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谈了很多的经济，我的初衷并非要谈经济，起因是我发了一帖讲苏联的死亡，当时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就是单一产业，苏联是军工，中国是房地产，其他产业都完蛋了。这两个产业都是不能 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的产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在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代很接近。
提到这个是因为即使经济崩溃，也会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大体上的东欧路径，就是人民起来反抗；另一个是阿富汗，就是人民老老实实，美军一撤，最穷的最没有现代设备的塔利班就顺顺利利地统治了全体阿富汗人，导致70%的人处于饥饿之中，两千万人面临生存危机。
当政府或权贵说需要人民发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国没有自由，因为发声原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人的根本特性，人不是猪狗不会发声说话，人是会的。那么，人怎么就说不出话来了呢？当政府说需要人民发声的时候，就意味着人民不被允许说话，而在官员说话的这一刻才需要，因此，人民必须说话，这不是自由表达，而是连表达的自由已经都没有了的证据。
中国人应该研究政治哲学，因为中国人正处于政治的暴政之下，政治哲学专门针对政府的政治，而哲学仍然是局限于个人的思维。
不公的最原始的定义就是因为某种制度而导致一些人受损，而同时另一些人受益，而其收益是以其他人受损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制度才是原因，而不是工具。AI属于工具，如果制度不公，工具是不能修复的。我们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就能看到 美国的制度透明化，所以才允许使用数据分析、辨论、建模等工作；而中国政府不透明，为何不透明？因为里面全是不公的运作模式，所以，那些帮助政治透明化的工具，就是前面说的数据分析、辨论、建模等全部被禁止，美其名曰“XX经济学派”。实际上看似有一个与西方操作对等的“学派”，实际上就是帮助压迫性政府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这个一些人受益就是他们；受损的就是人民。
关于经济模型的重要性，举个例子：2008年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原因在于什么？在于整个社会都看到了负债经济的好处，也就是，通过借来的钱经营或购入资产，然后还本钱。这就是金融上的杠杆原理。
这个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屡见不鲜，但是，中国之所以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的大企业贷款是通过抵押方式，而国企贷款不还根本没事，于是央行继续印钱给这些企业“经营”。
杠杆原理认为，一定负债率是没问题的，但是高负债率则非常危险。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投资银行的业务深度卷入债市而引发的。而合理的银行利率（即金融货币政策）依据杠杆原理来确定，那么这个杠杆值究竟设为多少才是最合适？它需要计算，然后结合经济数据以及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作来决定年利率，因为年利率确定不合理的话，将对金融市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进而导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不是拍脑袋或乱猜可以做到的，就得有经济模型。
由政府或其他行为人支配的分配是违反个人自由的，政府的用度只能是议会拨款，而个人的用度政府无权过问。所以，像马克思的理论讲通过分配来解决所谓的贫富不均问题，这本身就是用更大的不公解决政府无能所造成的更小的不公。
另外，经济学并不能以个体行为作论断，因为个体对经济整体的影响度很低，例如在中国，经济支出主要是消费，而消费中的60%以上是政府消费，而只有30%左右是个人消费，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拉动消费，但是因为经济与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人民不敢消费。因此如果要了解和分析经济的全局，绝不能只看个人行为。
一个社会除了个人行为之外，还有政府、企业和其他法人或非法人团体，他们的行为比个人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大得多。因此，以对个人行为进行预测的所谓经济学说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偶然对了，也只能说是碰上巧了。
而且学习经济学必然要学习经济模型，因为从金融市场、法人与非法人团体、企业和政府行为来看，这些行为是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的，而且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杠杆主要是对他们有效，也正因如此，国家才有货币政策。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模型？因为利率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而利率则直接关系到非个人的经营性行为，例如证券、股票、贷款、储蓄等等。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模型，你如何可以判断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化关系呢？这是不能瞎猜或者甚至想都没想到的。
有人认为数量经济的建模没有必要，这一观点如果是在中国，那刚刚好，但如果是在美国，则一定行不通，如果不能建模，则无法做政府预算，这样任何一届政府都得不到国会批准的钱。
原因是，政府的运作必须具有高透明度，例如美国是两党和多党派议员组成的，每个议员要对选民有交代，而如果你通过了一个没有任何细节的预算，你下一届就别想再当议员了。
透明度从财务上说，就是你的预算要非常精确。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基于数据模型的分析，当政府决定采纳某团队的模型，它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要在辨论中进行 陈述。就像我前面所举的修路的例子，如果你随便做一个决定而没有充分可信的说明，那么，你当不了下一届的议员或市长。
美国经济学家曾经有一个自我定位，他说（大体内容，不是翻译），经济学家不是政策的决定者，经济学家仅提供经济纬度的若干选项给政府，政府综合各种因素来做最后决定，提交给议会审批，拨款。在提议的时候，经济学必须给出各个选项的数据分析。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大幅削减福利预算，我记得当年为伤残老兵提供服务的NGO组织就谴责政府削减开支，移民、环保、包括总统辖下的传染病防治专家组等等都要在预算中被削减，他一直试图把奥巴马医保和老人的免费医疗（白卡）也砍掉。这些怎么会被知道？因为预算是向全国公开的，精确到个位数。
在中国，经济学家给出数据上级领导也看不懂，中国政府也从来不透明，所以，他们只需要嘴巴瞎说八道就可以了。而且，所谓的预算都是捂着的，真正怎么花钱的权力完全在得到拨款的官员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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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比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逻辑错误，在批判性逻辑来说，避免犯这样的错误是最基本的逻辑技能。但是，中国人把机械类比当作比喻，于是，普通人都不明白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因此，政策决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来说服领导和政府，反正不受人民的选票问题所困。
而之所以逆淘汰就是因为如果你能够避免逻辑错误，你就能避免使经济灾难降临在人民的头上。
中国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模型需要去建，每种观点都可以不顾受损群体的伤害；每种观点提出来的人都不需要任何数理模型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你的官位有多高以及你的发声管道有多粗。至于，你的经济学基础根本没有，这不是问题，只需要你通过行政手段印一份文凭和职称就可以了。
这就是逆淘汰。你所看到的所有专家都是逆淘汰上来的，所以，你根本看不到经济决策背后的数理模型和因素考量，因为根本不存在。
就西方 #经济决策 举一个例子：一个城市的人口大量到临近的城市工作，但是在本市居住。现面临油价、环保、经济发展等综合压力，市政府要决定如何应对。
据提议，几种备选方案列出，方案一：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样人们往返方便，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本市居住，但对于不在临市工作的人需要支付税收，这不公平；方案二：设立公交线路，使得有需要往返的人可以很容易地低成本往返，对不在临市工作的人压力不大，但对在临市工作的人来说不方便；方案三：发行债券修路，行车者支付路桥费，但回报期可能太长，政府的经济承受能力受到挑战。
专业机构要对每一种方案进行量化评估，评估方法是：若按方案做的话，结果会如何，政策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生活影响如何。最终建立三个不同的模型，然后根据模型，来决定一个平衡各方损益的方案。
如果将城市转换为国家，将货币政策替代为不同方案，我们看到每种方案都有利益受损方，而寻求平衡的方式必须是将不同受损方的受损内容与程度通过数据模型列出来，然后向公众发布，由各方案专家对模型进行阐释，最终由公众（市议会）进行选择。
分享一下对中国经济的感受：
前苏联还活着的时候几乎不可一世，与美国并列成为第一世界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工业发达国家如西欧加拿大等仅为第二世界。对比今天的工业七国，前一个世纪的故事恍如隔世。
当时的苏联军工企业极为发达，很多城市全城就是一个大型的军工企业。然而，这样的GDP虽然好看，但是最终，连基本基本经济循环产业都陷入了绝境。之所以苏联不军事干预东欧的政治变革，因为他们的军工已经把整个经济拖垮了，连航母都不得不提前退役，因为维持运行的每日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
换句话说，一个强大的军工行业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挡不住身体的寒冷。就和一个国家只剩下房地产一样，最终的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所以，今天正是为明日做准备的最关键时刻，如果错过，就可能像今日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再穷也能控制住所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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