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共留下的烂摊子会成为一个任何人都接不住的“盘”，那么，凭什么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只要形成了新欧洲格局，这“盘”就会从接不住变成接得住的状态呢？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拆分，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成简单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手段。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止于此。
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令全球产业链深感不安，不惜代价也要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一项许多人还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差别——“中国经济”和“中共经济”的差别。
当中共国的经济，在改开时代，因邓、江的放松管控和欧美市场打开大门而蓬勃生长的时候，在墙内，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民营经济，或者说，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没有正式官方身份的企业管理者们（即使他们是“手套”，毕竟还不是官员）的决策理念为主导的民间经济。
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大多数情况下遵循产业链逻辑的民间经济。
正因为它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循产业链逻辑，它才能与全球产业链水乳交融，迅速整合到一起，并因此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因此让中共政权“蹭”到了许多好处，打造出了“盛世”图景，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所谓的“中国奇迹”，在薄弱底子上曾经获得的高增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不是“中共经济”的奇迹。
但当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大搞“国进民退”，当习近平压抑不住让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渴望，打破了由邓小平开启的“克制”传统，“中国经济”就开始被改造成“中共经济”。
这时候，随着政府干预加剧，产业链逻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如果把抽象的中共国经济活动看成一个“人”，那么你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一直都同时具备着产业链逻辑和伤害链逻辑双重属性，一直都同时拥有着生产者和伤害者的双重人格。
在生产者人格被压制时，伤害者人格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伤害者人格，说白了，就是犯罪分子的人格。当你的合作伙伴从生产者人格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你曾经熟悉的商业伙伴就变成了一心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
你就无法继续把他看成一个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整个产业链阵营被迫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在于曾合作愉快的“中国经济”，曾占据制造业半壁江山，令欧美投资者欲罢不能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正蜕变为“中共经济”。
而产业链阵营诸国是无法与“中共经济”合作的。就算勉强维持合作，维持下来的高风险低收益合作模式也不具竞争力，不具吸引力。
这就是中共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局最根本的成因，也是接盘破局者理应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
在中共国，最喜欢干涉民间经济活动的势力是谁？是中央。
最推崇伤害链逻辑的是谁？是中央。
令“中国经济”蜕变成“中共经济”的主力是谁？是中央。
以此反推，若想逆转这过程，让“中共经济”再次成为“中国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谁？
是中央。
一旦没了中央，整个中华沦陷区仍未消失的生产要素，从企业家、工程师、熟练工人，到散布在各民企中的生产线，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发育成型的产业生态，就都可以再次为全球产业链阵营所用。
就都可以成为等中央帝国崩溃后，在分治状态下通过独立公投构建起现代国家形态的新兴诸国据以恢复经济，恢复与海外产业链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
形成新欧洲格局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让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分成简单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为“中国经济”割去中共中央这颗毒瘤，阻断“中国经济”被迫蜕变为“中共经济”的进程。
能杀灭沦陷区经济体的双重人格中那个属于犯罪分子的人格。
由此，重建全球产业链诸国与沦陷区新兴国家重新展开经贸合作的信任基础。
各位，对中共国七十余年经济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闭关锁国是没有前途的。
“中共经济”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懂。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如山白骨和幸存者终身的生理缺憾和心理创伤，谁也不能当它们不曾存在过。
“中国经济”曾因邓小平对中央权欲的有意识克制而腾飞过。“中国经济”的存在本身，实际上就是“暂时控制住中央毒瘤毒力”的结果。
彻底割除这颗毒瘤，将带来更好的效果。
事实是什么？
世界并不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并不想和中华沦陷区的生产要素脱钩断链。他们被迫不惜代价也要做的，实际上只是和中共中央脱钩断链。
和中共中央对沦陷区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和中共中央仍在不断释放的政治风险，脱钩断链。
墙内可能有许多人还在盼望中共改弦易辙，盼望二次改开，盼望通过内部斗争完成“换血”、“换帅”，由此改变政策路线。
但，醒醒吧。
今天要解决经济困境，重建全球经贸合作者的信心，靠小敲小打的“再次开放”已经不行了。
矫枉需要过正。
彻底割除中央这颗政治毒瘤，归化产业链阵营，通过构建现代国家体制约束政治风险，才是与全球重建经贸关系的前提，是我们恢复全球合作者信心从而恢复经济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愿景，是一个共识，也是一台手术。
为沦陷区经济起沉疴疗绝症的手术。 nostr:nevent1qqs8pz45knzhh52ped45aq9gh0p77d9dl2swwfdcngnd6cat9eyuc5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l8jhz
世界正被迫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世界必须与中共脱钩。
如果中国经济不割去中共这个毒瘤，那么不斩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就会和中国人民一样，被中共病毒一样源源释放的毒素侵害。
中共中央，正是这毒瘤的核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手术。
在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因习近平而“学渣化”的中央决策圈层 已束手无策。
推出“砸锅卖铁”口号的他们显然并不想砸自己的锅，他们要求砸的，是各地方政府的锅。
在财政危机深化之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当然会日益凸显。试图挣扎求生的地方不可能不对倒行逆施的中央生出反感，不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成护官符，不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与中央争夺对辖区事务的掌控权。
海外独派目前在“割去中央毒瘤”一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但墙内的形势，中央与地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会把地方势力、改开派官僚一步步逼到独派这一边。
而中共中央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不可能有逆转形势的能力。
如果习近平身边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他能做的，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把中共中央拖入死地。
中共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论起来也未必有多强的本领，但你要看这是和谁比。
多年浸淫于实务的地方官员再怎么颟顸无能，在图穷匕现的时刻也绝不会干不过由习近平这个缺乏现实感的纨袴率领的学渣小分队。
在中央权威还没有崩塌的时候，地方官僚和各部门首脑、军队将领一样对习近平的“各个击破”无力抗拒。但当中央权威因财政枯竭而崩塌，当地方政府被要求“砸锅卖铁”，却又已无锅可砸，看不到未来的一丝希望时，地方将只能把来自中央的压力看成“无理取闹”。
地方将在形势格禁下，在中央不断的逼迫下，在同级地方官员一个个被“反腐”的恐慌情绪下，不得不成为一把挥向中共中央这毒瘤的手术刀。
局势发展的脉络就是这么清晰明了。
海外独派没有资源，新欧洲方案没有资源，但象“1+1=2”这样的道理不需要资源就能成为占据所有人头脑的共识。
皇朝周期律，从人口增长到人均资源不足，从资源争夺战烈度升高到贪腐横行民不聊生，从中央政权的财政危机，到中央权威的崩塌——到地方势力的兴起，这套路在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岂止发生过在中共这一个朝代。
即将挥向中共中央的手术刀，正在官场怨声中锻造，在民怨洪水中磨洗。
即使没有世界各国对中共中央毒瘤的“脱钩”诉求，中共中央也会象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中央政权那样走到自己生命周期的尽头。
但有了这份诉求，有了产业链阵营诸国在外部提供的经贸需求，有了尽快恢复经济民生的希望，这把刀将更形锋锐，而亿万人民能通过这台手术获得的也不再仅仅是社会机体的重生，还是沦陷区各族各地在独立建国后，从伤害链逻辑转向产业链逻辑，从传统伤害链国家转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试图凝聚的共识是和平共识，是每个新兴国家都以和平发展为追求，以把自己打造成欧洲式国家为追求，不谋求成为“新中央”，不寻求征服邻邦重建帝国的承诺。
这是新欧洲方案的提出国，上海共和国，对所有邻邦提出的期望，也是沦陷区每个刚刚摆脱了中共中央凌虐的新兴国家都会对自己的邻邦提出的期望。
我们没有资源。
但我们有资本。沦陷区内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都必然会有的对安全感的渴求，就是我们的资本。沦陷区外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对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的渴望，也是我们的资本。
作为海外独派，理性、务实的态度，基于常识和逻辑、贴合形势展开的方案设计能力，就是我们的资本。
这资本会让资源流向我们。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流向我们的方案。
上帝会打造出我们虽然无力制造却十分需要的政治形势。
然后，我们会接住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抓住历史机遇，会作为一个在海外有意识地打磨过自己的独派组织，在“促成和平共识的凝聚”这项工作上，做出我们能做的贡献。
也会作为一个参与过、体验过美国选举政治的现代政党，在促成上海完成独立公投，支持沪民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独立后的首场竞选时，做我们能做的事。
世界正在被迫与中共脱钩，中国也正在逐渐走向与中共脱钩，在这样的时刻，关心沦陷区民生、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也需要与中共脱钩。
我们需要一台手术，中国社会，需要一台与中共中央切割的手术。但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台手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治疗。
这治疗就是在与中共中央脱钩之后，从社会、从族群、从国家，从党派到个人，都要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不再把“重建大一统帝国”、“取得和中共一样的执政地位”列为政党的终极目标，列为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人生目标开始，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学会接受中共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分治、各族各地自治的既成事实开始，摒弃旧思维，切换到以民生为优先，以经济为优先的和平发展思路。
这治疗就是在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后学会和平共处，国家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施政，政党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政党那样活动，个人则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公民那样参与公共事务。
然后沦陷区新兴各国将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得到文明世界的接纳，并因此欣欣向荣。 nostr:nevent1qqs25ahc3u5lpshxtpvm3ynxxmfaf6j58j49fn8vfykh6pg5c6dfnk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pfv4t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以达成和平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为应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危局而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 nostr:nevent1qqs0eezzpmqxpwx8xxy2k7spapf9dp68g25xx9rayc09kzp7f76372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kagc7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共留下的烂摊子会成为一个任何人都接不住的“盘”，那么，凭什么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只要形成了新欧洲格局，这“盘”就会从接不住变成接得住的状态呢？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拆分，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成简单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手段。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止于此。
到今天为止，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令全球产业链深感不安，不惜代价也要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一项许多人还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差别——“中国经济”和“中共经济”的差别。
当中共国的经济，在改开时代，因邓、江的放松管控和欧美市场打开大门而蓬勃生长的时候，在墙内，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民营经济，或者说，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没有正式官方身份的企业管理者们（即使他们是“手套”，毕竟还不是官员）的决策理念为主导的民间经济。
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大多数情况下遵循产业链逻辑的民间经济。
正因为它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循产业链逻辑，它才能与全球产业链水乳交融，迅速整合到一起，并因此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因此让中共政权“蹭”到了许多好处，打造出了“盛世”图景，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所谓的“中国奇迹”，在薄弱底子上曾经获得的高增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不是“中共经济”的奇迹。
但当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大搞“国进民退”，当习近平压抑不住让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渴望，打破了由邓小平开启的“克制”传统，“中国经济”就开始被改造成“中共经济”。
这时候，随着政府干预加剧，产业链逻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如果把抽象的中共国经济活动看成一个“人”，那么你可以说，他一直都是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一直都同时具备着产业链逻辑和伤害链逻辑双重属性，一直都同时拥有着生产者和伤害者的双重人格。
在生产者人格被压制时，伤害者人格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伤害者人格，说白了，就是犯罪分子的人格。当你的合作伙伴从生产者人格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你曾经熟悉的商业伙伴就变成了一心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
你就无法继续把他看成一个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整个产业链阵营被迫与中共国“脱钩断链”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在于曾合作愉快的“中国经济”，曾占据制造业半壁江山，令欧美投资者欲罢不能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切换到犯罪分子的人格，正蜕变为“中共经济”。
而产业链阵营诸国是无法与“中共经济”合作的。就算勉强维持合作，维持下来的高风险低收益合作模式也不具竞争力，不具吸引力。
这就是中共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局最根本的成因，也是接盘破局者理应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
在中共国，最喜欢干涉民间经济活动的势力是谁？是中央。
最推崇伤害链逻辑的是谁？是中央。
令“中国经济”蜕变成“中共经济”的主力是谁？是中央。
以此反推，若想逆转这过程，让“中共经济”再次成为“中国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谁？
是中央。
一旦没了中央，整个中华沦陷区仍未消失的生产要素，从企业家、工程师、熟练工人，到散布在各民企中的生产线，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发育成型的产业生态，就都可以再次为全球产业链阵营所用。
就都可以成为等中央帝国崩溃后，在分治状态下通过独立公投构建起现代国家形态的新兴诸国据以恢复经济，恢复与海外产业链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
形成新欧洲格局的意义，不仅在于能让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复杂问题拆分成简单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为“中国经济”割去中共中央这颗毒瘤，阻断“中国经济”被迫蜕变为“中共经济”的进程。
能杀灭沦陷区经济体的双重人格中那个属于犯罪分子的人格。
由此，重建全球产业链诸国与沦陷区新兴国家重新展开经贸合作的信任基础。
各位，对中共国七十余年经济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懂，闭关锁国是没有前途的。
“中共经济”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懂。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如山白骨和幸存者终身的生理缺憾和心理创伤，谁也不能当它们不曾存在过。
“中国经济”曾因邓小平对中央权欲的有意识克制而腾飞过。“中国经济”的存在本身，实际上就是“暂时控制住中央毒瘤毒力”的结果。
彻底割除这颗毒瘤，将带来更好的效果。
事实是什么？
世界并不想和中国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并不想和中华沦陷区的生产要素脱钩断链。他们被迫不惜代价也要做的，实际上只是和中共中央脱钩断链。
和中共中央对沦陷区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和中共中央仍在不断释放的政治风险，脱钩断链。
墙内可能有许多人还在盼望中共改弦易辙，盼望二次改开，盼望通过内部斗争完成“换血”、“换帅”，由此改变政策路线。
但，醒醒吧。
今天要解决经济困境，重建全球经贸合作者的信心，靠小敲小打的“再次开放”已经不行了。
矫枉需要过正。
彻底割除中央这颗政治毒瘤，归化产业链阵营，通过构建现代国家体制约束政治风险，才是与全球重建经贸关系的前提，是我们恢复全球合作者信心从而恢复经济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愿景，是一个共识，也是一台手术。
为沦陷区经济起沉疴疗绝症的手术。 nostr:nevent1qqs8pz45knzhh52ped45aq9gh0p77d9dl2swwfdcngnd6cat9eyuc5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l8jhz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个名场面，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艺术的隐喻，表述了历史的真实。
确实，没有中央，没有暴政，没有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没有以“母亲”自居实际上却是狼外婆的中共，对亿万沦陷区民众来说，很重要。
对这个在历史三峡里徘徊了太久的古老帝国，很重要。
我并不反对任何个人抱持“大一统”观念，并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广其观念。这是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但我反对任何人试图再次骑到别人头上，骑到你我头上，声称“人骑人”的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反对不论海外还是墙内的任何政治势力用暴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觉得谁有义务“听我的”，但我同样反感被别人要求“听他的”，我不想被迫居于臣仆奴隶的地位，如果有人要强迫我，我会不惜与之战斗到底。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包括我。
包括渴望看到上海独立，看到上海人因此终于得到基本人权保障，看到上海人象欧美公民一样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我。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我们会得到自由。
但这自由不是免费的，不是明君圣主赐予的，不是别国的慈善家赠送的。
历史的机遇会从天而降，但抓住这些机遇实现梦想的手不会从天而降，那些手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同样热爱自由，不甘被践踏也不打算践踏他人的你和我。
属于有意愿也有决心构建新的国家行为模式，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目前还在继续准备着的你和我。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从根本上摒弃了“中央”存在的必要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它呼吁海外和墙内所有潜在建设者达成的共识，是互不干涉、互不践踏的共识。
是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各地方势力为应对帝国崩溃期间的混乱，分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在自己有限的控制范围内自发构建起秩序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旧有权威最终轰然倒塌，不再对地方势力构成威胁后，大家都安于现状，接受现状，不寻求以暴力手段实现扩张的共识。
是如果A地区要和B地区整合资源寻求更好发展前景，必须通过和平协商而不是武力征服实现的共识。
简而言之，我们呼吁达成的是和平共识。
是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之间，对平等交往，对和平发展的共识。
新欧洲方案看起来是一个“谋独”的方案，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威望，拿得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整合方案，你能说服沦陷区每个新兴国家，你未必不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谋统”，说服各族各地民众在成功独立建国后，以邦国为单位再次组建联盟，形成联邦。
事实上，在新欧洲方案呼吁达成的共识下，你既可以“谋独”，也可以“谋统”，只要你不强迫别人、别国服从，你将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你的理想。
只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在新的国家行为模式取代旧帝国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在中共中央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很需要在至少一段时间内“没有中央”。
喜人的现实是，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中央”是大概率事件，是海外和墙内各方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毕竟放眼海内外，目前都还看不到能担起“接盘”重任的人或组织。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没有中央”的这段时间是宝贵的，对关注社会转型的人们来说，这是构建各族各地各国平等相处谁也别骑谁全新秩序的历史契机。对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来说，这是在头上没有“婆婆”时趁机发展自主自立能力，争取获得国际法保障的国家地位的历史契机。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让“没有中央”的状态延续下去，和平地延续下去，是解决沦陷区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可行路径。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希望说服你接受的事。
如果你接受新欧洲方案，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听我指挥，而是对新欧洲方案提出的愿景表示认同，对“不干涉独立后的上海”、“不要求上海臣服”作出承诺。
你要做的不是“服我管”，而只是“别管我”。
我想，不论你身在墙内还是海外，不论你身份为何，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要许下这样的承诺，都并不为难。
不为难就对了，新欧洲方案寻求的本来就是“最大公约数”，是“最优解”，是“最容易达成的共识”。
上海，并不是不寻求对整个沦陷区的影响力，但你也懂，区区一个上海，哪有资格对整个中国有什么领土野心。上海要追求的首先是自保，能指望的首先是海外的支援，是通过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激发欧美日韩台给予军援安保的意愿。然后，上海能寻求的发挥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只能是通过成为建设样板，转型样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样板，成为在经济上、文化上取得最大成功的新兴国家，去引发各国的羡慕和效仿。
其他新兴国家的处境，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全部的“谋算”。
让大家对和平达成共识，让大家接受帝国崩溃后的现状，基于现状立即展开建设，全力恢复经济恢复民生。让大家许下“不骑别人”、“不管别人”的承诺，为各新兴国家打造一个哪怕只能暂时保持的和平发展环境。
然后，上海能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
并顺便让周边新兴国家都认识到“专注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最有利于恢复经济招商引资壮大国力的国策。
如果你认同这些谋算，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支持者。 nostr:nevent1qqsrrl5hemjusfd02hh3cy4372ujq2tymqnu8hw6w7pzwtz77h65dc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hrh3u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以达成和平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为应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危局而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
只要你拒绝“重建中央政权”，拒绝为重建中央政权而发动战争，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同路人。
不论你身在何处，不论你有怎样的政治背景，只要你心向和平，只要你拒绝被奴役，新欧洲的愿景里，就有你的位置。
我们想要的，是成为最大公约数，我们想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远大的理想，我们想只“做好自己”而不去干涉他人，我们想专注于建设自己的故乡，而不去征服、蹂躏别人的故乡。
坦白说，作为上海独立的支持者，我并不关心上海之外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建设历程里会经历多少波折——每个国家都难免会走一点历史弯路，但那不是我有能力管、有权力管的事。
就算你国会走一点弯路，除非这道“弯”会引发你国对我国的侵略、对我国构成威胁，否则，关我国什么事呢？
甚至就算你国陷入了强人政治的陷阱，推举了一名中共帝国的旧权贵做你国的领导者，那又关我国什么事呢？
至于你国要迎接某位海外民运名人做新的“领袖”，我国更是乐见其成。
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并不等于中华沦陷区会立即因此变成天堂，跳过艰难建设的阶段直接变成欧洲。
就算老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各国的发展进度也并不均一，何况刚起步的新欧洲。
我要促成新欧洲方案的实施，我要促成中华沦陷区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要化解沦陷区成为新的东亚火药桶的历史性危机，我真正要的，不过是让每个可能在军事上比我强大的邻国都同意“不管我”。
所以，你有怎样的政治愿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政治愿景不能是用军事手段征服我、强迫我，让上海人“听你的”。
只要你同意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甚至不必同意，只要你不反对这一条，你就是上海共和国的友好邻邦。
我想，新欧洲方案设置的这个“政治门槛”，应该是目前海外和墙内看得到的所有转型方案中最低的。
低到让几乎所有人都能轻松迈过。
所以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表达对新欧洲方案的认同，或者说“不反对”，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有机会（也有必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身份时，迅速完成政治意义上的“华丽转身”。
我知道，要“接住”中共帝国崩溃时的巨大烂摊子，要填平中共遗留的债务天坑，解决嗷嗷待哺的民生困境，对那时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崩溃，带来的冲击也会是惊人的，导致的危害更极有可能是惊人的。
如果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接盘”，在如悬河一般流淌在亿万民众头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决堤而出的时刻，大洪水与早已被剥夺了风险抵御能力的民众之间就会毫无缓冲。
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方案可以，共识可以，以“新欧洲方案”形式存在的政治愿景可以。
可以为每个被浪潮裹挟的地方豪强提供“重建小伤害链”和“参与群雄逐鹿”之外的选项，可以为每个不幸被卷入浪潮的平民百姓提供切实可行的出路。
在大时代里，个人是渺小的。
但渺小的个人也想在大时代保住自己的生命、尊严和亲手建设起美好家园的希望。
我想，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
而新欧洲方案的力量，来自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人性中的自私、软弱、胆怯一面的尊重。
它是一场对亿万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内心呼声的回应。
很多朋友会担忧，新欧洲方案至今仍然没有太多支持者，我们手上没有太多资源，我描绘的这远景虽美好，到时是否能顺利实施？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尽智竭力，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为亿万民众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最可行、最有希望成功的方案，是我的责任。
而这个方案是否能一步步走进现实，走向成功，显然不是我能控制。
但只要社会有需求在，有对方案的需求在，新欧洲方案是否能成功实施，就不取决于我有多少资源，我有多大能力。
它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在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后，对“出路”有多强烈的需求，渴求出路的人会把资源投向哪种备选方案。
新欧洲方案能说服多少人，未来能汇集多少资源，并不由我决定。
这将由它本身的合理性决定。
如果它在中共帝国崩溃时，是观念市场上最合理、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就会当仁不让的成为后中共时代历史趋势的引领者。
我相信，资源会有的。
因为在危机正不断累积的当下，资源正在以各种形式被聚合到头脑最清醒，消息最灵通的那些人手中。
然后，在危机爆发时刻，资源自然会从头脑最清醒的那些人手里，流向最合理、最符合人性的解决方案。
你会选我，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我，虽然和你一样期待大家有更好的选择，却已为“被选择”做好了准备。
在我身后，上海民族党同样在准备“被选择”。
我们没有以人民的唯一选项自居。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只是“选项”。我们是一个准备在独立后的上海参加竞选的现代政党，如此而已。
如果你选择了新欧洲方案，选择了上海民族党，选择了我们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你不会得到一个“英明领袖”。
你只会得到一个平凡的，自私的，试图“自扫门前雪”，专注于上海本地建设的地方政治人物。
这就是支持新欧洲方案最终的结果。
你将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到琐碎的日常。 nostr:nevent1qqs0eezzpmqxpwx8xxy2k7spapf9dp68g25xx9rayc09kzp7f76372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kagc7
从此刻开始，海外与墙内就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后中共时代，在亿万沦陷区民众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际，“立”，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建设才是沦陷区最迫切的需求，能用于建设的力量，从人力，到物力，从本地本乡的豪强，到外邦外国的援助者，一滴也不能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没有时间浪费在“统一思想”上。
因此，就象当初中共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象邓小平虽然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荣衔，改开时期的大多数新政策新思路却并非来自他的设计和他自上而下的安排那样，我们需要尊重民间在学着自发构建新政治秩序时的“遍地开花”。
邓小平并没有自上而下推行一套由他设计，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策。
他只是克制住了中央对地方过度膨胀的控制欲，只是部分的收回了政府干扰民间经济活动的巨手。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取得那些成就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构建近现代政治秩序的经验里，“虚君共和”的成功，精要在于“虚君”，在于成功实现了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在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功的精要同样在于“虚君”，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对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的权力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虽然这些限制极其薄弱，并已被事实证明，在邓小平死后，随时能因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取消。
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没有中央的干扰，没有政府的干扰，沦陷区原有的生产要素就完全可以在外部产业链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引进技术、引进生产线、引进企业管理观念，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产业链建立紧密联结，迸发出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在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村干部要剪裁进口化肥包装袋来遮羞的中国，和一个派出的代购员能横扫巴黎奢侈品专柜的中国之间，差的只是“有没有中央”。
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甚至只是部分限制了中央政府权欲的成果。
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中央呢？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时试着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做成“完全版”呢？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吸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之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
还记得曾遍地开花的“承包”吗？
那就是民间自发构建的，远比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经济秩序。
在中央的阻挠下，人们曾经以为中共国民间并不存在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在改开政策为民间“松绑”之前，谁曾想过，看起来那么麻木、愚昧的亿万民众，根本不需要谁去动员去启蒙，就能从田间地头涌入工厂，就能在机遇面前迅速呈现出“准备好了”的状态呢？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习近平而不是邓小平开启并推行的，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先精心设计好，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由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相信它的效果绝不会有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好。
它效果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秩序构建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先放纵地方尝试、民间尝试，然后中央再给予追认、政府给予肯定。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同样的经验可以也应该用在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上。
想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央干扰”、“政府干扰”的彻底清除。
因此，中华沦陷区不能有一个新的中央。
道理很简单，谁若以“建立一个新中央”为目标，为了树立中央权威，谁就将不得不站到民间自发建设活动的对立面。
把地方豪强看成局部政治秩序的“承包者”，把引进海外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看成“招商引资”，你会看到，就和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一样，其实民间不需要有那么充分的准备，民众不需要久经训练，才能成为具备权利意识的公民。
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干扰和阻止，民间完全能自行开启并最终完成秩序的建构。
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邓小平，让中央政府在民间自发构建秩序期间保持对权欲的克制。
但我们可以不要中央。
我们可以在“谁都不要干扰别人的建设”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在海外，对这件事，对“我们都不打算采用暴力手段在中华沦陷区维持或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达成共识，对所有愿意向沦陷区民众提供建设方面协助的团体和个人，许下庄严承诺。
上海，未来成功实现了独立的上海，不会去侵略江苏、浙江，更不会挥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去抢那张虽在传统伤害链思维中价值连城，在产业链价值观里却一文不值的龙椅。
后中共时代的上海，只打算做一件事，那就是管好自己，走好自己的建设之路。
我们会努力做好示范，成为表率，但绝不会逼你们学习。
但如果你们也一样，一样专注本地建设，不寻求扩张领土最终“实现统一”，未来百年内的区域和平就有保障了。
在后中共时代，每个从政者都要尊重届时的既成事实，尊重由公投认证过的疆界，不干扰别族别地的建设，不用暴力手段打断邻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最重要的是——都不追求以军事手段重建大一统帝国，应当是从海外到墙内此刻就达成的共识。
谁也不寻求骑到别人头上，这应该是从海外到墙内，所有人的共识。 nostr:nevent1qqsgxfrzhjn5h8rzg35myqfj049ftvrs8ptvl6w0gfaz9un8p4xqrx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4ggwv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个名场面，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艺术的隐喻，表述了历史的真实。
确实，没有中央，没有暴政，没有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没有以“母亲”自居实际上却是狼外婆的中共，对亿万沦陷区民众来说，很重要。
对这个在历史三峡里徘徊了太久的古老帝国，很重要。
我并不反对任何个人抱持“大一统”观念，并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广其观念。这是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但我反对任何人试图再次骑到别人头上，骑到你我头上，声称“人骑人”的制度是唯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反对不论海外还是墙内的任何政治势力用暴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觉得谁有义务“听我的”，但我同样反感被别人要求“听他的”，我不想被迫居于臣仆奴隶的地位，如果有人要强迫我，我会不惜与之战斗到底。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包括我。
包括渴望看到上海独立，看到上海人因此终于得到基本人权保障，看到上海人象欧美公民一样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我。
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我们会得到自由。
但这自由不是免费的，不是明君圣主赐予的，不是别国的慈善家赠送的。
历史的机遇会从天而降，但抓住这些机遇实现梦想的手不会从天而降，那些手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同样热爱自由，不甘被践踏也不打算践踏他人的你和我。
属于有意愿也有决心构建新的国家行为模式，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目前还在继续准备着的你和我。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从根本上摒弃了“中央”存在的必要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它呼吁海外和墙内所有潜在建设者达成的共识，是互不干涉、互不践踏的共识。
是在中共帝国崩溃之后，在各地方势力为应对帝国崩溃期间的混乱，分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安全区”，在自己有限的控制范围内自发构建起秩序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旧有权威最终轰然倒塌，不再对地方势力构成威胁后，大家都安于现状，接受现状，不寻求以暴力手段实现扩张的共识。
是如果A地区要和B地区整合资源寻求更好发展前景，必须通过和平协商而不是武力征服实现的共识。
简而言之，我们呼吁达成的是和平共识。
是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之间，对平等交往，对和平发展的共识。
新欧洲方案看起来是一个“谋独”的方案，但如果你有足够的威望，拿得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整合方案，你能说服沦陷区每个新兴国家，你未必不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成功“谋统”，说服各族各地民众在成功独立建国后，以邦国为单位再次组建联盟，形成联邦。
事实上，在新欧洲方案呼吁达成的共识下，你既可以“谋独”，也可以“谋统”，只要你不强迫别人、别国服从，你将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你的理想。
只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在新的国家行为模式取代旧帝国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在中共中央烟消云散之后，我们很需要在至少一段时间内“没有中央”。
喜人的现实是，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中央”是大概率事件，是海外和墙内各方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毕竟放眼海内外，目前都还看不到能担起“接盘”重任的人或组织。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没有中央”的这段时间是宝贵的，对关注社会转型的人们来说，这是构建各族各地各国平等相处谁也别骑谁全新秩序的历史契机。对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来说，这是在头上没有“婆婆”时趁机发展自主自立能力，争取获得国际法保障的国家地位的历史契机。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让“没有中央”的状态延续下去，和平地延续下去，是解决沦陷区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可行路径。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希望说服你接受的事。
如果你接受新欧洲方案，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听我指挥，而是对新欧洲方案提出的愿景表示认同，对“不干涉独立后的上海”、“不要求上海臣服”作出承诺。
你要做的不是“服我管”，而只是“别管我”。
我想，不论你身在墙内还是海外，不论你身份为何，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要许下这样的承诺，都并不为难。
不为难就对了，新欧洲方案寻求的本来就是“最大公约数”，是“最优解”，是“最容易达成的共识”。
上海，并不是不寻求对整个沦陷区的影响力，但你也懂，区区一个上海，哪有资格对整个中国有什么领土野心。上海要追求的首先是自保，能指望的首先是海外的支援，是通过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激发欧美日韩台给予军援安保的意愿。然后，上海能寻求的发挥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只能是通过成为建设样板，转型样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样板，成为在经济上、文化上取得最大成功的新兴国家，去引发各国的羡慕和效仿。
其他新兴国家的处境，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全部的“谋算”。
让大家对和平达成共识，让大家接受帝国崩溃后的现状，基于现状立即展开建设，全力恢复经济恢复民生。让大家许下“不骑别人”、“不管别人”的承诺，为各新兴国家打造一个哪怕只能暂时保持的和平发展环境。
然后，上海能专注于“做更好的自己”。
并顺便让周边新兴国家都认识到“专注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最有利于恢复经济招商引资壮大国力的国策。
如果你认同这些谋算，你就是新欧洲方案的支持者。 nostr:nevent1qqsrrl5hemjusfd02hh3cy4372ujq2tymqnu8hw6w7pzwtz77h65dc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hrh3u
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 nostr:nevent1qqsw5f6k45n8et7llja8hwytafdn9w8wrl390dpeqj9agssm8cyra8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udnfyk
从此刻开始，海外与墙内就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后中共时代，在亿万沦陷区民众即将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之际，“立”，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建设才是沦陷区最迫切的需求，能用于建设的力量，从人力，到物力，从本地本乡的豪强，到外邦外国的援助者，一滴也不能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没有时间浪费在“统一思想”上。
因此，就象当初中共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象邓小平虽然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荣衔，改开时期的大多数新政策新思路却并非来自他的设计和他自上而下的安排那样，我们需要尊重民间在学着自发构建新政治秩序时的“遍地开花”。
邓小平并没有自上而下推行一套由他设计，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政策。
他只是克制住了中央对地方过度膨胀的控制欲，只是部分的收回了政府干扰民间经济活动的巨手。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取得那些成就的真正原因。
在欧美构建近现代政治秩序的经验里，“虚君共和”的成功，精要在于“虚君”，在于成功实现了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在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功的精要同样在于“虚君”，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对中央➡️地方、政府➡️民间的权力的限制，虽然这些限制范围极其有限，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虽然这些限制极其薄弱，并已被事实证明，在邓小平死后，随时能因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取消。
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没有中央的干扰，没有政府的干扰，沦陷区原有的生产要素就完全可以在外部产业链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引进技术、引进生产线、引进企业管理观念，通过对外贸易，与外部产业链建立紧密联结，迸发出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在一个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村干部要剪裁进口化肥包装袋来遮羞的中国，和一个派出的代购员能横扫巴黎奢侈品专柜的中国之间，差的只是“有没有中央”。
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甚至只是部分限制了中央政府权欲的成果。
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中央呢？
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在开启经济体制改革时试着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做成“完全版”呢？
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吸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之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呢？
还记得曾遍地开花的“承包”吗？
那就是民间自发构建的，远比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的经济秩序。
在中央的阻挠下，人们曾经以为中共国民间并不存在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在改开政策为民间“松绑”之前，谁曾想过，看起来那么麻木、愚昧的亿万民众，根本不需要谁去动员去启蒙，就能从田间地头涌入工厂，就能在机遇面前迅速呈现出“准备好了”的状态呢？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习近平而不是邓小平开启并推行的，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先精心设计好，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由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相信它的效果绝不会有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好。
它效果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秩序构建是自下而上的。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先放纵地方尝试、民间尝试，然后中央再给予追认、政府给予肯定。
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同样的经验可以也应该用在中华沦陷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上。
想在既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是对“中央干扰”、“政府干扰”的彻底清除。
因此，中华沦陷区不能有一个新的中央。
道理很简单，谁若以“建立一个新中央”为目标，为了树立中央权威，谁就将不得不站到民间自发建设活动的对立面。
把地方豪强看成局部政治秩序的“承包者”，把引进海外政治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看成“招商引资”，你会看到，就和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一样，其实民间不需要有那么充分的准备，民众不需要久经训练，才能成为具备权利意识的公民。
只要没有中央政府的干扰和阻止，民间完全能自行开启并最终完成秩序的建构。
我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邓小平，让中央政府在民间自发构建秩序期间保持对权欲的克制。
但我们可以不要中央。
我们可以在“谁都不要干扰别人的建设”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在海外，对这件事，对“我们都不打算采用暴力手段在中华沦陷区维持或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达成共识，对所有愿意向沦陷区民众提供建设方面协助的团体和个人，许下庄严承诺。
上海，未来成功实现了独立的上海，不会去侵略江苏、浙江，更不会挥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去抢那张虽在传统伤害链思维中价值连城，在产业链价值观里却一文不值的龙椅。
后中共时代的上海，只打算做一件事，那就是管好自己，走好自己的建设之路。
我们会努力做好示范，成为表率，但绝不会逼你们学习。
但如果你们也一样，一样专注本地建设，不寻求扩张领土最终“实现统一”，未来百年内的区域和平就有保障了。
在后中共时代，每个从政者都要尊重届时的既成事实，尊重由公投认证过的疆界，不干扰别族别地的建设，不用暴力手段打断邻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最重要的是——都不追求以军事手段重建大一统帝国，应当是从海外到墙内此刻就达成的共识。
谁也不寻求骑到别人头上，这应该是从海外到墙内，所有人的共识。 nostr:nevent1qqsgxfrzhjn5h8rzg35myqfj049ftvrs8ptvl6w0gfaz9un8p4xqrx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4ggwv
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nostr:nevent1qqsz7at74p7yae6h8qm9wjc5qzf2xhm9yqga0xzgq5eeks0jwenwzg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3r35qj
是时候召唤“立”的力量，汇集海内外“立”的力量，去迎接后中共时代的到来了。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立”的力量都还十分薄弱。
薄弱之处在于，虽然有意愿投身建设的人很多，但意识到了要完成社会变革中华沦陷区需要建构出新模式的人，太少。
对新模式进行过具体描画，或者说能摆脱旧模式思想钢印的人 ，更少。
我们都知道，新模式显然不能和中共曾经运用过的那两种旧模式一样，新模式显然应当借鉴甚至照抄欧美现在使用的政治体制。但到底该如何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构建起新的行为模式，绝大多数人却都还没有答案。
或者说，绝大多数准备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人，想在坍塌的猪圈原址上建起现代化楼厦的人，既没有蓝图，也没有相关经验。
不论统派还是独派，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能否实现政治理想、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上限密切相关。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共帝国的“破”象天降大礼包一样呈送到了大家面前，民运圈多年来太专注于“破”，太执着于“反对者”的身份，而没有在强化自身建设能力方面下足够工夫的短板，立刻就暴露了出来。
而且这短板极有可能会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发展走势。
现实就是，即使把海外和墙内、统派和独派所有的“立”的力量都汇聚到一起，想在中华沦陷区迅速完成新模式的建立，想让庞大人口平稳度过转型期，仍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海外和墙内虽不时暗通款曲，却并无统一的组织和牢固的互信。统派和独派更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建设性的力量本就薄弱，雪上加霜的是，不但薄弱，而且分散。
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逼得体制内的一些人也不得不试着把目光投向海外时，在改开之路无以为继，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墙内亿万从中上层到底层的改开受益者就必须破釜沉舟，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刻，人们却失望地发现，社会为“立”准备的资源，在关键时期能为民众所用的资源，太少。
少到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目前你看得见的每一支有希望在不久后能投入沦陷区建设的团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hold”住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复杂局面，在“如何尽快恢复秩序”、“如何解决中共遗留问题”等议题上给出及格的答案。
即使“大一统”思维在中共多年宣传洗脑后已深入人心，近年，支持“解体论”，支持各族各地独立的人也在明显变多。
究其本源，我想，许多人未必是对某一族某一地的独立建国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只是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既保持大一统又完成民主转型的难度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想在“分裂分家各谋生路”和“在大一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大一统帝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看到沦陷区成功完成民主转型，补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缺口，不惜放弃对“大一统”的执念。
但即使大家都肯放弃“大一统”，以当前简中圈呈现出来的思考能力、秩序建构能力，想要稳稳接住习近平即将抛下的烂摊子，仍是极难。
这是个大工程。
促成亿万人口规模的社会完成转型，实现新的秩序建构，完成模式切换，这是个超大型的社会工程。
我希望每个有志于投身建设的人，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每个不希望看到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参与到中华沦陷区的建设进程中来，都意识到，不论政治观点为何，只要你不想看到沦陷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就需要促成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需求，以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式被满足。
这工程需要被拆分，拆分为不同阶段。
这工程需要在拆分后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需要按产业链阵营既熟悉也认同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招标”。
每个有志和有能力投身建设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看成工程人员，你和其他人组成的一支支建设团队，就是在沦陷区兴修上层建筑的一支支工程队。
愿意汇入建设大潮的人，肯帮忙搬砖的，肯来打螺丝、扎铁丝的，不论出身，不论过往，都应受到欢迎。
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应该是一个被分片包干给各小工程队，包工头们带着农民工干得热火朝天的工地，而不是一个纵容多条小伤害链彼此撕咬、剩者为王的蛊盅。
我们都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海外民运圈里那些最知名的人士，到墙内体制内坐拥资源却看不见出路的精英们。
大家都需要把注意力从“破”转向“立”，更需要把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秩序建构的想象，从“建设一个由我主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民主国家”这一深受中共宣传浸染的默认思路，转换为类似于中共改开初期，在当政者圈定特区，政府放松管制后，新工厂新工地遍地开花的场景。
因为这才是最现实的场景。
因为建设性的力量既然薄弱而分散，建设任务也就只能被切分到既简单又零碎的程度，才能让“小工程队”接得了单。
我并不认为，在民主的旗帜下，海外民运和墙内觉醒者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携手同心解决沦陷区的人道危机。
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想避免新非洲路径，后中共时代，沦陷区所有政治势力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建设的共识。在建设期间，各“工地”、各“包工头”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共识。
对专注于“立”的共识。
而这共识的构建，需要由此刻，在海外，就开始。 nostr:nevent1qqsw5f6k45n8et7llja8hwytafdn9w8wrl390dpeqj9agssm8cyra8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udnfyk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nostr:nevent1qqs8s7h06v9fc605jk0thx6tcsrtg64g2kpj29du8pvnf3n2httntw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9kauuq
如果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家都专注于“破”，把资源都用在“破”上，结果就会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帝国——打破了旧模式，新模式却没能建立，于是新人再次循旧模式行事，所谓换汤不换药是也。
而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反过来呢？
如果大家专注于“立”，专注于打造新模式，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的弊端是， 当你不再关注“破”，不再致力于促成“破”，社会由“破”到“立”的进程就不再受你影响，如果旧模式生命力足够顽强，专注于为成为建设者做准备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等不到合适的历史契机，在旧帝国崩塌后一展身手。
在中华沦陷区，旧模式的生命力曾经是非常顽强的。古老的东方帝国曾长年闭关锁国，对外部依赖度极低，在发展出高度成熟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后，更能凭极低的国家治理技术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东方帝国拥有对伤害链系统来说最宝贵的资产——不到极端境况不知反抗，甚至到了极端境况仍会选择默默死去而不是反抗的庞大底层人口。
如果皇帝懂得珍惜，这种“庞大牲人+低劣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续很久，足以熬死多少代渴望促成社会变革的觉醒者。
我懂王丹这一代人、魏京生这一代人从青葱少年等到白发满头的悲哀。
六四已经过去整整35年了。
在这35年间的多数时间，中共没有显露颓势，而且在入世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度呈现过堪称“超英赶美”的盛世景象。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因此感到绝望。
因为在中共政权将古老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与全球化进程、欧美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相结合时，迸发出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让欧美经济学家也“看不懂”，很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存在。
连专家都看不懂，何况多数并没有接受过规范学术训练，没有在社科领域下过大工夫的民运人士。
许多民运人士因此陷入悲观，怀疑自己永远也等不到中共暴政“破”的契机。有些人在灰心绝望之下甚至放弃了曾经的坚持，转而与中共合作。
FBI近来抓出了其中两人，但没有被抓的肯定更多。
因中共的“顽强”而试图转换思路，把“推翻暴政”这一理想改成折衷一些的“促成改良”，因此与中共进行过接触、进行过有限度合作的民运圈人士恐怕更多。
作为一名晚辈，我其实很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能看清让中共“顽强”的底气已因改开后的“盛世”消失。
中共曾经因继承了古老东方帝国的维稳模式，拥有在极低技术水准、极低外贸依存度下长期保持伤害力落差的能力。
这份能力让中共扛住了1949年以来自己制造的每一波人祸，即使三年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口，中共的统治仍然稳固。
这份能力来自古老维稳模式本身的低成本、高效率。低成本，是因为把牲人压制在极度愚昧、极度贫弱状态后，官僚体系凭一点点特权、一点点组织优势、一点点信息优势，就能轻松保持对牲人的伤害力落差。
高效率，则是因为宣传部门的谎言能让牲人主动配合统治者压榨自己、鱼肉自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共开始放弃旧的维稳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官员腐败的需求共同推动下，低成本的编户齐民、信息封闭，被政府主动替换成了高成本的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为了从底层生产者身上赚到更多的钱，统治者放松了对牲人的管控，给了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机会，也就令最古老但最有效的牲人驯化繁育技术不再成其为国家维稳体系的主要支撑。
对牲人维稳，是多么轻松容易啊！
但对打工人维稳，对数量上亿，流动性强，本身就处于半流民状态，只要失业恶化就会迅速转化为流民、流寇的亿万农民工、城市打工族维稳，要艰难得多。
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技术含量比前者高得多，运行成本自然也昂贵得多。
对打工人维稳，很“烧钱”。
但中共已经在四十年改开“盛世”中迷了眼，忘了根本，已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旧帝国行之有效的低成本维稳模式，切换到了目前这个极其烧钱，每年看得见的维稳经费都超过国防军费开支的新模式。
并且这新模式即将因财政亏空无以为继。
“破”的契机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即使你不去“推”，不去为中共帝国的崩溃添柴加火，甚至许多底层仍然不去反抗，不象中国历史上那些流民一样不畏流血，不断冲击挑战当局的权威，中共目前在改开时代打造出的昂贵维稳模式也会因没钱可烧而失效。
而在维稳方面“消费降级”，快速找到一个既能保证效果又能节省成本且能平稳运转的新模式，明显在习近平的能力之外。
突然之间，形势已然逆转。
从此，专注于“破”，为难以实现“破”而纠结，就不那么有意义了。
但直到今天，把目光转向“立”的人，还是太少。
但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破”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了变革或革命会不会发生。但“立”的力量有多大，才能决定变革或革命会不会有“好结果”，能不能让国家走向文明，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沦陷区现在正面临“维稳模式”的转换契机。
从旧帝国针对牲人的低成本模式，到改开时代针对打工人的烧钱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种种有效的维稳模式中，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体验过了两种。
在烧钱模式无以为继后，显然社会即将被迫迎来再一次切换。
这一次，摆在众人面前的可选项是什么呢？
这是海外民运必须大声回答的问题。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nostr:nevent1qqsz7at74p7yae6h8qm9wjc5qzf2xhm9yqga0xzgq5eeks0jwenwzg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3r35qj
传统的革命，是通过流血推翻旧政权和磕磕绊绊建立新秩序完成的。
半吊子式的革命，例如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吸血”，农村人口空洞化，“村子的消亡”，和农民因进城打工收入大增生活水准改善来完成的。
现代的革命呢？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却“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应在全球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在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下，在源源不断的来自产业链阵营的资金支持下，以内外合力，政治投资+经济投资的方式完成。
政治是一种服务，政治家是服务人员，秩序是一种商品，政府是生产秩序的“工厂”。政治人物在国家治理、参政议政方面的表现，应当象医生为病人服务、律师为客户服务一样保持专业水准。同理，政府在向社会供应秩序时，也应保持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准的品质，且接受全球同行的监督和评估。
这才是文明演化至今，民主体制日渐成熟，繁荣模式终于觉醒时，这个世界应当确立的规则。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里的每个链环，投身财富创造事业的每位打工人，每位企业家在纳税之后理应有权享受的待遇。
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要政治从业者们提供出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配套的，也对得起纳税人们缴交的费用的高品质服务。
你要收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就得给我们提供五星级的装修、五星级的服务。
你想让你宣传推广的地区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得让来玩的游客看到足够美丽的风景，获得足够稳妥的安全保障。
这道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难道说不通吗？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背后的逻辑。
是作为一个准备用自己的成功创造新的服务模式，设立新的行业标准的潜在供应商，新欧洲创业团队，准备遵循的逻辑。
也许会有人问，你设想得似乎挺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会给你下订单？
但产业链阵营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产业链诸国的投资人因无法承受伤害链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必须进行的重整，必须设立的阵营屏障，已为我们提供了市场，提供了待满足的需求。
欧美列国显然必须保护本土生产者，保护本土消费者，必须设立阵营屏障，不能任伤害链国家的产品、人员长驱直入。
自由迁徙，商品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只应发生在可信任的伙伴国家之间。
但谁才是可信任的伙伴？
用什么标准来确认谁是可信任的伙伴，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准入，并因此享有阵营红利的国家？
社科界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象国家信用评级一样，社科界必须有客观中立、信誉卓著的机构，在首次评估后，据现实状况持续跟进并调整数值，以满足各国政界商界的需求。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以通过包括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在内的信息判定。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于“法人”居住，难道不能通过言论自由的受保障程度、法治的独立性、企业平均寿命、政治制度约束“人祸风险”的效率来判定？
既有的商业机构，早已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利益相关方，它们显然难以承担这方面的重任。
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共国的子公司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是否能象在欧美环境中一样坚持原则？恒大清算人已经在起诉普华永道，答案想必会在法庭上揭晓。
但不论案子的结果如何，指望既有的商业机构把对政治风险的客观评估当成新业务来发展，并成功建立和长期保持公信力，并不实际。
现实的做法是成立新的机构，要靠建立公信力吃饭，必须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机构。
而这样的机构要招募的人才，则是各国因政党轮替、任期短暂大量“下岗再就业”的退休政要、坚持新闻理想并拥有查核事实能力的记者、有意研究敏感课题却频繁遭受干扰的社科专家。
政治风险的评估，和与之相应的分析、管控和规划，这将是一个新兴行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拥有许多现成的资源。
因为人们需要它。
市场需要它，潜在的从业人员也需要它。
对个人身体的科学治疗，依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经催生出产值以万亿计的医疗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社会的治疗，对国家的治疗呢？
我们难道能一代又一代的忍受“医国”这件事被交给各路赤脚医生、蒙古大夫？
民主制度能让国家的命运由选民决定。
但它能否保证政客们向选民提供的选项足够靠谱？能否减少选民们被迫在劣质选项中不断试错的概率？
从产业链逻辑的思路出发，政治家，从事的是服务业。在现代不断涌现的服务业分支中，它算得上是新兴产业，它有待发展，它有待成熟，它的行业标准有待建立，它的从业人员保障有待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渴求它的市场，它已经有了无限希望，有了广阔的未来。
人类社会，我们的文明，是时候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
是时候让激发了物质领域的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那些行为模式，那些成功经验，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了。
地球村不能也不该永远是幼儿园。
美国模式，繁荣模式，需要通过产业链逻辑最擅长的方式成熟起来，传承开去。 nostr:nevent1qqsrctqmh9u9nkasvrl79ctypffedk707fqrt9s23u6mglzyyafcns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azccjv
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只是在科学昌明的近现代，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合作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高的近现代，一个社会若不能在“立”这方面做到合格，光“破”掉令大众不满的旧秩序就不会带来好结果。
坏消息是在需要迎接变革的社会里，包括海外反对者在内的许多人， 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个方面，太多人还在纠结于“如何破”，纠结于要如何推翻中共的暴政，并试图采用种种手段，“把习近平掀翻了再说”。
好消息是暴君同样囿于旧式思维。
虽然近来民运圈连续爆出“线人”猛料，但即使不看详细案情描述，我也能想象得到中共通过胁迫和收买线人想实现的是什么目标——它当然是想掌握海外民运在“破”这一方面的进展，想消弭这些异议者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
但伤害链系统只会在伤害力落差被颠覆之时崩解，而想从海外借兵去颠覆掌握核武的现政权显然不大可能。
在海外民运和中共统治者同样把注意力聚焦在“破”这一方面时，双方都错失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
历史进程的关键是什么？
是“立”。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构建能维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能让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体制，并保证它的长期平稳运行。
是通过政治的现代化，让完成变革的国家得以与其他现代化国家成为“同类”，归入文明阵营，获得长期稳定的有保障的国际地位。
海外民运中的多数人，甚至不少知名人士，都没能把注意力，把资源，把努力的方向放在这里。
但中共同样没有把防止反对者获得“立”的能力当成维稳工作的重心。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好几年前起，我就不再关心“破”的进展，因为中共当然会自己把自己作死。皇朝周期律并非因中共而生，也不会自中共而亡。一个令民怨沸腾，一个积弊难消的政权，总会走到它盛极而衰的时刻，在它自毁前想“加速”这一进程，不但筹谋艰难，而且很有可能给民众造成苦难，事与愿违，破坏反对者这一方的道德形象，不利于事后“接盘”。
在我看来，“破”这方面，大可全交给中共自己去做。海外的力量有限，专注于“立”都还来不及，分心旁顾，只会削弱海外本可在变革期间向墙内提供的助力。
许多人都以为变革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权斗”，是“各个组织、各个派系争夺权力”，但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观察，在社会变革期间，真正发生的是模式之争，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换。
只要模式的替换实际上发生了，不论国号有没有换，国王有没有换，“革命”都等于成功了，因为社会的肉体虽仍是一样，灵魂却已更新。
如果一个政权能在不“换人”的情况下就改变行为模式，它就能成功让社会的变革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实现。
如果一个国家能在不“换政府”的情况下改变行为模式，把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替换为较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这个国家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令其国民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这就是改良派希望看到的。
形势走到今天，改良派曾寄托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但我并不认为看透事情本质之后，我们仍需要按旧式思维，把“反共”，把“促成国家变革”看成必须令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共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很快完成“破”这个环节。倒不是说民间抗争者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就象新能源车频繁自燃一样，当中共把自身的财政收支、自身的维稳调整到了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中，旧模式的无以为继本身就会令政府的组织度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走向崩溃。
在维稳被迫“由奢入俭”的过程中，没有足额经费保证人员的基本收入和设备的基本维护，旧模式就会自毁，以停电、断网、服务器坏了没法修的形式自毁，以一线维稳工作人员既没法足额领到工资也没法报销差旅费的形式自毁。
即使没有人强行用新模式去替换旧模式，中共维稳模式的自毁也仍会发生，海外民运存不存在，干不干预，结果都一样。
但海外民运有没有致力于“立”，有没有研发能“乘虚而入”的新模式，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却很重要。
在我看来，当下的海外民运实在该把注意力放在“立”上，放在对新模式的创建、打磨和推广上。
在中共的旧模式无以为继的当口，只要你能拿出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新模式，你就有希望争取到大多数的支持。
包括且不限于无数在改开时代已经尝过“模式转换”甜头的墙内政商界的支持。
因为时代的变革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要流血的，但实际上，只要人们愿意改变行为模式，流血并不是必须的。
旧帝国的臣民、牲人们并不是不能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成为新兴国家的建设者。
去年还在田里割稻子的农民，并不是不能给麦当劳打工，在柜台前收银，在厨房里做汉堡包。
在旧模式日益明显的崩塌下，人们愿意拥抱新的行为模式。
只是这新的行为模式需要被“引进”。
是时候了，海外民运该把注意力放到“立”这一方面了。不论统派还是独派，现在应该着重考虑的，都是在中共维稳模式自毁后，自己能向中华沦陷区民众提供怎样的选择。
这才是当前历史阶段海外各派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nostr:nevent1qqs8s7h06v9fc605jk0thx6tcsrtg64g2kpj29du8pvnf3n2httntw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9kauuq
如果中共内部的政治势力，包括海外民运中存在的和海外潜藏的中共高层二代三代的势力能完成整合，沦陷区确实有可能在习近平倒下后迅速凝结出一个新的中央。
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如果这些人能达成互信，他们就会有能力及时拿下习近平。
习近平至今仍活蹦乱跳，已证明了这些人，“不行”。
也证明了在习近平倒下后，中共的内部团结必定会随之崩解，新中央必定“难产”，割据分治已成定局。
如果没有新欧洲方案的强势介入，到那时，在这片有着浓厚伤害链传统的土地上，出现以军阀混战、民生凋蔽为特征的新非洲格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那将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欧美各国的善良民众即使想伸出援手，也会有心无力。而一旦战端开启，兵连祸结，仇恨世代相传，东亚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
那也会是全人类的灾难，会形成对既有文明成就，对繁荣预期的巨大冲击。
从战略全局角度展开分析，一切都很清晰。
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成了全球文明转型，在全球文明转型进程中，中共这个老牌伤害链帝国的覆灭，卡了百余年瓶颈的中华沦陷区的转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东亚地区在“新欧洲”和“新非洲”两种可能性之间花落谁家，则将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政治格局。
这不是一国之事，更不是一族之事。
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规模，以其一旦归化产业链阵营能爆发出的强大创造潜能，和一旦不幸堕入丛林将释放出的负面冲击，它的未来，值得全世界有识之士携手同心。
而具备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显然也能看出“新欧洲方案”内里蕴含的无限商机。
欧洲式道路，和非洲式道路，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可说是天悬地隔。
不论是对新欧洲方案进行政治投资还是在经济领域提前投资布局，一旦新欧洲方案实施成功，投资者都将获得丰厚收益。
我相信，这对华尔街不会没有吸引力。
独派现在手里没有资源。
但多少创业者当初手里都没有资源。
对创业者来说，投资者手中的财力、人脉是资源。
对投资人来说，捂在创业者手中的优质项目又何尝不是资源？
当新欧洲方案历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正，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值得欧美各国政界商界投资的优质项目，打造成一个值得墙内从体制内技术官僚到底层生产者的绝大多数改开受益者投下宝贵一票的项目，它还会没有资源吗？
在新欧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化解沦陷区亿万民众面临的人道灾难而努力的各族各地独派，那时还会没有资源吗？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中华沦陷区。
双链争持的大势，文明转型的进程，全球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到新欧洲方案成功在中华沦陷区实施为止。
这个世界还有无数“卡瓶颈”的国家与地区，对“点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而消失。
中共国曾经没有股市，没有后来让许多高学历人才赚取高薪的金融业职位。
但经济发展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催生了那些岗位，而岗位的需求，从学术界、教育界召唤出了那些人才。
这世界曾经不存在“点睛者”这种职业。
但只要有需求，有成功先例，分工、岗位和专职人才难道不会从无到有？
金融服务业有高薪岗位并因此催生了全套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政治服务业，一直以来全凭业余外行们竞争上岗，转职后靠听取由社科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提供的建议保持服务质量的政治服务业，难道不能催生出同类机制？
2024年，人类已经发展到了AI时代。
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怎样让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的政治服务业发展得再快一点，让普通人在面对政治议题时能更轻松更容易的抓住关键，找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项？
在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最初，我想的确实只是为促成上海独立，为维护独立后的上海共和国的生存，去创造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在不断思考、不断完善这个方案时，我发现它完全可以容纳更多内容。
新欧洲方案可以也应该是解决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最优解。
同时，它也可以是，并应该是一种能促成“卡瓶颈”国家完成转型的操作模式。
一种能加速全球民主化进程，用聘请全球最顶级的专家向有需求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设计方案、展开培训来减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减少社会大众常常不得不用鲜血和青春支付的代价，也减少跨国商业投资风险，和各家族代际投资风险的操作模式。
一旦这种模式被成功设立，且打造出了上海共和国这样的样板，它甚至可以成为苦于“卡瓶颈”的那些国家现任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他们可以在专家指导下分步分片和平移交权力，给自己或儿女一个从伤害链链主位置上平安退出的机会，同时也给国家给人民一个不流血的转型到现代政治体制的机会。
想明白了这些，你还会怀疑欧美政商界对“新欧洲方案”这个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和参与的意愿吗？
你还会怀疑它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前景，和它对社科界广大求职者的吸引力吗？ nostr:nevent1qqs9xedkddtpz3dcqq0852736enwl8s4qkh0uvv65d2hg5z8gqk2ah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vq8zt
传统的革命，是通过流血推翻旧政权和磕磕绊绊建立新秩序完成的。
半吊子式的革命，例如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吸血”，农村人口空洞化，“村子的消亡”，和农民因进城打工收入大增生活水准改善来完成的。
现代的革命呢？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却“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应在全球战略规划的框架下，在专业人士的技术支持下，在源源不断的来自产业链阵营的资金支持下，以内外合力，政治投资+经济投资的方式完成。
政治是一种服务，政治家是服务人员，秩序是一种商品，政府是生产秩序的“工厂”。政治人物在国家治理、参政议政方面的表现，应当象医生为病人服务、律师为客户服务一样保持专业水准。同理，政府在向社会供应秩序时，也应保持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准的品质，且接受全球同行的监督和评估。
这才是文明演化至今，民主体制日渐成熟，繁荣模式终于觉醒时，这个世界应当确立的规则。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里的每个链环，投身财富创造事业的每位打工人，每位企业家在纳税之后理应有权享受的待遇。
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而是要政治从业者们提供出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配套的，也对得起纳税人们缴交的费用的高品质服务。
你要收五星级酒店的价钱，就得给我们提供五星级的装修、五星级的服务。
你想让你宣传推广的地区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得让来玩的游客看到足够美丽的风景，获得足够稳妥的安全保障。
这道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难道说不通吗？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背后的逻辑。
是作为一个准备用自己的成功创造新的服务模式，设立新的行业标准的潜在供应商，新欧洲创业团队，准备遵循的逻辑。
也许会有人问，你设想得似乎挺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谁会给你下订单？
但产业链阵营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全球产业链诸国的投资人因无法承受伤害链国家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必须进行的重整，必须设立的阵营屏障，已为我们提供了市场，提供了待满足的需求。
欧美列国显然必须保护本土生产者，保护本土消费者，必须设立阵营屏障，不能任伤害链国家的产品、人员长驱直入。
自由迁徙，商品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只应发生在可信任的伙伴国家之间。
但谁才是可信任的伙伴？
用什么标准来确认谁是可信任的伙伴，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准入，并因此享有阵营红利的国家？
社科界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而且象国家信用评级一样，社科界必须有客观中立、信誉卓著的机构，在首次评估后，据现实状况持续跟进并调整数值，以满足各国政界商界的需求。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以通过包括人均寿命、医疗保障在内的信息判定。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宜于“法人”居住，难道不能通过言论自由的受保障程度、法治的独立性、企业平均寿命、政治制度约束“人祸风险”的效率来判定？
既有的商业机构，早已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利益相关方，它们显然难以承担这方面的重任。
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共国的子公司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是否能象在欧美环境中一样坚持原则？恒大清算人已经在起诉普华永道，答案想必会在法庭上揭晓。
但不论案子的结果如何，指望既有的商业机构把对政治风险的客观评估当成新业务来发展，并成功建立和长期保持公信力，并不实际。
现实的做法是成立新的机构，要靠建立公信力吃饭，必须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机构。
而这样的机构要招募的人才，则是各国因政党轮替、任期短暂大量“下岗再就业”的退休政要、坚持新闻理想并拥有查核事实能力的记者、有意研究敏感课题却频繁遭受干扰的社科专家。
政治风险的评估，和与之相应的分析、管控和规划，这将是一个新兴行业，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会拥有许多现成的资源。
因为人们需要它。
市场需要它，潜在的从业人员也需要它。
对个人身体的科学治疗，依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已经催生出产值以万亿计的医疗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社会的治疗，对国家的治疗呢？
我们难道能一代又一代的忍受“医国”这件事被交给各路赤脚医生、蒙古大夫？
民主制度能让国家的命运由选民决定。
但它能否保证政客们向选民提供的选项足够靠谱？能否减少选民们被迫在劣质选项中不断试错的概率？
从产业链逻辑的思路出发，政治家，从事的是服务业。在现代不断涌现的服务业分支中，它算得上是新兴产业，它有待发展，它有待成熟，它的行业标准有待建立，它的从业人员保障有待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渴求它的市场，它已经有了无限希望，有了广阔的未来。
人类社会，我们的文明，是时候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
是时候让激发了物质领域的生产能力极大发展的那些行为模式，那些成功经验，被应用到精神领域了。
地球村不能也不该永远是幼儿园。
美国模式，繁荣模式，需要通过产业链逻辑最擅长的方式成熟起来，传承开去。 nostr:nevent1qqsrctqmh9u9nkasvrl79ctypffedk707fqrt9s23u6mglzyyafcns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azccjv
只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沦陷区亿万已经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的生产者，其前半生的辛苦积累才不致得而复失，并在过往四十年奋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 nostr:nevent1qqszccrfcdtdc8uze6qthq5slwumdxwkf5u4jk6rgz34ycluf3h9dn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5h4xf
如果中共内部的政治势力，包括海外民运中存在的和海外潜藏的中共高层二代三代的势力能完成整合，沦陷区确实有可能在习近平倒下后迅速凝结出一个新的中央。
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如果这些人能达成互信，他们就会有能力及时拿下习近平。
习近平至今仍活蹦乱跳，已证明了这些人，“不行”。
也证明了在习近平倒下后，中共的内部团结必定会随之崩解，新中央必定“难产”，割据分治已成定局。
如果没有新欧洲方案的强势介入，到那时，在这片有着浓厚伤害链传统的土地上，出现以军阀混战、民生凋蔽为特征的新非洲格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那将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欧美各国的善良民众即使想伸出援手，也会有心无力。而一旦战端开启，兵连祸结，仇恨世代相传，东亚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
那也会是全人类的灾难，会形成对既有文明成就，对繁荣预期的巨大冲击。
从战略全局角度展开分析，一切都很清晰。
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成了全球文明转型，在全球文明转型进程中，中共这个老牌伤害链帝国的覆灭，卡了百余年瓶颈的中华沦陷区的转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东亚地区在“新欧洲”和“新非洲”两种可能性之间花落谁家，则将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政治格局。
这不是一国之事，更不是一族之事。
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规模，以其一旦归化产业链阵营能爆发出的强大创造潜能，和一旦不幸堕入丛林将释放出的负面冲击，它的未来，值得全世界有识之士携手同心。
而具备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显然也能看出“新欧洲方案”内里蕴含的无限商机。
欧洲式道路，和非洲式道路，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可说是天悬地隔。
不论是对新欧洲方案进行政治投资还是在经济领域提前投资布局，一旦新欧洲方案实施成功，投资者都将获得丰厚收益。
我相信，这对华尔街不会没有吸引力。
独派现在手里没有资源。
但多少创业者当初手里都没有资源。
对创业者来说，投资者手中的财力、人脉是资源。
对投资人来说，捂在创业者手中的优质项目又何尝不是资源？
当新欧洲方案历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正，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值得欧美各国政界商界投资的优质项目，打造成一个值得墙内从体制内技术官僚到底层生产者的绝大多数改开受益者投下宝贵一票的项目，它还会没有资源吗？
在新欧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化解沦陷区亿万民众面临的人道灾难而努力的各族各地独派，那时还会没有资源吗？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中华沦陷区。
双链争持的大势，文明转型的进程，全球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到新欧洲方案成功在中华沦陷区实施为止。
这个世界还有无数“卡瓶颈”的国家与地区，对“点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而消失。
中共国曾经没有股市，没有后来让许多高学历人才赚取高薪的金融业职位。
但经济发展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催生了那些岗位，而岗位的需求，从学术界、教育界召唤出了那些人才。
这世界曾经不存在“点睛者”这种职业。
但只要有需求，有成功先例，分工、岗位和专职人才难道不会从无到有？
金融服务业有高薪岗位并因此催生了全套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政治服务业，一直以来全凭业余外行们竞争上岗，转职后靠听取由社科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提供的建议保持服务质量的政治服务业，难道不能催生出同类机制？
2024年，人类已经发展到了AI时代。
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怎样让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的政治服务业发展得再快一点，让普通人在面对政治议题时能更轻松更容易的抓住关键，找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项？
在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最初，我想的确实只是为促成上海独立，为维护独立后的上海共和国的生存，去创造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在不断思考、不断完善这个方案时，我发现它完全可以容纳更多内容。
新欧洲方案可以也应该是解决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最优解。
同时，它也可以是，并应该是一种能促成“卡瓶颈”国家完成转型的操作模式。
一种能加速全球民主化进程，用聘请全球最顶级的专家向有需求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设计方案、展开培训来减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减少社会大众常常不得不用鲜血和青春支付的代价，也减少跨国商业投资风险，和各家族代际投资风险的操作模式。
一旦这种模式被成功设立，且打造出了上海共和国这样的样板，它甚至可以成为苦于“卡瓶颈”的那些国家现任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他们可以在专家指导下分步分片和平移交权力，给自己或儿女一个从伤害链链主位置上平安退出的机会，同时也给国家给人民一个不流血的转型到现代政治体制的机会。
想明白了这些，你还会怀疑欧美政商界对“新欧洲方案”这个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和参与的意愿吗？
你还会怀疑它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前景，和它对社科界广大求职者的吸引力吗？ nostr:nevent1qqs9xedkddtpz3dcqq0852736enwl8s4qkh0uvv65d2hg5z8gqk2ah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vq8zt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颓势下给中共续命。
但除了以拖待变，除了助中共苟延残喘，除了在迷茫中等待，墙内的改开受益者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有。
长河黄河不该倒流，不但不该倒流，还应冲破重重险阻，奔腾出海。
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局， 不该是被一个巨婴皇帝的猛开“倒车”打断，而应该是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场能为你们，亿万改开受益者，最终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国家，实现对你们公民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打造出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的“改革”。
这场改革，共产党不肯不愿完成，那就让愿意的人，让受益者们自己来完成吧。
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事。
这也是你们该做，该由此刻就准备起来，就配合着海内外一切促成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建设力量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开，已经让中共国大多数人口接受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工生涯，已经改造了占中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秩序的理解，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
农民工们，底层生产者们，仍然是不擅长构建秩序、输出秩序的人群，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打工生涯中，在游走于各个不同城市之间时，尊重所在城市的游戏规则，适应由别人构建和维护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中共国的底层生产者早已为归化于产业链阵营做好了准备。
对传统习俗的执着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故乡，那里才是伤害链逻辑的“适用范围”。在城市里，他们会遵守城市的规则，也会学着利用城市的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讨薪时他们会拉横幅发抖音，会利用网络，在出现劳资纠纷时他们甚至会掏出劳动法，会提请仲裁。
事实上，虽然他们无力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但在中共国，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他们。
四十年改开，已经为中华沦陷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打好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口基础。
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突破几个最关键的障碍：
首先，是特权阶层还没有被推翻。
在旧伤害链系统中处于上层地位的特权阶层，从习近平这样的伤害链链主，到和他一样凭个人才智和能力根本不可能吃上特供的红二代学渣小伙伴们，是最有理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阻止中国从伤害链逻辑完全转向产业链逻辑的人群。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的“红色江山”、“红色基因”那一套，不过是远比红一代打出的革命旗帜更为粗鄙的父死子继。
但他们如今正掌权，他们如今在台上。
好消息是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民间到官场，积压的怨气越来越大，矛盾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消息是这些特权阶层自身也在学渣化，因为随着形势日益分明，脑子清楚到能脱离学渣队伍的都会明哲保身，机智润离。
所以在矛盾爆发时他们会不堪一击。
其次，是有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但中共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就不是共产党自己完成的，更不是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
小岗村的生死状，是农民自发立下的。
深圳湾畔一家家新建的合资工厂，是政策松动后带着订单、带着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冒险进驻的外商们的建设成果，而不是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
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靠“借鸡生蛋”，而不是由本土人士独力完成的。
而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圈定“特区”，在特区中先进行试验，再选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向更广泛地区推广的方式，稳扎稳打的进行。
我深知在中共政权多年洗脑、反复阉割下，在目前有志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群里，有能力进行秩序建构的人才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和当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拥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样稀缺。
但“借鸡生蛋”的办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从海外聘用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人才和专家协助完成秩序建构，显然是一条被证明过可行的成功之路。
只是，第三个问题已于斯浮现。
第三，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时期，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生的最危险时段，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象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镇场”，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象当年他圈定深圳为特区那样，保证改革进程能循序渐进。
“乱”，是改开受益者们最害怕的事。
但要保证不“天下大乱”，人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可循旧路，就是“维稳”，就是抱紧伤害链主和特权阶层的大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压制社会的反抗，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
新欧洲方案着重思考并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华沦陷区并不缺改开受益者这种天然会支持产业链秩序建构的人群。
中华沦陷区也不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官员。
中华沦陷区缺的是什么？
是一种象英国在历史中打磨形成的，美国立国之初精心设计的那样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是通过制衡实现哪怕暂时的平衡，是让转型中的社会在哪怕暂时的平衡中获得喘息，获得让秩序得以建构、人才得以成长的宝贵时间。
而这样的制衡，正包含在新欧洲方案试图促成的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 nostr:nevent1qqszgh43je9zxn5yr4jrk5asqkq2l980th89e8pvylca80tf8usyzn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jsthn
只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沦陷区亿万已经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的生产者，其前半生的辛苦积累才不致得而复失，并在过往四十年奋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很显然，习近平不会允许。
中共，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绝无可能主导其推进。
中国无法在现政权、现领导人的配合下和平转型。
这是我们只能接受的现实。
但即使旧帝国的覆灭已无可避免，即使现政权迅速崩溃，现领导人如万众期待的那样吊死在煤山歪脖树上，接下来中华沦陷区能否成功完成“建设”，仍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问题。
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伤害链传统太深厚了，亿万半人马虽然能适应由他人构建的秩序环保，遵守他人拟定和维持的规则，却没有自行构建秩序和维持规则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针对这些现实困难进行思考，设计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即使中共政权很快会因自身的积弊、民间的积怨而自毁，手里只有老式建筑设计图的民众忙碌到最后，多半也只能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新帝国。
从1989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我陆陆续续进行了很多思考。
在民运圈，有很多比我资历深的名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深知自身才力局限的普通人，我曾经和许多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一样，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名人身上，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需要随波逐流就好，只要搭便车就好。
我也曾经以为，只要共产党倒了，甚至只要某个特别可恶的权贵倒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思考曾经只是我的个人兴趣，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分享给任何人。
但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沉默是有害的。
因为太多民运圈的名人都还停留在“反对者”的角色里，都还在“如何推翻暴政”这个议题上纠结着。
但纵观中国历史，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皇朝周期律早就告诉我们，帝国的崩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共国，只是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和明朝、清朝一样，它必将湮灭于历史长河。
而亿万牛马牲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头上换个主子，不是在新帝国初期锁链稍松时得一点喘息。
而是打破皇朝周期律，跳出治乱循环，摆脱牛马猪羊一样的身份地位，不做奴才，做公民。
是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起现代化国家，是在猪圈的废墟上，牛棚的旧址上，建设起现代化的，给人居住的房屋。
我发现，要解决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满足社会大众最深切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建设者。
不是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长年扮演着和正在扮演着的反对者。
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完成它，需要的是大量工程师、设计师，是项目经理，是搬砖和泥扎铁丝的建筑工人。
反对者很重要，在中共政权尚未崩溃时，坚持站在它的对立面，坚持做反对者，需要巨量的勇气，需要坚韧的人格力量。
我敬佩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
但理性告诉我，光有反对者，不够。
因此，考虑到也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早就有许多象我一样虽然沉默却坚持思考的人，有许多具备建设能力，只是时机未到，没有显示出建设者潜质的人，我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开始分享，开始把分享观点视为自己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我期待自己的分享能激发同类的回应。
我希望中华沦陷区的未来能由无数虽然今天仍然沉默着，但在历史契机出现后不会继续沉默的建设者们主导。
我也希望那些多年坚持扮演“反对者”角色的知名人物，能早点切换到建设者的思路上来。
我提出了“新欧洲方案”，我一直在推销“新欧洲方案”，但我不是不期待有人拿出更好的方案，不是不希望这份我主动承担的责任有别人承担的。
我没有想过要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师”。
但我只好站在这里，如果你们不站出来。
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当一个很懒的人揽了一个没人肯接手的大活。
好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作为一个真正的懒人，我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首先是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利用中共通过多年努力实现的“官场散沙化”、“社会原子化”现状，抓住“合久必分”的历史契机，抓住旧帝国残存势力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因此无法迅速实现资源整合，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时机，在必定出现的割据分治局面下，构建出一套由各地方势力彼此制衡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邓小平，也没有中央政权“控场”。
但我们有基于人性之恶的彼此制衡。
我们还有强大的欧美、毗邻的日韩、为自身安全有必要促成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诸国诸族的积极协助。
我们没有足够的建设人才，但我们有切割得足够小的待建设区域，有把复杂大问题分割成相对简单小问题的思路，有明知道无力一统天下，退而愿割据一方保命全身的旧帝国技术官僚的配合，也有愿意看到中华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欧美日韩港台届时必然会伸出的援手，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们没有控制整个沦陷区的资源和能力。
但我们有美国会保护上海这一隅之地，英国会照应香港这一隅之地的信心。
在上述所有条件的配合下，我们有能力在独立后的上海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并让上海，成为整个沦陷区新欧洲化的支点。 nostr:nevent1qqszccrfcdtdc8uze6qthq5slwumdxwkf5u4jk6rgz34ycluf3h9dn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5h4xf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颓势下给中共续命。
但除了以拖待变，除了助中共苟延残喘，除了在迷茫中等待，墙内的改开受益者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有。
长河黄河不该倒流，不但不该倒流，还应冲破重重险阻，奔腾出海。
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局， 不该是被一个巨婴皇帝的猛开“倒车”打断，而应该是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场能为你们，亿万改开受益者，最终构建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国家，实现对你们公民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打造出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的“改革”。
这场改革，共产党不肯不愿完成，那就让愿意的人，让受益者们自己来完成吧。
这就是你们能做的事。
这也是你们该做，该由此刻就准备起来，就配合着海内外一切促成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建设力量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开，已经让中共国大多数人口接受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工生涯，已经改造了占中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秩序的理解，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
农民工们，底层生产者们，仍然是不擅长构建秩序、输出秩序的人群，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打工生涯中，在游走于各个不同城市之间时，尊重所在城市的游戏规则，适应由别人构建和维护的政治环境。
事实上，中共国的底层生产者早已为归化于产业链阵营做好了准备。
对传统习俗的执着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了故乡，那里才是伤害链逻辑的“适用范围”。在城市里，他们会遵守城市的规则，也会学着利用城市的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讨薪时他们会拉横幅发抖音，会利用网络，在出现劳资纠纷时他们甚至会掏出劳动法，会提请仲裁。
事实上，虽然他们无力促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但在中共国，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他们。
四十年改开，已经为中华沦陷区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打好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人口基础。
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需要突破几个最关键的障碍：
首先，是特权阶层还没有被推翻。
在旧伤害链系统中处于上层地位的特权阶层，从习近平这样的伤害链链主，到和他一样凭个人才智和能力根本不可能吃上特供的红二代学渣小伙伴们，是最有理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阻止中国从伤害链逻辑完全转向产业链逻辑的人群。
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的“红色江山”、“红色基因”那一套，不过是远比红一代打出的革命旗帜更为粗鄙的父死子继。
但他们如今正掌权，他们如今在台上。
好消息是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民间到官场，积压的怨气越来越大，矛盾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好消息是这些特权阶层自身也在学渣化，因为随着形势日益分明，脑子清楚到能脱离学渣队伍的都会明哲保身，机智润离。
所以在矛盾爆发时他们会不堪一击。
其次，是有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但中共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就不是共产党自己完成的，更不是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
小岗村的生死状，是农民自发立下的。
深圳湾畔一家家新建的合资工厂，是政策松动后带着订单、带着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冒险进驻的外商们的建设成果，而不是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
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靠“借鸡生蛋”，而不是由本土人士独力完成的。
而且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圈定“特区”，在特区中先进行试验，再选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向更广泛地区推广的方式，稳扎稳打的进行。
我深知在中共政权多年洗脑、反复阉割下，在目前有志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群里，有能力进行秩序建构的人才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和当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拥有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一样稀缺。
但“借鸡生蛋”的办法完全可以重复使用，从海外聘用经验丰富的社会治理人才和专家协助完成秩序建构，显然是一条被证明过可行的成功之路。
只是，第三个问题已于斯浮现。
第三，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关键时期，在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生的最危险时段，没有人统领大局，没有人能象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镇场”，因此也就没有人能象当年他圈定深圳为特区那样，保证改革进程能循序渐进。
“乱”，是改开受益者们最害怕的事。
但要保证不“天下大乱”，人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可循旧路，就是“维稳”，就是抱紧伤害链主和特权阶层的大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的控制压制社会的反抗，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们。
新欧洲方案着重思考并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华沦陷区并不缺改开受益者这种天然会支持产业链秩序建构的人群。
中华沦陷区也不缺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基层官员。
中华沦陷区缺的是什么？
是一种象英国在历史中打磨形成的，美国立国之初精心设计的那样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是通过制衡实现哪怕暂时的平衡，是让转型中的社会在哪怕暂时的平衡中获得喘息，获得让秩序得以建构、人才得以成长的宝贵时间。
而这样的制衡，正包含在新欧洲方案试图促成的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中。 nostr:nevent1qqszgh43je9zxn5yr4jrk5asqkq2l980th89e8pvylca80tf8usyzn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jsthn
改开受益者别无出路。
在中共国如今经济坍塌的势头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保住财产，保住性命，保住你过了大半辈子已经习惯的生活。
在“回归伤害链格局”和“完成产业链转型”之间已经没有中间路线。
但一旦回归伤害链，改开受益者如今暂时有异于牛马猪羊的地位，因产业链逻辑而得的地位，就会瞬间消失。
别以为甘心舔菊甘为爪牙就能“被放过”。
改开时代持续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已在你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伤害链主当年的“纵容”下， 你们已接受过自由思想的启蒙，接受过开放观念的洗礼，你们的整个思维体系都是在改开年代形成的，不论怎么表忠心，在伤害链主眼中，你们都不可信任。
一旦伤害链重建，一旦你们需要加入与伤害链主血脉相连的“真赵”和由伤害链主重新洗脑培育出的牲人一起争取链主信任的官场内卷，你们将天然居于劣势。
假如真有人能取代习近平执掌中共，能成功为中共政权续命，能重建中央的权威，恢复伤害链逻辑在中华沦陷区的主导地位，你们就完了。
因为腾出手来的链主将再不需要对你们怀柔，他不但会恢复你们牛马猪羊的地位，而且会把你们和曾属于你们的财富，当成赏给更忠心臣仆的饵食。
经历过改开时代，身心打满产业链烙印的你们，在重新纯粹起来的伤害链环境中，只能象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海归人士一样成为“革命对象”，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
这就是你们最真实的处境，只要中共活着，你们就没法活着，至少没法象改开时期那样活着。
等待着你们的，是牛棚，是夹边沟，是抄家批斗，是比当年的文革还更可怕更漆黑更冰冷的地狱。
邓小平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决策，那只是一场在民穷财尽之际，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伤害链链主被迫的妥协。
他妥协了，放松了牲人颈上的锁链，放松了对生产者的束缚，给了你们致富的可能 。然后你们，抓住了伤害链链主百般无奈下从指缝里给你们漏出的一点机会，一点权利残渣，从此发迹。
身为改开受益者，你们半生富贵的凭恃，不过如此。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产业链逻辑渗透了伤害链系统，而产业链逻辑是不问出身的。
所以出身草根家庭的你们，才能凭聪明才智青云直上。
改开创造的是什么环境？
不过是在中华沦陷区创造了一个略微有一两分海外产业链国家气韵的环境。
产业链逻辑是不问出处的，所以英国皇室的“老钱”，中东富豪的财产权利，你现在卖掉中共国房产转移出海的资产，能和欧美新兴科技富豪的财富一样得到保障。
得到和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无数烂尾楼业主、文革期间被迫交出房产的业主、当年被迫“公私合营”的企业主、三年饥荒前因“反瞒产”被迫交出种子粮的农民大不相同的保障。
但伤害链逻辑既问出身也问出处，句句追问你们的短板。
论商，红顶商人如胡雪岩，富可敌国如沈万三，都抵不住皇权的轻轻一指。
论官，没有足够显赫出身的李克强，靠攀附谄媚上位的秦刚，曾拥有比你们更高的权势地位，而今安在哉？
你们都想保住自家的私有财产吧？
可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与伤害链逻辑本质上就不兼容。
在习近平致力于回归的伤害链逻辑观念体系中，哪有你的私有财产？你，奴籍未脱的你，连自己都是链主的财产。
已被深深烙上产业链印记的改开受益者如今唯一应该走的路是什么？
是让这片土地完成转型。
是促成产业链逻辑的秩序建构。
只有这样，你们在产业链环境里已经赚到的钱，已经取得的地位，你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一切成果，才不必“得而复失”。
如果能润，你大约早就润了。到今天还不走的人，都各有苦衷。
但不润你需要应对的风险是什么？
是回归牛马猪羊的社会地位，是在“人吃人”的食物链里，在伤害链里，回到储备粮的生态位，而坏消息是，这一次他们真的饿了。
醒醒吧，在伤害链既定的等级序列中，你是下位者。
在习近平眼中，你是天生比他低贱，活该要被他践踏的人，当然，这践踏在宣传家的修辞里叫做“奉献牺牲”。
“牺牲”，听着很高大上。
但不还是“牲”么？不还是牲人的牲，牲畜的牲？
醒醒吧，如果你所有的财富和地位都来自改开时代，即使你发财致富的直接原因是抱上了官员的大腿——你也是在无数争抱大腿的草根里凭才智和运气赢过的人。
是只能在改开时代，因产业链逻辑而得到这些机会、抓住这些机会，所以永远会回味、会渴望同类机会的人。
因此是伤害链主绝不会信任，只会往夹边沟的荒坟野草里填埋的人。
因此是除了真正归化产业链，除了打造出适合自己生存的制度环境，除了索性促成中华沦陷区完成“画龙点睛”，构建出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别无出路的人。
中共国的经济坍塌，是从伤害链向产业链转型失败，经济基础无法得到政治制度的配套支撑导致的坍塌。
要制止这坍塌，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完成配套的政治制度建设。
但你应该懂在整个沦陷区同时展开制度建设的难度。多少成功破坏了旧制度的国家都失败在了“建设新制度”这件事上。
画龙需要点睛，可点睛是最难的一笔。
除非，除非，需要你点睛的，是一条条被拆分到足够小的“小龙”。 nostr:nevent1qqs2nsawyzlw7udrgc097lm36pzx7sjfvhwawsdhqgzs9wyzl32fqj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wkkmn
越是懂中国，越是懂中国人，你就会越懂在这片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的难度。
难在这亿万国民，这广袤国土，在从伤害链走向产业链的过程中还只是“半成品”，难在若你能看见中国人灵魂的投影，你会看到真正属于他们的星座只有一个——人马座。
他们只有半身是人，另外半身还是牛马。
你无法指望这样一群人。
虽然他们渴望过上欧美国家公民的现代化生活，但他们远没有为建设这样的生活，为创建和维护这样的制度环境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半人半牛马，深层观念还停留在古代的人，“拉”进现代政治体系，你会发现成本是惊人的，成功率是极低的。
更尴尬的是，你会发现为了强迫他们成为公民，你将不得不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向下的自由”。
结果是你不但改变不了他们，还会被他们改变，从一个希望施行民主善政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一个笃信强力手段的暴君。
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你不转换思路，把“中国民主化”拆解成分步分片、分阶段分地区完成的工程项目，就会无从下手。
为什么我会认为在大一统的情况下，中华沦陷区的民主转型无法成功？
因为我太懂这片土地，也太懂这些人。
为什么我认为必须采用先让香港独立、上海独立，先让这两个“点”成为民主堡垒、民主基地、民主样板，再带动沿海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民主转型，才是现实可行的做法？
因为如果不把最容易成功的地区和纵深区域“分”开，如果整个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的问题统统缠结在一起，大家就会象一篓互扯后腿的螃蟹，你拉着我的爪爪，我拽着你的钳子，谁也没法逃出生天。
本来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先“划特区”，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本来么，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都不是整个地区齐头并进，都是由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先发展起来的。
从点到面，从线到面，是社会无法不遵循的，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
而想让中华沦陷区摆脱千年魔咒，跳出伤害链的治乱循环，打破皇朝周期律，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所以，我们需要容许这片土地的人们循序渐进，“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转型成功”，让最有希望爬出竹篓的两只螃蟹用自己的逃离，向后来者证明道路的可行性，也让亿万“半人马”无法在星火初生尚未燎原时，就一瓢冷水浇熄还柔弱的火苗。
推翻旧政权，和建设新国家，是两件事。
是两件想要成功需要准备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的事。
许多在民主转型上“卡瓶颈”的发展中国家都曾成功推翻过他们的暴君。
推翻旧政权，很难，常常需要流血。但当暴君的欺凌把人民逼到绝境，当“活下去”要付出的代价要承受的压力过于接近造反者要承担的，当民怨汇成洪水奔涌咆哮决堤而出，曾趾高气扬的暴君就会呈露其虚弱的本质，在抗争者面前轰然倒下。
推翻旧政权，很难，但再难，也是足够绝望的人们做得到的事。
但建设新国家却不是。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在帝国的废墟上，扔掉旧“图纸”，建起一座全新的上层建筑，不是有勇气、有怨气、有决心就能成功的。
还得有智慧。
推翻旧政权需要的是破坏能力。
建设新国家需要的却是建设能力。在流血推翻旧政权后，好容易有了建设新国家的机会，却因缺乏足够的建设能力，缺乏相应的人才和团队，只能反复“卡瓶颈”，人民在候选政治人物中作出了选择，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曾经的选择，是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锥心之痛。
如果不彻底认清现实，不把建设新国家所需的经济基础、民情民意、外部援助和技术支持计算清楚，不因应现实条件去设计行动方案，这份锥心之痛就会同样成为在中共帝国崩溃后，在“大一统”的旗帜下，因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建设能力与过大的疆域、过多的人口、过于复杂的民情民意、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不匹配而同样“卡瓶颈”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心声。
你们不希望走了习近平，却迎来王近平、李近平吧？
你们不希望在摆脱中共中央的欺凌践踏之后，又要承受另一个中央的欺凌践踏吧？
你们也明白，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路只能一步一步的走这个基本常识吧？
那么你们就该明白，在中共国如今的经济坍塌势头下，在除了完成对产业链秩序的建构没有第二条挽救经济的出路时，脚踏实地，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搞“特区”那样，在小范围内实行不同的游戏规则，容许发展程度差异极大的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策略，容许离完成转型最近的城市和地区“分裂”出去，才能让这些最有希望的地区通过法理上的独立建国，来保证自身的发展既不受任何“中央”掣肘，也不受内陆地区亿万“半人马”干扰。
整个中华沦陷区目前能拿出来的建设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实际上，只有香港和上海，能在摆脱其他地区的干扰后，较快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建构。
大一统=团灭
选择新欧洲方案，选择让至少两个新兴国家成功，才能让这两个新兴国家成为整个沦陷区觉醒者可以投奔的安全岛，也成为其他新兴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时可以就近求援的技术支持“客服中心”。
然后，让她们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促成邻近地区新兴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手。
中共的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不是杀习近平一人就可以解决的。
但只要习近平还没有死，所有的问题就会都纠缠在一起，让想要跳出困境的每个人都无从下手。
中共国如今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是这块土地正处于转型关键节点，是在打好产业链经济基础后，相应的政治制度建设未能跟进，以致经济基础走向坍塌。
如果有人想挽救中共国经济，想恢复自己和家人在改开时代的生活水准，他就必须阻止经济基础正在进行时的坍塌。
这坍塌现在是全方位的。
从外贸订单的减少，到外企的撤离，到私企迁移“出海”，从改开期间培养出的技术骨干老去，人才青黄不接，到曾对企业家笑脸相迎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下，开始滥权滥政，查抄罚没，竭泽而渔。
花了四十年时间在中华沦陷区发育到半截的产业链正在被迫与海外“断联”，失去一向以来的源源供血。
在法定地位上一直“妾身未分明”的生产者们，正失去在产业链逻辑中与伤害者们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可能，回归伤害链逻辑中牛马猪羊一样的食材身份。
如果有人想在今天的窘境中挽救中共国经济，他就需要看懂双链争持的道理。
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从生产者那里来。
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财富创造效率得以提升，产品在满足社会基本消费需求之外还能有所结余，这些结余转变为激发创造灵感、令生产效率继续提升的资本，这样的一套运行模式中来。
没有这样的模式，就没有经济增长。
一个传统的伤害链社会可以把生产者当成牛马猪羊，而不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
这是因为传统的伤害链社会生产效率本就极低，降无可降。
但一个曾接受过产业链逻辑渗透，曾放松过对生产者的管制，并因此而获得过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如果重新加强对生产者的管制，剥夺他们曾暂时拥有的自由，让他们回归牛马猪羊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生产效率会迅速下降，回到生产者被迫居于牛马猪羊地位时的水准。
生产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所在，是社会的“引擎”。
拥有现代化政治权利保障的生产者，能用现代化的秩序服务维护精密复杂高效的大规模合作体系的生产者，就象采用最先进技术，能输出最强马力的航空发动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靠什么？
靠的不就是航空发动机吗？
但当同样一批人被打落尘埃，被再次压制到牛马猪羊一样的地位，原有的合作体系因失去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失去了成熟完善的市场规则保护而瓦解，这台发动机就再不可能提供同样的动能。
原本能象火箭一样窜升的经济，也就只能象古老的牛车、羊车一样，在崎岖山道中迟缓挪动。
双链争持，在传统的分析框架里，常常被误认为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但实际上这只是模式之争。
是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作模式之争。
是伤害链这种高内耗的模式，与产业链这种低内耗的模式之争。
中共国如今的困境是什么？
是在模式转换的中途，蜕变的中途，被打断了。
因此既无法保持传统伤害链国家的“超稳定”，也无法获得现代产业链国家的安定与和平。
很多人都以为中共放弃改开，走朝鲜的路，就能维持其统治。很多人以为，中共能熬过60年代的大饥荒不亡，熬过十年文革不亡，就也能熬过如今的危机。
大概习近平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想多了。
60年代的中共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伤害链国家，甚至是一个因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权术对恐惧的强化，输出伤害的能力和频率比传统皇朝更高的伤害链国家。
十年文革同理。
只有典型的伤害链国家，才能通过保持上层对伤害力的垄断和底层牲人的愚拙无力，拥有伤害链式的超稳定。
但今天的中共国不行。
一个已经转型到一半的国家，非典型的伤害链国家，不行。
中共确实还保持着对伤害力的垄断，但亿万底层已不再是牲人，不再是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有通过逃荒避灾大量变成流民才有可能自我组织起来的牲人。
随着亿万农民进城打工，随着打工人的“逐岗位而居”，随着就算老了也不回故乡的农民工遍布各省各市，旧帝国那一整套靠把底层保持在牲人状态维持稳定的做法都已经失效了。
想在今天这样的现实基础上重建传统伤害链国家式的稳定，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是至少象中国历史中任何一名开国之君那样的过人才略。
——是绝大部分今天的中共官员没有，习近平这种纨袴更绝不可能拥有的才略。
更不用说结合严峻的外部局势，即使习近平让出位置，中共另奉新君上位，甚至起毛泽东或邓小平于地下，要在今天的中共国挽狂澜于既倒，也是不可能的。
但对中共内部人士来说，杀死习近平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死，可以换来你的生。
因为只有他的死，这个不曾安排继任人的中共党魁的死，才能让你宣告帝国体制的终结，才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抛弃“维持中共统治”这个不可能的政治任务，把自己的身份无缝切换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才能让你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
中共内部在“谁继位”这事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
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能在和平分手，放弃大一统上达成共识。
你们才有可能不必为争那个唯一大位打生打死。
才有可能分别成为新欧洲诸国的建国者，或在上海的法治环境中安度晚年。 nostr:nevent1qqs2ca6vlmcwuq23zvdgpdl2h7qe40q79fg0nkdgj7yku0zexdukaz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f8wuz
改开受益者别无出路。
在中共国如今经济坍塌的势头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保住财产，保住性命，保住你过了大半辈子已经习惯的生活。
在“回归伤害链格局”和“完成产业链转型”之间已经没有中间路线。
但一旦回归伤害链，改开受益者如今暂时有异于牛马猪羊的地位，因产业链逻辑而得的地位，就会瞬间消失。
别以为甘心舔菊甘为爪牙就能“被放过”。
改开时代持续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已在你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伤害链主当年的“纵容”下， 你们已接受过自由思想的启蒙，接受过开放观念的洗礼，你们的整个思维体系都是在改开年代形成的，不论怎么表忠心，在伤害链主眼中，你们都不可信任。
一旦伤害链重建，一旦你们需要加入与伤害链主血脉相连的“真赵”和由伤害链主重新洗脑培育出的牲人一起争取链主信任的官场内卷，你们将天然居于劣势。
假如真有人能取代习近平执掌中共，能成功为中共政权续命，能重建中央的权威，恢复伤害链逻辑在中华沦陷区的主导地位，你们就完了。
因为腾出手来的链主将再不需要对你们怀柔，他不但会恢复你们牛马猪羊的地位，而且会把你们和曾属于你们的财富，当成赏给更忠心臣仆的饵食。
经历过改开时代，身心打满产业链烙印的你们，在重新纯粹起来的伤害链环境中，只能象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海归人士一样成为“革命对象”，成为政治斗争的靶子。
这就是你们最真实的处境，只要中共活着，你们就没法活着，至少没法象改开时期那样活着。
等待着你们的，是牛棚，是夹边沟，是抄家批斗，是比当年的文革还更可怕更漆黑更冰冷的地狱。
邓小平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决策，那只是一场在民穷财尽之际，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伤害链链主被迫的妥协。
他妥协了，放松了牲人颈上的锁链，放松了对生产者的束缚，给了你们致富的可能 。然后你们，抓住了伤害链链主百般无奈下从指缝里给你们漏出的一点机会，一点权利残渣，从此发迹。
身为改开受益者，你们半生富贵的凭恃，不过如此。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产业链逻辑渗透了伤害链系统，而产业链逻辑是不问出身的。
所以出身草根家庭的你们，才能凭聪明才智青云直上。
改开创造的是什么环境？
不过是在中华沦陷区创造了一个略微有一两分海外产业链国家气韵的环境。
产业链逻辑是不问出处的，所以英国皇室的“老钱”，中东富豪的财产权利，你现在卖掉中共国房产转移出海的资产，能和欧美新兴科技富豪的财富一样得到保障。
得到和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无数烂尾楼业主、文革期间被迫交出房产的业主、当年被迫“公私合营”的企业主、三年饥荒前因“反瞒产”被迫交出种子粮的农民大不相同的保障。
但伤害链逻辑既问出身也问出处，句句追问你们的短板。
论商，红顶商人如胡雪岩，富可敌国如沈万三，都抵不住皇权的轻轻一指。
论官，没有足够显赫出身的李克强，靠攀附谄媚上位的秦刚，曾拥有比你们更高的权势地位，而今安在哉？
你们都想保住自家的私有财产吧？
可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与伤害链逻辑本质上就不兼容。
在习近平致力于回归的伤害链逻辑观念体系中，哪有你的私有财产？你，奴籍未脱的你，连自己都是链主的财产。
已被深深烙上产业链印记的改开受益者如今唯一应该走的路是什么？
是让这片土地完成转型。
是促成产业链逻辑的秩序建构。
只有这样，你们在产业链环境里已经赚到的钱，已经取得的地位，你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一切成果，才不必“得而复失”。
如果能润，你大约早就润了。到今天还不走的人，都各有苦衷。
但不润你需要应对的风险是什么？
是回归牛马猪羊的社会地位，是在“人吃人”的食物链里，在伤害链里，回到储备粮的生态位，而坏消息是，这一次他们真的饿了。
醒醒吧，在伤害链既定的等级序列中，你是下位者。
在习近平眼中，你是天生比他低贱，活该要被他践踏的人，当然，这践踏在宣传家的修辞里叫做“奉献牺牲”。
“牺牲”，听着很高大上。
但不还是“牲”么？不还是牲人的牲，牲畜的牲？
醒醒吧，如果你所有的财富和地位都来自改开时代，即使你发财致富的直接原因是抱上了官员的大腿——你也是在无数争抱大腿的草根里凭才智和运气赢过的人。
是只能在改开时代，因产业链逻辑而得到这些机会、抓住这些机会，所以永远会回味、会渴望同类机会的人。
因此是伤害链主绝不会信任，只会往夹边沟的荒坟野草里填埋的人。
因此是除了真正归化产业链，除了打造出适合自己生存的制度环境，除了索性促成中华沦陷区完成“画龙点睛”，构建出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建设起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别无出路的人。
中共国的经济坍塌，是从伤害链向产业链转型失败，经济基础无法得到政治制度的配套支撑导致的坍塌。
要制止这坍塌，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完成配套的政治制度建设。
但你应该懂在整个沦陷区同时展开制度建设的难度。多少成功破坏了旧制度的国家都失败在了“建设新制度”这件事上。
画龙需要点睛，可点睛是最难的一笔。
除非，除非，需要你点睛的，是一条条被拆分到足够小的“小龙”。 nostr:nevent1qqs2nsawyzlw7udrgc097lm36pzx7sjfvhwawsdhqgzs9wyzl32fqj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wkkmn
中共的问题，积重难返，确实不是杀习近平一人就可以解决的。
但只要习近平还没有死，所有的问题就会都纠缠在一起，让想要跳出困境的每个人都无从下手。
中共国如今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是这块土地正处于转型关键节点，是在打好产业链经济基础后，相应的政治制度建设未能跟进，以致经济基础走向坍塌。
如果有人想挽救中共国经济，想恢复自己和家人在改开时代的生活水准，他就必须阻止经济基础正在进行时的坍塌。
这坍塌现在是全方位的。
从外贸订单的减少，到外企的撤离，到私企迁移“出海”，从改开期间培养出的技术骨干老去，人才青黄不接，到曾对企业家笑脸相迎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下，开始滥权滥政，查抄罚没，竭泽而渔。
花了四十年时间在中华沦陷区发育到半截的产业链正在被迫与海外“断联”，失去一向以来的源源供血。
在法定地位上一直“妾身未分明”的生产者们，正失去在产业链逻辑中与伤害者们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可能，回归伤害链逻辑中牛马猪羊一样的食材身份。
如果有人想在今天的窘境中挽救中共国经济，他就需要看懂双链争持的道理。
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从生产者那里来。
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财富创造效率得以提升，产品在满足社会基本消费需求之外还能有所结余，这些结余转变为激发创造灵感、令生产效率继续提升的资本，这样的一套运行模式中来。
没有这样的模式，就没有经济增长。
一个传统的伤害链社会可以把生产者当成牛马猪羊，而不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
这是因为传统的伤害链社会生产效率本就极低，降无可降。
但一个曾接受过产业链逻辑渗透，曾放松过对生产者的管制，并因此而获得过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如果重新加强对生产者的管制，剥夺他们曾暂时拥有的自由，让他们回归牛马猪羊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生产效率会迅速下降，回到生产者被迫居于牛马猪羊地位时的水准。
生产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所在，是社会的“引擎”。
拥有现代化政治权利保障的生产者，能用现代化的秩序服务维护精密复杂高效的大规模合作体系的生产者，就象采用最先进技术，能输出最强马力的航空发动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靠什么？
靠的不就是航空发动机吗？
但当同样一批人被打落尘埃，被再次压制到牛马猪羊一样的地位，原有的合作体系因失去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失去了成熟完善的市场规则保护而瓦解，这台发动机就再不可能提供同样的动能。
原本能象火箭一样窜升的经济，也就只能象古老的牛车、羊车一样，在崎岖山道中迟缓挪动。
双链争持，在传统的分析框架里，常常被误认为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但实际上这只是模式之争。
是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作模式之争。
是伤害链这种高内耗的模式，与产业链这种低内耗的模式之争。
中共国如今的困境是什么？
是在模式转换的中途，蜕变的中途，被打断了。
因此既无法保持传统伤害链国家的“超稳定”，也无法获得现代产业链国家的安定与和平。
很多人都以为中共放弃改开，走朝鲜的路，就能维持其统治。很多人以为，中共能熬过60年代的大饥荒不亡，熬过十年文革不亡，就也能熬过如今的危机。
大概习近平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想多了。
60年代的中共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伤害链国家，甚至是一个因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权术对恐惧的强化，输出伤害的能力和频率比传统皇朝更高的伤害链国家。
十年文革同理。
只有典型的伤害链国家，才能通过保持上层对伤害力的垄断和底层牲人的愚拙无力，拥有伤害链式的超稳定。
但今天的中共国不行。
一个已经转型到一半的国家，非典型的伤害链国家，不行。
中共确实还保持着对伤害力的垄断，但亿万底层已不再是牲人，不再是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有通过逃荒避灾大量变成流民才有可能自我组织起来的牲人。
随着亿万农民进城打工，随着打工人的“逐岗位而居”，随着就算老了也不回故乡的农民工遍布各省各市，旧帝国那一整套靠把底层保持在牲人状态维持稳定的做法都已经失效了。
想在今天这样的现实基础上重建传统伤害链国家式的稳定，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是至少象中国历史中任何一名开国之君那样的过人才略。
——是绝大部分今天的中共官员没有，习近平这种纨袴更绝不可能拥有的才略。
更不用说结合严峻的外部局势，即使习近平让出位置，中共另奉新君上位，甚至起毛泽东或邓小平于地下，要在今天的中共国挽狂澜于既倒，也是不可能的。
但对中共内部人士来说，杀死习近平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死，可以换来你的生。
因为只有他的死，这个不曾安排继任人的中共党魁的死，才能让你宣告帝国体制的终结，才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抛弃“维持中共统治”这个不可能的政治任务，把自己的身份无缝切换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才能让你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
中共内部在“谁继位”这事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
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能在和平分手，放弃大一统上达成共识。
你们才有可能不必为争那个唯一大位打生打死。
才有可能分别成为新欧洲诸国的建国者，或在上海的法治环境中安度晚年。 nostr:nevent1qqs2ca6vlmcwuq23zvdgpdl2h7qe40q79fg0nkdgj7yku0zexdukaz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f8wuz
抗争者已然成军。
他们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已黄袍加身，随身配备基本防护例如头盔，基本补给例如还没送达的餐盒。
他们有统一的战时通讯手段，有手机，有群，有快手和抖音。
他们有在万一需要时能释放强大攻击力的武器，那辆车，和随车携带的防身物品。
他们还有全国围观客户用花式点单构成的“后勤”。
在一个由统治者精心打造的原子化社会里，抗争者以自己也不曾预料过的方式，依托互联网，重建了组织性。
各行各业失业者的洪流百川归海，都已汇入了外卖大军。
并在这支建制日益膨胀的军队里打磨着战斗技巧，无意识地积累着战争资源。
穿着黄袍的战士们正在一次又一次突发事件中成熟起来。
与此同时，一线战场之外的群众也逐渐发现了“改变中国”的新办法。
下单。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哈尔滨体育馆楼顶崩塌事件后的鲜花之海，黄桃罐头之林，是怎样形成的。
在李克强死后，他故居的花海，又是怎样形成的。
天南地北的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远程下单来寄托哀思。
只是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更安全高效且低成本的新抗争形式。
——如果你在有外卖员进行抗争的时候，点一个单，把其他外卖员“送”到现场。
如果你给其他的外卖员提供“去那里”的借口，让他在当局通过平台数据事后追究时，也有为自己辩解的充分理由。
那么事实上，用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下的一个单，一束花，一杯奶茶，一个罐头，一名身着黄衣的外卖小哥，就会转化成在和你肉身之间有着遥远空间距离的抗争现场中的一次意见宣示。
用“下单”这种方式，你可以跨省参加抗争。你甚至可以跨国参加抗争。
你可以用极低的人身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让外卖小哥成为你的“同谋”。
他不需要同意你的政治观点。
只要他想赚你这一单的钱就好了。
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中风驰电掣的轻骑兵，是一支雇佣兵。
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正承受着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及时送达的时间压力，都让他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订单进行政治审查。
何况，拜中共长年的高压统治所赐，政治上的敏感点已如此之多，平民百姓压根记不全，可被视为政治宣示的事物如此之平实常见，例如一只形状略似坦克的小蛋糕，例如一袋挂到煤山歪脖树上的包子，你让外卖员怎么记、怎么查、怎么拒绝？
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兵员从人民中来，时刻准备着听从人民的号令。
他们是人民的雇佣兵。
是一支人数正在壮大，战意正磨砺成型，战技正在提升，正在被生活压力逼上革命道路的队伍。
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没有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觉悟，他们从未以暴政的掘墓人自居。
但他们是新时代的流民，是没有固定收入，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人。
他们来去如风，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学着抄近路，学着冲风冒雨，冲寒冒雪，学着钻过铁丝网的破洞，学着翻过栅栏、跳过矮墙，学着打破曾经的禁忌，走通那些披上黄袍前不会走的捷径，学着发现新的捷径并分享给和自己关系最好的人。
他们已经学会了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也就能用最快的速度撤离。
他们已经学会了怎样把手中的餐盒、奶茶、鲜花送达现场，也就等于学会了怎样把在现场取得的物品带离。
这队伍正在壮大。
因为这队伍的主体是失业者。是中共近年各种历史倒车的受害者。
只要失业的队伍不停止扩大，外卖员、快递员、滴滴司机的队伍就只能继续壮大。
在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共维稳官员的想象中，一场足以推翻中共政权的抗争，会是由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群众构成的。
在他们想象的场景中，那大约象是一场以成功为结局的六四。
但在真实的场景里，一个伤害链政权的崩溃总是因流民而起，因牲人不得不变成流民，流民又不得不变成流寇而起。
以当下的技术条件，万千外卖员因失业而“成军”，实际上正等于古代的牲人，那些“传统农业从业人员”，因下岗失业不得不开始流动。
以当下的技术条件，当万千外卖员因单量过少，糊口艰难，而越来越倾向于“边缘行为”，从翻墙抄近路走到偷吃餐点、劫掠同行、哄抢物资，就等于流民开始变成流寇。
在一个国家，秩序的崩毁，从何而来？
从这个国家断绝了普通人遵守规则维持秩序的可能性而来。
当安分守己的人再活不下去，当不做点“出格”的事情就维持不了生计，“出格”就会被当成一条新开辟的出路，迎来争先恐后的竞争者。
我并不认为外卖员会发展成一个成熟、理性、高组织度，能打起真理和正义的旗帜推翻中共的政治团体。
但他们正在百川汇海，正在重复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牲人化为流民，流民化为流寇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显然无可阻挡。
即使中共当局想扭转这一过程，也有心无力。如果今天，某地的官员想化解这维稳的隐患，他会发现任何一种意在“化解”的动作，都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坏。
甚至，会成为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会让他所在的地区，成为中共国民怨洪水决堤的第一个溃口。 nostr:nevent1qqs0pmuan0n6wfmfl90wsdryfpk3azdzeks3fr3yz26zt6tjzparfm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kytwh
在民间，新时代的流民大军正在成型，正在城市中心区形成不可阻挡的战斗力，形成对所谓“稳定”的强大威胁。
但这不是习近平唯一需要担忧的。
在中共国外部，欧美诸国正为遏制中俄邪恶轴心组建联盟，俄罗斯在边境被突破的情况下败势日显，而俄罗斯战后的命运，显然将成为中共帝国崩溃后场景的预演。
在内部呢？
中风传言在习近平亲自出场“辟谣”后仍未能平息。我们都知道那些在照片、视频截图里寻找蛛丝马迹的人是出于何种心理。
即使习近平和他的水军明显在尝试控制，官场中的“窃窃私语”和“会心一笑”仍在蔓延。这个人是中风还是胰腺癌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希望他死，谈论这件事的人都希望他死，在北戴河休假时间段里让他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头版，照片从宣传栏里消失的人都希望他死。
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仅希望他死，也已经知道别人都在希望他死。
改开系官僚已经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了如果习近平不死，自己的下场会是怎样。
对出身草根，在改开时代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绩升上来的大量技术官僚来说，未来被倒查三十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几乎注定的事。
在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上叠加的，是官不聊生，在官不聊生外部正在发生的，是国际社会的醒悟与合围。
想看到习近平死的人，太多了。
以致足以构成一场从天空到海洋，从顶层到草根，从万里之外到咫尺之间的全方位“围猎”。
习近平不是中共“制造”过的唯一问题，但他已经成了当前所有人最急不可待想解决的首要问题。
被清洗整肃并催逼着备战台海的军方想不想他死？
财政枯竭治下不稳眼看要被甩锅追责的地方大员想不想他死？
无数正面临破产危机的中共国企业主们想不想他死？
被他“治大国如烙大饼”随意干死的各行各业中产，已经沦落到去开滴滴送外卖的黄袍军们想不想他死？
在海外呢？受其威胁的国家，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哪里没有他的敌人？
在中共党史上，可曾有过哪一任领导人象他这样集天下之怨恨于一身？
我相信在“拉仇恨”这件事上，习近平已经是前无古人，以及，多半也会后无来者。
而这，就是仍在吹捧他的外宣水军们试图混淆视听，让你们看不见的现实。
进入了“集天下之怨恨于一身”状态的人是活不长的，因为在每一份怨恨背后，都有一个可能发射子弹的枪口，一枚可能抛向座驾的石块，一包可能撒进餐点的毒粉，一次中老年常见病抢救流程的延误，一句对潜在行刺者的劝诱，一场预定行程的泄漏，一次安全保卫工作的疏漏……
当然，这一切很可能目前都不构成威胁。
但怨恨会继续累积，而那个保护着他的权势之壳正在被众人的怨恨消蚀，他身为中共总书记的不坏金身正金粉剥落，暴露出其中的木胎泥塑。
会在危险面前保护他的曾经是整个党，曾经是整个中共国亿万受宣传迷惑的“爱国群众”和小粉红，如今只剩下他的亲信嫡系，而即使是这些亲信嫡系也随时可能被策反。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会死在谁手里。
但他的死亡，他如齐奥塞斯库，如萨达姆，如卡扎菲一样的结局，已众所周知。
只是正指向他的枪口太多，我们无法预料会由哪一颗子弹赢得这个“荣誉”。
百川汇海。
当失业的大军汇入外卖员这个“蓄水池”，当改开受益者在一次次切身利益受损中被“锤醒”，当体制内的技术官僚一再失去凭他们为中共政权做出的贡献应得的保障，当中共曾用来保持党内团结的各种惯例被他打破，当中共权贵与华尔街的利益绑定被他的权力傲慢猝然解开。
习近平解决了所有提出问题的人。
终于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他就是最大的问题。
在习近平的催逼下，一切受他影响的人路都在越走越窄。
所以刀只能越磨越亮。
是的，中国人从来都不团结，也从来都不勇敢。
但当路越走越窄，当千军万马面前只剩下一条独木桥，只剩下华山一条路，当亿万枪口只剩下一个明确可以指向的目标，当这场由上帝亲自推动的围猎走向终结，你就会看到一场绚烂的烟花。
看到在民怨形成的共识下，一次各方势力同时发动的，对习近平的“集火”。
黄袍军们承受的压力，底层感受最深。但这压力绝不是只有底层才会感受得到，也绝不是只有底层才需要承受的。
在前天的推文里，我形容外卖员的生活就象堕入一口难以跳出的枯井。
但其他人呢？
只要习近平不死，在中共国的其他人，失去了在改开时代曾拥有的一切希望的其他人，难道不是同样身在枯井？
难道现在还没有陷入赤贫的人，还没有挨整下狱，没有被失踪的人，就不绝望吗？
难道高志凯这样的人就不该绝望吗？
上天赋你聪明才智，让你十年寒窗击败无数草根学子进入名牌大学，让你一路顺境步步高升，让你得到邓小平的赏识，是为了让你最后在亿万人的注视下沦为小丑的吗？是为了让你因沦为小丑承受成为下一个失踪的秦刚的风险的吗？
手里还有资源的时候不尝试不努力跳出这样的命运，难道要等到没资源的时候才做一点无望的挣扎？
在亿万瞄准同一个目标的武器中，没有人知道，击中习近平心脏的那颗子弹将从哪一支枪口射出。
但“推背图”的暗示，大约会成为中共内部人士的参考。
抗争者已然成军。
他们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已黄袍加身，随身配备基本防护例如头盔，基本补给例如还没送达的餐盒。
他们有统一的战时通讯手段，有手机，有群，有快手和抖音。
他们有在万一需要时能释放强大攻击力的武器，那辆车，和随车携带的防身物品。
他们还有全国围观客户用花式点单构成的“后勤”。
在一个由统治者精心打造的原子化社会里，抗争者以自己也不曾预料过的方式，依托互联网，重建了组织性。
各行各业失业者的洪流百川归海，都已汇入了外卖大军。
并在这支建制日益膨胀的军队里打磨着战斗技巧，无意识地积累着战争资源。
穿着黄袍的战士们正在一次又一次突发事件中成熟起来。
与此同时，一线战场之外的群众也逐渐发现了“改变中国”的新办法。
下单。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哈尔滨体育馆楼顶崩塌事件后的鲜花之海，黄桃罐头之林，是怎样形成的。
在李克强死后，他故居的花海，又是怎样形成的。
天南地北的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远程下单来寄托哀思。
只是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更安全高效且低成本的新抗争形式。
——如果你在有外卖员进行抗争的时候，点一个单，把其他外卖员“送”到现场。
如果你给其他的外卖员提供“去那里”的借口，让他在当局通过平台数据事后追究时，也有为自己辩解的充分理由。
那么事实上，用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下的一个单，一束花，一杯奶茶，一个罐头，一名身着黄衣的外卖小哥，就会转化成在和你肉身之间有着遥远空间距离的抗争现场中的一次意见宣示。
用“下单”这种方式，你可以跨省参加抗争。你甚至可以跨国参加抗争。
你可以用极低的人身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让外卖小哥成为你的“同谋”。
他不需要同意你的政治观点。
只要他想赚你这一单的钱就好了。
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中风驰电掣的轻骑兵，是一支雇佣兵。
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正承受着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及时送达的时间压力，都让他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订单进行政治审查。
何况，拜中共长年的高压统治所赐，政治上的敏感点已如此之多，平民百姓压根记不全，可被视为政治宣示的事物如此之平实常见，例如一只形状略似坦克的小蛋糕，例如一袋挂到煤山歪脖树上的包子，你让外卖员怎么记、怎么查、怎么拒绝？
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兵员从人民中来，时刻准备着听从人民的号令。
他们是人民的雇佣兵。
是一支人数正在壮大，战意正磨砺成型，战技正在提升，正在被生活压力逼上革命道路的队伍。
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没有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觉悟，他们从未以暴政的掘墓人自居。
但他们是新时代的流民，是没有固定收入，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人。
他们来去如风，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学着抄近路，学着冲风冒雨，冲寒冒雪，学着钻过铁丝网的破洞，学着翻过栅栏、跳过矮墙，学着打破曾经的禁忌，走通那些披上黄袍前不会走的捷径，学着发现新的捷径并分享给和自己关系最好的人。
他们已经学会了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也就能用最快的速度撤离。
他们已经学会了怎样把手中的餐盒、奶茶、鲜花送达现场，也就等于学会了怎样把在现场取得的物品带离。
这队伍正在壮大。
因为这队伍的主体是失业者。是中共近年各种历史倒车的受害者。
只要失业的队伍不停止扩大，外卖员、快递员、滴滴司机的队伍就只能继续壮大。
在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共维稳官员的想象中，一场足以推翻中共政权的抗争，会是由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群众构成的。
在他们想象的场景中，那大约象是一场以成功为结局的六四。
但在真实的场景里，一个伤害链政权的崩溃总是因流民而起，因牲人不得不变成流民，流民又不得不变成流寇而起。
以当下的技术条件，万千外卖员因失业而“成军”，实际上正等于古代的牲人，那些“传统农业从业人员”，因下岗失业不得不开始流动。
以当下的技术条件，当万千外卖员因单量过少，糊口艰难，而越来越倾向于“边缘行为”，从翻墙抄近路走到偷吃餐点、劫掠同行、哄抢物资，就等于流民开始变成流寇。
在一个国家，秩序的崩毁，从何而来？
从这个国家断绝了普通人遵守规则维持秩序的可能性而来。
当安分守己的人再活不下去，当不做点“出格”的事情就维持不了生计，“出格”就会被当成一条新开辟的出路，迎来争先恐后的竞争者。
我并不认为外卖员会发展成一个成熟、理性、高组织度，能打起真理和正义的旗帜推翻中共的政治团体。
但他们正在百川汇海，正在重复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牲人化为流民，流民化为流寇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显然无可阻挡。
即使中共当局想扭转这一过程，也有心无力。如果今天，某地的官员想化解这维稳的隐患，他会发现任何一种意在“化解”的动作，都只会把事情变得更坏。
甚至，会成为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会让他所在的地区，成为中共国民怨洪水决堤的第一个溃口。 nostr:nevent1qqs0pmuan0n6wfmfl90wsdryfpk3azdzeks3fr3yz26zt6tjzparfm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kytwh
开始了。
在中共国内部，积压的风险已经开始“雪崩”。从这一次外卖员抗议风潮开始，民间的抗争力量将风起云涌，直到不可遏制。
因为就算中共拼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杭州这一波压住了，下一波却毫无疑问很快会出现——保安与外卖员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双方的底层身份和正承受的生活压力， 都让他们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可能，冲突只会一次又一次重复发生。
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外卖员这个群体里，汇集了年轻、贫穷、体能充沛、行动敏捷、时刻在线、对一个城市有哪些高档小区了如指掌种种高危要素的人群里，绝望的情绪正在蔓延。
他们没有未来。
他们每天都在见证“有钱点外卖”的群体的美好生活，他们自己中的许多人过去也点过外卖，知道自己和那些仍然能点外卖的人，在能力上，在学历上，差得并不远。
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到那种能点外卖的生活里去了。
如果你做过996的工作，如果你做过任何一份会占满你所有时间，让你停下时除了睡觉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不可能有余力学习、提升、寻求改变的工作，你就会懂这份绝望。
这样的生活就象一口枯井，即使落入其中还能呼吸，即使收入暂时还能保证你不饿死，你也知道自己已被掩埋。
因为你跳不出来。
你已经没有可能回到你每天都要看见，你曾经拥有过，现在看起来仍是触手可及的，点外卖的生活里去了。
可你还年轻。
你怎么甘心就这样被生活掩埋，被不公不义的对待掩埋，被你知道家庭住址、工作地点的那些点外卖的人用特权用剥削用践踏你权利剥夺你机遇的方式掩埋。
有一天你发现，在那些趾高气扬的点外卖的人居住的小区里，一个保安的权力，一份200块钱的罚款威胁，就足以让一个大学生跪下了。
就足以让你，一个普通的外卖员，可能应付过多少次类似冲突的外卖员，跪下了。
你当然要破防。
你是最后一代，你无力满足父母的期待，你已经舍弃了太多不该舍弃的，你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没什么可失去”的状态。
这个行业已趋饱和，而单量，你知道，随着经济萧条正在下降。
接近“没什么可失去”的你，仍在失去。
那么，你还怕什么呢？你还等什么呢？当又一次冲突发生，当你正巧人在附近，当你虽然不在附近但正好没单，当你接到友善的客户下给你的“扔保安一团屎”订单，你凭什么不去？
凭“那些人”能不分青红皂白夺走现在这种已让你精疲力尽的生活吗？
你要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这种生活，背叛你的同行，背叛和你一样的群体，舍弃你在失去了所有之后唯一还拥有的个人情感，舍弃已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尊严吗？
每一个外卖员都已经无可选择。
保安的行为，是在压缩外卖员这个群体仅余的工作空间，也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
他们必须进小区，必须把手里的外卖送到客户那里。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这就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和仅存的活路。
如果说由保安驻守的小区，是一座座城市中的微型堡垒，那么试图进入小区的外卖员就是想要攻下堡垒的轻骑兵。
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每个城市里的微型攻防战，在这场由无数小规模战役组成的战争里，轻骑兵必须驰援自己的同袍。
这件事最后会发展成怎样？
其实每个人都早有答案。
无非是掩盖，无非是消声。
因为政府不可能取消点外卖这件事，用一纸红头文件即时断绝无数外卖员的生计，也改变无数吃外卖的人的生活。
因为只要无法化解外卖员们这份“枯井中的绝望”，即使政府严惩事发时身处该小区的外卖员，也不可能杜绝同类型事件再次发生。
政府也管不住保安，领着微薄薪水的保安只听命于自己的直属领导，在和外卖员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面前，他们同样正在成为许多恶性伤害案件的主角。
保安和外卖员唯一的差异，只是兵种。
外卖员是轻骑兵，保安是步兵，是刀手，如此而已。
城市攻防战已烟尘四起。
在中共迫使保安和外卖员们底层互害，并自以为得计的同时，所谓的“互害”，正在变成一场底层练兵。
人们会在战争中磨练自己。
不需要什么政治觉悟，你也会为了适应环境，学会在冬天和同类“抱团取暖”，学会在混乱中依靠那些你能依靠的人，学会驰援其他外卖员，学会在“攻”不下堡垒时实时呼救。
轻骑兵们风驰电掣，一呼百应，彼此声援，是因为他们正学着在退无可退之前守住这个行业仅存的一点生存空间。
但这一点点仅存的生存空间是注定会消失的。点外卖的人最后会消失，一部分变成送外卖的人，一部分将缩进深宅大院，改吃特供。
轻骑兵们会在枯井中触底。
他们将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单，只有磨练出来的一身战技，突破各小区防御线的丰富经验，和牢记在心的城市地图，那些有钱人的地址。
中共，对付不了这个群体。
因为中共不能解决这个群体正面对的问题，不愿化解这个群体正承受的沉重压力，那么当然就无法改变他们正被迫形成的行为模式，无法阻止一支活跃在全国各大城市里的庞大轻骑兵战队的打磨成型。
维稳的一方，杀一已经无法儆百。
挣扎求生的一方，路正越走越窄，刀却正越磨越亮。
除非你能帮外卖员们找到别的工作，或是保证其单量不减，否则你不可能让这支庞大的轻骑兵战队铸剑为犁。
你只能等待决战时刻的到来。
要解决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竞争➡️全球劣币驱逐良币➡️全球比烂”问题，仅仅在道德层面谴责血汗工厂是不够的。
有用的做法是什么？
是建立一道能象当年的地理屏障那样保护本土产业，保护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屏障——阵营屏障。
重建地理屏障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放弃现有的物流、通讯技术便利。
在你的对手不放弃这些时，若你主动放弃这些，等于自杀。
但针对劣币模式，针对采用劣币模式的国家，去设立阵营屏障，让劣币无法成功驱逐良币，让本土那些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不再被竭泽而渔的伤害链国家杀死，让本土的劳工不必被迫在“全球劳工奥运会”里和奴隶们比拼“谁更廉价”、“谁能更不顾身体健康，更不顾家庭需要”，是欧美各国做得到也应该做的事。
在全球化的下半场里，由全球竞争引导的产业链重组可以继续进行，但自由贸易应该只限于阵营内部。
想享受阵营红利的国家，想用别国民众的消费力消化本国过剩产能的国家，就必须放弃对伤害链逻辑的坚持，必须建立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必须完成民主转型，进入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为四大支柱的繁荣模式。
劣币们应该象被查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一样被赶出奥运会赛场。
产业链阵营诸国不该容忍低人权优势和低道德优势泛滥，任由它们主导全球市场竞争，不能让利用可耻的低人权优势和低道德优势“抢”到在全球产业链中幸存者地位，并因幸存获得垄断优势的国家，继续保持它现在拥有的影响力，并利用这影响力威胁全球安全，最终把全球都拖进堕落的泥沼。
在规则之争、模式之争中，产业链阵营应该寸土不让！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繁荣之花在北美“新大陆”的绽放，实在是一种偶然。如果放任全球竞争成为“全球比烂大赛”，这艰难绽放的繁荣之花，起源于英伦茁壮于美洲的文明2.0模式，就有凋零的风险。
毕竟，在自由之民的传承模式尚未完善前，在欧美国家还没有找到保持自身人口优势的方法前，董志民式的传承，伤害链国家的牲人传承，仍然有可能“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地球上的绝对多数。
从文明演化、双链争持的角度来看待各个国家的战略处境，来推演各个国家应该采用的发展战略，我们才能扫除“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心障，真正找到应对全球化给欧美各国带来的困境的办法。
这办法，就是为全球化“升级”，把不分敌我的全球化，劣币驱逐良币的全球化，转变成清晰界定敌我后的2.0版，升级为添加了阵营标记的，只允许“比好”，不允许“比烂”的全球化。
在这个2.0版里，各国内部的各行各业仍然需要面对全球竞争，但竞争不再是“比烂”，不再是比谁更廉价，谁更擅长欺骗，谁更能让底层劳工满足于勉强温饱的薪资，谁能驯养出更多不在乎996不在乎过劳猝死更不在乎留守在乡村的儿女失学的牲人，去“卷死”文明国家被诬指为“娇生惯养”的工人，抢走那些工人赖以养家糊口生儿育女的职位。
在这个2.0版里，想获得阵营内部自由贸易权利的国家，必须画上那“点睛”一笔，必须构建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必须完成政治体制转型，必须让企业经营者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劳工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必须让被卷入全球竞争中的每个“选手”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起点。
从而只能比好，只能比谁更有创意，谁更有效率，而不是谁更能吃苦。
只有完成了这“点睛”一笔的国家，只有经过社科领域专家团队年度评估，保持着“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四大支柱的效力，保障着企业经营者和劳工群体正当权益的国家，才能享受与同阵营诸国自由贸易，互免关税等权利。
通过建立阵营屏障，通过把不择手段的全球化竞争升级为有底线有规则的2.0版，欧美国家将能促使画下“点睛”一笔成为每个希望搭上现代文明便车，由与富裕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受益，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刚需。
是的，欧美各国可以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但你们会自愿聘请欧美专家去完成“点睛”，以达到阵营准入的门槛，以获得与消费力较强的国家自由贸易的权利。
是的，在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文化、既得利益集团、老牌权贵家族的伤害链思维定势影响下，想培养出能画出“点晴”一笔的人才，很难，即使民间偶有天才也会被当权者迅速扼杀。但当“点睛”成为刚需，成为消解贸易壁垒的唯一办法，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就会成为发展中国家除了最害怕转型的伤害链链主之外的所有人在国内推动转型的充分理由，而邀请产业链阵营专家协助评估、协助设计转型方案，也会逐渐成为一个常见做法。
有了多国的需求，有了市场，就会有人开展这类业务，将“点睛”发展为一门专业，一种服务类商品。
然后，“点睛”，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稳妥、成熟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设计，在当地政府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时进行“售后服务”，让抗争者的血不致白流，让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努力不致因建设新政权时的“毛手毛脚”而白费，就会成为一种能在市场中不断得到完善的实用技术，一个未来能吸引欧美社科界优秀人才的就业方向。
全球民主化应该是一个能用技术思维、市场思维解决的问题。
而当我们解决了这问题，上半场全球化为欧美劳工造成的困境就会消失。 nostr:nevent1qqsx7u8kaj7u389gvzmvervp6vxp7cen5ukfcsjwgl8ampp25rwukv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0cv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