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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德里希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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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上海独立!本推目前关注点:1、繁荣理论的研讨和传播。2、新欧洲方案:解体中共,香港、上海独立,两点带沿海,沿海带内陆,诸省独立建国,形成和平竞争与合作的欧洲式格局。3、中国民主转型的项目式管理和方案可行性研究。

阵营都要分化了,中共国的经济还能有前景吗?

当伤害链与产业链阵营分化,当曾经的模糊地带消失,生产者与伤害者共存共荣的短暂蜜月期结束,当两种游戏规则的根本矛盾再次凸显,在中共国内部,伤害者们就会重新露出狰狞面目,把自以为实现了阶层攀升的伪中产们打落深渊,践入泥涂。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生产者啊!

因为你们不是靠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人,你们无拳无勇,在中共精心维系的伤害力落差下方,是被剥削被压榨的对象啊!

生产者,是靠创造力过日子的。是以创造财富,以劳动生产创造价值为生的。从最底层的打工人到中层管理人员,到改开时期春风得意的大小老板,都是只能在尊重生产者基本权益的制度环境里,在“劳有所得”的规则环境里,才能凭自己的努力保障自己的生存的。

一旦环境变了,规则变了,你们何以为生?

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环境下,创造力是一种原罪。

创造财富的能力,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在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环境里才会受到追捧。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环境里,展现创造力只会给你招灾惹祸。

随着阵营分化的进程,生产者在不同阵营内部的处境,会分化得更为明显。

产业链阵营会增强对生产者权益的保障,各国都会推出种种对生产者有利,能吸引更多优秀生产者归入本方阵营的政策。从精英技术人才到底层劳工,从创业者到投资人,只要你是以创造财富为生的生产者,并且生活在产业链阵营之内,你都会在阵营分化的过程中吃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红利。

伤害链阵营则会做相反的事。

要维持“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要让伤害者们保持特权地位,继续当“人上人”,在资源枯竭的时候,伤害链系统就必须通过把生产者们的地位踩得更低,展开更疯狂的掠夺和剥削,来凸显伤害者的相对优势。

对于中共国内长期处于失权状态的普通人来说,工作当然会不好找,收入当然不可能增加,店里的生意、工厂的订单更是不会有改善的指望。

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蛋糕”越做越小的当下,切蛋糕的那只手,政府的那只手,会把填喂权贵看作优先事项。

你能得到的,从过去较小较薄的一片,慢慢减为碎屑,现在则是连蛋糕渣都要吃不到了。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共政府全面放弃了宣传之外的提振经济手段,意味着体制内技术官僚集体躺平摆烂,意味着当局正在用行动表示“除了堵嘴我已经干不了啥了”。

阵营的分化是以双方逻辑的纯化和行为的极端化为标志的。

在接受产业链逻辑渗透的时期,伤害链系统会纵容“劳有所得”的规则有限度地成立,会避免把“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绝对化。但到了阵营分化时期,“奖励伤害”却需要全面压倒“奖励创造(生产)”。

所以,打工人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下等人”。

生产者失去的不仅是改开时期宽松的政策环境,还有更多。他们会失去曾经看似与伤害者平等的社会地位,会失去改开时期伤害者们还肯在表面上维持的尊重,在舆论中,在大众观念里,他们还会收获道德形象上的一再贬低。

你们还记得改开前中共国的普罗大众是怎么看农民的么?

在“工农剪刀差”里承受了最深重苦难,最残酷剥削的群体,是整个社会最鄙视的群体。

很多话术都是现成的。

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

为什么失业的是你,不是别人?

创业失败是你本事不行,没有订单是你的产品缺乏竞争力,投资亏损是你运气不好,都是个人因素。

伤害链系统的崩溃,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垂死挣扎的伤害链会推进内部的阶层分化,会试图从底层生产者那里榨出更多资源来维系摇摇欲坠的伤害力落差。

在资源枯竭的情况下,为了把榨取的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维稳效果,把最后一个铜板花到宣传上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而宣传的思路,自然要跟随领导的思路,自然要以伤害者的视角和立场来引导舆论,来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生产者。

你穷,你苦,但是国家这么好,领袖这么英明,上级领导给了你多少好政策,扶贫花了多大的力气,你还是穷,还是苦,还是失业,你怎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呢?

在阵营分化的趋势中,中共国的经济是不可能有前景的。因为支撑经济的基本面,生产者们,一切拥有创造能力,并愿意以创造为生的人,在中共国的政治格局内已不可能有前景。

而且在中共政权垮台以前,生产者们也没有机会切换赛道,成为伤害者。蛋糕都越做越小了,“特权分润岗”也就是体制内的工作机会自然也越来越难抢到,就算你肯抹杀良心,在天亮前尿最后一次炕,火线入党,亡国前考公,进入体制为中共充当镇压维权民众的一线打手,你也很难抢得过更有背景的官二代、关系户们。

即使不考虑中共已经积累的债务天坑,仅凭阵营分化的现实,中共国经济也会因对生产者加强打压,因对生产者的权益过度侵犯而丧失提振可能。

何况债务天坑真实存在,爆雷在即。

中共国内所有的生产者,所有处于失权状态的普通人这些年积攒的财富,马上要被拿来填坑了,存款、房产、股票,还有编制的价值,都要归零了。

因为在生产者被全面压制之后,提振中国经济已经只能靠伤害者了。

可他们懂的,除了骗,就是抢。

阵营划分,敌友区分,一直是人与人之间展开争战时的重要环节。

但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用于区分敌友的依据是身份标签,是部族归属,是民族、种族、肤色、信仰,有时也是性别、职业、阶级……是并非个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身份。

因此,在历史上,被卷入争斗的个人通常是无法选择自己的阵营的。

即使你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胡图人,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你作为图西族人也会被当成屠杀对象。只因你无法选择自己的族裔身份。

但在新的政治正确里,在新的阵营划分标准里,当标准被清晰化为伤害者与生产者,当行为模式和行为模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成为区分敌我的依据,每个可能被卷入争斗的个人,就都有了选择阵营的机会。

因为你是可以选择成为生产者的。

产业链逻辑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对所有想加入的人都敞开怀抱。

劳动力市场并不会把求职者拒诸门外,虽然每个雇主都有自己的用人选人要求,但市场本身不设门槛。

就象虽然消费者购物时会有自己的选择倾向,却没有哪个消费者会拦着你,不让你成为卖家。

只要你愿意选择成为生产者,选择一种以创造为生的生存方式,产业链逻辑就会接纳你,就会视你为生产者。

反过来,只有当你自己选择了伤害者的谋生方式,选择靠输出伤害来获得所需资源的生存方式时,你才会被视为罪犯,才会在生产者的眼中,被归入伤害链阵营。

当新的阵营划分是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依据当事者的行为而作出,这就意味着新的阵营划分标准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无辜者的殃及。也就意味着两大阵营的争斗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对现代道德理念的尊重。

因为当你不再以国别、族裔、信仰等标准划分敌友,当你的战斗,是对犯罪行径的回应而不是对某个身份标签的泛化攻击,你的战斗就成为和“警察追捕通缉犯”极为相似的行动。

以生产者的立场看,没有一个伤害者是无辜的。

“春秋无义战”,是因为那时的战争,多半基于历史恩怨,多半是伤害链与伤害链之间的战斗,而伤害链本身认同的是丛林法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论胜败,每条伤害链的链主都不是“义人”。

但只要新的阵营划分标准被确立,“义战”就有可能出现。

生产者,渴望凭自己的创造力安居乐业的生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抗拒伤害者的剥削,有充分的理由把试图靠输出伤害干扰生产活动为生的伤害者视为罪犯。

放在中共国的背景下看,打工人有没有充分理由把贪官污吏视为罪犯?顾客有没有充分理由把奸商视为罪犯?病人有没有充分理由把黑心诊所、莆田系视为罪犯?

在如今的中共国,每当生产者、打工人们试图维权,试图维护在制度性困境中处于失权状态下的自己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合法权益,维权者就会遭受到和罪犯一样的待遇,会上黑名单,会被“赋红码”,会坐不了高铁,进不了北京。

在一个罪犯统治着的国家,在一个以犯罪团伙为执政党,为统治集团的国家,无罪者得到了罪犯的待遇。而真正的罪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属于生产者的国家却总是被待若上宾。

今天的政治现实,是现实的历史渊源的结果。

习惯了“春秋无义战”,习惯了以少数派之姿与在地球村里占多数的伤害链国家打交道的产业链国家,一直没有敢在国际社会,在外交领域高扬道德的旗帜。

产业链国家一直在尊重由伤害链时代沿袭至今的既有的外交规则,并因此付出道德声誉上的代价。

也因此承受着试图与伤害链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的代价——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生产者试图与伤害者长期和平共处,就象诚实守信的打工人想和抢劫杀人犯长期合租而不受欺压,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双链争持、阵营分化的大趋势下,在日益增长的安全焦虑让选民们倾向于“立场鲜明、敌友分明”的政治家的时刻,欧美的保守主义出现了回潮。

这是政治界、思想界仍然没有找到比旧时代的身份标签更准确稳妥的阵营划分标准的标志。

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的抬头,是社会情绪受到阵营分化需求牵引的结果。是安全焦虑增长时期,惶然不安的民众想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结果。

这个时候,谁站出来大声回答问题,谁就会获得选民的支持。

但如果不肯在观念上有所创新,如果只懂在旧时代的工具箱里翻找答案,保守主义政客将在一时获得选民的情绪化支持后,因引发大量争议,引发社会撕裂而陷入困境。

因为民众真正寻求的,是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的社会共识,而不是从旧时代的工具箱里找出来的随便一个身份标签,不是一个在已经熔合了太多元素的现代社会里会造成族群撕裂的争议性答案。

谁是我们的敌人?

伤害者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生产者输出伤害的,坚持这种行为模式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维系“输出伤害获得奖赏”游戏规则的伤害者,是我们的敌人。

只要改变了这样的行为模式,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归入我们的阵营。

但当他们选择坚持,选择输出伤害,他们就理应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理应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是时候回归美国真正的传统了。

那就是为了守护生产者的安居乐业,不惜与强大的伤害者一战,不惜被强大的伤害链链主指为叛国者。

美国的独立战争,可是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的“义战”。

而新一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将是它的历史回响。

阵营红利并非新鲜事物。

中共当年就曾先在苏联这边猛吃了一波“社会主义阵营”的好处,获得了苏共的金援、军援和后来的技术援助,甚至因此掌握了核武,其后中共又倒向美国,通过与美方阵营修好得到了产业链升级的机会,在改开期间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当阵营分化、双雄对峙的世界格局出现,通过选择阵营、调整阵营吃上阵营红利就成为可能,曾从中获益的不止中共一国。但想吃到阵营红利,通常需要主事者多少有一点眼光和手腕,能看透当时的政治局势,知道怎样迎合本阵营的需求——高举本阵营意识形态的旗帜,高呼本阵营意识形态的口号,正是向本阵营首脑索讨支持的政治资本。因此,想吃阵营红利的小国才会在意识形态上比大国更容易趋于极端。苏联在后期被诸多小国批为“苏修”,被质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够纯正不够虔诚,原因正在于此。

当今世界,冷战结束后的阵营模糊正在被重新分化取代。但受模糊阶段影响,对峙的双方不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区分敌我的唯一标准。

但没有标准也是不行的。

在疫情的影响下,在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的催化下,全球各国的不安全感都在上升,民主国家的选民渴望选出能保护本国安全,捍卫本国利益的政治人物,为此,大量选民把选票投向了至少在看起来是“立场鲜明”、“敌我分明”的候选人。

不能给予选民安全感的政治正确逐渐被放弃。

但新的政治正确还没有树立,没有以理论的形式被确立,被广泛接受为社会共识。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阵营,保守主义被当成了新共识的替代品,成为了凝聚民心收拢选票的思想工具。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丛林法则和支离破碎的左派口号则被当成了高举的旗帜,与此同时,宣传中的自相矛盾成为常态,宣传者的不讲理被视为其实力的证明。

这是一个阵营正在快速分化的时期,不幸的是,也是思想混乱、观念模糊,划分阵营的新标准还没有确立的时期。

这对想吃阵营红利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需要透过纷乱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本质,需要意识到在昔年的美苏争霸和今天的美中对峙背后,真正发生的都是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双链争持。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准确预测每个国家、每个组织依照其底层逻辑必然归入的方向。

生产者需要被归入产业链阵营。

伤害者应当被归入伤害链阵营。

不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都应以这样的标准进行区分,阵营内部也可据行为的底层逻辑来预测他们的忠诚度,更可以通过强化某些行为来增强本阵营成员的忠诚度。

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吃上阵营红利,你首先需要认清自己是什么人。

只有能靠创造来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才是生产者。也就是说,能在现代社会找到一份工作的人,或是有一门手艺,或是有专业能力,或是既能够也愿意凭劳力赚取合法收入的人,才应当把自己归入生产者阵营。

不以创造为生的人,不事生产的人,凭身份地位躺着赚钱的人,是伤害者。即使你自认为没有亲自动手伤害过什么人,只要你的资财都来自特权,只要你离开特权、失去特权就会一无所有,你就得归入伤害者阵营。

作为个人,一旦在阵营分化的时代发生了身份错配,后果很可能是致命的。

很多伤害者没有认清自己的真面目,移居到了欧美产业链国家,被迫满足于生产者的生活方式,空虚寂寞,无人跪舔,不免憋屈到死。有些屁股不干净的,在未来阵营分化,产业链国家开始严查境内伤害者履历时,还极有可能受到清算,财产的非法来源被查出,从此生活无着,穷愁潦倒。

生产者更不用说,只要傻傻留在伤害链国家,要么为奴为婢,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要么干脆被揪出来游街批斗,惨死在冤狱之中。当年中共国文革期间整死了多少海归学者,难道那些能弄懂各种定律、公式的聪明人真不懂配合政治宣传?无非是作为生产者太聪明了,遭了伤害者的嫉恨防备而已。

生产者在伤害链系统中的地位,是奴隶,是俘虏,是敌人。

正如伤害者在生产者的国家里,其地位是罪犯,是敌人。

任何一个不幸错认了自己身份并选择了错误阵营的人,都会象生活在敌国一样陷入困苦。

避开这份困苦,就是你能享受到的第一份阵营红利。

第二份阵营红利就不是仅靠自己能吃得上的了。

它需要阵营的觉醒和主动给予。

只有当产业链阵营觉醒,意识到自身的独特规则,自身的底层逻辑才是划分阵营的可靠标准,产业链阵营才会摆脱保守主义天然的阵营收缩倾向,转向扩张,并为了扩张向全世界的生产者伸出援手。

对产业链阵营中的生产者来说,输出伤害的行径是罪行,伤害者是罪犯,而输出伤害的国家则是犯罪团伙。

放任犯罪团伙的存在,纵容犯罪团队持续壮大,是对产业链阵营不利的。

一旦阵营分化的标准清晰,产业链阵营就能获得了消灭伤害链国家的充分理由,也会意识到了消灭伤害链对自身的意义。

到那时,产业链阵营会动员起各部成员,用自身的扩张,用对伤害链国家的改造,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能及早看清形势并积极配合这一进程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就有机会吃到这一波阵营红利。

在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

事实上,这才是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你需要认清自己是生产者还是伤害者,需要归入或尽可能靠拢自己所属的阵营。

不要幻想在伤害链的阵营里,身为生产者能落到什么好下场。

也不必担忧在产业链国家,一名生产者会过得不如在伤害链国家那么滋润。

有移民勇气的人是少数。

但没有勇气离开故土的人,虽然在空间角度看没有移民,没有“润”,却在时间角度上“润”了。搭乘着习近平驾驶的历史倒车,只要你不及时跳车,你身处的环境就会不断改变。只是,“润”的方向不是对你有利的方向。

近年有句话很流行:“把凭运气赚来的钱凭实力亏出去。”

许多人正在用自己的生活验证这句话。

但如果你细细剖析此话,句子中的“运气”所指的,是时代浪潮。是你没有主动选择却幸运地被动进入了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国际环境。

让我们试着转换一下视角,把中共国营商环境的转变,看成一场穿越时空的集体移民。

所谓凭运气赚钱,其实指的是生产者们活在了一个“好时代”,幸运地因为中共国高层政治变动,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集体移民”进了一个能让生产者劳有所得,能让创造财富的人拥有财富的政策环境。

凭运气赚钱并不等于不劳而获,搭时代的顺风车进入改开时代,和走线穿越南美丛林进入美国,效果是相似的。

人还是那些人,付出的劳动还是那么些劳动,获得的报酬却不同了。

说到底,什么是“润”?

无非是主动地,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生活的环境。

但即使你是在被动地、无意识的选择,你所处的环境就不会改变吗?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改变的不止是中国。

即使对世界大势毫无所觉,每个底层生产者——事实上尤其是对自身命运没有把控能力的底层,都在被动归入某个阵营,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时代浪潮的裹挟,很多人会象1942年、1961年的饥民那样,进入极为逼仄的生存环境。渴求安稳的他们没有走线,却直接走进了中共挖出的债务天坑。

岁月静好不是现实,只是一场渴望安居乐业而不可得的普通人做的美梦。

生活,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确定。我们脚下的权利板块会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漂移,我们辛苦建起的安乐小窝,根本遮不住剧变时代的凄风苦雨。

作为生产者,我们普通人对营商环境、政策环境有着巨大的依赖。而环境,政策环境,是会变的。

作为生产者,不幸居于伤害链阵营之内,我们本就被视为“非我族类”,要遭受伤害者们的鄙视、践踏、剥削。在伤害者眼中,生产者是天然的奴隶,在伤害链系统的官吏们眼中,在那些拥有特权的“体制内”、“真赵”们眼中,小老百姓名义上是居民,事实上是蚁民,有义务做顺民,如果不肯逆来顺受就属于刁民。

改开时代,是伤害链逻辑受到产业链逻辑渗透的时代,当局打造了一个对生产者们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蚁民们承受的鄙视、践踏、剥削暂时减轻了。

所以他们“凭运气”赚到了钱。就象一夜之间走线到了美国一样,他们突然获得了相当于美国工人5-10%的权利,于是凭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付出他们获得了更合理的收入。

所谓“凭运气赚钱”,其实只是以同等的创造力、同样的经营天分,在稍微好一点的政策环境能获得的收益。

“凭实力亏出去”,则是以同样的风险抵御能力在更坏的政策环境里得到的结果。

政策环境对生产者个人命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而政策环境,是由制度环境决定,制度环境,在双链争持,全球政治格局再次分化的时代背景下,是由阵营决定的。

那些因承接由中共国外迁的产业链而受益的国家,越南、东南亚、南美诸国,必然会因利益绑定归入产业链阵营。

也因此,必然会象改开时期的中共国一样接受产业链逻辑的渗透,在制度上靠拢民主与法治,在保障生产者权益方面做得比过去更多。

属于生产者的国家会多起来。

对需要归入生产者阵营或是靠拢生产者阵营的人们来说,选项在增加。

对能够意识到,能够辨识出这种历史趋势的人来说,再次搭上时代顺风车的机会是存在的。

把企业迁移到中共国之外的企业家,如果幸运地迁进了在未来数十年间会因本土产业链升级走向繁荣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延续改开时期的辉煌。

追随着老板迁到海外新厂的打工人,则有可能获得远超国内同行的“阵营红利”。

阵营分化的趋势,会影响各国的政策。

生产者阵营的诸国,政策会更有利于生产者,更着力压制伤害者的反渗透。

伤害者阵营的诸国,政策则会更强化伤害者的特权,增强对生产者的剥削和控制。

不论经济政策还是移民政策都会体现出阵营分化的影响。

阵营红利,会是未来数十年间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事实存在。

而今天看到帖子的各位,大约是最有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将其最大化的群体。

若能及早认清自己的归属,选对你的阵营,你获得得不仅仅是安全,你的收益不仅仅是更长的寿命。

欧美各国需要学会区别对待伤害者和生产者,而且不仅要在外交领域这么做,也要在接纳移民、难民时这么做。

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实践,大家都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有能力从伤害链国家移居到产业链国家的那些人,多数是在伤害链国家居于上层地位,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也就是伤害者!

在移民政策上不区别对待伤害者和生产者,等于向伤害者敞开大门。

而伤害者,习惯了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人,是习惯了以在产业链国家被称为”犯罪”的行径谋生的人。对他们敞开大门,就等于对罪犯敞开大门,或者说至少是对习惯了犯罪逻辑,习惯了靠暴力,靠欺诈,靠贪污腐败背信弃义获利的人敞开大门。

对这样的人敞开大门,接纳这种移民,无疑会令产业链国家原本的契约精神被冲淡,本地守法公民习惯了的规则环境受到冲击。

对习惯了伤害链逻辑,在移民后也试图在新环境里“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人敞开大门,会让负责打击犯罪的警察部门承受巨大压力,会让公共福利部门承担过多的开支,会令纳税人的钱,生产者的钱,为应付这些试图在新环境里延续恶习恶行的伤害者被快速消耗。

因此,欧美各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移民政策,区别对待伤害者和生产者。

因为虽然环境能驯化人改变人,新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有可能溶入新环境适应新规则,但以生产者为主体的社会“消化”伤害者的能力是有限的。

一旦以生产者为主体的社会被大量伤害者占领,文化风气就有可能颠倒,属于生产者的社会秩序就有可能被“按闹分配”取代,伤害链国家的贪腐陋习,人情关系网,就可能反渗透到产业链国家,尤其是,如果移民背后有“伟大蛆国”的操纵,通过办媒体、政治献金,通过政治操弄,情报盗窃,事态就会朝反向的颜色革命方向发展。

欧美列国需要意识到,近年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没有区别对待伤害者和生产者,没有把奸淫掳掠的罪犯和诚实守信的合作者区分开来。

在国际政治领域,试图把流氓国家当成正常国家那样通过谈判、签约来达成合作,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常国家按照合约支付的一切都会打水漂,并因此虚耗国力,浪费公帑,错失改变对手维护国安的历史时机。

在接纳移民时不区分伤害者和生产者,会让本国成为伤害链国家贪官污吏的避风港、安全区,把本国变成藏污纳垢之所,令本国治安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受到携带大量财富批量移入的罪犯们的影响和冲击。

在接收难民时不区分伤害者和生产者,就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机会,让背后有“强大蛆国”的人拿着绿卡在大使馆组织下挥舞血旗。

在审查来自伤害链国家的移民申请时,欧美应当重视申请人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前官员,前官员的各路亲戚,如果在移民时隐瞒了身份,如果财产来历并不清白,他们已经获得的身份就应当被取消。

在审查来自男权国家的移民申请和难民申请时,欧美应当对女性和低年龄儿童给予政策倾斜——要知道男权国家的男性本身就是伤害者,而且是习惯了以妇孺为侵害对象的伤害者,没有足够警力保护本地女性的国家,不应接受来自男权国家的男性移民和难民。产业链国家的生产者们给政府纳税,不是让政府拿这个钱去养外国罪犯的,各国对难民的庇护能力既非无限,就应针对性地给予最需要庇护的妇女儿童。

即使为了保障男性难民不因战火丧生而不得不接纳他们,也决不能在他们通过语言考试、法律常识考试、劳动技术训练前让他们带着一身伤害妇孺的恶习走入社会。在确认他们获得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后才让他们走进社会,是对他们和对本国居民人身安全的负责。

需要人口的国家,在接纳移民时,如果能给妇女儿童更高的配额,尤其是在面对来自伤害链国家的申请者,来自男权国家的申请者时,刻意给予妇女儿童更多配额,就能极大的减轻社会为协助移民、消化移民付出的代价。

尤其是女性移民,如果敞开来接收女性移民、女性难民,那么最直接的受益者将是本土女性。因为几乎所有来自伤害链国家的女性都拥有较强的家务能力,无需训练或通过简单的训练,她们就可以从事较简单的家政、护理工作,把想要专注事业的本土女性从繁琐家务中解放出来,甚至让许多想生育但担心没人帮忙的本土女性解除后顾之忧,增强生育意愿。

其次,本土男性的择偶机会也将因此上升。过去,由于移民往往来自母国中较为大胆、具冒险精神的人群,在来自伤害链国家,来自男权文化的移民和难民中,男性,年轻力壮的男性比例更高。这对改善接纳移民的国家的婚育年龄人口性别比例并无好处。但如果有针对性的接纳女性移民尤其是难民,把在边境线上试图涌入的非法移民大军变成一支以女性为主体的队伍,事情就会完全两样。不但接收国会更容易“消化”她们,流出国也很可能因为担忧女性流失而积极主动的去建“边境墙”。

意识到伤害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差别,并给予他们区别对待,是我们需要设立的新的政治正确。让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结果,让坚持不同的游戏规则成为区分文明阵营的标志,需要成为这个世界有新常识。

现代文明是人类这个智慧种族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取得的成就。

文明是社群的生存策略,不是个人的。

所以仅有个人的成长不足以支撑文明的存在,更不可能推动文明的演进。

如果就你一个人成熟,一个人强大,身边全是“猪队友”,全是巨婴,你在群体中的地位固然是稳了,但你想做点什么事情就难了。

何况巨婴未必是队友,更有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捣蛋者。

如果你无法离开这座地球村,你就不能放任它成为疯人院或者一直是幼儿园。

这就是欧美各国需要清醒意识到的,他们作为文明探索的先头部队,作为在群体心理成熟度“大上几岁”的社群,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的处境。

文明不是不可能自毁的。

当核武这一类力量掌握在巨婴国手中,当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扩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并被专注于输出伤害的巨婴国统治阶层武器化,你不能让你自己陷入孤立无援。

你需要盟友。

而你的盟友必须足够成熟,必须是有立约与践约能力的国家——实行民主和法治,因此能不受内部权力更替的影响,维持战略延续性和政策连续性的国家。

欧美需要推动全球民主化,这不仅仅是文明先行者的道德义务,也是保障自身国家安全所必须。

为此,欧美需要寻求改变中国,寻求改变俄罗斯,寻求改变朝鲜,寻求改变每一个只要不改变就会不断尝试破坏和平秩序,侵略邻国,把无辜平民卷入战火与灾难的巨婴国。

“不寻求改变中国”是错的。是养虎为患,是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前景的不负责任。

但要改变巨婴国,欧美需要怎么做?

巨婴国是由伤害链逻辑“炼成”的。

伤害链逻辑的精髓是“按闹分配”。是坚持让输出伤害的人而不是勤劳生产努力创造的人获得收益,是让伤害者拥有更多资源和远比生产者高的社会地位。

是让伤害者,那些坚持“按闹分配”的人,成为社群领袖,成为政府首脑。

而立约与践约的能力,签定和执行合同的能力,只能在产业链逻辑主导下成长,只会在生产者群体中,在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合作中成长。

要改变巨婴国,欧美就必须区分巨婴国内部的伤害者和生产者。

欧美需要意识到,不论伤害者怎样伪装,他们都并不具备与生产者相同的立约和践约能力。在国际政治领域,巨婴国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巨婴国的国家元首不是会信守承诺,遵守自己签下的国际协定的人。

如果欧美想要与巨婴国进行合作,他们就必须找到与生产者而不是伤害者进行合作的办法。

事实也证明了,欧美各国在与巨婴国政商界展开合作时,从来都只能从与企业的合作中获得收益,从来都无法从与巨婴国政府的合作中得到什么。

相反,巨婴国的政府一直是欧美各国由商贸合作中获得更大收益的障碍。

这,就是伤害者与生产者的根本矛盾。

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双链争持,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伤害者都是生产者的敌人,都是干扰破坏生产活动,妨碍社会生产力增长的人。

美国现在开始学着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了。

因为中共就是伤害者。

事实上,中共就是以剥削中国人民为生的特权阶层,就是在中共国这个伤害链系统中靠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对广大生产者层层盘剥生存的一窝巨蛆。

每个伤害链系统都是由伤害者和生产者共同组成的,没有生产者,伤害者哪里有血可吸?没有生产者,伤害者统统要饿死。

所以你不需要担忧在伤害链国家,在巨婴国,找不到生产者,找不到产业链逻辑需要的合作者,找不到肯去发展立约和践约能力的人。

每个巨婴国的底层,都充满渴望成长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力量。

阻碍巨婴国改变的,是这些国家的上层,是不事生产以输出伤害为生的特权阶层,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

要改变巨婴国,欧美需要认清自己的敌人。

中共,是欧美诸国和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改变中国,是欧美诸国和中国人民共同的需要。

就象普京事实上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同的敌人。

就象改变俄罗斯是俄罗斯内部那些渴望安居乐业的普通人和整个欧洲渴望和平的民众共同的需要。

伤害者,是生产者的敌人。

在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环境中,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是犯罪。

但在巨婴国,不断输出伤害的人却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却能高踞国家首脑宝座,并用他们从本国底层生产者那里搜刮来的资源转化为伤害力,制造对别国生产者的和平与安宁的威胁。

巨婴国,并不一定是100%由巨婴组成的国家。但它是由巨婴主政,因此在国家行为上呈现巨婴特质的国家。

欧美诸国要改变巨婴国,就必须改变“由巨婴主政”的政治现实。

就必须瓦解主导着这些国家的伤害链逻辑,必须为这些国家的生产者赋能,必须把这些国家的生产者,理性的声音,看成展开国际合作的真正对象。

而在巨婴国坚持伤害链逻辑的政府首脑,不断对本国和别国生产者输出伤害的人,应当被视为罪犯。

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很难用某个单一的标准去把握。

但以国家的立约与践约能力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成熟度”,是可行的。就象以一个人的立约与践约能力去评估这个人作为潜在合作者的成熟度一样,就象银行建立信用体系评估一个人的还款能力一样合理。

中共在立约和践约方面的记录如何?

俄罗斯呢?朝鲜呢?哈马斯呢?

不论曾经有过多么光辉的文明成就,有过多么悠久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社群如果今天不具备良好的立约与践约能力,就不应也不能被视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对象。

一个坚持“输出伤害获得奖赏”,一个认为“输出伤害应该得到惩罚”,文明1.0和文明2.0的游戏规则既然无法通用,就该各建各的朋友圈。

否则,总在试图输出伤害的匮乏国家就会利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对繁荣国家展开无休止的骚扰、盗窃。

我已经反复解释过了持伤害链逻辑的匮乏国家上层是怎么看待繁荣国家的——作为坚信输出伤害应当获得奖赏的伤害者,他们总把繁荣国家的生产者看成和本国生产者一样的肥羊,总想在繁荣国家艰难建立的和平秩序中,对热爱和平的生产者们展开“围猎”,吃羊肉,喝羊血。

流氓国家不止想耍流氓。如果能力许可,他们还想杀人、抢劫、强奸。在生产者搭建的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环境里,在以创造为谋生正道的环境里,试图以伤害为业的人,是罪犯。

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试图以输出伤害为立身之本的国家呢?

真正的婴儿需要的是成长。

但巨婴,身体已经长成人格却仍幼稚的巨婴,需要的是治疗。

巨婴国呢?

如果你不仅考虑心理年龄,也考虑“体型”和“肌肉量”,地球村这个文明幼儿园,这个在各国各族各教的心理年龄差距下,正因大孩子不想带也不懂带小孩子而鸡飞狗跳的幼儿园,还有另一个样态。

修罗场。

因为处于文明的幼稚状态而持续制造着巨大伤害,让活在今天的许多人仍被迫承受原始社会部落战争那样的残酷,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眼看着亲人的尸骨被埋入家园废墟的修罗场。

平民被荷枪实弹的巨婴屠杀,女性被性侵,尖叫着的孩子被打死在父母的遗体旁边。

如果这个世界是由巨婴们统治的,是由满身肌肉,只有旺盛的欲望却没有足以约束它们的理性的巨婴统治的,那么地球村除了在文明演进、心理年龄的意义上是一个“幼儿园”,还在输出伤害的能力和意愿这个方面,是个疯人院。

而我们,渴望安居乐业,渴望这一辈子都能朝九晚五凭自己的认真工作赚到稳定收入,上养父母下抚稚儿的普通生产者,就活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上。

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的双链争持无处不在,而我们无处可逃。

绝大多数会看一眼我的推文的网友,都是生产者吧?

想凭自己的财富创造能力过一份安稳生活,过上不受践踏,不随时被伤害者拎起来重重摔到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只能站在产业链逻辑这一边。

而产业链的成长,又与立约和践约的能力紧密相关。

立约与践约,说白了,不就是签合同和执行么。

产业链逻辑说起来抽象,实际上早已渗透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和单位签的劳动合同,我们与政府之间关于福利、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我们每天使用的钞票(法币),大家的存款、房产证,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契约”的力量撑起来的。

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安定可靠,都是由那些努力践行自己承诺的,可信可靠的合作者们,用自己的双手,用一点一滴的努力,撑起来的。

成长是艰难的,可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自甘堕落为巨婴。

我们在努力地认清世界的真相,捍卫自己的生活。

当无数象我们这样的人成为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制止了巨婴们的胡闹,击退了伤害者们的骚扰,世界就因我们变得美好。

文明就前进。

用国籍、肤色、种族、信仰、性别、性取向去划分阵营是不合理的,也是幼稚的。真正应该用来划分阵营的标准,是构建合作时的底层逻辑。

是对“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和“输出伤害受到惩罚”两种规则的抉择。

也是通过立约与践约的能力,通过对曾经签下的各种契约的态度体现出的群体心理成熟度。

自诩为文明的国家,决不能象巨婴那样行事。

象巨婴那样行事的国家,就应该被踢出文明2.0的朋友圈,得到信用破产者应有的待遇。

而由生产者建立,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着的国家,则有责任捍卫自身的繁荣和稳定,并在抵抗巨婴国的侵袭骚扰的同时,为巨婴们制定治疗方案。

方案也很简单,喂养、壮大巨婴国中理性的声音,鼓励那些向提高立约、践约能力方向努力的人和组织。

人无信不立,国也一样。

欧美需要把过去应用于金融系统的信用机制,延伸到政治、文化等领域。

社科学界应当给各国政府进行信用评级,而且评级的依据不应止于外交,还应包含内政承诺。

银行可以给我们评分,我们能不能给政客评分?能不能给政党评分?能不能给政府评分?

我们普通人的投票,能不能以政客、政党、政府的信用评分为依据?

我们能不能用对立约、践约能力的量化,来替代对政治正确的混乱争论,来推动文明的演进,来抵御巨婴们的渗透、骚扰,更好地守护我们作为生产者,作为产业链逻辑的坚持者的生活?

与巨婴国合作是困难的。

困难在如果你不能满足他的全能自恋,不能100%让他称心如意,他就会恨你,就会指责你,就会把你视为必须消灭的敌国,即使明知不敌暂时“韬光养晦”,他也要暗中积蓄实力,积攒毁灭你的资本,等着哪一天你陷入危机。

巨婴国认为世界上的强国都有责任照顾他,无私地帮助他,围着他转为他服务。理由呢?要么是因为他人多,要么干脆就是因为他弱,弱就有理。

巨婴国以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其他国家,却以极低的标准要求自己,严于待人,宽于待己。

他的欲望远远大于他的能力。

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基于能力的合作。

尤其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以国家的立约能力与践约能力为基础的。

国家的立约能力体现在何处?

法治。

一个对内朝令夕改的政府,对外也难免背信弃义。一个能建立有效的内部制衡机制让政权坚守对选民承诺的政府,也就具备了在国际上扮演可信可靠合作者角色的现实基础。

欧美列国过去从未按照群体心理的成熟度来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但把巨婴国和有责任感,依照规则行事的国家同等看待,这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你辛辛苦苦和巨婴国谈判、签协议,转个头他就掀桌,前面的努力统统作废。

“入世”谈判,大家谈得不辛苦吗?中美贸易战,双方工作人员谈得不努力吗?中英联合声明当初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没有用心签吗?

再看看中东,巴以之间的谈判,双方打打停停,磕磕绊绊,责任难道真“全在以方”?

即使是那几个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对成熟的老牌民主国家,在立约、践约方面也并不能做到完美无缺。

美国,在我看来,虽然幼儿园是早就毕业了,心理年龄也远未成年。她大约在12-16岁之间吧,青春期,已经很努力在克制自己摆出成熟大人的模样了,但稍受刺激就难免露出毛躁的本相。

以各国各族各教的心理年龄论,地球村,还是个文明的幼儿园。

年龄最大的孩子都还没长到能结婚生育展开传承的程度呢。

所以,在这个阶段,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间的交往,是青春期半熟不熟的大孩子,和或蹒跚学步、或牙牙学语的小孩子之间的交往。

是孩子带孩子。

婴儿可以不懂事,可以胡搅蛮缠,那是因为婴儿柔弱无力,他的胡闹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但巨婴不同。

心理不成熟的巨婴拥有成年人的肌肉,成年人的伤害能力。有时候他们甚至能荷枪实弹,向真正的婴儿,向完全无辜的妇孺平民发起残暴攻击。

巨婴国呢?

一个拥有核武器,却朝令夕改,背信弃义,毫无责任感,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的庞大国家呢?

人类文明今天的困境,是地球村这个文明幼儿园里目前只能让大孩子带小孩子的困境。也是大孩子还没弄明白该怎么带小孩子,大孩子自己都还有些懵懂,都还不够成熟,还时不时犯迷糊,轻信、出错、冲动行事的困境。

巨婴国,群体心理成长的任务远未完成,“肉体”的力量却已足以自毁。

想“管住”不具备立约与践约能力的巨婴国,想避免他们中的任意一位突发奇想炸掉整个幼儿园,不是用轻言细语、耐心说教就能办到的。

放在国与国的交往上,就是说,想保持世界和平,或者哪怕仅仅是保持地区和平,这不是较成熟的一方光凭耐心谈判,反复协商,达成表面上的共识,签下协议或和约就能办到的。

你劳心劳力付出种种代价获得了巨婴国的承诺。但他的承诺本就一钱不值。

那么你该怎么办?

杀掉他(灭国)吗?

拜托,这里是幼儿园,不是屠宰场。

合理的应对,是引导巨婴成长。

作为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幸运儿,作为在群体心理更成熟的国家,想要保障世界和平,欧美列国需要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需要学会辨识不同国家的心理年龄,需要意识到巨婴国,也就是处于文明演进较幼稚阶段的国家、社群,有着和成熟国家、社群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受诺言约束的行为模式,从群体利益角度看非理性的行为模式。

欧美列国需要意识到,自己不能一直是幼儿园里仅有的少数“大孩子”。如果你希望地球村里的其他人能和你好好合作,你就不能让其他人一直保持巨婴状态。

你需要促成巨婴国的成长,你需要村子里的邻居都变成成年人。

怎么变?

一个人的理性增长,是他头脑中属于理性的声音从边缘逐渐变成主导的过程。是对现实的认知逐渐增强,直到能制约欲望的过程。

一个国家一个社群的理性增长,同样是群体内部的理性声音从边缘走向主导的过程,是越来越多具有现实感的个人走进决策圈的过程。

放弃“不寻求改变巨婴国”的声明吧。

欧美需要立场鲜明地支持每个巨婴国内部的理性声音,需要支持那些不仅仅把本国本族本教的困境归咎于他人,不仅仅靠宣泄情绪煽动仇恨“吸粉”,也试图找到切实可行解决问题办法的人。需要支持那些在本国本族本地,花费时间与心血去调研社会问题,走访贫困底层的人。需要支持在各个巨婴国的社科学界,在文艺、新闻、法学各领域涌现出来的理性声音。

需要去喂养、壮大处于文明幼稚期的那些社群内部的理性。

大孩子需要真的学着去带小孩子。

趁巨婴们的肌肉力量还没强大到能直接炸飞幼儿园。

如果想构建一段稳定可靠的合作关系,一段长期合作关系,你需要谨慎选择合作对象。

你不能选一个巨婴。

那么,在国与国的合作中呢?

如果你主政一个国家,如果你需要在天下众国之中选择一个长期合作伙伴,你能不能选一个巨婴国?

心理成熟度,是个人与他人构建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也是国家与其他国家、社群与其他社群构建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武志红的《巨婴国》写的是中共,但世上的巨婴国并不只有中共国这一个国家。

处于幼稚期的文明都有着和处于成长早期的人类婴儿近似的心理特质。

翻开各大宗教的典籍,翻开各族各教的创世神话,你会看到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经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几乎每种宗教都认为世界是自己的神创造的。

全能自恋。

人类认识现实的能力是逐渐增强的。中国古人曾认定“天圆地方”,在北欧神话中,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世界树的枝桠上。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一步步通过实证排除谬误,现代人的生活中,并不会有那么多足以帮助大家达成共识的“常识”。

谁都幼稚过。

一个人的幼稚不是你歧视他的理由。

但仍然处于幼稚状态的人、国、族群,是无法与他人构建良好合作关系的。即使合作对象是与自己同样幼稚的人、国、族群。

硬要让他们合作,结果就会象没有成人监管的幼儿园那样,乱成一团,打成一团,有的挨饿,有的跌伤。

我想,我们真的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演进大局中出现的种种“怪象”。

我们不能继续对文明演进的不同阶段视而不见,不能继续对文化、文明、国家、社群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幼稚期、发育期、成熟期的不同行为特征视而不见了。

人类文明该成熟到懂得分析自己了。

如果你把那些过于狂妄、自恋的国家、族群看成巨婴,你就会意识到,它们在外交领域不守承诺、不负责任的做法,正是人格尚未成熟的表现——不是精明,不是老奸巨滑,是没有能力保持信誉。

当一个国家对内不能守住对国民的承诺,对外不能守住对友邦的承诺时,仔细分析问题根源,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往往是因为其内部的权力交接机制并不稳定,决策层常因内部权斗受到清洗,一朝天子一朝臣,从而无力制定和执行较长远的国家战略,也就无法坚守比起国家战略来说更枝节的其他诺言。

这就象一个小孩子,心思一时一变,早晨说过自己今天不吃零食,中午已经吃了三包小饼干,答应了妈妈逛街牢牢牵住手,看到远处的小狗就象炮弹一样冲出去……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就象较幼稚的国家、族群,其群体合作能力,其内部决策机制是没有发展成熟的。

再怎么强调团结也好,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族群是“铁板一块”,就象没有哪个真实存在的人没有各种杂念,没有内在的“思想斗争”。但较成熟的人拥有更清晰的自我意识,更强的自我协调能力,对“我”的利益和“我”的欲望有更清楚的认知,不会轻易自残自伤自毁。

较幼稚的人呢?

我们总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看成一个整体。我们总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现在呈现的特质,默认为永久存在的特质。

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坏”,看成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坏,把一个族群的“恶”,看成这个族群所有人的恶。

歧视由此而生。

但反过来,我们又同样很容易把“这国这族不是所有人坏”简单粗暴地当成“要对这国这族所有人好”,并以“反歧视”为由,提倡全面的纵容,提倡一种让我们自己站到道德高地上心满意足,但现实效果却是对幼稚族群、巨婴国家的“溺杀”。

每个族群都是从原始、野蛮、蒙昧的状态发展到今天的。就象每个人都是从母亲的胞宫产出,都曾是婴儿。

但有些族群在合作能力方面成长得更早、更快,因此到今天,已经具备良好的心理成熟度,已经能实现族群、国家的内部协调,作为整体,已经能象成年人一样行事,一样展现出充分的责任感,能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信守对合作者的承诺。

对内,政府能守住对国民的承诺,对外,政府能守住外交承诺。内部权力更替可以和平进行,权力交接过程不会引发大范围人事变动和政治清洗,不会导致重大国策、长期战略的突然中断。

成长是艰难的,但成长的收益是巨大的。

我从来不觉得西方国家、欧美白人天生就比其他族群优越。这不是“天生”,这是偶然,就象孩子中总有人先懂事总有人晚熟,在文明演进的历程中,总会有哪个民族先“长大”。

被称为文明国家的族群,和从行径上完全可称为“巨婴国”的族群的差别,是群体心理成熟度上的差别。这不是不可能改变、追近的差别,是落后族群、幼稚文明可以追赶也应该追赶的差别。

今天在西方社会中提倡的,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各族各教的尊重,有一个重大的逻辑漏洞。

那就是默认文化是固定不变的,各族各教的现状是固定不变的。

就象默认巨婴是不会长大,也不必长大的。

象接受那些不可能改变的特质一样看待对方的幼稚,把那些自己早已改正的伤人伤己的行为模式当成对方的人格特征,这是“痴长几岁”的先发文明未曾觉察的傲慢。

有些爱是溺爱,有些赞美是捧杀。

在我眼中,地球村现在还是一个文明的幼儿园。

欧美是“大孩子”,但也没有大很多。

成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

一年前,中共国政府突然结束“清零”,让所有人措手不及。无数在疫情期间无法购备退烧药的家庭陷入感染大潮,医疗系统陷入挤兑,许多人眼睁睁看着家里的老人失救而逝,火葬场大排长龙。

一年后,在穆迪调低中国信用评级展望之际,秦刚的死讯由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登上了POLITICO杂志的“大雅之堂”,意大利宣布退出“一带一路”,房价、外贸、内需颓势尽显,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国社会,已呈现民不聊生、商不聊生、官不聊生的全面崩塌状态。

这才不过一年的时间。

还有人坚信中共政权能撑下去吗?

没有人,至少在那些脑子清醒,不受中共宣传迷惑的人群里,没有人会继续把自己的利益和未来绑在习近平正猛踩油门的历史倒车上。

人心散了。借着保汇率的“东风”,以坚持改开路线政治秀的名义,官员们正在为资产和人员的外流大开方便之门——现在促成中国和新加坡30天互免签证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为了让原本需要申请签证才能去新加坡的中国公民能更快、更方便、更隐秘地把财产从中共国境内搞到新加坡去吗?

人心散了。

即使习近平名义上的权威还在,即使他不断增加输出伤害的“压强”,但和过去那种逢迎谄媚以图幸进的风气相比,现在的官员已经更倾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花三分力气糊弄过去的事情,绝不肯花五分。

作为一个以维稳为主营业务的“国企”,管理不善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共政权的组织度、工作效率,本来就不算太高,在进行维稳活动时,不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其他维稳资源,都是浪费的多,产生实效的少。

如今资源是日益枯竭了,效率却因人心已散进一步降低。

所以那些以现有资源总量看还可以采用的维稳手段,也使不出了。

国家机器在摆烂。

习近平对内外局势的控制能力正快速下降,因为每个人都在等,等他的死。

人与人之间想要达成合作,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是信任。

是的,合作的前景,共同的利益前景,能诱惑别人来与你合作。

但别人首先需要相信你是一个不会中途背弃伙伴的人,需要相信你对共同的利益前景有足够的认知。

虽然许多人都认同这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如果你没有权衡利弊的理性思考能力,如果你让对方发现,你对共同利益的认知能力不足,对方就会判定你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

习近平的问题正在于此。

在中美合作这件事上,习近平的表现象个巨婴。他明显无法正确认知在经济领域保持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

在与李克强的合作上,习近平同样是个巨婴。中共最高层本来就有对总理既使用又提防的传统,毛与周的关系就是样板,一名象李克强这样的技术官僚型总理原本可为合作者带来巨大政治收益,但习近平错过了所有把李克强的“功能”最大化的机会,却让李的猝逝成了打在自己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习近平一次又一次的向所有潜在合作者证明了自己的不可信任。

结果,就是让所有试图构建合作关系谋求共同利益的人确认,他,把持着中共政权最高权力宝座的他,是所有人实现自身利益保障自身安全的绊脚石。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每个人都在等他死,他就会死。

我并不想具体分析那些已经显示出习近平人身安全风险上升的蛛丝马迹。毕竟,正在为可能的行刺者放水的都得算“友军”。

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在等别人动手,都不想独自承担风险。

武志红曾写过一本后来被禁的书,《巨婴国》。

中共国是一个充满巨婴的国度,巨婴们狂妄、自恋却无能,既不能也不愿认识真实世界,对自己缺乏正确认知,不肯承担责任,无力解决问题。

成年人是没法和这样的巨婴建立良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的。

当习近平的巨婴心态主导了中共国的外交路线,以成熟负责态度为前提的国际合作就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

于是各国元首在外交场合与习近平的互动只能沦为高级别的“哄孩子”。

但在中共国内部,许多心态上比习近平成熟一点的人同样属于巨婴,虽然心理年龄比习近平大上一点。

所以在中共国内部,想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想要形成良好稳固的合作关系,极其困难。想看到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极其困难。

习近平还活着。

每个人都在等他死,但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动手。

毕竟大家都知道,以习的倒行逆施和庸碌无能,随着他甩给下属的锅越来越多,施加给下属的压力越来越重,迟早会有人忍不下去拼死一搏。

在巨婴国,到最后,年龄差会决定一切。心理成熟度更高的人会是崩溃乱局中的胜出者。

因为在这个信任稀缺的国度,更高的心理成熟度是允许你从茫茫人海中辨识出更可靠合作对象的唯一标记。

哪怕这份成熟度是假装出来的。

大家都“五行缺爹”,缺狠了,就不惜追捧每个有“爹味”的。

从“维稳经济学”的角度看,从组织度的消解速度上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象今年这样撑过明年的爆雷风潮。

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是习近平曾寄予厚望的一年。他一心认定美国的两党纷争,大选争议,会让自己渔翁得利。他盼着东升西降,武统台湾,成就超越毛泽东的功业,成就千古一帝的威名。

但习近平自己能活过这一年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匮乏阵营的步步进逼下,以对和平发展的信心为标志的繁荣预期正在动摇。

乌克兰战场目前的艰难提醒我们,如果无法靠军事科技的代差形成降维打击优势,如果让俄罗斯成功按二战的旧式战争打法把俄乌战争拖成消耗战,反侵略的一方将面对长期僵持。

世界距离二战结束还不到八十年。

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在习惯了和平发展时代的人们心目中,二战式的战争打法已经变得无法接受,在战场上送掉敌我双方上百万人命的战争行动,如今已成了以文明人自居的欧美民众难以想象的野蛮。

他们不想要这样的战争,不想看到这样残酷的战斗。

但是,人们有没有能力拒绝这样的残酷呢?

俄罗斯士兵没有能力拒绝这样的残酷,暴君把他们送上战场时,压根就没有在意过他们的感受。

乌克兰人作为被侵略一方,战前在人口和军事科技上均无优势的一方,靠着盟友支援勉力支撑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拒绝这样的残酷。

欧美民众也没有能力拒绝这样的残酷,他们想象中的精准打击,想象中的摧枯拉朽式的胜利,超出了各国援助给乌克兰军队的战争能力。

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即使现在已经拥有了远超俄罗斯、中共国、哈马斯的军事科技能力,欧美各国的军火库仍是在近八十年逐渐积累而成的。自由世界的老旧军火库并不足以支撑文明人想看到的新式战争打法。

旧式战争理念是以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为作战目标的,是不计伤亡尤其不计敌方伤亡的。

伦敦和东京都挨过轰炸。

但旧式战争理念在今天已经被文明世界放弃,虽然俄罗斯、中共国、哈马斯仍在坚持。

所以,当持有不同战争理念的国家彼此交战时,当一方仍然以尽可能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战术目标,甚至不分军民,不在意误伤,而另一方却开始以警察抓罪犯的标准来为军事打击的精确性设限时,战争对试图坚持文明标准的一方,就成了超限战。

你可以滥杀我方的平民,我却不能误伤你方的平民。

这样的道德要求很美好,我支持。

但问题是做不做得到,问题是代价是什么,是不是文明一方需要承受牺牲更多己方平民生命的代价,是不是文明一方的平民需要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和平变得遥不可及。

如果双方都按二战的打法,俄罗斯早就完了,普京早就完了。

如果欧美各国肯采用斩首战术,令普京无法裹挟多数不情愿当炮灰的俄罗斯人,战争也早就结束了。

但当超限战成立,当一方坚持二战式打法,另一方却试图坚守文明准则又缺乏技术层面的压倒性优势时,战争就会长期化。

而战争,会动摇繁荣预期。

虽然俄乌、以哈目前都只是局部战争,但它们在心理层面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更不用说蓄势待发的台海。

各国对和平发展的信心都会受到动摇,西方列国的选民和听命于选民的政府会把注意力转向国家安全。

保守主义兴起。但兴起的实际上是以保守主义为表象的群体安全焦虑,选民们正以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的自私心态,选出打明招牌要捍卫本国本族自私的权利的“极端”政治人物。

陈义过高的理想正在被抛弃。

这很可惜,但恐怕正在成为现实。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接受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平民伤亡。不论那些死伤数字里有多少水分,但只要以色列平民还无法感受到安全,只要哈马斯的袭击还在继续,同情以色列平民的人们既然看不到其他解决方案,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争观念。

这文明吗?不文明。但如果不文明才能活下去,文明就会消失。

如果乌克兰输了,割地求和,对更文明的战争准则的坚持就成了一个笑话,成了一个全世界都会吸取的教训。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会被“强者为尊”取代,但还好,俄罗斯并不是规则改变后的国际社会中的最强者。

文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最强大的文明国家被迫放弃文明。

如果以色列变成一个和伊朗、叙利亚一样的国家,中东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美国变成中国呢?

如果整个西方阵营都选择了极端保守主义,如果伤害链逻辑在产业链诸国重兴,我们会看到怎样的未来?

移民会被驱赶。言论自由会被限制。某些宗教、某些族群会被圈禁在他们已经占据的地区,失去外流的机会。

但放弃理想的西方各国会是新秩序的引领者,因为属于他们的技术积累和经济积累并不会在转向伤害链逻辑后立即消失。

伤害链国家一直不相信产业链国家没有骑到自己头上的意图,一直不相信生产者追求的仅是自己安居乐业,不是骑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好吧,如果西方各国因为超限战的心理影响真转向了伤害链逻辑,本就拥有优势的欧美就会立刻骑到中共国、俄罗斯等国头上,行使因坚持文明准则一直没有行使的链主特权。

小流氓把想当绅士的强者逼成了大流氓,成功“证明”了对方的虚伪,但同时赢得的,会是一顿胖揍。

我不知道在胖揍完小流氓后,欧美会不会再次穿上绅士的外衣。但在历史上,文明的演进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道路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也许全球最新一波的民主浪潮将由战争,将由波及全球的惨烈大规模死亡推动。

伤害链的传承会制造伤害者。

制造哈马斯那样的伤害者。

把成为伤害者当成人生理想的伤害链三观,源源不断制造着哈马斯的支持者。

在伤害链的世界观里,伤害者是强者,是上层,是英雄,是勇士,输出伤害获得奖赏是天经地义是宇宙真理,输出伤害的能力是最值得追求的能力,而成为伤害者则是一个孩子从小能做的最美的梦。

持有伤害链世界观的父母,对孩子成为生产者的可能性避之惟恐不及。一辈子做农民、一辈子做工人就算是技术工人,哪有当官好呢?

在秉持伤害链三观的父母那里,即使孩子成功攀升到伤害链系统上层的希望渺茫,但让孩子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把教育抚养资源投向让孩子成为生产者,成为创造力更强的生产者,等于甘居下流,是不值得的。

而我们知道,在一个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没有为成为充满创造力的生产者而努力,如果他被一直朝着成为在文明社会实际没有容身之地的强大伤害者方向培养,如果他接受的不是成为生产者的教育而是成为罪犯的教唆,他会在离开家庭踏入现实社会时,在发现真相时,瞬间绝望。

在伤害链的世界观里,生产者是卑贱的。稍有志气的家庭,每个爱孩子的家长,都会试图让孩子成为伤害者。

在产业链的世界观里,生产者是每个社会成员都理应具备的身份,不创造财富你怎么维持生存?成为更优秀的生产者,展现更强的创造力,掌握更高技术,赚更多的钱,才能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这两种世界观对生产者和伤害者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世界观是人们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是人们进行人生规划、选择生存策略的思想基础。

活在伤害链环境中的人们按照伤害链的游戏规则行事,并没有错。

但世界观一旦错位,造成的后果将惨不忍睹。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底是趋向产业链逻辑的,还是会回归伤害链逻辑的?

当手中只有一份资源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将之投向增强伤害力还是增强创造力?

作为个人,选择伤害链的世界观,往往就意味着选择向成为伤害者的方向努力。人们想成为英雄,想当官,想做“人上人”,以吓得别人瑟瑟发抖为荣,在文学幻想里让主角拥有高强的武功、庞大的势力。

却并不想成为能工巧匠。

作为国家呢?

一个持有伤害链世界观的国家,会依照伤害链逻辑去确立国家战略。

它会寻求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伤害链上层,最好是成为世界第一,成为称霸全球的链主。它会把专注生产的富庶国家视为待宰肥羊,看成迟早要向自己称臣纳贡的存在。

它不会觉得专心发展经济,增强创造力,是值得追求的国家战略。

它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伤害链系统,认为增强自身的伤害输出能力是实现阶层跃升,“向上爬”的最佳策略。

以己度人,它不会相信别国的援助出于善意,不会相信共同发展合作共荣,它会认定强国若不践踏弱国定然别有所图,富国对穷国的援助统统包藏祸心。

它会在国际上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

同时,它会在以伤害者自居的同时,把生产者看成欠了自己许多供奉的“债仔”。

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想变得强大,需要做的是增强军力,侵略征伐,吞并别国,掠取资源。

在产业链逻辑成为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想变得强大,需要的却是保护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营商环境,富起来。富国的安全是以充足的军费和强大的军事科技为凭恃的。

在伤害链时代,国家的强大是属于伤害者的强大,是在伤害者与伤害者的竞争中展现最强伤害输出能力的结果。

在产业链时代,国家的强大却是属于生产者的强大,是富到能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还能雇佣大批保镖的生产者的强大。

在伤害链逻辑里,孩子们的英雄是灭霸。

是那个胸怀理想,满身肌肉,巧取豪夺打造了无限手套,杀掉全宇宙一半人后退隐江湖的至强者。

是只有忠诚部属却没有知交好友的孤独战士。

在产业链逻辑里,孩子们的英雄是钢铁侠。

是理工科超级天才,是亿万富翁,是充满缺点浪荡率性的花花公子,是平时自私在关键时刻却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凡人。

也是有许多朋友,会毒舌会互相吐槽会因理念分歧大打出手,最后却会为了守护彼此的后背竭尽全力的团队成员。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是由影响世界的各方势力的选择决定的,而各方的选择,却是由自己的世界观和塑造世界观的底层逻辑决定的。

伤害链国家的战略选择会影响国际局势的走向。

对伤害力的追求,攀上链主宝座的执念,会让伤害链国家不惜耗尽国力也要发展核武,会让伤害链国家不择手段,用超限战来寻求优势。

伤害链家庭的教育选择,则会影响孩子的人生道路。

对伤害力的追求会让家长把孩子培养成潜在的哈马斯,已被塑造成型的伤害者们为了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会试图打碎既有的和平,把生产者安居乐业的环境改变成让伤害者如鱼得水的环境。

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

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其中。

人是会被自己的生活驯化的。

并且也只能被自己的生活驯化——而不是被理论,被唠叨不休的专家学者。

如果你确实希望让两个彼此仇恨恩怨纠缠千年的部族握手言和,和他们讲理论甚至讲历史,都是没多大用处的。

你需要向他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

一种能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仇恨之外的地方去的,具有吸引力的生活。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令战火绵延不断的族群恩怨,实际上也都是当代的恩怨,是在新生代的年轻人里通过一次次冲突重新结成的恩怨。

我们为什么应该谴责哈马斯?

因为他们以历史恩怨为由展开的攻击,正在把巴勒斯坦新生代年轻人卷入战火,他们试图让下一代过的生活,是传承仇恨,输出伤害,不事生产的生活。

当然,这是他们的认知里最理想的生活,是居于伤害链上层的伤害者应有的生活——成为战士,成为有能力对妇孺输出伤害,因此在伤害链系统中理应居于上层地位,理应享受底层生产者供奉而不必亲自劳作的富足生活。

这种梦一样美妙的承诺,就是让实际上无法“不生产就享受”的年轻一代对现实世界充满愤怒的原因。

伤害链系统的文化传承,是以“成为伤害者”,以过上不事生产以输出伤害来换得享受的生活,为理想的。一旦接受了伤害链灌输的人生理想,一旦向着成为伤害者,攀爬到伤害链上层甚至顶端的方向努力,一个孩子就会开始以生产者为假想敌,心中埋藏起对生产者的仇恨种子,盼望早日进入能向生产者们输出伤害换得享受的生活状态。

“我们来自乡下的土猪,也是可以拱大城市里的白菜的。”

而当这样的孩子,从小以成为伤害者为理想的孩子,在现实中被迫居于生产者地位时,他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

这就是哈马斯养大的孩子,各种极端男权文化环境下养大的男孩子们,对习惯了产业链逻辑的平民——生产者们,对人口生产活动中被贴上撕不掉的生产者标签的女性们充满愤怒与仇恨,会在有机会对她们输出伤害时毫不手软的直接原因。

在接受了伤害链世界观和人生理想的孩子们心目中,只要你是生产者,就欠他一份供奉,无力输出伤害不曾英勇战斗的女性,欠他一个家庭。

即使你根本不认识他,生活绝无交集,你也是他的假想敌,他深深地恨你。

在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伤害者是没有容身之地的。遵循产业链逻辑的每个人都同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基本规则,人们追捧创造力,对输出伤害的行径只有反感,绝无赞赏。

在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以生产者自居,以生产者身份为荣,人们甚至会忘记在历史上有一种曾被高抬于生产者之上的身份叫“伤害者”,并完全无法理解伤害者对生产者的天然仇恨。

伤害者在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里被视为罪犯而不是强者。那些试图对生产者输出伤害然后获取其供奉的行径,被看成犯罪行径而不是英雄之举。

以成为伤害者为人生目标的孩子,如果不幸生活在产业链环境里,就会把这一切都看成排挤。

生活在欧美社会却从小全盘接受了伤害链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不论其伤害链传统是来自亚洲儒家文化圈,还是来自伊斯兰极端派系,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陷入绝望。

你想要成为的英雄,是现实中的罪犯。

人是会被自己的生活驯化的。

但每个人都有两个阶段的生活。

一个阶段,是与社会现实接触较少的未成年前的家庭生活。

另一个阶段,则是与社会现实、经济压力、市场交易密切交缠的成年生活。

这两种生活都同样会产生驯化效果。

很多从小被父母朝伤害者方向培养的人,会在成年后不得不放弃理想,接受现实,学着做一个生产者。

有些人在这过程中,通过发挥创造力赚取金钱,赢得社会地位,获得了想要的生活,由此真心认同了产业链逻辑,认同了生产者的身份。

有些人却相反,因为在“成为伤害者”方面投入太多,扮演不好生产者角色,前半生的艰苦训练或寒窗苦读无法在产业链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报偿,他只能看着那些本应卑贱的生产者爬到自己头上。他的理想被践踏入尘埃,他的愤怒被压制在心底。

于是他潜伏下来,等待某一天机会来临,输出伤害再次能够获得奖赏,那时他会高扬理想的旗帜,让战火重燃。

太多的专家学者高估了历史恩怨、各种理论在现代社会族群矛盾中起到的作用。循这些方向寻求解决之道,只能是缘木求鱼。

矛盾是由什么激发的?

是由伤害链的传承,是由把孩子培养成伤害者的努力,和这些接受了全盘伤害链逻辑,依照伤害链的世界观规划人生的孩子们,在属于生产者的现实世界里无处容身的困境激发的。

想要杜绝这种困境一再发生,你就需要在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环境中,阻止伤害链式的家庭生活对孩子的驯化。

你不能让愚昧的家长把孩子养成在现代文明社会无路可走的罪犯。

你要意识到那不是教育,而是教唆。

在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环境里,只有“成为生产者”的教育才能让孩子获得在现实社会平安生活的能力。

以尊重传统为由,纵容伤害链逻辑的传承,纵容向下一代传播仇恨的做法,该停止了。

文明的自我维持方式,是守护自己的未来。

就是守护象周庭这样的女孩子,在以令人心疼的坚韧承受过太多不该承受的压力之后,理应重获的自由和平安。

这个世界可以是多元的,但文明想要不在来自各种野蛮落后多元传统的冲击下退失,需要建立有效的自我维持机制。

在文明尚未降临于世之前,今天声称应被包容的各种传统早就存在,但当时它们可没有索求过“包容”。当时的它们彼此攻伐,压根没想过和平共存是什么样子。

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除了现代文明之外,没有哪种传统拥有维持长久和平,与异己长期共存的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明想要维系自身的存在,想要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现状,就需要象约束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们属于人类天性的杀戮本能那样,设法约束坚持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族群在现代社会中使用暴力手段消除异己的冲动。

在中共的暴政面前,我们应该守护周庭,我们需要去捍卫年轻一代在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无限未来的权利。

在哈马斯和各种极端男权面前,我们则应该守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守护下一代人不继承历史恩怨,不继承伤害链逻辑,不再“一代一代沉默地走进阴沟”的权利。

在中共、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咄咄逼人面前,自由世界需要重新觉察到维持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需要意识到容许“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存在,容许从输出伤害中获益,以输出伤害为业的国家、组织、个人与产业链国家同场竞争,就是容许伤害链逻辑对产业链逻辑进行反渗透。

而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以产业链逻辑为依托而存在的。

放弃对产业链逻辑的坚持,等于放弃和平。

也等于放弃未来。

文化可以多元,宗教可以并存,但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不能同时成立。

在观念的战场上,我们需要新的武器。

我想把“从输出伤害中获益,以输出伤害为业”的人,也就是典型的伤害链上层,与“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进行了利益绑定的人,简称为伤害者。

我想要提醒各位,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培养成了伤害者,并因为被培养成伤害者而缺乏成为生产者的能力,他的一生,就只能为维护伤害链而服务,只能为捍卫“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奋战到最后一息。

我还想提醒各位,以输出伤害为生的人在文明社会有个更常见的称号——“罪犯”。靠抢劫、诈骗等伤害他人的行径糊口的人,是职业罪犯。

靠抢劫、诈骗维系内部收支平衡的组织,则是犯罪组织。

在伤害链系统中,伤害者居于上层,生产者被禁锢于底层。

伤害者是君,生产者是臣。伤害者是主,生产者是奴。伤害者是男,生产者是女。

生产者,辛劳工作创造财富养活整个社会的那些人,在伤害链系统中被视为更卑贱的存在。

如果生产者永远被践踏,如果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永不动摇,人类社会就会将生存和繁殖之外的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增强伤害能力”这类目标上。

社会生产力会因此难以增长,蛋糕做不大,人们会永远为争抢切蛋糕的权柄互相残杀。

何其偶然又何其幸运,世上有了美国。

生产者拥有了自己的国家。

产业链逻辑有了机会,将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能维持长久和平的唯一一种群体生活方式,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并通过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在世界各地展开复制。

于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链升级冲动获得了制度环境的保障。

于是生产者的地位,生产者的权利,生产者的维权维稳能力,与旧时代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差别。

于是输出伤害终于能被视为犯罪而不是强者的特权。

于是“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终于被修正为“输出伤害受到惩罚”。

在伤害链系统和产业链系统中,伤害者的地位是不同的,系统对伤害行为的反应是不同的。

这是两种系统最根本的区别。

如果在一个产业链国家,你输出了伤害,获得的居然不是惩罚而是奖赏,这个所谓的产业链国家,显然就因游戏规则的改变实际上已沦为伤害链国家。

在双链争持的大背景下,理解这一原则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知道,坚持“输出伤害受到惩罚”的游戏规则,是产业链逻辑、产业链阵营、产业链国家自我维持的关键。

不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内政、文化多元议题上,只要你还肯选择产业链,你就需要维护“输出伤害受到惩罚”的游戏规则,你就需要坚持“伤害者=罪犯”的基本立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什么千夫所指?因为俄罗斯是输出伤害的一方,因为输出伤害的结果不应该是获得奖赏。

如果国家对国家输出伤害的结果是获得奖赏,是获得更大的领土,是夺得对方的资源,是增强国际威望,那么世界将永无宁日。

如果个人对个人输出伤害的结果是获得奖赏,如果诈骗抢劫的结果是发家致富,男性强迫女性生育的结果是家族兴旺百子千孙,不这么做的人就会成为少数。不鼓励抢劫、诈骗、强奸的文明就会灭绝。

而在唯一能维系长久和平的文明灭绝之后,人类没有未来。

文明需要有自身的边界。

当我们将文明演进的历史源流梳理清晰,当我们意识到产业链升级、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文化孕育)增加才是作为智慧种族的人类一步一步走出丛林,获得和平繁荣生活的原因,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了守护繁荣,为了捍卫和平,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需要在伤害链与产业链的双链争持中站在产业链一边。

我们需要维持产业链逻辑来之不易的主导地位,需要阻断伤害链逻辑对产业链社会的反渗透,我们需要在家庭内部制止对妇女儿童的侵害,制止伤害链逻辑的传承。

尤其是要阻断通过对妇女实施严密人身控制,占领子宫获得后代,从小把孩子培养成满脑子伤害链思维、满脑子仇恨的“战士”,令大量孩子成长在产业链社会,却不具生产能力,长大以后因为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陷入迷茫绝望,最终成为极端分子的传承。

有人说这种传承是穆斯林的文化特色。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伊斯兰信仰并没有让每个穆斯林社会的女性都罩上黑袍遮住双眼,伊斯兰信仰也没有让伊朗的年轻人停止“反头巾”,可见反对极端男权,反对伤害链式的传承,并不是“仇穆”,相反,反对极端男权,是支持穆斯林群体继承“曾经在女权上优于同时代人”的传统,拒绝伤害链逻辑的裹挟。

最简单的,我想,在把所有极端男权的支持者,所有强奸犯,所有假传统之名实施过猥亵殴辱女性暴行的恶棍都驱逐出境以后,欧美各国不会剩不下几个穆斯林吧?

至少我认识的那些穆斯林朋友,既听音乐,也不打老婆。文明若对暴行竖立边界,欧美若将强奸家暴者驱逐出境,伤不到他们一丝一毫。

文明需要有自身的边界,这边界就是守护妇孺。

我们需要守护向下一代传递爱与希望的权利,守护把孩子培养成生产者而不是伤害者的传承。

谁伤害孩子,谁伤害妇孺,就应该把谁从文明社会踢出去。

产业链逻辑的“政治正确”应该是什么?

是把执行伤害链逻辑,把试图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的行径,把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视为犯罪。

是把“伤害者”,也就是从输出伤害中获益的人,视为罪犯。

这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最重要的常识总会被遗忘,需要我们一再重申。

当今世界,谁在试图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

中共,俄罗斯,朝鲜……

这些从暴政暴行中获益的流氓政权,即使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时不时也会相互倾轧,在维护伤害链逻辑上却永远保持一致。

他们总在为暴行唱赞歌,总在为无辜妇孺的伤亡欢欣鼓舞。

为董志民张开保护伞的习近平,和塔利班好得穿一条裤子。他治下的中共,一边向俄罗斯源源输血,一边消耗着民脂民膏扶持朝鲜金家政权。

产业链逻辑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从对等反击到精准打击,产业链国家一直在追求的,是采用暴力手段军事手段时的效率效益。

如果伤害链逻辑的支持者们,还把自由世界这些已经成长起来,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建设起如此兴盛的文明的强大生产者,与正在伤害链系统的底层挣扎求存只能以曲意逢迎应对伤害的弱小生产者一体看待,把克制看成懦弱,把不轻启战衅看成畏战怯斗,那就错了。

我说过,人类,作为高踞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是有杀戮本能的。

杀戮本能,就是人类在文明1.0版本中普遍组建伤害链的人性根源。

请不要忘记,即使身处伤害链底层,生产者们也还是和上层的伤害者们一样具备杀戮本能。

即使成功建立了产业链国家,令产业链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铸剑为犁,在种种制度工具的帮助下收敛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杀戮冲动,生产者们也还是人类,一样具备杀戮本能。

文明,会让绝大多数人将杀戮本能“归剑入鞘”,能让人们学会克制,却既没有也不可能阉割掉公民们奋起作战守护美好生活的勇气。

自由女神会象护崽的母狮一样,把试图再次骑到生产者们头上的伤害链链主撕成碎片。

产业链文明是有自身的边界的,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生产活动的不受干扰,生产者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引导着经济平稳增长的繁荣预期,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抽象化、量化、细化的信用体系,都是产业链维稳时需要守护的对象。

这也都是伤害链试图破坏的对象,是超限战的战术目标。

在一个所有国家都曾深受伤害链传统影响的世界上,要清晰划分出伤害链阵营和产业链阵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但对上述目标的态度,正可以成为划分阵营的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了伤害链国家在“抱团取暖”,在互相声援,在进行宣传输出,以及试图把所有既认同传统观念又渴望现代化生活的群体,拉进他们的阵营。

在观念的战场上,他们试图把传统混淆于野蛮,把进步混淆于脱离现实。他们试图把文明的自我保护混淆于暴政,把抗击侵略混淆于纳粹。

为了战胜这些混淆,我们需要使用新词、新概念。

需要意识到,文明冲突、文化冲突是不准确的提法。

正在展开争持的,是伤害链与产业链,是两种逻辑,两种行为模式,两种都能在各民族传统各宗教信仰中找到支持的价值观。

支持产业链逻辑不需要你抛弃传统,背叛信仰和民族。

只需要你承认,上班➡️赚钱➡️吃饭,恋爱➡️结婚➡️生育,是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的生活。

百万年的演化,让人类自丛林、荒漠走进了自己亲手建造的繁华都市,今天,族群竞择,也就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已将重心落向文明竞择,而文明竞择的关键在于传承。

没有人能生而知之。

文明的传承只能通过文化孕育实现。

而且文明的积累越厚重,前代留下的智慧财富越丰盈,新生儿要从懵懂无知的婴孩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称职技工,成长为前人科技成就的继承者,需要学的东西就越多。

父母在文化孕育方面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各种成本也就越多。

这个时候,哪个民族若还要坚持按伤害链传统的性别观念压制女权,限制女性接受教育,提高在人口生产活动中的“工作能力”,让母亲在完成生理孕育后只能做个保姆给孩子一些生活照料,让父亲独力承担对下一代的文化孕育,这个民族就会令自身的文明传承、智慧财富积累出现困难。

作为文化孕妇的父亲们会在不堪重负后,只能“偷工减料”,让孩子们接受有限的传承内容。

单纯而无辜的孩子们会因为只继承到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简化版”,只记住了口号,没有了解到大量丰富的历史细节,而建立起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成为“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

他们在文化孕育的子宫里营养不良,他们是本族本教丰富历史文化的早产儿,他们的前辈可能留下过许多精致优雅的思想和艺术遗产,但所有那些智慧财富,都因传承的中断,与他们无关。

这能怨谁呢?

只能怨男权,怨极端男权,怨不让本族女性接受教育,获得对孩子进行文化孕育的能力,成为家庭教育中父亲有力臂助的那些人。

在人类智慧财富的积累日益丰厚,孩子从出生到进入社会需要接受的教育内容越来越多,需要父母双方合作在教育方面全力以赴的时代,哪个民族若仍然打压女权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权,等于文明意义上的自我放弃。

因为在全球竞争中,别人是不会停下来等你的。

因为在别的民族把孩子培养成精英技术人才的同时,你的民族那些已经竭尽全力却仍是焦头烂额的父亲们,却在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中世纪的底层劳工。

在把孩子培养成满脑子古老教条、简单口号,缺乏现代思维能力,很难在现代社会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因此陷入个人困境的愤怒青年。

为什么我会说,男权程度越高,社会就越愚昧野蛮?

这道理难道不够清楚吗?

一旦文明因智慧遗产太多传承能力不足而陷入传承的危机,既有的技术积累就可能“失传”,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技术退化,并由此发生文明倒退,产业链逻辑好不容易占据的主导地位就可能再次被伤害链逻辑取代。

而伤害链逻辑主导社会的结果,是王朝周期律,是战争、杀戮,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周期循环。

战乱中,专业人才的凋零,精密技术的失传,又会更频繁地发生。

家庭,是社会最后的堡垒。

家庭中的伤害链逻辑,是产业链逻辑完成社会渗透的最后目标。

而这渗透的标志是什么?组建家庭的底层逻辑由伤害链逻辑成功转换为产业链逻辑的标志是什么?

是对爱情的推崇,是对自由恋爱权利的尊重。

当自愿结合取代了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当男性需要获得女性的性同意成为社会共识,一个社会就完成了在传承模式上的底层逻辑转换,踏上了文明演化、产业升级的正轨,踏上了通向长久和平与繁荣的金光大道。

我从来不相信,人类社会由极端男权走向温和男权,人类社会在文明程度上的进步,在共守的道德底线的抬升背后,没有利益推动。

这中间有许多偶然,社会流行观念从普遍羡慕三宫六院到坚持一夫一妻有许多历史的偶然。

但偶然的背后是必然。

是自愿合作相对于被迫合作的优势,是生产需求倒逼出的对生产者能力管控、人身控制的放松造成了这种必然。

而坚持男权观念的族群,则因为文化孕育能力薄弱,只能留下最简单的传承内容,只能养出竞争力最差的子孙,最终只能在族群竞择中黯然退场。

或者,在文化竞择中,接受别国别族的文化输出,通过“文化转基因”让自己的生物学基因成功继续流传。

女权,并不是一种特权。虽然在中共蓄意推动的污蔑宣传中,女性提出的都是些既不切实际又蛮横无理的要求,虽然在争取权利的道路上正摸索学习、跌跌撞撞的女权活动者们,有时自己都会分不清该争的是哪些,有时姐妹们之间都会吵得面红耳赤。

但实际上,女权只是除与男性无异的基本人权之外,作为人口生产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生产者,不需要象奴隶一样被迫生产的“劳工权益”。

拨开性别争论的障眼云烟,你需要看到,是文明传承的现实需要,拉升了女权,并同时拉升了不可能靠当事人自己争取的童权。

善待妇孺,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这个社会保持其文明程度的基础。

文明演化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不允许女性自由恋爱、不尊重女童受教育权利,坚持极端男权的族群,在双链争持的大背景下,只能倒向伤害链阵营,并最终输掉这场文明战争。

他们或许不会被肉体消灭,但在文化上会消亡,他们只能通过“文化转基因”延续本族群的肉体生命,只能通过改变极端男权的行为模式走向未来。

因为即使伤害链阵营赢得了这场战争,也会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自毁。

作为Gender的女性,不是性别,而是一种处境,是作为人口生产者,在遵循伤害链逻辑运行的人口生产模式下被迫生产的受剥削的处境。

所以生理男性会落入同样的处境。

当生理男性同样被视为人口生产者,同样被迫生产,同样受剥削,他们就成为政治意义上的雌性,而且由于“文化孕育”需要的时间和投入比生理孕育更多,做一个在伤害链底层试图善尽父职的男人,就象做一个孕期长达十八年甚至更久的孕妇那么辛苦。

“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软肋。”

这句话是不是让很多男性听得心有戚戚焉?

生理性别的差异保护不了男性。只要你有孩子,爱孩子,只要你还舍不得象孕妇堕胎一样,割舍掉对还没有完成文化孕育的孩子的牵挂,作为一个平凡的父亲,你就会象孕妇一样要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竭力觅食,就要象孕妇护着肚腹那样为保障小家的经济安全在单位里处处陪小心,捧领导的臭脚,和奇葩同事搞好关系……

很多男人受不了这个苦。

也受不了这个气。

尤其是,绝大多数男性是被“成为家族伤害链链主”的美好前景骗进婚姻的,他们以为娶个温顺贤惠的女人,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做家用,就能自动得到儿孙满堂个个孝顺的好结果。

他们没有意识到,传统的性别分工,是生理孕育期以女性为主力,以男性为辅助者,而文化孕育期以男性为主力,以女性为辅助者。

“子不教,父之过。”

在不重视女性教育,母亲通常是文盲的传统社会,女性哪有条件做文化孕育的主力呢?

在常见的性别争论中,无数认同传统性别分工的女性都发出了“现在的男人没有责任感”、“太不成熟”的指责。

虽然男性已经觉得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苦的是什么?

是孕妇的处境,是人口生产者的处境,天真的男性就象被渣男骗奸致孕的少女妈妈那样,落入了自己事前压根没有想过的孕产牵绊。

而这个时候,来自妻子的指责,和生理孕育期不体谅女方不知疼着热的男人对孕妇的胡乱指责是同构的,造成的心理冲击也是相近的。

怀着孕的男人心寒了。

他们想堕胎。

他们想抛下这份令自己窒息的家庭责任,于是他们想象婚前幻想的那样做个甩手掌柜,想让妻子多分担一点文化孕育的重任,想干脆让妻子丧偶式育儿。

女性不是一种性别,是一种处境,是一种男性实际上很容易陷入的处境。

一种在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重重压力下被迫生产的处境。

而男性却自以为无法与女性共情。

我只能说,这么想的男孩子们实在是不大聪明。

当技术进步使人口生产不再仅需生理孕育,当文化孕育成为人口生产、代际更替所必须,当生理男性同样被视为人口生产者,作为政治雌性,雌伏于暴君淫威之下的底层男性就同样成了伤害链系统的剥削对象。

伴随着生理男性从纯粹的伤害者转变成既输出伤害也参与生产的双重身份者,极端男权开始走向温和男权。

和生理孕育需要承担的压力相对恒定不同,父亲们也就是文化孕妇们需要承担的压力是随着抚养教育成本的上升而上升的。

于是孕妇们呻吟呼号,试图偷奸耍滑。

他们试图让妻子承担更多,但按组建伤害链的需求娶回来的女性通常不具备母兼父职的文化孕育能力。

他们试图恢复伤害链式的家庭结构,有些人尝试向孩子、向妻子输出伤害,回归极端男权,但在已经产业链化的社会环境中,得不到充分文化孕育的孩子会因为“营养不良”输掉社会竞争,成为“啃老”一族。

只有在不需要读书识字有学历就能谋生赚钱,有拳头敢打敢杀就能称雄一方的社会环境里,董志民式的生育策略才具备竞择优势。

在已经产业链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技术进步已经倒逼着劳动力市场抬高就业门槛的时代,作为人口生产者的生理男性们唯一缓解自己孕产痛苦,减轻自己文化孕育负担的办法,就是让家庭中天然的辅助者拥有更强的辅助能力。

女性必须识字,妻子必须懂得、最好是擅长教育孩子。

生理女性和政治雌性,或者说两个政治雌性,在新时代的家庭中结成了类似“闺蜜”的关系。

同为人口生产者,他与她必须缔结深厚的友谊,必须在生理孕育和文化孕育的全过程中相互支持,彼此扶助。

因为双方都需要全力以赴,才能让资源不被伤害链式关系必然的内耗分散,所以合作必须是自愿展开的。

女权演变的真相,性别平权的真相,是同为人口生产者的两性在利益上的逐渐统一。

生理男性的生产者身份,则是由文化孕育的需求倒逼而成。

文化孕育的需求,又来自产业链升级,来自技术进步。

文明的演化与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只是很多人不肯去看清楚。

只要你看清楚了,你就会意识到,打压女权压根儿解决不了当今社会广大男性面对的问题。

正相反,把女性当成单纯的生理资源对待,只会让要独自承担文化孕育重责的男性的处境更加恶化。

不婚不育,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婚恋时就选择能和自己实现“强强联手”的伴侣同样是解决之道。

但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

是不论生理性别如何,你要意识到自己的生产者身份,意识到改善生产者的处境,包括财富生产者和人口生产者的处境,才是缓解压力的终极良方。

性别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受剥削的是所有的政治雌性。

天真的男孩子们,可别等你“怀孕”了才恍然大悟啊!

性别议题实在掺杂了太多情绪元素,如果我们能理智客观一点去分析,性别之争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实际上是在人类的代际传承中资源应如何分配的争论。

而且并不是资源应向女性倾斜还是向男性倾斜的问题,是资源要向下一代还是向这一代甚至上一代倾斜的问题。

这不是两个性别的零和游戏,而是文明应当怎样调整行为模式才能令族群繁衍活动的效益最大化的问题。

在部落战争时期,在最原始最恶劣的条件下,极端男权并无容身之地。因为在原始医疗条件下,分娩对女性是道鬼门关,婴儿夭折率也很高,任何部落如果不将足够的资源投向母婴等于自我灭绝。

毕竟大自然中所有物种的繁衍都是以母系为主线的。

当部落壮大,征服了其他部落,掳掠了其他部落的妇孺,胜利部落的男性能杀尽败亡部落的成年男子并将败亡部落的女性掳为奴隶时,男权得以兴起。

掳掠女性,以女奴为生育工具,成了迅速增加本部落生育率、壮大本部落人口规模、提高本部落侵略征服其他部落能力的有效策略。

因为有效,男权成了原始社会族群竞择时的通行策略,成为了在古老传统包括宗教和文化观念中的普遍存在。

男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奴隶制。

但不要以为奴隶制只是针对性别的。不要以为男性自身不会成为受害者。

在文明1.0匮乏模式下,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时期,在生产技术低下的环境中,男性作为缺乏生产(分娩)能力只能输出伤害的性别,在生产者和伤害者两种社会角色中,通常被判定为伤害者。

因此在伤害链系统的等级制度中,男性作为伤害者,地位被置于生产者之上。

但随着社会发展,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的范畴由人口生产扩大为各种资源的生产,男性也具备了成为生产者的可能。

这时,就有无数男性在被分配“生产者”角色的同时,被灌输了“雌伏”的观念,一反远古以敢于抗争为荣,以成为英雄为荣的传统,以做忠臣、忠仆、顺民为荣。

他们成了政治意义上的雌性,在伤害链系统中的处境,和部落战争时期被掳为奴隶,被当成生产工具的女性并无二致。

在伤害链系统的底层,作为生产者,生理男性的相对特权,只是上层在吮吸过底层血肉后赐给他们争抢的一点残渣。同为生产者,而且同时是财富生产者和人口生产者,生理女性的双重身份为她们带来最深重的苦难。

苦难并不是生理性别,不是Sex造成的。是Gender,是社会对性别的期待,更准确的说,是对处于失权状态的生产者的要求造成的。

因此,当生理男性的“生产潜能”被发掘,以男性为奴,把男性置于失权生产者状态的做法就大行其道。

对付女性的套路一样用在了男性身上,生理男性被驯化为了政治雌性。但绝大多数被驯化的生理男性却象被教成傻白甜恋爱脑的生理女性那样,不但没有抗争意识,还做起了“明君梦”,甘为妾妇,甘居下流。

什么是Gender?

Gender表面上看,是社会对不同性别的期待与要求,实际上,是对人口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者的要求。

所以当男性成为生产者,Gender的内容就开始改变。

技术进步,产业链升级,令社会提高了对人口素质的需求。

人口生产活动不再是单纯的生理投入,在婴儿呱呱坠地后,需要基本的抚养教育投资,需要给予技能培训,才能让其成长为统治者“可用”的奴才。

于是社会开始强调夫职、父职,开始要求男性不能只要求女性付出,只要求孩子孝敬自己,自己啥也不贡献。

一旦有了生产能力,在伤害链系统中,男性就被迫进入了女性作为失权生产者的处境。

而且奴隶主为了获得收益,想从男性那里榨取得更多。

我曾经写过帖子,分析女性和男性在生育抚养活动中的真实分工。我说女性是孩子的生理孕育者,男性则被要求成为孩子的文化孕育者,“子不教,父之过”,父亲被要求承担的,是把母亲生下的自然人驯化为社会人的艰巨任务。

生理孕育十月怀胎,文化孕育要养到十八岁。

因此许多男性受不了这个苦,或让妻子丧偶式育儿或离婚甩手跑路,让孩子或“文化营养不良”或成为文化孕育的“早产儿”。

男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奴隶制。

直到男性自己也“可奴役”。

奴隶制遵循的是伤害链逻辑,在伤害链系统中,除非你有足够的维权能力,否则你只能作为失权者居于底层,除非你能输出伤害,颠覆伤害力落差爬升到上层,否则你只能作为生产者居于底层。

极端男权是纯粹的伤害链逻辑。生理男性在其中拥有的特权,是由“非生产者”的身份决定的,也是由“伤害输出”的行为维系的。

因此,极端男权和后来的温和男权不同,它会鼓励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伤害,它会把殴打女性、强奸女性等举动视为男子气慨的展现。

温和男权则是纯粹的伤害链逻辑在产业升级的历史进程中被产业链逻辑渗透的结果。

产业链逻辑的特征是自愿合作,是合作者之间只有分工差别没有尊卑之分。

被产业链逻辑渗透后的性别观念,也就逐渐倾向于认为男女有分工差异但无尊卑之别。

社会观念由以夫为天转向夫妻各尽其职,甚至更进一步,把尽父职、尽夫职看成索求妻儿回报的前提条件。

伤害链逻辑开始向产业链逻辑偏移,被迫合作开始向自愿合作偏移。

性别观念的演化,同样是双链争持的结果。

问题不在于宗教,在于男权,在于以对女性进行严密人身控制,强迫生育,不择手段追求超高生育率的极端男权。

所有社会都是越男权,越男尊女卑,就越野蛮愚昧落后。这是因为男权越极端,整个社会中流向母婴、流向下一代教育的资源就越少,于是人口素质就越低,智慧财富的传承就越艰难。

并不是每个穆斯林社会的男权程度都一样极端,就象穆斯林社会要求让女性穿着的服饰,既有不需要包裹全身的,也有极端到眼睛都不许露出的。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内部也分流派,男权极端程度各不相同,除此之外,其他传统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摩门教,还有佛教和印度教也都有男尊女卑的内容,但极端程度有异。

另外,即使宗教、文化背景相近,在不同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男权极端程度也是有波动的。

与其把野蛮落后与宗教或种族挂钩,不如直指本质,分析社会的男权极端程度。在技术进步和信息的开放传播已经令任何一个肯向儿童投放足够教育资源的社会迅速摆脱愚昧的时代,社会仍然保持野蛮落后状态,实际上是分配格局导致,更准确的说,是受益于男权因此坚持伤害链逻辑的成年男性夺占了只要流向母婴就能改善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财富创造能力、文明程度的资源所致。

现实是,并非所有的穆斯林社会在男权的极端程度上都是相同的。

历史事实则是,在文明演进、男权消退的过程中,穆斯林社会既不是唯一推崇男权的,也不是同时代各宗教文化中推崇男权最为极端,对女性的地位没有一丁点正面评价的。

因此今天的穆斯林社会没有理由拒绝改变极端男权状况。

让同为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朗民众奋起反抗的极端男权行径,既不是信仰要求你们做的,也不是文化要求你们做的,你们奴役女性,把男权推到如此极端如此人神共愤的地步,仅仅是因为你们想。

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他宗教和文化的男权极端程度比古时已大为减退的今天,有不少穆斯林社会的男权极端程度仍然保持着与古代接近甚至更高的水准,而大量穆斯林对此保持沉默。因此,对极端男权反感的现代人难免把穆斯林和男权划上等号,并将对极端男权的反感混淆为对宗教和民族的观感。

不要说别人仇穆了,人们反感的是不让女性上学、上班、正常社交的极端男权行径,是奴役女性强迫生育的极端男权行径,是用石刑处死女性的野蛮行径。任何一个现代人都有对极端男权行径产生反感的权利,这是义愤,这是完全正当的。

穆斯林社会如果希望外界不再产生这样的混淆,就需要积极主动与极端男权割席,需要向世人证明穆斯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其他现代社会一样,需要用事实让外界看到穆斯林社会的女性和男性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其人身权利、婚恋自由和男性一样有保障,需要用实际行动撕掉身上的极端男权标签。

文明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由社会资源向下一代教育的投入,由每一代孩子都比上一代学得更多实现的。

对伤害链的解构,产业链逻辑在社会底层的壮大,产业链的升级,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资充裕、繁荣预期,都只能在新一代生产者拥有更多成长资源,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高的情况下出现。

今天的文明是整个社会加大对下一代的投资,在每一代新生人口中收获更高的人口素质,一代一代积累出来的。

而社会对下一代的投资,是由资源流向母婴实现的。

因此所有的文明国家,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比历史上更强调对女性的尊重、对孩子的关爱。

极端男权并不是一种信仰或一种文化,极端男权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社会权力格局,也是一种通过奴役妇女儿童来快速组建家族伤害链的行为策略。

通过对女性实施严密人身控制,强迫其生育,快速增殖人口,通过从小洗孩子的脑,给予每个孩子极少的教育资源,把孩子变成忠诚于自己的部下,变成会帮自己抢掠他人的士兵,一名男性就能以最快速度成为家族伤害链的链主。

极端男权把生育从父亲获得儿女变成了军队指挥官获得炮灰士兵的手段。

它经常把自己对人海战术所需的炮灰型子女数量的追求,打扮成和其他传统社会相似的对家族兴旺的追求。

但追求家族兴旺的人绝不会在有钱让女儿上学的情况下不让女儿上学,更绝不会禁止女儿上班为家族赚钱。

文明社会需要警惕极端男权,产业链需要警惕极端男权,因为极端男权是快速组建伤害链的最有效手段,是对和平秩序心怀敌意者快速提高有组织的伤害输出能力的最有效手段。

通过奴役妇女,强迫生育,并洗脑无辜的孩子,极端男权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忠诚的士兵,在文明社会内部发动攻击,破坏产业链好不容易维持的稳定,让社会的文明成果得而复失。

西方社会需要在移民社区重视女性权益保障,文明社会需要警惕通过移民方式渗透进入的极端男权。

把每一个对女性实施暴力犯罪的男性移民立即驱逐出境,把试图对女性进行人身控制,阻碍女孩上学、上班、正常社交的男性移民立即驱逐出境。

不针对宗教和种族,但针对极端男权,这是文明社会需要展开的正当防卫。

在文明演化的关键时期,在伤害链与产业链双链争持的紧要关头,身在局中的我们需要看得见战场的全景。

这不是一场仅仅发生在战场上的战争。

虽然俄乌是前线,以哈是前线,台海是可能的前线,但这场战争同时发生在至少三个层面:

1、观念战争层面。

全球保守主义回潮,是二战以来因生产技术进步逐渐养成的繁荣预期受到冲击的结果,是各民主国家的选民由更关注发展正转向更关注生存的结果。

以匮乏阵营向繁荣阵营发动的宣传战、认知战为先导,繁荣社会本身的经典难题“共识瓶颈”被诱发。由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和居心叵测的伤害链逻辑支持者合力进行的对文明的捧杀,对刻意包装成“另类文明”的野蛮行径的纵容绥靖,正在倒逼曾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西方社会回归现实,回归先自我保护再谈助人救人的务实态度。

2、经济和贸易层面。

全球产业链的铺展和收缩只会遵循经济规律,只会以市场为导向,而不以任何国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但匮乏阵营试图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不择手段的低道德优势在经济发展上弯道超车,试图在假装与欧美合作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形成强大影响力,并将这些影响力凝聚成足以胁迫欧美国家政商两界对己俯首帖耳的伤害链落差。

繁荣阵营面对这样的攻势,回应以产业链的调整和重组。投资者或将政治风险纳入评估,或提高其权重。产业链发展趋势由“大而全”的全球一体、各国各有专精转向各国皆趋向“小而全”,由此也令曾因全球化而流失到发展中国家的欧美制造业中低端岗位回归本土,恢复了本土产业链的完整性,由此令本土劳动者的“上升通道”重新打开。

3、军事层面。

观念层面的交锋,对生命价值、战争伦理的争辩,影响着各国的战争意愿,影响着各国在宣战和应战时的决断。

经贸层面的交锋,各国从金融到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以及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对军工产业的投入,影响着可选的战争手段和对消耗战的耐受力,影响着各国的战争能力。

但上两个层面的交锋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军事层面,战场的结果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影响从投资人到基层劳工的的经济选择。

这是一场立体的,全面的战争。

这是一场同时发生在抽象的观念层面,发生在学者的书斋里,发生在象牙塔里、报纸上、网络论坛里和街头涂鸦中,也发生在具象的经济层面,发生在银行利息、股价波动、就业机会和消费品价格上的战争。

它在鏖战不休的战场上收割着生命,也在军事战场之外的整个人类世界收割着理想和灵魂。

这是产业链与伤害链的战争,是繁荣预期与匮乏预期的战争,是产业链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伤害链试图保持的“一人雄飞,亿众雌伏”生活方式的战争。

在某些人口中,这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的分析框架里,这是文明2.0繁荣模式与文明1.0匮乏模式的转型战争,当然,你也可以将其视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的战争。

但也是一场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卷入局中的战争。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被战争的结果改变,事实上也正在被战争本身改变。

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对新闻事件中呈现的伦理问题作出的判断,都是观念战争的结果,当我们的表达汇聚成“民意”,也成为观念战争的一部分。

而我们的生活选择、工作选择、投资选择,则都受制于,也成就着这场战争的经贸层面。

我是不甘于雌伏的人,虽然对登上权力的宝座骑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没有丝毫兴趣,但我也不喜欢被人骑在头上。

虽然在生理上我是女性,但在政治上我既不是雌性,也不是太监。

出于对伤害链逻辑的天然反感,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产业链逻辑一边,选择“人人平等,平等合作,合作互惠”的游戏规则,选择做一名观念战场上的战士。

我选了我的阵营。

你呢?

生在这个时代,所有软肋所有牵挂都在这个时代的你,不论是不是认同我的分析,都无法不用自己的人生选择,在事实上选定自己归属的阵营。

虽然你的选择未必符合你的利益。

许多生产者选择了支持伤害链,支持属于伤害链阵营的国家,支持那些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爱国”,“支持中国政府”,榨干自己瘦弱的身躯给伤害链上层供血,献上耿耿忠心。

就象许多从小被规训的女人,耗尽青春和生命为渣男持家育儿,守住贞节。

许多企业、商家选择了与伤害链上层合作,为眼前蝇头小利罔顾政治风险,试图从品相正快速降低的人矿矿脉里赚走“最后一个铜钿”。

就象恋爱脑的女人被杀猪盘套牢。

这是一场从观念到生活最终在战场上图穷匕现的战争。

也是一场要求战士们,也就是早已身在局中的你们,在观念战场上作战,在生活选择中作战,最终可能要在漫天炮火中作战的战争。

我希望每个人都选择正确的阵营,做胜利者的预备队,而不是败者的炮灰。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亿万民众最终能摆脱被迫雌伏的处境。

我希望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原则得以维持,希望清醒过来的人们能以务实的态度击退伤害链逻辑的侵袭。

而这需要尽可能多的生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只能归属于产业链阵营。

需要“精神赵家人”们恢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