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逻辑通过民主、法治守护的，是人的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是人们选择“提升自我价值”这条道路的权利和机会。
人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许多宗教都在教义中赋予信徒极高的价值，都告诉自己的信徒“你是特殊的”。道家称“人为贵”，佛教说“人身难得”，耶教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各种宗教大多把人的地位置于万物之上，在宗教语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会说“人命关天”，到今天，“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已经成为大众共识。
但在大众观念中的“人的价值”，是理论上的价值，是伦理价值，是在与其他利益相比较时何者应有更高优先权的预设。
人的伦理价值，是不可能在市场上变现，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彰显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价值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市场。
时间就是生命，人寿有限，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号称无价的人类生命，在劳动力市场上，却在按小时计价，而且——并不是很贵。
一个劳工阶层的普通美国人，以时薪25美元计算，工作四十年，领到的薪水总额大约是210万美元。这就是他一生工作时间的总价，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在其他国家，在时薪更低、劳工权益保障更差的地区，一个打工人一生工作时间的总价只会更低。按中共国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算，一名月薪近万元的中共国打工人工作四十年的总收入若按今天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不到65万。
时间就是生命，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能实实在在用你的寿命，用你的健康，用你的心血和精力，可以说是用你的一辈子换来的钱。
而大部分普通打工人的月薪，恐怕离一万元人民币还有点距离吧？
基于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来评断的人的价值，伦理价值，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与人的生命是等价的。
但市场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以薪酬形式呈现的“人的价值”，既非无价，也不等值。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就觉得市场在贬抑人的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的伦理价值被评为“无价”，看似得到了高扬，但在现实中，人的生杀大权往往被交到能在伦理议题上掌握话语权的人手里。也就是说，个人的命运会被当时当地的道德观念、宗教教义决定。
而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教教义，通常深受伤害链逻辑的影响。
为什么在中国农村常有“浸猪笼”的惨案，即由群聚的乡民把通奸者私刑处死？为什么在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石刑至今仍然会用在性少数群体身上？
为什么越是在强调道德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的地方，越容易看到实际上对人的价值的贬抑？
因为将人的价值落足于伦理价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把“估值权”交到了人的手里。
而人是会犯错的，人是充满私心的。人是会为了种种理由把其他价值抬到比自己要对付的人的生命之上的。
许多宗教信徒都会把对信仰的虔诚至于人命价值之上，因此，他们认为杀死异教徒是合理的。甚至在同样的思路引导下，他们会认为献出自己、自己妻子孩子的生命也是合理的。
如果人的价值只能由宗教评断，只能由道德家们评断，如果人的“估值权”被收拢在擅长占领道德高地的少数人手里，那么，虽然理论上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在现实中，人的价值却极有可能被经常性的贬抑，被践踏。
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个人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最现实的做法大约是向拥有“估值权”的人行贿。
伤害链一直在试图抓紧人的“估值权”。
几乎所有的伤害链上层都会声称人是无价的，高扬伦理价值的旗帜，但同时，它会把“估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并在现实操作中，在一次又一次的“估值”时，贬抑人的价值，把伤害链上层的理念、目标、欲求置于人的价值之上。
“估值权”，这是一种在伤害链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特权，而这种特权最畏惧的，就是来自产业链的挑战。
在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环境里，人的价值是以薪酬的形式由市场评估的。仅这一条，就打破了伤害链上层对“估值权”的垄断。而随着产业链升级，随着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提升、技能需求升级，随着劳动力市场就业门槛的抬高，人们在市场中找到了提升自身价值的方向。
以工作时长计价的劳动报酬，总归要由市场供需决定，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只能基于劳动力为买家创造价值的能力。
——人的市场价值是以人的创造力、生产能力为现实依托的。
提高创造力，提高生产能力，就能提升自我价值。
我并不怀疑人的伦理价值，我甚至同意，人是无价的，生命与生命是等价的。但我认为，为了让“提升自我价值”成为可能，承认人的价值的两重性，即伦理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同时存在，是必须的。同时，警惕那些试图通过夺取伦理议题的话语权来垄断“估值权”的人，警惕那些通过宣扬伦理价值的绝对性来贬抑市场价值、最终贬抑人的价值的家伙，也是必须的。
因为市场总会在供需双方的博弈下给出合理估价，而“全凭嘴一张”的估值权垄断者，平时可能吹得天花乱坠，把你夸成无价之宝，在关键时刻却会把你贬得一文不值。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
因此国家的改变必须基于人的改变。
人的改变，则必须依托于生活的改变，最核心的就是谋生方式的改变。
什么是启蒙？
生活本身是最好的启蒙，是最有力的启蒙。
这就是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国家的改变、政治制度的改变时，我们需要看清的事实。
当产业链改变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让社会中多数人的谋生方式由“面朝黄土背朝天”变成了在工厂里和工友密切合作，在流水线上配合前后工位的动作节奏，在服务业的岗位上留心老板的指令关注顾客的需求，让“他人”成为自己生活里、谋生方式里的重要元素，让与他人沟通交流配合的交往能力成为生存所必须，让尊重他人成为生活常识，并能基于对教育成本的了解来理解他人生命的价值、时间的价值，这个时候，社会大众就已为政治制度的改变作好了准备。
因为民主与法治，本就是为维护产业链逻辑的主导地位而生的政治制度。
当大多数人事实上已经生活在产业链逻辑之中，已经习惯了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生产生活秩序，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就成为对他们已经习惯的现存秩序的强化，而不是需要他们重新学习重新适应的新生事物。
社会在观念上、心态上的转变，就会与政治制度的改变顺利契合。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分析各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前景，我们不难看出，当产业链的存在，产业链的壮大，产业链的升级先于制度的民主化发生，社会的民主转型就会更顺利。
而在产业链逻辑尚未成为社会主导，多数人的谋生方式还停留在对合作性需求较低的原始农牧业、手工业状态的社会中强行推行政治制度改革，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民主的本质，是确立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而法治，本质上是政府与民众签下的“服务合同”。
由民主和法治守护的自由，不论被分类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学术自由等等，最终都是市场的自由，是思想、言论、学术观点等等能公诸于世，在市场上进行双向选择的自由。
由民主和法治守护的平等，首先是机会平等。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繁荣模式的四大柱石，守护的都是让产业链生长发育、自我维持、升级、完善的必要条件。
最终守护的，则是人。是组成产业链的那些学会了从人与人的广泛合作中获益的人，是那些寻求过上更好的生活的人，那些试图通过努力学习更多技能提升自身的市场价值，因此自然要站在自由市场这一边的人。
是人类之中那些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那些人。
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繁荣模式，创立了民主与法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构建伤害链系统之外的新选项。
我知道有很多网友都对中共国底层民众的“素质”没有信心。
但是请不要低估生活本身的说服力。
生活是最好的启蒙，在产业链里的生活，早就让绝大多数普通中共国底层变成了“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没事时爱党爱国，有事时照样维权的“二皮脸”。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中共国底层轻视生命的价值。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发生灾难，你都能看到有些中共国的ID在幸灾乐祸，在嫌死的人不够多。
这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现实里，他们生命的价值同样被轻视。
这是因为在伤害链的观念体系中，在伤害链只追求人口数量不追求人口质量，压制每个人提升自我价值的冲动的大环境中，对人的价值的贬抑，是他从小接受的“政治正确”。
然而谁愿意自轻自贱呢？
对他人价值的贬抑，不过是对自身价值的贬抑的镜像。对他人生命的轻贱，不过是对自己处于失权状态、生命并无保障的现实困境的心理应激。
他们叫嚣别人“该死”，声称别人的命“不值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命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确实“不值钱”。
我想，从发展的眼光看国家的改变，社会的转变，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转型，我们可以，也应当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价值提升”的过程。
从伤害链到产业链，从古代到现代，社会需要经历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制度演变和许多知识分子重视的观念改变、社会启蒙。
更重要的其实是社会在经济层面的改变，是产业链的扩张和升级，是产业链逻辑渗透进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改变他们的谋生方式，倒逼他们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会提高，生产效率会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会提高，工资会提高，每个打工人的基本权利会得到更多保障。
人会更值钱。
而且这个“值钱”，不是宗教宣传、政府宣传里的空话，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能换到的真金白银。
“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的庸俗版，就是“让我变得更值钱”。
从伤害链到产业链，社会需要实现的，是人的价值的提升。
而人的价值，对人的价值的态度，正是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核心差异。
这份差异导出的结果，是伤害链阵营拥有的人，和产业链阵营拥有的人，在能力上、数量上的差距，和对生命的态度上的分歧。
双链争持，是认为人不值钱的人和努力提升自我价值的人的争持。
而促成一个国家、一个社群的产业链升级，是对后者最有力的支撑，是让前者转变观念成为后者的最强理由。
所以，引导发展中国家走上产业链升级之路，才是促成全球民主化的最有效策略。
在曾经高速增长的中共国经济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
是人矿，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品相更佳，但价格更低、开采难度也更低的的人矿。
而且仅仅是人矿，是能在社会最底层忍受着失权状态，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换取微薄收入的劳动人口。
虽然在宣传里，中共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会形成同样庞大的消费需求，仅凭这份数倍于美国的人口，中共国市场就能象磁石一样牢牢吸住全球商家，让它们对掌握着中共国市场准入权的中共政府言听计从，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由于大部分人口收入微薄，中共国社会并不具备与人口总量相应的消费力，那个在宣传中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中国市场”，只是空中楼阁。
受“中国市场”诱惑而来的外企，大多都因无法赢利而黯然退场了。
作为人口大国，中共国的人均资源称不起“丰富”二字。
在维护企业经营环境方面，中共国政府也一无是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既没有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不具备契约精神和服务意识。
把中共国扔到全球发展中国家堆里看，在大多数方面它都没什么独特优势。
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人力资源。
在于由儒家文化圈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培养出来的，经过打磨和驯化，极其适合产业链发展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大量人口。
而精华，则在于由这些在产业链发展初期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中涌现的，随着产业链升级获得技能升级的技工群体。
台湾、日本、韩国的发展路径，已经证明了儒家文化圈的教育传统在为产业链培养低端至中端劳动力时，有独特的优势。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工人，更能忍受超长的劳动时间，在工作场合有更强的服从性。
他们不擅长创新，不擅长创业，但他们擅长用超额的时间精力投入换取成品的高精度。
这就是在题海里泡大，在考试里卷大的孩子的独特优势，牺牲掉创新精神后，他们在服从性、韧性上的长处，是可以支撑起精密制造行业的人力需求的。
儒家传统的传承，在中共国已因中共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取代而中断，因此，中共国的人矿们也失去了象台日韩诸国的劳动者那样，跟随产业链升级的步伐，走上高端制造、精密制造岗位的资本。
但在重视教育的学风余韵之下，中共国人矿们仍然对产业链低端到中端岗位有良好的适应性。和一些刚刚开始承接阵营红利，在供应链重组过程中获得大量工作机会的国家相比，中共国的技术工人在经验上、技能上都有相当的优势。
而他们，作为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样会追逐着工作机会奔走的打工人，作为曾经支撑中共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作为中共国经济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可以迁徙的。
剥离改开期间中共国经济高速增长中那些吹嘘、注水的部分，我们不难看见，所谓的世界工厂，是由“世界工人”组成的。而“世界工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在改开四十年里，在一条条引进的生产线上从学徒到师傅磨练成才的技术工人、工程师群体。
在订单消失、工厂倒闭的大势下，这些人的生计，这些人的未来，充满危机。
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随着生产线的搬迁离开了国境。
即使明白这些人的价值，中共国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本，更没有足够的意愿把他们留住、养起来。
所以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厂子走，跟着工作机会走。
2024年，会有很多人背井离乡。
中共国经济最有价值的部分，世界工厂的生产技术骨干，会外流，而且会流失殆尽。
对中共政权来说，这是让人绝望的场景。
但对人矿们来说，这是充满希望的场景，这是让打工人能再次找到方向找到目标的场景。
树挪死，人挪活。
你可能不关心政治，但你必须关心工资。你父母可能不让你出国留学，但如果本地实在找不到工作……
东北大下岗，曾让欧美的黑工市场多了许多东北口音。
这一次呢？
作为与西方敌对的人口大国，由中共国流出的劳动人口，哪怕只占本国劳力的极小一部分，也会对流入国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一开始对技工、工程师的敞开欢迎之后，我猜想，各国都会对试图抢占低端岗位、靠“卷”来与本地劳工竞争的中共国非法移民严防死守。
时间窗口不会保留太久。
要润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场最后的机遇。
请抓住这最后的机遇，因为在“人矿精华”流失殆尽之后，中共国将只剩下矿渣。
劳动力市场将陷入恶性竞争，大量缺乏技术能力的普通人将不得不为争抢仅余的少量工作机会打得头破血流。
世界工厂不但会因订单减少而停产，而且会因技术骨干的流失无法恢复——一旦享受过略微正常点的劳工权益，谁还会肯回来忍受中共国越来越恶劣的就业条件？
世界工厂的技术骨干，是从经济层面算，这个国家最具现代性的力量。当他们流失，当他们不再回头，这个国家的现代性也就无法再回头。
然后，这枯竭的矿山、废弃的矿井，只余坍塌。
一个已经原子化的社会不会燃烧，只会粉尘爆炸。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燃烧是有序的，爆炸不是。燃烧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也是有可能中途阻断的，但爆炸不是。
很多人都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惨痛经验，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时期，由流民转化而成的暴民制造出的无组织、无目标、无顾忌的破坏狂潮，才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的主力。
中共一直在极力防止民间形成组织，因为中共一直担忧民间组织会成为群众运动的基础，而群众运动会引发政治危机，会威胁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方面，中共投入了巨量的本钱，花费了无数心血，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对民间组织严防死守的结果是什么？是迫使民间抗争只能以无组织形式呈现，迫使群体抗争只能以非理性的、情绪宣泄的形式出现——乌合之众。
翻开中国史书，历朝历代都曾尝试过对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打压控制。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成功避免自身的覆亡，能避免曾经温顺的臣民因逃荒逃灾化为流民，再在流离失所饥火中烧时变成暴民，变成象蝗虫一样劫掠沿途村镇，因手上沾血而无法回头的暴民大军。
而暴民，象蝗虫过境一样沿途劫掠沿途破坏的暴民，陷入非理性狂热情绪只剩下无意识本能的暴民，绝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因此也是一切用来防范群众运动的手段所无法防范的。
驱动人们陷入“乌合之众”这类具有巨大破坏力群体心理状态的，是远比理性更古老的本能，是曾帮助远古人类在部落战争中取胜的杀戮本能。
理性，作为后来才发展出的心理能力，在面对这种通常只用在生死决战关头的强大本能时，是无力的。
即使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只要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群众都有很大可能脱离组织者的掌控，陷入“乌合之众”状态，无法依照原定计划行动，无法“见好就收”，何况一开始就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
在中共对民间组织、群众运动的严防死守之下，民间的抗争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
2024年，会是民变频生的一年。
要寻找民变的主角，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长年游走于全国各地，身为底层生产者，生活在城市与社区边缘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是新时代的流民。是和古代流民一样在自己的故乡无法安居乐业，只好到陌生的城市，依靠着当地的老乡、朋友甚至是城市中的陌生人给予的薄弱社会支持，在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赚取不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的人群。
和古代流民不同的是，他们陷入这样的生活状态已经很久了，久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习惯。
久到连统治者也已经习惯，已经忘记流民是离暴民多么近的身份，已经忘记来自农村却回不去农村，生活在城市却溶入不了城市，古称流民近称盲流如今叫做农民工的庞大群体，曾是推翻了多少皇朝的存在。
“无恒产者无恒心”，农民工有没有恒产？没有。他们不但没有恒产，没有编制，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少积蓄，甚至在漂泊打工多年之后，许多人身边也没有能牵绊他们行动的妻儿。
他们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除了如今还能让他们糊口的工作。
但随着经济下行，随着外贸订单的消失，随着供应链重组、生产线迁移，也随着财政亏空导致的伪中产消费萎缩，这些工作就要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盯上过去由农民工占据的工作岗位。送快递、送外卖、做保洁、做保安。在抢占本城工作机会上，能依靠人情关系网的本地人当然有更多优势。
而农民工在保住工作这个方面更有一项天然的劣势。
他们要过年。
春运，是地表人类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农民工需要在年节之际返乡，离开那些因户籍壁垒把他视为外人的冷漠城市，和自己的“根”短暂连接，吸收被称为“天伦之乐”的情感支持，也需要在故乡通过人情往来走礼交际来维护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就算不少人选择几年才返乡一次，绝大多数人总是需要过年回家的。
而对工作并不稳定的他们来说，返乡，通常意味着辞工，回城之后，他们会再找工作。
大部分农民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回到城市就能找到工作。在改开时代，城市很少让他们失望。
但如果城市让他们失望呢？如果城市把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留给了城里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呢？
在中共国的统计口径中，农业人口是不计入失业人口数量的。但这不等于农民工不会失业，更不等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不会引发社会问题。
农民工没有组织，但“找工作”会让他们聚集，会让他们在车站、人才市场抱团扎堆。农民工没有政治诉求，但如果你肯把“讨薪”视为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就是中共国维权经验最丰富政治立场最坚定的群体。
也别以为他们消息不灵通。越是工作难找，农民工之间就越需要频繁联系。他们实际上是敏感的，经济真相在底层的传播速度，远超官僚和学者的想象。
他们早已是比历史上的流民更成熟的反抗预备军。
在历史上，饥饿与绝望，曾把多少流民变成暴民。
他们不会挑战政权。
但他们会毁掉令他们无法生存的社会秩序，会试图让聚众抢掠获得“法不责众”的待遇。而这样的抢掠将成为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失业农民工群体新的生存方式。政府是无力与他们对抗的，只有掩盖，只会掩盖。所以在新秩序生成之前，你生活的城市，将以此为日常。
颜色配得这么好看我还以为是啥呢，点开放大一看全是素的。抗议，我们要看海鲜！
2024年将是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的一年，富国将更富，穷国将更穷，但决定贫富发展方向的不是国家此刻的经济状况，而是各国对阵营的选择。
产业链阵营会更富。
美国经济不是会更“好”，而是会更“合理”。在因国安方面的担忧与中共翻脸之后，美国经济随着自身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趋于合理化，本国社会过去因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共国血汗工厂而被阻断的“上升通道”被重新疏通，劳工阶层恢复了随产业链升级获得技能升级、薪酬增长的机会，而合理的国内产业结构、充足的技工人力资源储备，加上老牌民主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信用，正是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坚实后盾。
以美国为首的产业链阵营诸国都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恢复本国经济结构的完整性与合理性，收回对伤害链阵营诸国的盲目信任和过度投资，也收回因盲目信任流失到伤害链诸国的工作机会。
但这些工作机会并不会全部回流到当初的流出国，而是会在产业链阵营中重新分配。这就是此时加入产业链阵营的国家能享受到的阵营红利——只要你能让发出订单的客户国感到安全，感到你是“自己人”而不是和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牢牢抱团的国家，从中共国撤走的生产线就有可能安装到你家。
和产业链诸国会更富相对的，则是伤害链诸国会更穷。
失去了外贸的支撑，失去了欧美商界在技术、管理、资金各方面的支持，作为国家，中共国将暴露“伪中产”的底色。这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呈现出与它真实的营商环境、技术储备、人才资源、消费能力相配的样子。
中共国将快速滑向改开前的状态，因为和改开前相比，在失去外贸支撑后，中共国本来也没能增加多少能阻止经济衰败的资本。经济年景较好时期的盈余，要么转化成了过度基建的楼堂馆所、面子工程、烂尾工程，要么落入了各级官员的私囊变成了海外存款。沿海诸省看似兴旺的制造业刨去外贸，就只剩下与基建、贪腐消费配套的部分。至于改开时期培养出的技术人才，可以想见会随着工作机会的转移，随着外贸生产线从中共国境内向新加入产业链阵营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大量流向海外。
钱会走，人会走，厂会搬。头脑清醒的人，谁不想保住改开时期攒下的那一点有价值资源？
只留下满目萧条。
而没了中共凭血汗工厂、外贸订单赚来的大笔收益，没了中共一掷万金的豪爽“撒币”，也没了阵营分化加剧前想左右逢源保持暧昧的那些“中立”国家的放水，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处境也会恶化。
在国家层面，贫富分化会加剧，在个人层面，贫富分化更是会加剧，加剧到趋于残酷。
稍清醒一点的富人都会收拾好改开期间获得的收益离开中共国，钱存海外，人润海外，厂搬海外。稍清醒一点的技术人才、制造业人才也会抓住机会跟着老板搬向海外——和农业人口的安土重迁不同，工业人口从来都象游牧民族会“逐水草而居”一样，会追随着工作机会游走，中共国改开时代的农民工早就习惯了离乡别井，对为了打工赚钱跨越国境并不存在多少心理障碍。
留下来的，只有那些不清醒不明大势的人。这些糊涂人在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有什么本事撑起中共国经济？又有什么资本维持“内循环”？
随着经济下行，随着债务窟窿暴露，中共各级财政捉襟见肘，2024年将是民间消费迅速枯竭的一年，也是“润”出去的人与留下来的人在个人经济境况和事业前景上显现天壤之别的一年。
在留下来的人之中，贫富分化也会加剧。每当伤害链系统掌握的资源总量减少，分配就会愈加不公，特权阶层会因对匮乏的恐惧试图牢牢把控所有资源，一点一滴也不能留在底层，恨不得不到播种的前一分钟都不把种子粮发到农民手里。
对留下来的伪中产们来说，考验你含赵量的时候到了。含赵量低的人会失去工作机会，即使不失去工作机会也会失去按时领取薪酬的权利。
在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面前，各地方政府没有人会在意施政的合理性，没有人会在乎维稳大局。每个县都会竭力搜刮，不惜杀鸡取卵。这会让吸纳了大量就业的民营中小企难以生存，会让农民工因外贸迁移、基建停滞导致的“就业难”进一步加剧，也会让各地官民矛盾激化，民变频发。
农民工是什么人？
是习惯了在全国范围内追逐着工作机会奔走，靠和老乡、工友抱团来维权，只有极微薄的积蓄，抗风险能力很差的庞大人群。
和传统中国的农民乃至60年代的中共国农民不同，加了一个“工”字，加了这几十年全国奔走打工维权的经历，他们的眼界比旧时代的农民更开阔，胆子更大，权利意识更强。
他们是远比传统农民更接近“流民”的人。
他们也是在这场阵营分化引发的贫富分化中受害最深的人，是即将因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陷入赤贫的一群人。
而他们并不会在陷入赤贫时留在家里，他们会习惯性地出门，找工作，不论工作机会在多遥远的地方。他们会为了在这个艰难时世里找一份工作混一口饭吃打遍亲戚朋友的电话，收集最真实的底层信息，也会为了找工作汇成一股股人流。
以前的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已经不大可能会燃烧。
只会粉尘爆炸。
破坏秩序是不需要有很强大的组织能力的。重建才要。
2024年，贫富分化会加剧到残酷的程度，底层的命运，直指丛林。
意向性的阶数决定了你能在多复杂的层次上理解别人的想法，决定了你能理解多复杂的人，也就决定了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正被复杂人际关系裹挟的某个人的真实处境。
在政治上，这种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虽然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都把换位思考能力在政治上的用处简单归结为官场中的下属要如何“揣摩上意”，但在中共国的政治环境下，对维持统治真正有价值的用法是相反的。
哪怕仅仅为了维持统治，上位者也需要有理解底层真实处境的换位思考能力。
尤其是在底层的呼声被完全压制，对底层真实惨况的调查研究被各级官吏干扰注水的情况下。
同时，为了维持统治，在从大群逢迎拍马希求幸进之辈中选用部属时，上位者需要在保持伤害力（智力）落差的同时选贤任能，而不是专拣笨的。
如果上位者自身的意向性阶数不足，无法理解太复杂的场景，无法看透心思太复杂的人，就很容易被比自己阶数高的人乘虚而入。
一个统治者，如果换位思考能力低下，无法体察民情，也看不透下属的小心思，就会频繁出现决策失误，就会经常被比自己聪明、阶数高的下属欺哄。
昏君是怎样炼成的？
是以蠢才为主料，以聪明但坏心眼的大臣、太监们为辅料炼成的。
在伤害链逻辑下，为了保持等级制度的稳定，在每个等级之间保持伤害力落差是必须的。在不便直接使用暴力维持上下尊卑之别的情况下，保持智力上的落差，保持基于意向性阶数的换位思考能力落差就成了通行的“治术”，或者说“帝王心术”。
这意味着上位者需要比下位者聪明，而且一旦下位者的聪明才智高于上位者，就会对上位者的实际权柄形成威胁——一个机智的太监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窃用皇帝的权威，把皇帝变成自己的傀儡。
于是，为了维持智力落差，上层必须做点什么。在无法强行提高自己智商的情况下，打压下级下属，不允许其充分展露才华，对底层实行愚民教育，剥夺底层生产者的受教育权，以及有针对性的贬斥底层为求生存不断发展的换位思考能力，将之斥为“机心”、“奸狡”，就成为常见操作。
想要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群中维持伤害链系统的稳定，代价是高昂的。整个社会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需要浪费海量的智慧潜能，需要让处于底层生产者地位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保持愚昧，以及保持一种换位思考能力低下，把不理解他人尤其是不理解弱者心态视为理所当然的精神状态。
理解，是交付信任的前提。
你先要能理解那些人，才能考虑要不要信任那些人。如果你连理解都理解不了，谈何信任？就算交付信任，也不过是无依据的豪赌。
中国人的信任障碍，是以理解他人的心理能力的缺失为根源的。
而理解，在中共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都不受鼓励。
原因很简单，理解能力是最容易转化为政治能力，转化为领导能力的心理能力，是以自身为核心构建大规模合作团队的心理能力基础。在没有制度工具协助的情况下，仅凭一个优秀的理解者就有可能收拢一批才智之士，让这些个性各异的聪明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可替代，从而拉起一支队伍。
在没有制度工具帮助的情况下，强大的理解力，是一种成为新的伤害链链主的天赋潜能。
这也是一种能让拥有它的人轻松看破伤害链谎言，破除伤害链系统对自己的精神控制的心理能力。
为什么成长在完全一样的社会环境里，读一样的学校，用一样的教科书，别人成了粉红，你却成了“反贼”？
当你拥有较高的意向性阶数，当你的阶数比统治者试图压制你保持的更高，你就能很轻松地发现，在人与人之间达成自愿合作并没有那么困难，和他人形成共识并没有那么困难，在一个共同的愿景之下齐心协力奋斗、通过打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改善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天方夜谭。
事实上，较高的意向性阶数，既是能让你成为新伤害链链主的天赋，也是能帮助你理解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理解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心理能力基础。
而身为伤害链链主却不幸拥有较低的意向性阶数，则是统治者的致命缺陷。
用更通俗的词语来表述，就是如果你拥有较强的换位思考能力，能理解许多聪明人的心思，你就有资格因为被才智之士视为“知己”获得“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在乱世中成为一方霸主。在现代公民社会，你则会因为“通情达理”成为一个社交中受欢迎、生活顺利的人。
但如果你缺少足够的换位思考能力，不理解穷人，不理解底层，看不透下属，偏偏又是个皇帝或者总书记——你迟早会被比你聪明的下属玩死。
好象确实很多人对“意向性”理解困难，所以还是稍微解释一下吧。
简单来说，意向性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意向性的阶数，就是换位思考的“环数”。为方便起见，你可以把意向性能力当成“读心术”，把个人意向性的阶数不准确地理解成“读心术”的等级。
第一阶是对自己的理解，例如了解自己的意图，第二阶是对他人想法的理解，例如明白对方的意图，从第三阶开始，就是对他人换位思考能力的理解了，即能明白“你懂我”或“你不懂我”。因此三阶意向性是人类在社交中寻求共识的心理能力基础——只有能分辨“你懂我”和“你不懂我”的差别时，人们才有可能去努力把“你不懂我”变成“你懂我”，也就是去说服对方与自己形成共识。
第四阶是对第三阶的理解，即一个人能明白正在寻求共识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又是为什么要寻求共识。
第五阶则是对第四阶的理解，当你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理解“别人是怎么看待社群成员为什么要寻求共识”这件事时，你就是在使用第五阶的意向性能力。
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读心术”都不超过上面介绍的这五阶，因此在政治领域，在社会大众寻求共识、建构信任的现实场景中，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更高阶数。
普通人在“读心术”阶数上的局限，对现实政治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多数人“读心能力”的不足，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构建。
因为当你把理论照向现实，你就会发现，在意向性的每一阶中，都包含着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
了解自己的意图看似只需要一阶意向性，但你真的100%了解自己的意图吗？你自己的心意不会瞬间转变吗？当你对自己许下承诺，例如决定要戒烟、减肥时，你真的能毫不动摇确定无疑的执行计划达到目标吗？
所以……即使在最初的一阶意向性里，不确定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这意味着你并不能100%信任自己。
那么，二阶呢？
当你试着去理解他人的想法，去确认“他在想什么”的时候，即使他对你毫无保留，坦诚相待，你对他的信任，在常人的错觉中能达到100%，但实际上最多也只能达到他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他是否能自律自控，有多大的概率欺骗自己，才是你实际上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的决定因素。
回到简单的生活实例吧——假如你是一名热恋中的少女，你能相信你的未婚夫这一生一世将对你一心一意，不论岁月在你的容貌上留下多少痕迹，他都只爱你一个人，绝不会对其他女子生起倾慕之心吗？
和许多后来伤心的女性声称的不同，大部分热恋中的男子在山盟海誓时都是真诚的，至少那一秒钟是真诚的。正是真诚让他在那个时刻对你有强大的说服力，让你感到他可以信任。
但人是会变的。
所以对一个人交付100%的信任并不“科学”。能对自己令行禁止的人是稀有的，大部分人都守不住对自己的承诺，何况是对他人的。更何况，即使双方是在面对面的交流，给出承诺的一方也有可能是在说谎，是在准备欺诈。
仅仅走到第二阶，“读心术”已经不足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构建信任的凭恃。
那么，第三阶呢？
第三阶，就已经进入相当常见的社交、经济合作领域。你需要理解他人的换位思考，并以此作为你交付信任的依据。以现实为例，这就象你有一个女性朋友正处于热恋之中，这时，她开口替她的恋人向你借钱。她向你仔细描述了那名男子的各种美好可靠之处，描述了他对她的浓烈感情，并据此保证他出于对她的爱，绝不会借钱不还，绝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因此也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如果“读心术”的功效不会因环数增加而衰减，你对这名男子的信任，理论上可以达到这名男子对其自身的信任水平。但现实远非这么理想。
假设人对自己的信任可以达到90%，对直接朋友的信任波动于30～60%之间，对由直接朋友所介绍的第三环节的信任，显然只能达到前两阶的乘数。
——信任出现了明显的衰减。
而当我们把第四阶意向卷入这个关于信任的小故事，这场借贷关系就将再次延伸，其风险将再次被评估，信任的衰减将更为明显：由于你女性朋友想为她未婚夫借的钱数额较大，你有心无力，于是你开口找我借钱。
我该借给你吗？
我是不是应该信任你对你女性朋友的信任，并间接相信你女性朋友对她未婚夫的判断？
如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笔数额巨大，风险让我承担不起的钱，我该怎么做？
我想，通过这个简短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人类在意向性阶数上的局限对构建信任难度的影响，也能理解猜疑链为什么牢不可破，是只能设法制衡而无法消除的存在。
我们并不能100%信任自己，更不能100%信任他人，尤其无法轻易相信和自己没有直接交往、坦诚交流的人，让自己没把握的人。
为了构建合作，为了消除交付信任时的疑虑，我们必须借助种种工具。
例如在借钱时索要担保，例如查看对方的信用记录，了解对方的还款能力，例如对合作环境中的制度保障作出评估，把万一发生纠纷法院会怎么处理、借条该怎么写，担保人该有哪些资格都考虑进去。
以及，我们会尽可能约束信任的“环数”，与需要交付信任的对象建立直接关系，或是在交付信任前，寻求直接关系人的充分担保。
为什么自古以来，试图获取信任的人都会“发誓”？
这是在寻求神的担保。
人与人构建信任，是需要超越意向性的阶数局限和不确定性的。
猜疑链的存在，是基于人类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准确地说，就是人类在“多阶意向性”方面的限制。理论上人类拥有六阶意向性，但许多人实际上停留在更低的水准，换位思考能力严重不足，虽然许多人都会揣度他人的想法，但在准确度和稳定性上乏善可陈。
猜疑是客观存在的，猜疑是永存的。
因此在需要合作时，人类只能想办法应对猜疑，克服猜疑。
唯二的办法，就是伤害链和产业链，就是采用威逼手段压制猜疑，和采用利诱来制衡猜疑。
一旦选择了通过构建伤害链系统来强行压制猜疑这条路，人们就只能接受伤害链系统的规模受限于上位者输出伤害形成威慑的效率，以及伤害链系统会因猜疑情绪增长而被迫缩减规模的现实。
所有的帝国都会盛极而衰，并在衰落时期分崩离析，帝国的影响力被地方兴起的割据势力取代。
中共帝国当然也一样。
在没有产业链作为制衡猜疑情绪的第二选择的情况下，帝国的衰亡，总是以帝国中央的大伤害链系统对各地区的控制力因无可避免的规模衰减，被地方规模较小局部影响力更强的小伤害链系统取代这种形式发生。
就象狮子老了，血肉被群狼分食。
由于历史上大部分帝国的衰亡都是大伤害链系统崩溃，地盘和资源被小伤害链分割占据的过程，都是伤害链与伤害链之间的争夺，因此，不论是在大伤害链存续期间还是在小伤害链兴起、互殴期间，生产者们的地位是不变的。
群狼侮狮也好，狗咬狗也好，羊总归只能被吃。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生产者的处境是在什么情况下改善的呢？
是在产业链逻辑取代伤害链逻辑，是在自愿（利诱）合作取代非自愿（威逼）合作的时候。是在技术进步的益处众所周知，技术工人、高智商生产者能带来的收益远大于牲人奴隶，并且这个道理被统治者认识到的时候。
朝鲜金氏家族能把自己统治的地盘控制得铁桶一般，愚民宣传马力全开，一胖二胖三胖和御妹、皇太女走到哪里都能让朝鲜民众热泪盈眶（虽然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激动的），但这并不能让朝鲜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家，并不能让朝鲜拥有现代国家应有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朝鲜黑煤窑里的奴工和在美国自家车库里鼓捣发明的肆业大学生，享受到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不同，在政治意义上，在受教育机会上，几乎是不同的“人种”，因此他们能创造的财富，能为统治者带来的收益也不同。
牧人们发现，养羊除了能吃肉喝血，还可以薅羊毛，而且，如果你能让羊好吃好喝好睡，再送小羊去上学读书，你就能培养出羊毛产量超高的新品种薅到更多的羊毛！
牧人们发现，原来羊肉羊血是羊身上最不值钱的部分……原来找到了正确的养法，羊就成了下金蛋的鹅，吃羊肉则等于把下金蛋的鹅宰掉。
而遵循产业链逻辑，以利诱手段制衡猜疑链以求构建与聪明人之间的自愿合作关系，是把生产者从越养越瘦的羊变成下金蛋的鹅的唯一办法。
于是，随着技术进步，占据文明演进历程大半时间的伤害链争夺战迎来了新的变数。双链争持走向前台。
帝国的衰亡历程，也就从大伤害链崩解，小伤害链兴起相争的过程，变成了大伤害链崩解，多条小伤害链和小产业链兴起相争的过程。
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鉴美国的崛起和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对我们更有价值的观察是在未来，是在中共帝国衰落，中央伤害链因习近平本人的能力不足而走向崩解，地方上的小伤害链和小产业链兴起，形成事实上的割据、自治，并最终走向独立建国的时期。
如果从小伤害链兴起取代大伤害链的旧角度去推测帝国衰亡的历程，你就只能把中共帝国未来的局势演变，看成一场中共内部派系争权夺利的斗争。决定胜负的，将是各派系的链主驾驭资源、争夺资源的能力。（顺便说一下，从这个角度算习近平也肯定输。）
但如果考虑进产业链这个变数，考虑到产业链逻辑在制衡猜疑、构建合作关系方面的强大优势和更高的效率，事情就会截然不同。
产业链逻辑擅长什么？擅长促成聪明人的自愿合作。
在产业链逻辑缓慢成长的全部过程中，它一直在发明各种制度工具来制衡聪明人之间的猜疑。产业链逻辑促成的自愿合作，是以非暴力手段，以合作的利益前景，以合作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和分割收益时的公平公正为诱惑而达成的合作，是以合作各方的理性，对合作收益前景的认识能力为基础的合作。
别以为产业链逻辑构建的合作关系是靠合作者的高尚品德来保障的。
谁都不是天使，但够聪明的商人不会把主要精力空耗在算计合作伙伴上。
在产业链逻辑的主导下建立合作关系，人们真正靠的是智商。是把合同的条文细则斟酌到公平合理、不存歧义，让合作利益确实能远大于毁约收益的能力。
也是理解在特定人群中、在特定事项上保持良好信用益处的能力。
阴谋算计，是伤害链式的小聪明。
明天时知地利致人和，才是产业链式的大智慧。
那么，在未来的中共帝国衰亡历程中，你们觉得会缺少聪明人的身影吗？
在猜疑情绪暴涨的乱世中，在大伤害链崩解的必然性中，在那些同时兴起的小伤害链和小产业链里，谁会拥有更强的猜疑消解能力，更高的合作关系构建效率？
今天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伤害链系统一定会因资源匮乏经济下行而崩溃分裂吧。
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令“猜疑链”的概念广为人知，但他在作品中，极大地低估了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对话消除猜疑的难度。如果消除猜疑在能面对面交谈的人类之间是如此轻易，为什么翻开中国史书，历朝历代不论天潢贵胄还是世家门阀，都会反复上演夫妻反目父子相疑手足相残的惨剧？
事实上，克服猜疑链是艰难的。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正是人类创造出来应对猜疑链的唯二有效工具。
如果把社会合作的社交网络比作“电网”，那么猜疑链这个在我之前的叙述中通常未作强调的前提，就是输电时需要应对的电阻，伤害链逻辑通过上位者输出伤害制造恐惧来保证下位者的服从，以威逼为手段克服猜疑的做法，就类似于提高电压来应对电阻。
和真正的电网不一样的是，猜疑，这个伤害链需要克服的对象，在社交网络中不是恒定不变的。
人群的猜疑情绪会随着资源的匮乏，随着安全焦虑的上升而上升。
在一个经济处于下行状态的伤害链系统中，在一个靠高压维稳的系统中，随着人们感受到的压力增高，人们对安全的渴望，对其他人的猜疑情绪，也会升高。和物理学上的电网相反，在这里，电压增高了，电阻也随之增高。电阻升高后，为了保证输电效率，输出方就需要再次升高电压。
上位者加强了对下位者的伤害力输出，令下位者对未来充满疑虑。心怀疑虑的下位者为求自保，就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具备不服从的资本，一旦下位者们开始积攒这样的资本，上位者想要保证下位者的服从，就需要制造更强的威慑。
这是个恶性循环。
高压加剧猜疑，猜疑加剧又令上位者为维持原状需要制造更高的心理压力。
而为了制造更强威慑，为了输出伤害，上位者需要从底层攫取更多资源。这会令已经下行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整个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因资源趋于匮乏更焦虑、更猜疑。
人类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一旦猜疑情绪的增长失控，人们很容易依照本能作出反应，那就是收缩信任范围，收缩自己需要克服猜疑的社交合作范围。
当能量因电压、电阻的循环上升被大量浪费在网络系统中，难以输送到终端时，维持网络的既有规模就不再现实。
我们能在历史记录中看到，也能在现实政治中观察到，每当经济压力增大，伤害链系统就会迎来规模缩减。明面上，常常是喊着“精兵简政”试图削减开支、裁撤人员，暗地里，则是许多系统内体制内的人拉帮结伙，通过构建人数较少但更团结的小集团、小派系来应对大环境中不断升高的政治压力。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是因为伤害链本身具备向外扩张的冲动，伤害链逻辑自我强化的结果就是成为帝国。
合久必分，则是因为伤害链一旦遇到“猜疑加剧导致伤害输出加强，伤害输出加强又引发猜疑加剧”的恶性循环，就会因组成系统的个人都无法突破人类心理承压能力的极限而无法维持其规模，裂解为一些在彼此猜疑的大背景下仍能保持内部互信的小集团，和不超出这类小集团控制能力极限的势力范围。
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伤害链系统无法维持其既有规模的结果。
经济下行，灾民化为流民，流民化为暴民，虽然冲击了社会秩序，但并不是伤害链系统崩溃的直接成因。直接成因是伤害链系统的既有规模无法在高压下继续维持，组成伤害链系统的那些上层彼此之间的信任无法维持，掌控维稳资源的那些人彼此之间的合作无法继续。
而且早在底层的危机出现以前，手握资源的伤害链上层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不论伤害链系统原本的制度设计是怎样，对合作者心存疑虑的个体都会未雨绸缪，积攒资源，为应对他人的不合作预作准备。
混官场的，谁还没几个“自己人”，没藏些“小金库”？
但只要你有了自己人，有了小金库，有了不服从的资本，脑子里只有伤害链逻辑的人就很难信任你。你有了不服从的资本就注定会走上不服从的道路。
在猜疑心态下，合作并非绝对无法达成，但需要苛刻的条件，例如通过联姻、质子等手段形成较牢固（其实还是很脆弱）的关系纽带。能满足苛刻条件的潜在合作对象是很有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伤害链系统能保持的规模也是极为有限的。
从心理角度分析，是信任的能力和信任的范围，决定了社会合作的规模。
人心隔肚皮，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是永存的。
克服猜疑，才能建立信任。
能在多大范围内克服猜疑，才能在多大范围内达成互信。
而一旦选择了伤害链逻辑，选择了用威逼来克服猜疑，社会合作的规模上限就会由上位者在不断升高的猜疑情绪中输出伤害震慑下位者的能力极限决定。这一极限，同时还会受人类对恐惧的心理承受极限制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会因社会中猜疑情绪的升高不断缩减。
系统分裂为派系，帝国由统一走向割据，是猜疑加剧后社会合作规模缩减的必然结果。
人口减少虽然是另一条缩减社会合作规模的可能途径，但人口减少的规模要达到促成幸存者团结互信的程度，需要令每个人都感受到种群灭亡的危机——这条件比割据更难达到。
人应该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用自己的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正是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怎样提高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打造和增强自己的信用记录。
我认为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
这也是解决当今世界横贯欧美亚非拉各族各地种种政治乱象的钥匙。
种族、信仰、肤色、性别等等差异都是细枝末节，和行为相比，和个人乃至群体的抉择相比，压根算不上事儿。
你的行为，你通过行为展现出的立约能力和践约能力，是别人决定如何对待你的最合理依据。
不是吗？
你既不应因自己的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受到打压，也不应因自己的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受到优待，不是吗？
在商业领域，一个人签合同、履行合同的能力，自然是他获得合作伙伴信任，争取到更多合作机会的资本。在政治领域这个道理应该通用。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政府，想获得潜在合作者的支持，就需要展现自己在立约和践约方面的能力，需要公开这些方面的历史记录，需要接受他人因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对其作出的评价。
中共国政府近期作出了将裁判文书网“下架”的举动，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司法的倒退。
而依据前述逻辑，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中共的“巨婴化”进一步加剧，意味着中共政权试图让以裁判文书形式存在的政府行为历史记录离开公众视野。
也意味着中华沦陷区本就极其薄弱的政治信用体系被进一步削弱，弱到几近于无。
这对经济前景的负面影响可以想见——谁会有胆量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做生意？
但这对未来的建设者们也是一个提示。
做与巨婴国相反的事，主动建立公开透明的政治信用体系，搜集、保存并公开政府行为历史记录，而且把这样的工作交给海内外具备足够公信力的机构、组织去实施，去监督，将是每一个建国团队在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争取国际承认时可以打造的最佳凭据。
做一套象银行使用的FICO信用评分那样的系统，为政党、政府等政治性质的组织打分吧。
不要让政治组织的“信用记录”散落在史册各处了，不要让判断一个政治实体的可信度成为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做到的门槛太高的事。
有那么多资料是早就公开了的。
政府公布过的政策，公开推行过的法律，执法记录，政府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各国各地政治组织，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到哈马斯、塔利班之流，他们在外交领域的信用记录如何，在内政方面的信用记录如何，在历史上留下了多少守约或毁约的记录，又在最近的十年、三年、一年内呈现出怎样的信用姿态，这些难道不值得分析？难道不该形成简明清晰的分数指标，供全世界利益相关者参考？
我们需要政治领域的信用体系，需要一套基于客观事实、合理好用的评分体系。这不仅仅能方便欧美各国的选民透过纷繁的干扰看清现实政治的真相，也能让全球下一波民主浪潮更快发生，更早实现。
有一条几乎所有出身于中共国的朋友都懂的道理——高考是指挥棒。
指挥棒指向哪里，拼命追求高分的学生和家长就冲向哪里。
如果对政治组织的信用评分体系成功建立，且因自身的公信力，对选民的投票意向、外国政府的合作意向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那么，保持良好的政治信用记录就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每个政治组织努力的方向，构成信用评分公信力基础的评分标准，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各政治组织自律遵守的行为规范。
文明将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些总是把恶行劣迹引来的鄙视混淆于对种族、信仰、肤色、性别的歧视的巨婴们，在清晰明确可追溯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估面前，将无法再砌词狡辩。那些拿了全世界善心人士的捐助却放任该救助的底层平民忍受饥饿的政治组织，不管是中共红十字会还是朝鲜政府、哈马斯，都将因糟糕的信用记录被高挂在耻辱柱上。
中共国经常指责美国蓄意对它搞“文化输出”，把观众们爱看美国电影、爱过圣诞节都说成美国文化输出的“罪证”。
且不说中共的指控有没有道理，在“文化输出”的表象下，呈现的实际上是观念战场的“战况”。在抽象的人类精神世界里，在观念战场上，不同观念之间的竞择一直在进行中，而竞择的结果，既由文明演化的现实决定，也会引领文明演化的未来方向。
被中共指控的文化输出只是这场观念战争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美国真正应该做的，是“文明输出”。
是行为规范的输出，是文明社会选择合作者时使用的信用评估标准的输出。
是促成全世界每个想与欧美合作或争取欧美援助的国家、政党、组织，学会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学会通过加强自己立约与践约的能力去争取他人的尊重，通过“去巨婴化”成为更值得信任、更值得投资的对象。
人类是具有极强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中，行为是很容易传染的，一个人打哈欠会传染到其他人也打哈欠。
当守信重诺取代“按闹分配”成为流行的行为方式，当评估对方的政治信誉成为流行的思维方式，公共讨论将能掺入更多理性成分，包括欧美选民在内的文明建设者们将会在决策时刻更显成熟。
这样，受巨婴国反渗透导致的社会低智化的趋势，才能得以扭转。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有一个政治术语，叫“沉默的大多数”，指的是在一个群体或国家中不表达自己意见的大多数人。
在中共国，许多人习惯性地以为保持沉默，“安分守己”是最安全的，表达尤其是政治表达被看成高风险行为。推己及人，渴望安稳的人们常常会认为其他人，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沉默，并进而认为整个社会是善于忍耐到近乎麻木不仁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试图反抗是没有前途的，“表达不满”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互联网时代，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早就不存在了。
一个需要被注意到的事实是，在今天，“沉默”是非常小众的行为。
因为互联网时代不但为人们的公共表达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各路社交媒体软件还出于对流量的渴望，不断把以前不习惯使用网络的人群“拉进”舆论场，用各种贴近他们使用习惯的低门槛表达方式诱惑他们成为表达者。
虽然诱导出的大多是从传统角度看质量较低的表达，是抖音、快手上的自拍和点赞，是不会打字的用户发到家庭微信群里的语音，是千篇一律的朋友圈转发，是各种中老年爆款表情包。
但那仍是表达。
每个人都有表达欲，即使身处底层，没啥文化。当这份表达欲和互联网时代极其便利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再和这些表达者极其薄弱的风险意识结合起来，“沉默的大多数”就迅速被“直播的大多数”取代。
在这样的混乱和喧嚣中，还在保持沉默的，懂得保持沉默的，反而成了少数。
所以沉默已不再安全。
如果你仍然把“从众”看成能帮助你获得更多安全保障的行为方式，和沉默相比，现在更值得去做的，是发声，是学着打通自己和更多人之间的信息壁垒，尤其是要找到那些风险意识薄弱，会把随便什么标题党帖子转发过五百次的草根“路由”。是找到一些信息发布渠道，能让你在万一需要维权的时候，迅速“出圈”的大群、转发者。
在“按闹分配”的规则环境里，你可以不闹，但你不能没有闹的能力，不能缺少闹的资源。
你也要有意识地去维护“闹”的空间。
去给那些明显缺乏风险意识的表达者点赞，去混在无脑转发的群体里有意转发，去创造敏感词库尚未收录的新段子新流行语，学着让敏感词成为传播政治信息的有力武器——敏感，是网信办对危机的官方认证。
假装成缺乏风险意识的表达者吧。
把该表达的表达出来，把该传播的传播出去。
尤其是那些和你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单位降薪了，亲戚的工厂、店铺、餐馆倒闭了，城市公交停运了，各种奇葩规定出炉了……你必须把这些信息尽快传播出去，才能在一片萧瑟之中让你自己的切身利益，你单位得到的拨款、你城市的公共设施、你地区的财政窘境，不成为维稳大局中最受忽略的。
在巨婴国，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在互联网时代，没什么真相是能被彻底掩盖的，除非掩盖得到了当事人100%的配合。但最沉默的，最怯懦的，最不敢为切身利益站出来争取的人，理所当然是最先被牺牲掉的人。
无声无息，隐入尘烟。
喧嚣的大多数，反而会有更好的结果。
人们发自拍，发直播，在微信群保持联络，在抖音上互相点赞，被算法推送前男友前女友的最新消息，人们起哄、冲塔、炸号，创造现象级的转贴，围观河南富士康的“大逃亡”，接力直播对李克强的悼念，在不断更新的敏感词库里一次次被“科普”，get到新梗，吃到新瓜。
我们庸俗，但庸俗让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沉默的大多数在互联网时代变成了喧嚣的大多数，但喧嚣使真相得以传播，得以浮现。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现在都懂了，在中共国，不让传播的负面消息多半是真的。
“不让说了=严重了”这公式已深入人心，官方唱响了“中国经济光明论”，但随着年关过后的求职大军中必然涌现的直播风潮和必然激发的舆情风暴，中共国最底层正在无可避免地凝聚起共识，对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对牵涉自己切身利益的这场大萧条的共识。
不要继续沉默了，如果你还想随大流。
也不要再误会这个社会的多数底层是“麻木不仁”的，是“不敢反抗”的了。
改开四十年，离乡漂泊的庞大农民工群体里，有几个没经历过欠薪？虽然成功率极低，但有几个没尝试过维权？
学会“表达不满”吧。
如果你无法逃到安全的地方，请加入喧嚣的大多数。请打通与草根路由之间信息通道，做一个表达者，用你的冲塔、炸号、爆料，让想捏软柿子的官吏们觉知到你的“硬度”。
老一辈的顺民大约常会教导儿孙，想安稳度日，就得“不出头”。但在乱世中想多一分安稳，更重要的恐怕是“不落后”。
不要沉默。
不要沉默。
不要沉默。
象李文亮医生一样把所有令你感受到危机将临的信息发出去。因为他说，一个健康的世界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也因为我说，朋友们，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保持沉默，有可能是自取灭亡。
成长，是个永恒的命题。
对个人来说如此，对社会，对群体来说同样如此。
文明的演进，是群体理性增长、群体心理成长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是当前那些相对成熟的社会通过持续不断地与巨婴化倾向的对抗实现的。
弥足珍贵。
试图捍卫既有文明成果的每个人，都需要有意识地协助社会对抗巨婴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身处的国家整体堕落为巨婴国。
你能为对抗巨婴化倾向做什么？
在生活中做一个成熟的人，在网络上做一个讲道理的人，有意识地成为一个不需要从他人的幼稚中获利的人。
同时，不惯着你身边的巨婴，拒绝任何形式的“按闹分配”。
学会使用各种为成年人准备的制度工具、思想工具。
你能做的有很多，但最简单的，是继承江平老先生的法治梦想，成为一个有能力与他人共建法治社会的人。
因为法治的本质，就是让社会由契约主导，因为法治的存在，依托的是人们立约与践约的能力，而这份能力正是巨婴与成年人最重要的差别。
法治与人治在操作层面的区别，在于“rule of law”和“rule of man”之间，有一个立法过程。
虽然立法者们同样是肉体凡胎的普通人类，但law和man之间的差别，是一群立法者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一致达成的共识，和高踞宝座的掌权者个人一拍脑袋随口就来的差别。
立法的过程，是需要当事者拿出全部理性，充分调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通过与合作者的协商求得结果的过程。光是这个过程的存在，就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结果的随意性，减少契约的非理性成分。
用法治取代人治，意味着人类要用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取代自己一时冲动的决定。当法治成功取代人治，当社会大众以遵守共立的契约取代服从掌权者一时的心血来潮，社会行为在总体上的理性程度就得到提升。
从这个角度看，法治是什么？
法治是系统性地提升社会理性程度的工具，是防止国家巨婴化的利器。
法治的存在，依托于人们立约与践约的能力，法治传统的建立和存在，也会反过来增强生活在法治环境中的每一代人的立约与践约能力，增强人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引导人们培养自己和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立约，需要你有妥协的能力，也需要你能理解对方的诉求，需要你能换位思考，需要你能把自己的需要用清晰、简明、无歧义的方式表达。立约，是你给出承诺，和获得对方承诺的能力。
践约，则需要自律，需要自我控制的意愿和能力。
巨婴是没有能力立约的，它们只会满口胡柴，轻许承诺，它们只会发一份又一份的“内部文件”，甚至玩无痕施政之类的荒唐套路。
巨婴也是没有践约能力的。对自己谈成的合同、签下的协定，中共国的巨婴们从来都没有遵守的意愿。对外，它随时会背弃盟友，对内，它也随时在欺哄国民。同时，除了践约意愿薄弱外，它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力也相当薄弱。中共政府有办法管束底层百姓，让百姓们做任何事都缚手缚脚，却管不住自己的官员，管不住包括贪污腐败、人浮于事、业务外包在内的种种乱象，更管不住令财政亏空不断加剧的地方行政。
为什么中共施政呈现如此之强的随意性？为什么在近年的政经新闻里你会看到中共国内那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被一再打破？
为什么“一张A4纸就能搞垮一个行业”？
因为巨婴国的生产者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具备立约和践约能力的政府，是一个不尊重不保障契约的社会环境。因此，即使生产者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创造财富的努力事实上会令社会各阶层都受益，令中共政府有更厚的税基也就能有更多维稳资源，人们很清楚地知道把经济搞好，让社会走向繁荣不仅对老百姓有利，对维持政权的稳定同样有利，甚至因为中共从社会财富分配中捞走的是更大的份额，这对它更有利——中共仍然管不住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冲动，害人害己。
暂且撇开法治化的大题目不谈，在中共国的不同省份，你能看到营商环境的差异。这差异同样源自由各地从官府到民间在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上的差别。
由双链争持文明演进的角度出发，我并不会据人群中持各种政治观点的比例来评估社会心理的成熟度。
我看的是不同地区的商人们在缺乏法治刚性保障时仍然顽强保持的规则意识，是立约与践约能力。
为什么传言说“投资不过山海关”？
为什么河南迷笛音乐节的哄抢现象虽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嘲讽，却在本地频繁复现？
同样在中共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同在改开时期，为什么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外迟缓？
无他，不同的地区，巨婴化的程度不同，立约与践约的能力不同。
而这些不同，在未来，将呈现为各地区在建设法治上的难易度。
不考虑其他细节的话，我们可以把社会心理的成长直接看成立约与践约能力的成长。
可以把社会的信用纪录看成评估其心理年龄的指标。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把建设法治，把研究法学和引进法律相关的人才，看成引导巨婴国成长成熟的切实可行道路。
我尊重那些尝试过劝中共改良、搞武装革命、搞群众运动、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树立高大的道德形象等改变中国思路的前辈们。
但是各位，我想，以建设法治为纲，促成社会底层逻辑转换，实现从经济到政治、从观念到文化的国际接轨，构建这样的方案并吸引足够多的合作者，才更有可能改变中国。
巨婴国有它自己擅长的事项，那就是“骗小孩”。
在对本国底层的欺诈洗脑过程中，巨婴国的伤害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变得极为擅长说谎，极为擅长针对心智成熟度不高的群体设置骗局。
所以由巨婴国的商人们摸索出的“商业模式”，例如抖音海外版TikTok，能轻易俘获欧美青少年用户，能运用算法推送等手段，促成欧美大众观点分歧，加剧社群撕裂，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中共的超限战信息战认知战能让受攻击的国家困扰不已。
毕竟，哪怕仅从年龄分布客观存在的现实看，每个社群内部都必然有相当数量心智成熟度不高的人群。何况制约个体心理成熟度的因素还不只有年龄。
民主社会在决策层面能够展现出来的心理成熟度，是受制于社会大众心理成熟度的平均水准的。
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投票权，拥有为自己切身利益发声，用选票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现实是，有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思维能力，并不理解选票所承载的公民权利，也无法透过投票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对一部分人来说，选票和采用各种手段贿选的组织“恩赐”的鸡蛋、大米是等值的，和把他们从养老院用大巴车接出来投票的“义工”们的热情招待是等值的。
这类人的存在，给了巨婴国的超限战团队可乘之机。
这类人的存在，让用廉价的利益诱惑换取选票实现政坛晋升的操作模式有了存在的余地，也让精于这类操作的政客有了“培育票仓”，让心理成熟度较低的人群在选民中保持一定比例，甚至促成这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机。
和真正的人类个体一旦成长成熟起来就不会“退行”不同，若以群体为单位衡量，社会心理成熟度的变化不是单向的。
群体心理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波折、倒退，是经常发生的事。
甚至足以与个体自杀相类比的文明的自毁，也绝非不可能。
民主国家的危机在于，国家决策的理性是依托于选民群体的理性思维能力的，而选民群体的理性思维能力会受制于选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心理成熟度、平均政治判断力。
选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对选民理性思维能力的影响，又会因教育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如果青少年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内容令他们把满腔道德正义感都投向“爱党”，那么你会看到单纯天真的中学生大学生戴上红袖章挥起铜头皮带成为“红卫兵”，一边殴打老师校长一边认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巨婴国是有可能通过制造巨婴在欧美国家复制自己的“成功经验”的。
如果中共国能通过在欧美国家，在香港台湾等地设立媒体机构，打造“网红”来实现对脆弱人群的思想控制，它就能通过“培育票仓”的手段，在民主国家内部扶植自己的政治傀儡。以及更进一步地，它还能通过培养天真幼稚的小“X卫兵”来诱发各种极端行为，打压民主社会公共讨论中相对务实的声音，阻挠社会共识的生成。
不幸的是，民主国家在“避免选民巨婴化”这个方面是完全不设防的。
年龄限制几乎是唯一的门槛。
各民主国家对极有可能成功干扰选民心理成长的学校教育内容设置、对刻意打造信息茧房的算法推送、对把低收入人群困在失业状态的不合理福利政策，都还没有从国安角度展开检讨。
同时，敞开接收难民、非法移民而不去考虑其中居高不下的巨婴比例，没有针对促成这类脆弱人群的心理成长进行政策设置，同样会让民主国家尝到苦果。
和许多只盯着本地政治议题的欧美政客告诉受众的相反，在一个通讯、运输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孤立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你不消灭巨婴国，巨婴国就会来消灭你。你不打明招牌真的搞“颜色革命”，在巨婴国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伤害链逻辑就会在巨婴国政权的有意渗透和巨婴国移民的无意渗透之下，侵蚀你国民主政治的基石。
成长是艰难的。
个体心理的成长，本质上是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的精神结构的复杂化。
如果说巨婴的精神世界是贫民窟里的小帐篷，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就至少得是有梁有柱有门有窗的大瓦房，事实上，现代社会成年人的精神世界，不说高楼大厦，起码也得有个四合院的规模吧。
修筑不同的建筑，在工程上难度不同，成本也有高低。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社群心理状态，具象化地看成一座座由每个人的精神建筑组成的城市，你会看到巨婴国正是一座超大的贫民窟，一座由无数脏污破旧的简陋帐篷组成的“伪城市”。
而在群体心理状态上更为成熟的老牌民主国家，则是由高楼大厦、公寓楼、四合院和小帐篷等多种建筑组合而成的复合型现代城市。
我知道，有一些关心时局的朋友已经提出，要完善民主制度，就得限制不具政治判断力的选民的投票权。
我不赞成限制投票权的思路。除了伦理上说不大通外，限制权的滥用是个更难避免的困局。
我更愿意循“促成成长”的思路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请把当今世界的核心矛盾，理解为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灵成长和反成长的斗争。
巨婴国想让全人类心理退化，想让心理退化的趋势从中俄境内一直延伸到欧美，延伸到能由选民巨婴化中获利的各国政客们的活动范围。
它想让全世界都布满精神的贫民窟。
好让它“骗小孩”的技能更有用武之地。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集合所有智慧的力量，对抗这样的低智化趋势。
怎样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怎样打造未来的和平秩序，怎样保障全世界生产者安居乐业的基本权利，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指望少数人，尤其是力量单薄的中共国海内外抗争者群体来给。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并非孤立存在的事件，而是全球民主化、人类文明演进大局的一部分。
从欧美到亚太，从拉美到非洲，无数仍然困居于伤害链传统中，仍然困居在匮乏模式中的生产者，都需要社科领域的新技术象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技术一样普及，人们期待民主这种能抵御人祸的“良药”能象当年的抗生素治疗生理病痛一样治疗社会染病的机体。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共国人的问题，也不是靠墙内墙外的“中国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同时是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是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威胁，是全球民主化的瓶颈，是朝鲜、俄罗斯等邪恶政权延续其暴政的依靠，是笼罩在台湾、日本、韩国和南海诸国头顶的战争阴霾。
一个更好的世界，需要全世界所有人合力建设。
既然是涉及欧美亚非各国的难题，就需要欧美亚非各国合力解决。
当中共政权对全世界的威胁成为事实，消灭中共政权就必须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而且，为了防止邪恶死灰复燃，为了防止中共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为了避免伤害链逻辑在亿万人组成的庞大社群内再次成为主导，协助中华沦陷区完成文明模式的转型，促成各族各地独立，将大国分拆为更难“集中资源办坏国”的小国，派出欧美学者专家帮助新兴独立诸国建设民主、法治，实现对自由和平等的制度性保障，是产业链阵营最合理的选择。
这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选择。
这也是能把美国现有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作最充分的发挥的，最具可行性的选择。
我不敢把希望寄托在还不够成熟的中共国海内外政治人物身上，但如果欧美政界人士肯深度参与中华沦陷区新兴国家的转型建设呢？
如果能聘请欧美法学界的专家大拿，协助起草新兴国家的宪法，协助进行新兴国家的制度设计呢？
如果借助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让欧美相对成熟的政治制衡机制不仅仅是“复制”到中华沦陷区新兴国家，而且是“延伸”到新兴国家，例如新闻监督直接由欧美各大新闻媒体落地的分支机构担纲，例如供当地民众发声的论坛、网站，服务器直接就留在欧美境内，让沦陷区新兴国家的政权无力删贴呢？
有个坊间笑谈，是有钱人最幸福的生活是住美国房子，雇中国厨子，请英国管家——转型期的中华沦陷区新兴国家能不能象请英国管家那样，雇佣具备现代政治家素养的欧美人士加入新政府，并象清朝聘用罗伯特·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样因人成事？
我认为是可以的。
人权大于主权，不应是一句空话。
中华沦陷区亿万民众的人权，人们不必互相伤害抢掠，能靠生产靠劳动安居乐业的基本权利，当然应该大于试图煽动民众拒绝聘用欧美治国人才的自私政客们宣扬的“主权”。
新兴国家当然应该有权，也应该有意识去“全球招聘治国高管”。
毕竟，从产业链逻辑的角度出发，民主国家的政府只是人民雇佣的“保安公司”，是为生产者们提供服务的公益性质企业，选举就是定期重新招标、多家竞聘，政党轮替的意义在于避免垄断。
所以，不要说聘用海外高管了，就是选择一个海外品牌的保安公司，直接使用全员空降的保安服务，整个政府都由“洋人”组成又有什么关系？这和花钱请一支海外雇佣军有什么两样？
只要大家把格局打开一点，不把中华沦陷区看成自家私产，不把新兴国家的官位看成留给自己、留给亲信的宝座，“中国问题”就没那么难解决。
当每个新兴国家的政府，都能象上市公司接受会计审计监督一样接受欧美新闻机构的监督，象接受独董一样接纳来自海外成熟民主国家的利益代表，当中华沦陷区的分裂、各族各地的独立建国不再是一支支小队在荆棘丛中的艰难摸索，而是雇佣了资深导游还有直升机空投食物、随时给予医疗协助的“穿越丛林之旅”，我们就能期待，做惯了顺民的亿万中共国底层生产者，能在由欧美为保障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而协助建立的新秩序下，继续做顺民。
而他们的儿女，在全新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儿女，会象移民欧美的二代、三代孩子那样成为公民。
社会完成转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新一代的成长，这其中最需要也最难保证的，是过程的平稳。
好在，保持处于转型期的庞大社会的平稳，也是力图维护全球生产秩序的产业链阵营的需要。
出身于中共国的政治人物，不论其年龄和资历，在能力方面目前大多还过于稚嫩，以我之见，还远不足担当起引导巨婴国整体成长的重责大任。
但如果他们肯放下私心，肯去游说欧美政界，促成在引导中华沦陷区完成社会民主转型、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全球合作，这件事，他们是办得到的。
但首先，这些我寄以厚望的海内外名人们，他们需要愿意承认，巨婴国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爹，而是雇来的，懂得科学育儿的“月嫂”。
江平老先生走了。
这位生于1930年，和高耀洁医生一样跨越过中华沦陷区几个历史阶段，亲历过也见证过无数人间疾苦的长者，和高医生一样走在一年将尽之日，走在距离自己的生日还有九天的时候。
身后是一片尚未实现其法治梦想的土地，是一群仍在冬日凛冽寒风中苦苦坚持的法律人，如贺卫方、斯伟江、浦志强……许志永。
火种已传下，光明却尚未到来。
在中华沦陷区，想要实现法治是困难的，这困难不仅仅在于中共政权为了坚持伤害链逻辑而对与商业领域信用体系具有同构性的法治体系百般阻挠，也在于和需要每个公民都建立更清晰的权利意识，学会划定清晰个人边界的法治社会行为模式相比，受伤害链文化熏染的大小巨婴们更偏爱“不思考”、“找爹喊爹靠爹”的旧式行为模式。
与在文明演进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欧美列国民众相比，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在群体心理层面还十分幼稚，与之相应的，是本应成为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希望的海内外政治人物，潜在的“接盘侠”们，也没有成熟到哪里去。
想要承担成功引导心态不够成熟的社会实现转型的任务，这对政治人物本身的心理成熟度要求是极高的，这就象要找人带孩子时，照料小婴儿的人得比照料大孩子的更成熟一样。
欧美社会的相对成熟，使他们“经得起”不那么成熟的政治人物的折腾。偏偏他们却拥有培养成熟政治家的良好环境。
中华沦陷区和其他处境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卡在转型瓶颈中的社会，则既“经不起”生瓜蛋子们的折腾，也缺乏催生、培养成熟政治人物的条件。
这是客观存在的困局。
我无意指责海外民运，从因抗争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开始，他们的处境从来就没有容易过，在中共的百般打压下，只能依靠和中共的维稳经费极为不对称的欧美政界少量支持的他们，能坚持下来就够费劲了。
和出身于政治世家，或是从小就在民主法治环境中成长，把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刻入骨髓，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过来积累了大量参与政治活动的现实经验的欧美政治人物相比，他们就象栽在茁壮成长的树苗边的瘦弱豆芽菜。
在对现代国家政治规则的熟悉上，在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理解和运用上，他们甚至不及香港的年轻人。
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没有展现出由抗争者、反对者转型为建设者的意识，没有试着面向大众回答“江平老先生的梦想该如何完成”这一类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应该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但怎样做？
怎样让并不习惯于法治的民众在中共政权崩溃后，变得习惯于法治？
怎样把一个巨婴国，一个人皆自恋、抢奶成风的国度，改造成能让成年人安居乐业的地方？
怎样让大众熬过民主转型的“生长痛”，让心理层面还十分稚嫩的社会避过强人政治的陷阱，不在“五行缺爹”的思维惯性下放弃对民主、法治建设的坚持，不闭着眼睛选一个新“爹“？
处于当时当地的困境中，政治人物又要怎样才能抵抗住全民催你当“爹”、逼你当“爹”的诱惑？
被亿万群众喊“爹”的感觉是令人迷醉的，一旦个人崇拜的氛围养成，一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群众欢呼的对象，就算是从小生长在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很难不沉迷其中。
从小受党文化熏陶，象习近平一样接受过帝王思想影响，身上处处都打着伤害链逻辑烙印的中共国海内外政治人物，到时又能有多强的“抗性”？
如果江平老先生不走，高耀洁医生不走，以他们的年龄、阅历，以他们在漫长岁月中几经波折磨练出来的心性毅力，大约能在转型期的制度建设团队里扮演压舱石的角色。
但天不从人愿，就在中共政权即将因内生矛盾走向终结，因在经济财政方面频繁作死而分崩离析之际，已经积累了足够道德资本的他们，老成凋谢。
飞雪漫天，前路茫茫。
谁能让我们看到成功建设法治社会的希望？
作为一个从来都很务实的人，我不敢把希望寄托在哪个具体的政治人物身上。
这是一个需要用方案，用条件，用逻辑，用团队，用专业知识去回答的问题，人名，决不是答案。
这也是一个需要包括欧美专家在内的法律人去努力回答的问题——什么样的法律文本，什么样的法律程序，能促成卡瓶颈的社会顺利实现转型，能让社会大众从习于人治转为习于法治？
历史的趋势已经一天比一天明显，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正濒临崩溃的中共政权。
旧时代必将随风而逝。
但新时代是需要年富力强的新一代，拥有新思维的新一代人去建设的。
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我曾经对一位私下劝我从政的朋友说过，“我的理想就是不用上班”。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那些已经成名的政治人物能“撑起来”，退而求其次，也很想看到拥有资源的企业家甚至思想开明的红二代、中共体制内技术官僚们因为意识到建设法治社会对他们本身的益处站出来，“把活儿干了”。
我都不知道那帮又有钱又有闲还利益相关的人在等啥。
在等爱情吗？
也许吧。
毕竟，打造建设团队，包括专业人士、知名政治人物、墙内资源充足的合作者和拥有大量欧美人脉资源的合作者的建设团队，需要的是不下于追求心中挚爱的热情。
那是建设者必须拥有的热情。
若没有这样的热情，哪怕是焚天的战火，也销熔不了中华沦陷区由伤害链传统积下的百年坚冰。
在中共国，直播带货是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在欧美国家，同样的商业模式却未能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什么？
因为中共国这类国家培养出来的客户群，正是最方便直播带货、偶像营销、饭圈经济，乃至强人政治、个人崇拜，乃至从层压式传销到更“高大上”一点的P2P、烂尾楼等骗局收割的韭菜田。
因为中共国这样的伤害链系统，一直都极力压制普通人在“评估他人可信程度”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成长。
伤害链逻辑排斥基于平等互信的合作，只接受基于伤害力落差的，由强者对弱者的胁迫和控制实现的“合作”。
伤害链逻辑构建的合作关系，是非自愿合作关系，是并不依赖双方的互信来保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社会所衍生出的文化传统中，如何寻求他人的信任，如何保持他人的信任，如何谨慎地评估他人的可信程度，有限度地投放对他人的信任，都不曾被视为重要的生活技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在伤害链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往往既有严重的信任障碍，又极为轻信。
他们不擅长合作，不擅长构建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这些不擅长背后，是风险控制能力的缺失。
与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相对应的，是呈现在各种风险行为中的盲目性，是在不得不冒险时闭上眼睛完全凭运气去赌。
所以中国人既有严重的信任障碍，不肯信任他人，又会在进行分明涉及重大利益的决策时表现得轻信、盲信、迷信。
而他们风险控制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评估潜在合作者可信程度的有效手段。
中国人只会感叹“知人知面不知心”，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评估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整个人类文明演化史中，信任的构建都是影响社会规模扩张的重要议题。
而产业链的生长更是依托于此。
没有信任，就无法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无法促成社会各部成员的分工合作，没有分工合作，就不可能通过分工、生产活动的专门化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令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增加。
如果说伤害链与产业链各有各的“术业专攻”，那么内耗，对下位者的PUA、规训洗脑、“骗小孩”，就是伤害链的专业，是它的强项。而协商，为保持合作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对彼此的可信程度不断进行评估，就是产业链的专业，是它的强项。
所以伤害链系统会创造出“三纲五常”，会创造出以盲从为美德，赞美下位者毫无意义的牺牲例如愚忠愚孝的伦理体系。
而产业链则创造出了合同、信用体系，创造出了一系列能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使用者风险控制能力的制度工具。
伤害链是鼓励轻信的，鼓励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轻信与盲从。
伤害链推崇的臣对于君的忠，是无条件的忠，是对君主的能力和品格不评估不质疑不关注的忠，是基于上下级关系的确立就必须保持的无条件盲从。
在这样的关系中，下位者不但没有权利“评估”上位者，甚至就连想一想“这个人值不值得”在道德上也属于不正当。
而在伤害链系统中，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是按下位者的标准被规训教育出来的，因此每个人都没有接受过“评估可信度”的训练，几乎每个孩子在“如何信任他人”这件事上，都需要独自摸索。
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虽然是产业链社会的生活常态，评估潜在合作对象的可信程度虽然是产业链环境中每个普通人的日常，但对成长于伤害链环境的人们而言，这是一种陌生的、甚至带着些禁忌意味的举动。
他们不擅长，不擅长有理有利有节的，小股小股的投放信任。
他们只擅长赌。要么一丁点信任也不给你，为了避免和你合作时需要不断担忧你的背叛就干脆拒绝合作，要么就以赌徒的姿态一次交付全部的信任，给你一个人，把你当成他心灵的寄托，把你当成能喂饱他巨婴心灵空洞的精神奶瓶。
直播带货在中共国为什么这么成功？
因为中共国人其实是既无信又轻信的，在不得不交付信任的时候，他们会以赌徒的姿态，闭上眼睛，跟着感觉，把信任交给一个当时当地让他们“感觉好”的人。
在商务营销领域，他们会捧红头部主播。在娱乐圈，他们会带旺饭圈经济。在政治领域，他们会追捧政治强人。
他们是极其不成熟的合作者，没有针对性地建立信用记录，不断评估打分和调整信用分数的意识。
即使在人生最重大的投资事项中，在选择人生伴侣或是准备背负30年房贷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做的，也就是“闭上眼睛赌一把”，是跟着感觉走。
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是艰难的，但这套体系的功能是巨大的，学会使用这套体系对任何一个希望获得现代社会生产能力的国家、民族，是必须的。让社会获得在政治领域进行风险控制的能力，将官民之间的关系由伤害链式的上下级关系转为平等合作关系，则正是由伤害链社会转型为产业链社会的关键。
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学会由赌徒式的盲目信任，转向有理有节有依据的合理信任。需要学会以成熟合作者的态度谨慎评估对手、有节制的管理己方信任资源。
但这样的成熟还需要制度的支持。
信用体系的建立，则需要以信用记录的真实度，不良记录的公开，尤其是政府不良记录的保持公开为基础。
这是伤害链国家的政府绝不敢做的事。
可靠的信用体系，是产业链逻辑的最强武器。
巨婴是怎样“炼成”的？
是伤害链逻辑“炼成”的。
伤害链逻辑让人与人的合作只能基于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压制操纵而存在。
因此，由伤害链逻辑导出的婚姻只能是男权式的。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只能是父权式的。
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则只能是暴君+顺（暴）民的组合。
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充满内耗的关系。当伤害链系统构建成型，链主为了保住已取得的地位，为维系伤害力落差，就得想方设法削弱底层拥有的那些有可能转化为输出伤害能力的有形无形资源——从武器、财富，到智力和体能。
于是伤害链国家会以愚民为基本国策，靠堵嘴来维护国家安全。
民众的愚昧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所必须，统治者阶层为了维稳，不断消灭那些零星出现的，凭己身聪明才智看破了愚民宣传的“刁民”，于是笼罩整个国家的愚昧就这样被“炼成”一张牢不可破的天网，成为护佑皇权的金钟罩铁布衫。
而伤害链婚姻，会促使丈夫对妻子做同样的事。在婚姻中，居于上位的性别索求下位性别的恭顺，服从取代了爱成为维系婚姻关系的基础。丈夫们试图通过贬低、打压妻子来实现对她的控制，把PUA妻子视为理所当然，一些并不擅长精神控制手段的丈夫甚至会凭着本能用暴力手段来“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广义的伤害链婚姻，即极端男权社会中，男性以限制女性受教育权来削弱她们的智力，以限制工作权利和财产继承权来实现经济控制，用白幼瘦审美或更极端的裹小脚手段来削弱她们的体能。
伤害链的家庭呢？在受伤害链逻辑主导的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中，父亲，就是那个需要通过削弱孩子们的智力和体能来保证自身权威地位的人。
所以，巨婴是怎样“炼成”的呢？
是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中，由那些为了维持落差而抑制孩子的智慧和人格成长的父亲们“炼成”的。
一代不如一代，就是活在父权家庭结构下未能突破桎梏的孩子们的宿命。
一代又一代的持续退化，也正是父权家族的首领从心理成熟人格稳定的首代家主，退化为不成熟的子辈，退化到幼稚的孙辈，逐渐巨婴化的直接原因。
从中国各皇朝的历史，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随着代际更替，虽然后来的皇帝们统治的国家制度上更为完善，人力物力更丰富，但后来的皇帝们却多半无法建立强爷胜祖的功业。
世家门阀的退化也和皇朝的退化一样。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告诉我们，工匠家族的传承遵循同样的规律，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生产环境中，技术退化的趋势和技术进步的趋势相互抵消。
社会在各领域的发展就在这样的相互抵消中停滞不前。
国家政策随着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国王、总书记的代际退化，随着最高领导人的巨婴化而幼稚化。
既要又要，不切实际。
组成社会的民众呢？他们中的多数也随着代际退化巨婴化，社会保持愚昧状态，无力冲破巨婴首领的压制。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在信息传播越来越方便，技术普及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仍然呈现着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异？
为什么有的国家号称有辉煌历史，却在一度辉煌之后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社会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不断为全人类贡献发明创造的同时，有些国家却深陷于愚昧和野蛮？
人，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变量。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能衷诚合作，互惠互助，还是彼此伤害，内耗内斗，决定了人作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变量引领世界的方向。
更好的世界只能是由更好的人建造的。
更好的人则只能是在更美好的人际关系里成长起来的。
伤害链的力量并非强大到无可抗拒，即使在伤害链系统的笼罩下，也总有一些人，当然，是少数人，能凭着天性中的美好特质，突破重围。
昨天我去参加了高耀洁医生的追思会。
她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为了无亲无故的河南血祸受害者，她放弃了安逸的退休生活，顶着沉重的压力，舍弃了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以82岁高龄流亡海外，在人生最后的十四年里，她住着窄小的公寓，领着极微薄的津贴，睡过床板塌陷的床铺，曾为臭虫所苦……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清贫和孤寂。
可是她仍能笑声朗朗，用她的幽默感染身边的年轻人。
成熟的人格才有这样的力量。
巨婴国容不下这样的力量，成熟的人格，凭着爱与智慧的力量能够冲破环境的桎梏，能够让本应停滞的人格发育重新启动的灵魂，正是巨婴国必须消灭必须驱逐的。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在环境的作用下被养成小粉红的国度，只有爱与智慧能让你突围。
如果你幸运地得到过父母强烈到超越伤害链文化惯性的爱，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鼓励而不是打压。这样的父母会因为你比他们聪明而高兴，这样的父母不会为保持自己的权威，自己的面子，试图成为在孩子面前“永远正确”的人。
如果你足够善良，象高奶奶那么善良，你也会“突围”。因为你会本能地意识到在夫妻父子之间不断制造伤害的荒谬，会因底层承受的苦难义愤填膺。
为什么别人是粉红，你却是“反贼”？
为什么别人可以活得麻木不仁，你却要承受“生长之痛”？
因为你更聪明，更善良。因为你得到过更多的爱，或者曾付出更多的爱。
只是你会孤独。因为大人和巨婴无法交流。
我其实不怀疑毛泽东是个“有理想”的人。就象我也不怀疑习近平是“有理想”的人一样。但是他们的理想是什么？
他们的理想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构筑起巨婴的理想国、巨婴的美好家园。
他们想要建成的是“遍地流着奶与蜜”的乐土，但那些奶是从其他嗷嗷待哺的婴儿嘴里夺来的，蜜是以让其他人受苦为代价换来的。他们想要的奶与蜜，就是被压制在底层的生产者们的血和肉。
巨婴是极度自恋的，他们看不到其他人的存在，看不见其他人的需求。从巨婴的角度看世界，就是“我满意=全世界满意”。巨婴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唯一主角，当他有能力把这世界变成他想要的样子，就会把其他人，所有其他人，都变成他的傀儡，他的工具。
这些有理想的巨婴，强大的独裁者，当他们追求理想时，他们具体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别人都置于人矿、牲口、炮灰的境地。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大多数翻译家都告诉我们，这是在讲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但如果你把“治”理解成“整治”的治，再把这个治字替换为“整”呢？
“劳心者整人，劳力者挨整”。
这就是自古以来在伤害链系统中维持伤害链游戏规则的“劳心者”们汲汲营营的真相。
不论是在文革前后还是在“习泽东”肆虐的近年，都有不少看似聪明的人，例如海外归国的专家学者，例如取得过绝高文艺成就的作家、诗人，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被打落尘埃。
这些脑力工作者，他们是不懂“劳心”的人吗？
他们是不懂整人而已。
而不懂整人的人，在伤害链系统里，不管有多聪明的头脑，多强的创造力，曾取得过多辉煌的成就，创造过多大的价值，都是生产者。
不懂输出伤害，或者不忍以输出伤害为生，不能心安理得的损人利己，再聪明你也做不了伤害者。
何况就算你够狠够恶，想加入伤害者队伍，想获得伤害链系统的接纳，你还需要在身份标签、“战功”等方面跨越系统设下的各种门槛。在中共国，出身是不是够“红色”，文革时期你家庭成分如何，政治面目那一栏填上的是什么字样，都限制了你的发展，限制着你的选择。
有没有跟对领导，有没有交上让领导满意的投名状，有没有帮着领导整垮他想整的人，这些业绩也十分重要。
想在伤害链系统里向上攀爬，是艰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的生产者，是拥有足够创造力的聪明人，如果你有离开伤害链系统的机会，到产业链国家发挥聪明才智，用自己的劳动赚取金钱，你能过上远比在伤害链系统的底层更有保障，更轻松舒适的生活。
哪怕有语言障碍，哪怕你需要在中年甚至老年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也绝对比活在毛泽东、“习泽东”这类巨婴的理想国里，扮演人矿、牲口、炮灰等角色要安全舒适得多。
有很多自诩聪明的人，看不破这个真相。他们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伤害链系统在心理层面的追求，都是打造巨婴的理想国，都是形成一雄亿雌、等级森严、彼此践踏、层层压制的权力结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巨婴的理想国里，每个拥有创造力却处于失权状态的生产者，都等于供巨婴随时取用的“奶瓶”。你就是遍地流淌的奶，你就是供巨婴舔食的蜜。
而为了让你处于可以被随时举起来吸干的状态，伟大领袖不断的“劳心”，不断思考他该如何整人。
他要你爱国，爱他的巨婴国。这就是PUA你。他把爱国道德化，声称对巨婴国的爱理应高于对父母亲人的爱，当然更应高于对你自己的爱，对你个人利益的爱，对你存款的爱，对你房产证的爱。
他把他的理想，打造巨婴国的理想，说成你的理想，说成值得你牺牲一切去实现的理想。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骗你当个好奶瓶。
毛泽东是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打造巨婴的理想国，他的手段，就是把每个人都驯化成他的奶瓶，而他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奶瓶的自我修养”。
这就是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世界里的道德真相。
如果你能从产业链逻辑的角度去审视伤害链系统宣扬的理想与道德，你会发现它们是荒谬的。
可是身在局中的人不会察觉到这份荒谬。
奶瓶们只会因为自己符合了巨婴链主提出的道德要求而自我感动。
他们是真诚的，但这份真诚植根于愚蠢。而这份愚蠢会让他们害人害己。
奶瓶们在接受了巨婴链主的洗脑规训后，会把这套说辞当成金科玉律，当成值得代代相传的“教规”。然后通过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他们传承着“一代一代沉默地走进阴沟”的命运。
伤害链系统，是一个通过内耗自我维持的封闭结构。它的稳定性是在千年万年的文明演化历程中打磨形成的。要打破它，需要的是外力。
就象巨婴式精神世界的崩塌，总是由对外部世界客观现实的认识触发的。
文革的结束是由毛泽东的肉体死亡触发的，肉身的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起了作用。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心想事成能永远不死的理想巨婴。
习近平统治的结束会由什么触发？
殊途同归，同样会由他的死亡。
中共国内的各种矛盾已经令促成习近平的死亡成了每个试图“解局”者都必须去思考去实现的事。他不死，每个被置于奶瓶处境的人都会随时被举起来一饮而尽。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我想他的自然寿命不会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