暴力冲动不再成为对先发国家的安全威胁。

熊孩子总想破坏姐姐的收藏的手办是吗？

等你长大了，等你不再是熊孩子了，你就不会再整天满地打滚，不会再整天想着怎么把姐姐的房子破坏到满目疮痍。

欧美今天的富裕、发达，源于文明的演进，源于自身文明程度的成长。

而欧美国家的安全，则将有赖于对其他后发国家文明成长的促成。

将有赖于解除那些不必要的痛苦。

在产业链阵营持续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欧美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协助后发国家成长能为自己带来的利益，也会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促成后发国家的转型。

产业链逻辑对伤害链社会，会由效率较低的无意识渗透转为效率更高的有意识渗透。

在促成后发国家转型方面，先发国家也会摸索出更稳妥高效的操作模式。

就象被迫带小孩子的大孩子，摸索出一些育儿关窍。

在人类文明整体升级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的探索，将为后续亚非拉诸国的转型提供宝贵经验。

上海与欧美的合作，新欧洲方案的实施，将成为后续全球文明升级宏大篇章的序曲。

人类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美国从立国至今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列国的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而从上海开始的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从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开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将给出更终极的结论。

今天的文明可以成长为更好的文明。

从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到人类群体对幸福的追求，从个人的成长，到文明的成长，逻辑相通，一脉相承。

从去除个人生命体验中的不必要痛苦，到去除社会、国家、族群发展历程中的不必要痛苦，逻辑相通，一脉相承。

人会成长，人类会成长，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性的必然。

我希望你能看到这历史的必然。

并由此窥得天机，在历史进程中找到适合你的风口，获得你应当获得的利益。

依据产业链逻辑，依据强强联手砥砺相成的产业链发展规律，能抓住机遇从这波历史浪潮中获利的人越多，在早期晓得应该往这个方向投资的人越多，大家的合作建设之路就会走得越顺。

对普通人来说，对担忧着因生产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原有的岗位会消失，曾经由人类扮演的生产角色被AI和机器人取代的人来说，捕捉下一个社会发展热点是很重要的事。

那么，请注意。

继农业生产能力趋于饱和，工业生产能力趋于饱和之后，在服务业中的一部分因AI的加入，供应能力同样将趋于饱和之后，新的风口将在文明升级、制度建构、社会转型领域敞开。

这蓝色星球上的繁荣胜景，美国不曾独占，也无意独享。

产业链逻辑指向的是增量而不是存量博弈，在追求增量的过程中，先发的产业链国家欢迎合作伙伴的成长和强大。

美国乐于看到日本、韩国、台湾成为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秩序维护者，乐于看到欧洲列国为维护和平秩序作出更多承担， 也乐于看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成长成熟起来。

因为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方面的成长，或者说在文明程度上的成长，就是伤害链阵营的萎缩，产业链阵营的扩张。

全球人口结构中奴隶、牲人的比例降低，打工人的比例升高，而当打工人跟随产业链升级的脚步，在工作岗位中接受培训，持续提升技能水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自由市场中挣得更多的薪水——这意味着在全球市场中总生产力和总消费力的增长。

你懂的，商人乐于看到这些。

美国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先发的产业链国家，不论繁荣和强盛令它看起来和历史上那些大帝国多么相似，它本质上只是一个生产者，是一个创造者，不是征服者。除了产业链，它没有其他利益。

所以，只要产业链扩张了，只要那个隐形的全球商业帝国成功扩张了版图，这些地盘是不是在政治上归属于美国，根本无关紧要。

美国对别国没有领土要求。

美国想要的只是你的市场，而且不是你在经济繁荣发展起来之前那种贫瘠荒凉的市场，缺乏消费能力的市场，而是你富裕起来，你的生产力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之后的市场。

伤害链的信徒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象美国这样的产业链国家在国际社会寻求的是什么。

作为先发的产业链国家，美国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你可以说她是一只曾经普通，如今却通过修炼，“成了精”，获得了每天下金蛋能力的鹅。

美国想做的，是传授修炼法门，让你们也学会“下金蛋”。这样，大家才能源源不断的收获更多金蛋。

美国想要的是一个金蛋越来越多的世界。一个各国的生产力、消费力、科技研发能力都持续增长，让美国能拥有更多更强大合作伙伴的世界。

美国不想“独美”。

而这不取决于美国人或者美国政客的主观意志。这是产业链逻辑指向的必然结果，是产业链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必然选择的长期战略。

先发的产业链国家，会扶持，会鼓励其他后发国家从伤害链转型到产业链，从信奉暴力至上转变为相信契约、相信创造的力量。

看到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了吗？

那是人类文明的长姐。她天天都在盼着弟妹们，熊孩子们，巨婴们，能早点长大，能成熟一点。

你以为姐姐不想坐下来喝喝咖啡吃吃蛋糕吗？

我希望你懂她。

我希望，你能理解产业链逻辑会把人类文明引向何方，会将国际政治引入哪条轨道。

这是一条说破了很自然的发展路径。

先发的产业链国家会鼓励、诱导、扶持后发国家转型为产业链国家，会鼓励、诱导、扶持后发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价值观念上、经济模式上向自己靠拢，会拉着你的手让你从发展到发达，让你成长为合格的盟友，让你因为自身的繁荣，因为自身消费力的增长，生产力创造力的增长，能让产业链阵营获得更多利益。

伤害链的思路从来都是杀鹅吃肉，所以会害怕把鹅喂肥了，不好抓不好杀。

但产业链的思路是养鹅收蛋，鹅越肥，越能下蛋，产业链越开心。

理解了产业链国家、产业链阵营的思路，或者说，理解了产业链逻辑发展的必然指向，你就会对美国不愿“独美”的诚意确信无疑。

然后，你就会知道，产业链阵营这种扶持后发国家的战略取向，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会随着各国决策者在观念、意识层面的觉醒，日益增强。

文明1.0向文明2.0升级，是文明演化的自然趋势。

文明2.0主要是靠它自身的优势取代前者的。就象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机，兵不血刃。

如果你们看过了最近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看过了在饱和攻击下近乎完美的拦截表演，你就会直观感受到，科技对战争的改变，以及科技通过对战争的改变间接造成的政治影响。

一个伤害链国家，一个试图坚持愚民政策，把民众驯化为牲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缩短与产业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的。尤其在产业链国家加强对技术盗窃的防备后。

那么，想缩短技术差距，任何一个伤害链国家是不是只能选择“允许一部分人聪明起来”？

以及，为了维持国防军事开支，是不是只能寻求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让生产者们“聪明一点”来提高生产能力？

伤害链国家不会相信强大的美国和一众强大的发达国家都宁愿与邻国和平共存，不管彼此力量差距多大。但想要追及这种强大，唯一的路，是产业链发展之路。

真想战胜美国，你就必须“变成美国”。

如果你是伤害链链主，如果你足够理性，肯走最切实可行的“增强自保能力”道路，你就会“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如果你不够理性……你就更拦不住国民对发展的渴望。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双链争持的结局早已注定。

只是我们还需要在过程中蹉跎。

以及，在过程中寻梦，发一分自己的光。

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展现出的是产业链阵营正在因应局势进行内部协调，正在汇集资源、凝聚力量，增强守护秩序的能力。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维护全球秩序的主力，但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了最大安全威胁的美国逐渐陷入了战略层面的彷徨。

没有了苏联，美国还需要把庞大资源投向安全领域吗？

在没有肉眼可见的敢于攻击美国本土的敌国时，保持庞大军备，继续对军事、国安项目进行巨大投入是否必要？纳税人的钱是否应转向更能直接兑换为选民支持的社会福利项目？

美国原本就有“孤立主义”传统，美国人原本就没有当世界警察的兴趣。二战时期，若不是珍珠港事件激发了美国选民的同仇敌忾，战争的结果很可能与今天我们所知的大相径庭。

和伤害链阵营各国一直的宣传论调不同，真实的美国，现代的美国，不但对扩张领土没有野心，还早就开始对“要不要当世界警察”心存犹豫。从美国选民的角度看，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捍卫一些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国家比如乌克兰砸下大笔金钱，消耗自己税单上的数字，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

美国确实能从和平秩序中获益，但普通美国选民并不能直观感受到花费巨资在海外维护和平与自己生活的关系。

会从和平秩序中获益的国家，也远不止美国，但从美国选民的视角看，那些会获益的国家为和平付出的，远没有美国多，远没有自己通过纳税承担的多。

人都是自私的，美国选民会因此感到不公平，美国民意也会因此倾向于恢复孤立主义。

民主国家的政客，是追随民意而动的“墙头草”，敏感地捕捉选民的心意并全力迎合，是现代民主国家政客的“基本功”。

于是，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在国会受阻。

在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是产业链阵营维持和平秩序的主力。

但美国不是和平秩序唯一的受益者，随着产业链阵营自身的成长，随着阵营内其中国家产业链属性的增强、经济的发展，美国在整个和平秩序中所占的“受益份额”也在相对降低。

我没有获得90%的收益，为什么要出90%的投资？你获得了从5%到8%到12%这样不断增长的收益份额，为什么没有增加你的付出？

看起来财大气粗的美国，实际上是精打细算的。看起来天真愚蠢的美国选民，实际上和地球上任何国家的民众一样自私，一样会首先为自己的利益打算。

在“维护世界和平”这件事上维系着美国既有战略姿态的，早就只是美国的政治传统而不是选民意愿。

所以只要有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打破常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而产业链阵营在二战之后长期保持的内部格局，由美国主挑大梁的合作模式，也就被迫打破。

但旧格局被打破，并不等于产业链阵营的合作“散伙”。

这甚至不能说是一件坏事。

因为旧的格局被迫调整，调整的目标，是形成新的格局。

形成让已经成长起来的产业链阵营诸国承担更多责任，取得更多话语权的新格局，形成在地缘政治层面更灵活的力量组合，形成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能更快作出反应的新格局。

这会让产业链阵营的风险管控能力整体性的增强。

美国不想一家独大，不想独自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

好，盟友意识到了你的不满，盟友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决定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

“日本愿意承担”，就是这次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表明的姿态。

愿意承担的，远不止日本。

欧洲也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份额。

整个产业链阵营受益于和平秩序的国家都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份额，意识到自己应当为维护和平秩序付出。

意识到“不能光靠美国”。

随着美国孤立主义情绪的上升，随着美国“不靠谱”的表现增加，产业链阵营被迫觉醒。

被迫放下对单一强国的依赖，努力自强，尝试更灵活、更紧密的区域合作模式，尝试用帮美国“省钱”来留住美国，尝试提高合作维护和平秩序的效率。

在我看来，这样的调整，效果是积极的。

它已经成为对产业链阵营的战略动员，已经在倒逼每个受益于和平秩序的产业链国家提高安全意识，提高维护秩序的能力，提升战斗力。

大家都在做战争准备。

很好，如果战争无可避免，那么，做好准备，做好心理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的一方，会更快取得胜利。

对这次调整来说，俄罗斯和中共帝国的威胁，只是一个触发点。

真正需要让大家意识到的问题是，产业链阵营内部诸国是会成长的，而成长，意味着能更多的承担。

在地球村产业链幼儿园里，除了最先成长起来的班长，其他孩子也在长大。从巨婴成长为儿童，从儿童成长为少年的孩子们，现在可以在文明演化的大局中承担更多。

未来，还可以更多。

而随着伙伴们的成长，美国终于可以不必独自承担绝大部分压力，在合作团队中，美国也开始可以试着依赖盟友们的支持。

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会被相对削弱，但整个团队会变得更强。

从一强引领众弱，变成强强联手。

产业链阵营维护秩序的能力会因此整体提升，产业链诸国的安全意识、自理意识得到强化，从双链争持的大局看，这是件好事。

从文明演化的角度看，同样是好事。

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地看待未来中华沦陷区的建设问题，我们不能脱离沦陷区绝大多数长期受中共洗脑驯化的民众自组织能力薄弱、制度构建能力薄弱的现实，奢谈一步到位。

因此，合理的战略规划，是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基于真实存在的社会治理能力，从局部开始逐步恢复秩序。

独立的城邦国家上海，独立的城邦国家香港，就是新欧洲方案预想的两个“点”。

当这两个点，当这两个城邦国家成功实现了独立，依靠欧美国家的协助完成了自身的秩序建构，中华沦陷区受产业链逻辑渗透最深，工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条件保存得最好的两个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就能借用她们的力量，以她们为中介，一边进行制度建设一边恢复与欧美国家的商贸合作。

而长三角和珠三角逐渐稳固下来的产业链秩序，又能循着改开时期既有的合作路径，向沿海和纵深辐射。

在中华沦陷区全面恢复秩序、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地区的独立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每个正在建设起产业链秩序的地区，都需要避免本地建设受到外部干涉，都必须提防有哪个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上级”突然跑来指手划脚，打断脆弱的经济恢复进程，然后影响本地民生。

在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各地民众急于自救的阶段，谁也不会愿意头上还顶着一个“中央”。

等到情况略有起色，各地方的建设者更不会愿意把辛苦得来的建设成果拱手让给那些拿出各种理据声称自己有资格坐龙椅的大一统信徒。

谁要是想拿走地区建设者的建设成果，谁要是想合情合理的成为亿万民众甘心追随的“中央”，那么这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独力挑起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建设大梁，独力解决整个中华沦陷区的民生需求。

或者，他可以选择伤害链逻辑，选择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解决掉所有的地方建设者，用掠夺、剥削、征服来建立属于他一个人的新帝国。

假如你希望看到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无可阻挡的覆灭之后，能重建起以民主与法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秩序，你就必须尊重地方建设者们要在建设过程中保持相当程度独立性的合理需求。

总不能在一个省、一个市刚有点财政盈余的时候，就蹦出来一个中央，要求它“牺牲小家保大家”，把钱拿去转移支付。

而以中华沦陷区既有的文化惯性和思维惯性，如果正在努力建设的地方政权没有在法理上实现独立，不论扯起大一统旗号的是否“联邦”，他们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央对地方的态度，都仍然会是中央集权式的。

想避免建设被干扰，地方只能独立。

而且是彻底的独立，独立成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与别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现代国家。

形势比人强，每个地方建设者到最后都只能走上这条路，走上让地方的建设成果不被“摘桃子”，让地方财政盈余能用于保障地方利益，让地方的建设规划能基于本地民情民意，满足本地民生需求的独立之路。

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则只能在尊重彼此独立性的前提下展开。

从建设的角度看问题，你就会看到各族各地的独立是在大一统派的治理能力、建设能力不足以支撑其梦想的情况下，历史必然的走向。

独立是各地区在分别展开建设自救的过程中，为保证建设的连续性，为保证自救的成功率，必然的选择。

新欧洲方案并不是一个大一统式的，准备呼吁各族各地“听我指挥”的战略方案。

它是一个在务实分析过战略局势后向每一位建设者发出的呼吁，它吁请建设者们在和平、建设、发展方面达成战略共识，为与邻邦和平共存，彼此尊重，展开商贸合作做好心理准备。

在目前的新欧洲方案中，只有上海的角色是确定的，是已经选好的。

上海选定的角色，是在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区域建设中，成为制度构建质量最高的样板。

成为最“欧洲”的国家。

独立后的上海，会致力于促成整个沦陷区的民主化，促成整个区域的建设与发展，因为一个这么“欧洲”的国家，当然只能在“欧洲”才有好日子过。

上海的优势，是以上海的历史底蕴、人才储备和文化传统，确实有资格争取成为沦陷区最“欧洲”的国家。

但如果大环境不够“欧洲”，如果沦陷区不幸非洲化，上海会过得很惨。

正如当中华沦陷区在中共暴政之下呻吟呼号，上海也同样会承受苦难，会错过她本应轻松抓住的发展机遇。

今天的上海，是一株被强行栽种在盐碱地上的繁荣之花的种苗。

她无法自由生长，无法尽情绽放。

因为创造力被束缚，因为没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甘霖浇灌，即使已被称为“中国天花板”，她得到的也远不及她应得的百分之一。

是时候恢复上海的荣光了。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日尘尽光生，照彻山河万朵。”

东方明珠本就应与昔日的东方之珠香港一样，成为将产业链秩序辐射到周边地区，将治理经验分享给周边建设者，带动和促成整片区域政治、经贸和文化发展的伟大城市。

而在新欧洲方案中尚未选好位置的其他地区，只要认同“和平、建设、发展”的方案主题，只要尊重上海的独立，就会被上海视为合作伙伴，就能分享上海在制度建构过程中的经验，就能获得上海作为民主堡垒源自欧美的种种支持。

人类获得幸福是靠创造和建设，不是靠杀戮和征服。

认同这一点，你就是上海的朋友。

任何一个具备务实的建设性思维的人都能想到，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中华沦陷区首先需要做的事，就是恢复经济。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要恢复经济，就意味着要和全球产业链恢复连结，恢复合作，就意味着沦陷区需要恢复全球投资人对自己的信心，需要重建信用。

但已被中共彻底毁坏的信用要如何恢复？

谁能用金手指，让全球投资人瞬间恢复对一个曾毁灭了香港的法治传统和金融中心地位的秩序洼地的信心呢？

有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建起威权国家的“珠玉在前”，有趁中华沦陷区日益丧失全球商贸伙伴信任捡便宜抢订单的亚非拉竞争者的推波助澜，有对庞大地区缺乏足够治理能力的建设者困境，想要让全球投资者对中华沦陷区整体恢复信心，绝非易事。

如果中华沦陷区不能用建立起无数彼此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方式展开建设，如果商誉较差的地区坚持要扯商誉较佳地区的后腿，中华沦陷区修复信用、恢复经济的进度就会十分缓慢。

亿万人民会因此被迫在贫困中挣扎。

而贫困，会令在帝国废墟上重建帝国，在有着深厚伤害链传统的地区重建伤害链的民意基础增加。

看清了战略形势，你会发现新欧洲方案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战略方案。

当香港和上海成为独立的城邦国家，成为与欧美产业链力量紧密连结的地缘政治据点，它们就能因自身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基于独立性与欧美国家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成为整个中华沦陷区重建商贸信用的起点。

成为中华沦陷区恢复经济、摆脱贫困的起点。

从重建信用的角度看，即使今天中共帝国就发生宫廷政变，习近平被“勇士后门入帝宫”，枭首于中南海，新君登基之后大赦天下，发明诏重走改革开放之路，全球投资人对中华沦陷区已经形成的“不信任”心态仍会难以扭转。

因为这份不信任，是由中共帝国展现出的过于薄弱的政治风险管控能力而生。

是由中华沦陷区的生产秩序太容易被各种政治因素扰乱而生。

而只要政治可以随意干扰经济，行政可以随便干预市场，官员可以随时干涉企业经营，这片土地上一切曾让海外投资人感受到诱惑力的优惠、优势，就都是梦幻泡影，随时会化为乌有。

想要在由中共的斑斑劣迹导致的信心崩毁之后重建信用，空口承诺是不够的。

渴望恢复投资人信心从而恢复经济发展的沦陷区建设者们只能脚踏实地。

只能尊重投资人需要首先重建对局部地区的信心，再逐渐向更广泛区域扩展的心理规律。

也因此，只能把“尊重香港和上海的独立”视为最终促成本地区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视为打造整个沦陷区经济恢复起点的战略任务。

如果香港没有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想要投资珠三角、东南亚的投资者选择在香港谈生意签合同，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就会丧失大部分意义。

如果上海不具备独立地位，不能保证自身的制度建设由产业链逻辑主导，新闻自由、民主法治与欧美高度接近，想要投资长三角地区，想要与中华沦陷区内部残存的工商业资源对接的欧美企业就会因难以管控政治风险而裹足不前。

我知道很多人仍然心系大一统，毕竟，你们习惯了。

可是，如果你们真的那么热爱统一，却又想让中华沦陷区不必经历多年战乱就实现民主转型，恐怕这“统”，就不能是中央集权式的统。

恐怕你们能试着追求的，只能是“先独再统”，只能是先协助沦陷区各族各地民众凭着不高的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在乱局中开辟出一个个小安全岛，在安全岛里建设起产业链秩序，再不断促成各安全岛的商贸合作，促成各安全岛的结盟——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统”。

新欧洲方案实际上是兼顾统独的。

只是很多人没看清楚，若没有独，没有各地区对彼此独立地位的尊重，没有务实的“逐步建设”思路，中华沦陷区在各统派互不相让彼此攻伐，连年战乱，各族各地之间积累下血海深仇之后，就连欧洲那样松散的“统”也会做不到。

不要以为独派追求的只是只是满足内心的执念，只是想宣泄对大一统的怨恨。

上海独派将要去做的，是抓住历史契机，让上海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是在制度建设上全面接受欧美影响，扮演好自己选定的地缘政治角色，成为既能获得欧美信任，又能获得江浙邻邦尊重信赖的产业链秩序桥头堡。

是建设。

是不让上海人因缺乏独立建设的法理地位被沦陷区扯后腿，无法恢复秩序，无法展开建设，而长期在贫困中挣扎。

我们独派是以人为本的建设者，是产业链逻辑的信徒，是有能力有眼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的群体。

是比热爱把沦陷区民众驯化为牲人，把沦陷区打造成猪圈蛆窝，并乐于在其中称王称霸的，满脑子帝皇思想的“乡毋宁”逼格高得多的现代人。

我们重视信用。

我们懂得尊重。

如果你同样重视信用，懂得尊重，理性务实，以人为本，在未来的建设中，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一起。

或为盟友，或为同袍，在飘扬的沪旗之下，携手前行。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伤害链逻辑，军事上的弱国在强国面前想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的。

但产业链逻辑真实存在，所以弱国只要能让自己的存在对强国有利用价值，就可以通过利益绑定在强国面前保持自身存在，甚至获得强国支持。

所以，只要上海保持独立对欧美有利用价值，对江浙有利用价值， 只要上海能制造出“只有独立的我才有价值”的战略态势，支持上海独立，就会是欧美、江浙基于理性的战略选择。

致力于促成上海独立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该向哪个方向努力。

我们会把上海打造成产业链阵营的一块飞地，会让上海成为秩序生产能力最接近于欧美本土的民主堡垒，成为能供周边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参考借鉴的制度建设样板。

也会让上海成为协助欧美产业链与长三角产业资源对接的招商引资场地，会让上海成为周边割据豪强协商洽谈的会场，成为促成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之间矛盾和平解决的仲裁者，让欧美政界意识到，驻军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的安全，是全面驻军维护整个中华沦陷区秩序这种很难得到国会批准的维和行动的最佳替代方案。

我们会是新欧洲的定海神针。

精明的上海人知道欧美需要什么，也知道江浙需要什么，知道实现双赢、多赢符合自身利益。

我们会扮演好只有我们能扮演的角色。

而清晰的战略思路，明白的战略规划，对盟友、邻邦利益诉求的理解，就是让你们选择支持我们的理由。

上海民族，是中华沦陷区即将获得独立机遇的诸民族中，在觉醒独立意识后首先觉醒建设意识的民族。

两千五百万上海人会在未来共同建设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在合作中铸就上海民族之魂。

是的，我现在就已经在考虑独立后的上海建设了。

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一样。

因为要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抓住机遇，需要全局性思考，需要放眼将来。

需要先做出战略规划，再围绕规划进行准备。

如果你只能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那么，乱世的结束，秩序的恢复，就只能通过“旧伤害链崩塌➡️丛林➡️多个新伤害链组建➡️竞择➡️胜者为王”的过程实现。

在只有伤害链能承担秩序供应任务的时代，牲人们偏低的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使整个社会需要在“丛林”阶段煎熬许久，直到人口结构改变，伤害链信徒们艰难地克服信任障碍把自己组织起来。

而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之后，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形成能输出伤害的军事力量，就是养兵、强军。

如果你只能借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那么想结束因中共帝国覆灭导致的乱世，你就需要在中华沦陷区组建出一支强大的军队。

而在中共帝国覆灭以前，为此进行准备是近乎不可能的。

那么，在帝国覆灭后，军队建成前，亿万民众就只能在秩序真空中煎熬。各安全区的生成和扩张，也只能与各地建军的进度匹配。

可是，当你拓宽眼界，引入产业链思维，引入通过打造双赢多赢方案吸引欧美政界进行战略投资的思路，那么由欧美“借兵”，直接签订协防条约，让欧美驻军进来，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条能把民众在秩序真空里煎熬的时间缩到最短的路。

这条路，人口太多、体量太大的国家，因为需要的驻军太多，说服欧美国会议会的难度太大，选不了。

独立运动起步太晚，和欧美政界关系太浅的国家，也选不了。

只有上海。

只有意在打造城邦国家的上海，拥有超大港口的上海，最适合选这条路。

并且用自己的选择，用自己邀请来的欧美驻军，让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链建设者们都心里有底，有安全感。

我希望担忧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人道危机的善良人们，能支持上海独立。因为你们会失去的只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的“大一统”迷梦，得到的却是让中华沦陷区早点走出秩序真空的希望。

是让生活在上海和上海以外的无数鲜活生命，好好地活着，活到长夜终结黎明到来，活到旭日东升欣欣向荣的希望。

我希望即使是反对上海独立的人，也能从建设性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反对时，拿出更切实可行更有益于亿万民众生命安全的方案，告诉我“这个更好”。

中共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旧秩序的崩塌已近在眼前。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这个时候，还把时间浪费在彼此攻讦上，浪费在纠缠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是不合适的。

有志于承担历史使命的人，已经被命运选中早就身在局中的人，都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展开战略思考了。

上海的安全，区域的和平，未来，会依托于与盟友和邻邦的战略共识。

依托与和欧美在驻军方面达成的共识，依托于和一众邻国在和平发展方面达成的共识。

我并不担忧欧美政界到那时的战略思考能力，但我会担忧中华沦陷区其他国家有没有足够多的合格建设者，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最恰当的战略决策。

所以我呼吁，我提醒。

我希望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和平，来自保持和平比发动战争更有利可图的战略共识。

这并不是只会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生效的历史逻辑，这是支撑着各国维持二战以来和平秩序的真正原因。

而和平之所以能带来利益，是因为财富增加的主要途径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已经从掠夺变成了创造。因为人成为了比有形的资源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因为人类终于在心智能力增长上达到了把自己变成“下金蛋的鹅”的水准。因为人与人合作，就能源源不断创造出远比你能从攻打扫灭邻国、占据其矿山油井耕地这些做法更多的财富。

人类选择产业链逻辑，是因为产业链逻辑能让人类通过创造，获得比掠夺、破坏、伤害能获得的更大更多的利益。

二战以后在各国之间达成的战略共识，欧美各国之间的守望相助，也是基于对这一事实的清醒认识。

战争对什么国家有利？

对缺乏财富创造能力的国家，对资源型经济体，对靠矿山油井耕地过活的国家有利。

只有对这类国家，消耗人口换取矿山油井耕地才是划算的战略选择。

伊拉克当年发动战争想抢的是什么？

普京发动战争想抢的是什么？

他们是凭着他们的价值观，作出了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就象美国凭着自己的价值观，选择了不去攻打加拿大一样。

区域内的和平，来自区域内各国的战略共识，各国的战略判断，又分别来自各国的经济类型和主导其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当战争有利可图，国家就会选择战争。

这一规律不仅仅适用于伊拉克和俄罗斯，也适用于欧美。

适用于当按兵不动不再符合国家利益时的欧美。

法国为什么提出“不排除向乌克兰出兵”？

美国又为什么在为台海进行准备？

对邻国没有领土要求不等于一个国家不能由战争中获益。

如果战争能通过消除威胁，给本国打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能通过展示维护产业链秩序的决心让全球投资人感到这是比绥靖国家更安全的投资方向，如果欧洲在战争中表现得比美国更勇敢，更有决断力，逐利的商人就会把鸡蛋放到更结实的篮子里。

当保持和平比发动战争更有利可图，当奋起应战比绥靖软弱更有利可图，当打造一个“更结实的篮子”，维护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成为全球诸国竞争的焦点，在维护产业链逻辑、维护生产秩序上做出更好表现，就会成为每个国家自发的战略选择，成为政治人物博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方式。

面对中共、俄罗斯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挑战，欧美正在犹豫。

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共和俄罗斯都还没有“打疼”欧美。

还没有让奋起应战更有利可图成为欧美的战略共识。

这也是因为中共和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与欧美保持的战争能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以致欧美难以感受到真切的威胁。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人都没感觉到自己应该参战。

但局势不会一直暧昧混沌下去。

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正在消耗自己的政治资本。

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惯性，他们必然会在力竭之前，尝试制造大规模死亡事件，尝试“打疼”敌方。

而如果他们成功了，欧美对反击的战略共识就会因此凝聚。

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因执政资本耗竭死在内部潜在政敌手中。

随着他们必然的失败，世界格局会发生改变，产业链阵营和伤害链阵营的力量对比会更为倾斜。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战略形势。

新的全球秩序即将涌现。

上海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在区域经贸发展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通过与海外盟邦和周边邻国的合作来促进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成为长三角地区人才、资金汇聚的中心，用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为海外流向长三角地区的资金提供制度保障，为长三角地区的创业者、企业家们提供金融、法律服务。

是成为欧美国家成熟产业链秩序的亚洲“分店”，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秩序工厂的分厂。

是一个能让前来投资、考察的欧美商人感到安全的落脚点，是一个政府不能干预司法，不能干涉新闻自由的，在整片中华沦陷区无数稚嫩新兴国家中，凭着悠久传统和独特民情，在区域发展初期制度成熟程度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

上海知道自己要做好的就是这件事，要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上海要在制度建设上成为中华沦陷区最“欧洲”的国家，成为产业链阵营撬动中华沦陷区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完成民主转型的支点。

对周边邻国来说，你有多需要这个支点，你就会有多希望上海保持独立。

对上海本地居民而言，你有多希望获得接近欧洲的生活品质，欧洲的公民权利，你就会有多希望上海独立。

我不相信梦想。

我相信利益，相信在政治抉择的背后最强有力的推动者，是卷涉其中的每个人的利益。

我也相信人类的劣根性，相信中华沦陷区的大多数人难以改变的信任障碍和牲人传统导致的自组织能力薄弱，会让无法信任那些自封的“领袖”的地方豪强们宁愿看到上海独立，成为地区内的“安全岛”，也会让无法快速形成严密组织的伤害链信徒凝聚不出足够的力量，在独立成为获得国际承认的既成事实前就挥军攻占上海。

我相信渴望和平发展，渴望安居乐业，渴望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赚钱的人，对产业链秩序的渴求。

因这渴求，他们会乐于看到上海的独立，看到上海政府成为区域内第一家引进欧美成熟技术的秩序工厂，成为长三角地区其他国家建设秩序工厂时可借鉴可抄袭的对象。

对辐射长三角来说，上海足够大。

对成为引进欧美秩序生产技术的试点来说，上海又足够小，小到欧美列国不需要担心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维持区域和平的成本高昂到让本国纳税人肉疼，不肯通过议案。

上海，是独特的。

这份独特能给长三角带来利益。

所以为了保住这些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利益，长三角会心甘情愿让上海保持住这份独特，如果为了保持住这份独特上海必须独立，那么独立有何不可？

同样的思路可以用在其他新兴国家，如果你准备建设的新兴国家有着独特的民情、传统，在经贸合作方面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那么，急于发展经济的邻国就需要抛弃建设军队把你攻打下来的不智想法，专注于和你合作。

托中共国倒行逆施，用天量债务和低效生产、过度基建把中华沦陷区的经济整个掏空的福，未来的新兴国家，哪个都缺钱，哪个都急着发展经济。

所以，只要把准了脉门，只要让每个新兴国家的决策者都看到除了发动战争攻伐邻邦之外的出路，要让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不陷入长期战乱，完全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并不需要欧美列强大规模驻军。

需要的是我们所有新兴国家建设者达成彼此尊重、联手建设的战略共识。

刘晓波说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这是愤激之语，也是对中华沦陷区自发产生出现代国家需要的秩序生产者、生产线的悲观，是对“中国人想要秩序只能靠进口”的论断。

但是，欧美哪有那么多秩序出口给你。

想要秩序是吗？

请理解，现代国家的秩序，是靠成熟的秩序生产技术，在成熟的秩序工厂里，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的。

在欧美不可能殖民的今天，在渴求秩序却不可能从欧美进口到足够数量的秩序的时代，引进秩序生产技术，开办合资企业，在本地建设工厂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就是最简单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也就是说，聘请欧美社科、法学专家，聘请欧美政界精英，来承担设计和建设上海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让上海本地人在建设过程中接受培训，成为合格的运营者，就是最简单，也最适合人口不到三千万的上海国的做法。

而上海的建设经验，上海在建设过程中培养出的人才，未来都可供周边邻国利用。

不必担心上海的建设对欧美专家和政治精英没有诱惑力。推动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推动一个曾深受伤害链传统影响的社会完成文明转型，这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够专家学者们发好多论文拿好多奖项了。在这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资历，也够政界精英们为促进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找到可反复使用的套路了。

上海会成为区域经贸发展的支点，也会成为全球文明转型新一波浪潮的起点。

她是如此有价值，她将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光。

当你看清了她可以创造的价值，你怎么会不渴盼她的独立呢？

选择成为建设者，加入奉行产业链逻辑的阵营，与习惯于靠共同利益绑定彼此而不是靠威逼胁迫他人服从的人合作，是乱世中稍有资财者能选择的最安全发展方向。

在政治层面，你需要做的，就是迎合强者的战略需求，在你自己你家族所在的地区协助强者构建起符合产业链逻辑的秩序——也就是民主与法治。

只有构建出了这样的秩序，你才有安全，这片地区的民众才能安居乐业，与这片地区的打工人进行合作的企业家，与当地产业链进行联结的海外产业链才有利可图。

但你该如何构建这样的秩序？

你需要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吗？你需要按照帝国时代养成的思维习惯，试图利用暴力和各种科技监察手段，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吗？

不。

以暴易暴，不知其可。

如果你选择了把资源投向建立强大军力，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你就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向治理。然后，你会很自然地用军队用暴力来应对因治理能力不足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会去“解决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秩序构建的过程中，暴力工具是必须的，但在构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时，暴力工具不能扮演主角。它只能是配角，而主角，是利益，是你需要用战略眼光创造出的利益，是能让你的邻居、你治下的民众、你的海外盟友都愿意和你长期合作的利益。

这利益来自哪里？

来自创造。

决不能来自对地区存量资源的掠夺和再次分配。

而创造的基础，就是让你选择的地区，在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建设大局中拥有独特的地位，扮演独特的、无法取代的角色，对你所有的邻居、所有的盟友都“有用”，让他们舍不得打你，甚至舍不得与你交恶。

香港原本是拥有这样的地位的，它拥有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地位，原本能让它在周边地区陷入混乱时也保持相对的安全与自由。

如果它没有被中共帝国“收回”，如果它是独立的城邦国家，受国际法的保护，如果中共帝国没有在习近平这个庸君手里选择了大开历史倒车重整伤害链，由此轻视了让香港保持产业链秩序的意义，事情原本不该走到《国安法》这一步。

两败俱伤。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如果对周边邻居来说是“下金蛋的鹅”，而且只有活着才能继续下蛋，邻居只要不蠢，不是穷疯了饿傻了，就不会捉了它宰杀吃肉。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港、台、蒙、藏、维等地有机会恢复其国际地位的时候，我想，香港是会独立的。

因为香港需要用独立，来恢复其曾经拥有的金融中心地缘政治角色。

周边国家与地区，也会乐见昔日的金融中心重现荣光。

除了渴望用大一统来保持威望的伤害链帝国，没有人会阻拦香港独立。

成为象新加坡一样的城邦国家，是香港可见的未来。

成为在周边地区还不能建构起成熟的产业链秩序时，让一个城邦保有其独立地位，成为需要产业链秩序供应的投资人操办金融、贸易、法律事务的“据点”，成为产业链阵营契入发展中地区的桥头堡，是连希望由产业链阵营的投资中获利的发展中地区也甘心促成的事。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上海身上。

不是因为上海人英勇善战，拥有强大军队，能扛得住沦陷区周边国家的攻打，而是因为，如果周边新兴国家一时还构建不出成熟的产业链秩序，还争取不到海外投资人的信任，那么让上海保持独立，借助上海的独特民情和文化传统，把上海打造成向长三角辐射其秩序供应能力的“独立王国”，成为让海外投资放心落地的金融、贸易中转地，更符合周边发展中地区的利益。

马来西亚是能从新加坡的独立与发展中获益的。

珠三角地区也曾从香港曾经保持的半独立地位中获益良多。

香港被毁，珠三角是要哭的。

长三角地区对上海的心情又何尝两样。

虽然没有象香港那样的“半独立”，但上海仅凭着历史积淀，就在中共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保持住了相当独特的地位。

这地位来自上海人的努力，也来自上海作为一个拥有供应产业链秩序能力的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限于目前的非独立地位，上海才没能给长三角带来更多。

就象限于“半独立”，而不是象新加坡那样的独立，香港才没能为珠三角和整个东南亚带来更多。

那么，如果独立了呢？

如果香港和上海不但通过独立恢复了地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还能为周边国家做得更多，为产业链阵营做得更多，为双链争持文明转型的大局做得更多呢？

如果整个东南亚地区都要走向民主，都要完成文明转型，挣脱发展的“瓶颈”，在人均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产业升级的推动下，“千呼万唤始出来”，建设为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国家呢？

如果香港和上海的历史使命，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先行者、探索者、引领者和保护者呢？

你还舍得放弃这样的前景，为了大一统让它们“泯然众城中”吗？

上海的战略价值，让它有条件也有资格争取独立。

一个找准了战略定位的上海，会让自身的独立，成为想要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周边国家和海外盟友的最优选项。

会让你们心甘情愿。

会让你们因为我的独立，笑得合不拢嘴。

成为建设者，成为在用建设者需要的产业链逻辑取代破坏者、伤害者们坚持的伤害链逻辑的文明变局中站到建设一方的人，在建设过程中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不论身在海外还是墙内的各位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也是你们应该抓住的机遇。

如果看不见这个机遇，如果意识不到你该用怎样的方式抓住机遇，你的战略思维能力就很是需要提高一点了。

这近百年来难得的历史契机，考验着全球所有政商界人物的战略眼光，因为到了中共帝国图穷匕现的时刻，以中共国的经济体量，它的覆灭造成的冲击，显然会波及全球。

离得近的国家都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灾难做出应对。

有紧密经贸往来的国家需要为突发状况进行准备。

受影响越大的国家，就越有必要想方设法防止中华沦陷区的局势失控，防止局势失控对它们自己造成威胁。

而想要防止失控，就需要去控场。

在原中共帝国疆域，在中华沦陷区化解危机，将是全球列国届时必须进行的战略投资，这份投资的核心目标，毫无疑问，是在帝国崩溃，社会失序后，尽快恢复秩序。

以及，在恢复的同时，打造出符合列国利益需求，且能用较小成本长期维持的秩序。

作为准备加入建设团队的建设者，你需要意识到，列国的战略投资者会联合起来首先把资源投向“建造秩序工厂”。

而你，想要加入建造秩序工厂的团队，就需要让自己成为能为秩序工厂所用的“工程师”。

是的，这就是后发国家的政治家们在历史性地得到促成社会民主转型机遇，时需要做的事。

你需要能把社会需要的秩序，想象成一种商品，需要能把多党轮替，想象成秩序的市场性或者说非垄断。

你需要理解社会对秩序的刚性需求，更需要理解秩序生产在不同制度下、不同社会环境中，有怎样的效率差异。

人治，就是用手工打造秩序。

法治则是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在流水线（法定程序）上快速生产出质量均一的产品。

在秩序工厂里，立法，就是设计，是研发。司法、行政，则是生产、销售、维护。

把一个庞大的旧帝国改造成产业链国家，用全新设计的秩序产品满足庞杂的社会需求，并不是容易的事。

但高度近似的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那就是改开初期的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外企和合资企业。

那一次，跨国合作发生在经济领域。

这一次的不同，仅仅是跨国合作需要发生在政治领域，引进的外资需要与本地资本合流，引进的技术、生产流程需要按本地市场的需求作出更多调整而已。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也就从来没有法治传统，没有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工业化的产品标准来进行秩序生产的经验。

要建设出全新的秩序工厂，同时培养出成熟的，非垄断的秩序市场，培养出民众的消费习惯，即使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帮助，要克服的困难仍会很多。

而且，你几乎不可能期待，全球有哪个国家敢独力承担起援助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历史任务，敢用自家纳税人的钱，为十亿级人口的社会整体重建买单。

分片包干，定点援助，是你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为在中华沦陷区建设秩序工厂提供启动资金、技术支援而不是全面占领，是欧美列国最有可能选择的战略投资策略。

你可以志存高远，但总要脚踏实地。

在选择自己在建设团队中的角色时，你首先需要看明白的，就是建设团队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并且据这份局限性，去考虑你自己设计的方案的可行性。

在未来的建设大局中，有许多职位可供你选择。

但不要忘记，秩序建设，本质上就是引导着乱世，由乱归治。

承担任何一个职位都是虽有收益，也有风险的。

尤其是，如果你不能理解产业链逻辑的本质，不理解产业链阵营对你的期望，如果你把加入建设团队理解成在伤害链国家的“当官”，如果你误以为打造秩序、推行法治的职责，等同于行使和中共国官员们相近的特权。

你就有可能因这些误解，因对特权的迷恋，丧失掉你曾拥有的一切政治资本。

对中华沦陷区的建设，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简而言之，就是尊重各族各地的独立愿望，承认中共帝国覆灭过程中各族各地提出的独立诉求、造成的独立现状，并以香港、上海两大城邦国家为民主转型样板和桥头堡，促成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与欧美产业链保持联结。

用产业链联结绑定的共同利益，引导各新兴国家选择产业链逻辑，走上建设产业链秩序之路。

使中华沦陷区呈现由诸多小国和平竞争，共建产业链的欣欣向荣景象。

我会等待合适的时机构建团队，我会筹集资源，为上海独立而努力，为促成上海承担好自己的地缘政治角色而努力。

我会抓住属于我的机遇。

用我的战略眼光和建设能力。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未来的中国，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没关系。

其实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进行自己的战略思考，培养自己的建设能力。

只要你不围绕着破坏、镇压、强迫去想问题，只要不同政治愿景之间的竞争，是和平的，建设性的竞争，那么我们彼此有差异又有什么关系？

政治市场的非垄断不正是由政见的差异形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