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啊，我是说假如，会不会大部分人的立场和灌输根本没有关系，纯粹是由自身利益决定的。”
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这是终态，或者说完全消除了信息差的稳态，事实上，很多无法亲身感受到利益相关的，他们的立场就是很摇摆，不一定和利益一致。学生是典型。
共同利益是个好办法，其实至少同样使用中文的人，说没有共同利益是不太可能的，把双方观点一层层拆解，找到最终结论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歧，是有效的沟通方式。
但还是那句话，“我也是14亿分之一，我怎么感觉不到被压迫？”共同利益一开始就分歧了。理论上来说，实际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数量绝对不应该有非常多，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信息差。
立场=利益+信息。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又反作用于屁股。
什么叫信息差？别说网络信息自由，如果有出版自由，让人读到真正的党史，而不是官方编造的谎言史，中国人对这个党的认知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这一点只要了解一下香港台湾人民对这个党的认知和态度就能设想了。来内地读书交换的港台生你只要接触一下就知道我们党在他们那里是一个什么东西。反送中游行示威那可是全港人的上街表态！就这都能只靠媒体宣传把国内多少亿万傻叉给忽悠成完全相信香港是废青港独分裂分子闹事！傻逼就是傻逼！已经洗脑成了傻逼！就不再是信息差了，你给他真实的信息她也不相信！这就是观念认知塑造的力量！否则宣传阵地就不会成为从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思想统一和整风运动从来都是为了彻底塑造人的观念行为，达到权力集中的目的。斯大林深谙此道，希特勒深谙此道！发动文革使上下全民大癫狂更是那只腊肉猪头从湖南江西一路权斗到延安坐稳头把交椅所熟谙的斗争之道。意识形态安全是这种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最初同样也是最后的合法性武器。打江山靠枪，坐江山靠骗！这条线是他们的底线，他们越感到危机，就只会在这条线上投注更大的力量巩固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人是观念的动物，千万人饿死虽然是大恶，但这本身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即便是全国人都饿成那个德性，依然没有反抗！这正是某位老领导给红二代说的中国人好管！为什么好管？老百姓论起自私来一点也不傻，可为什么就好管呢？
首先，自身利益决定行为，这是所有人的反应，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是不是真的要逼自己到死的程度？如果不是，当然就必须关心自身利益。因此自身利益决定是完全合理的。
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一个执政者将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执行，到最后的执法，由上到下全部操控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任何一个法律和政策，尤其是政策，都必然会在正常的情况下使某些人成为无辜的受伤害的人，因此，在没有一个好的、代表各方利益的领导团体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每一项政策和每一部法律都使得某些人成为受害人。但是在集体主义的侵蚀下，即使是无辜受害者也不敢说自己遭遇了伤害，就是因为集体主义要打击因自身利益受害的人去争取自身利益。而因为各种法律和政策导致的无辜受害者随着年份的久拖而变得越来越多。因此，本来是自身利益受害的无辜受害者由个别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因此，当你说你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只能说你是极罕见的，或者你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不知道自身利益是什么，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问题在于，当所有自身利益都无辜受害的时候，它们第一个反应通常是直接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这个行动往往招致残暴打击。所以，最终其实人们找不到出路。你所认为的有效沟通方式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是存在，我相信加入三不运动的人会只有极少极少数，但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看三不运动在电报上的情况。
对于我个人的情况而言，就更明显了。我不是访民没有自身的看得见的利益，但是我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得第一的人，然而，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会欣赏我，出于极多的原因，导致我被逆淘汰（在中国第一名被淘汰几乎就是一种机制而不是偶然），所以，我也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才明白了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彻底和故意丧失公平公正的系统，就是一个专门打击“出头鸟”的政治系统。那么，你认为我不对还是这个政府不对？
那么，我成为一个死也不会回头的反对者，是基于自身利益还是基于溃烂的政治体系？所以，当你在怀疑其他人因个人利益而怎么样的时候，已经在假定这些人不是正常人了，或者是只顾及自身利益的趋炎附势者了。
只顾及自身利益没什么不好吧，如果这个政治体制溃烂了，就会有触及很多人的利益，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反对它。
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人把利益之争上升到了理念之争，希望和自己没有共同利益的人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为什么有人讨厌反贼？许多人在中国生活的还不错，眼看着中国一步步变的富强，反贼却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反共。
为什么有人讨厌粉红？许多人已经被中共锤了，粉红却跟你说这是大棋，要理解政府。
由于不可能有人和我们的共同利益完全相同，那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利益，灵活选择自己的立场就好啦。中共说要“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没问题，我支持啊。反贼说要“让中国实现民主”。没问题，我也支持啊。美国说要“提高中国的人权”。没问题，我还是支持啊。反过来说，中共要独裁，我反对。反贼希望中国崩溃，我反对。美国要打压中国经济，我反对。
我觉得这种根据自身利益“走一步，看一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比先假定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要好一点。
很多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个人所想象的，因为政治体制的溃烂导致所有人都会在某方面遭受不公正并且所有人的发展空间都被限制，因此，人民作为整体的最终选择，这自然指的是每个个体的和，必然是要终结这样的溃烂的、糊不起墙的、如同烂泥一样的所谓制度。但是，如果要制度有变革，则单靠一个人或每个人去发言是没有用的，必须由所有期待变革的人结合起来，但是结合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你必须与完全和你不同但却有着相同诉求的人结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言论上的争吵，因为它会加剧不和而不是加强结合力。所以，对于个人而言，看似很聪明的选择，其实会阻碍人们寻求对大家都有利的制度性公正。
虽然我觉得 #[5] 说的，认知或信息差的混乱，会导致很多无意义的争论，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没有想到，所谓纠正认知实际上也可能变成洗脑。
当我们不管是以理性，大局，正义，人性，还是任何理由，去妄图强制扭转另一个利益团体的观念时，又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对于个人来说，最终只会变成两个问题：我需要付出什么，我能得到什么？
嗯，比起纠结于理念，直接思考付出什么，得到什么。事情反而变的简单了。
或许，所谓理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诉求？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由主义从洛克的《政府论》开始。有人曾经问我，那么《政府论》是不是真理？
当然不是，我自己也从来不因为追求自由，而将某个理论夸张地叫作真理。
耶鲁大学教授在讲课时也明确地讲了《政府论》表面上是对另一本书的反驳，但是，它代表着“一个新兴的、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它与当下的（17世纪）贵族的处世理论是针锋相对的，它以一种完全对立的道德体系来对抗旧的权贵的道德体系。
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分权等概念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而来的。它当然就代表着一种利益诉求，所有这些概念代表着一批人的利益，只不过，这一批人的规模极其庞大，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00%（如果实现了自由化的话）。
而对于专制国家的人来说，它只是一个梦，所以不存在利益的问题，因为追求它等于放弃自己的一切。
你也看到了，没有基本的观念基础的人是行不起动不动的。利益动机诉求本身也是观念的产物，对自己是什么，何为人，何为政府，为何要政府，为何要分权，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如何有关系，中国人的教育中从来缺少这些，于是这些人你问他追求啥，他只想计算着自己眼前可得可用的“利益”。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法制没有民主社会，个人利益都是空想这都不用理论论证，历史现实都在那明摆着了的。可怜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上面的恩赐怜悯，然后稍微自己得到一点“利益”就狂跪万岁。在这种环境里，组织运动的人最后先被自己组织内部的人给卖了，因为这个“利益”损失计算的价值判断对出卖最有利再明白不过了。在这种唯利是图的群体里谁敢组织运动？先不说当权者的镇压，就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利益纠纷就够啦，你看八九天安门的学生领袖都会出现权力斗争。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许一直都是如此。
其实你也看到了，我总是会尽力提供解释，原因嘛，那当然就是他们不知道。但是当你讲了以后，他们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我并不在意有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往往有人提问就是因为遇到了与自己所受教育或者说所信奉的价值观相违背的情况，因此，当你这是提供解释的时候，就能够解答他们的疑惑而这样就会增加他们改变自己原来的价值信仰的自信。
另外，虽然有些团体“内部”的勾心斗角确实很厉害，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例如我本人曾经所在的那个团体，虽然也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限地出卖了他人，不过，程度是 有限的，有些人完全不受影响，受影响的大不了就是其他人不再与他往来。而且，人类的自然思维是归纳性思维，但是这种思维是不能穷举所有例子的，而且这种归纳很多时候是以偏概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相对于常人所看到的”例外“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多数人不知道而已。
再说我本人曾经的一些活动，至少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站在我这一边或者因为支持我的活动而受到当局镇压。其实例外也是不少的，只不过，我认为一些”民运“的负面消息被放大了无数倍，其实我就是89的民运参与者，也是其中的重要的一个，但并没有被宣传所说的所谓”勾心斗角“，而存在这种情况的是因为中国哦政权内部的某个派别的搅和导致的。作为民主运动团体，本该不与政府勾兑，这是原则问题，但当时的学生因为自身对权力的崇拜而违反，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至少我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团体，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哎只能唱挽歌了，现在看那是建国后最好的年代，现在没法比了，跟现在可类比的应该是文革初期，难难难！
你只是以为建国初的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其实根本不是，如果你看过当时被认为最具有自由思想的思想家顾准的文章，他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口一个古希腊，一口一个古罗马的专家级人物，当然还有被广泛推崇的冯友兰，他当时被认为是儒学大家，看看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根本和西方思想或者和普世价值相差万里或者百万里，我说今天的民运圈的东西太多谬误，但是好歹有些东西比他们当年的还是强得多。
但是中文的反对圈也是具有怀旧怀古的保守风格，这也是为什么中文圈形不成气候的原因，就是和共产党教育的思维太接近了，反共不反传统，不反死去的人。
我看过所有的，包括今天被大众推崇的所谓的大教授，秦晖、张千帆等等，算了，我就不寒碜他们了。
我说的是八十年代。
既然我就是八十年代走过来的当年的大学生，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经历数十年之后才知道的，那就是，当年的所有的我以为多么珍贵的改变我一生的思想的那些学者和他们提供的书籍、讲座等等，全都是充满谬误的，这是我在国外学习以后体验最深刻的生命历程。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讹传？就是基于那个年代的。
对于那个年代，我唯一有一个感受就是，当时的政府，相对于现在来说，确实是宽松很多。那时在八九学运走向高潮以前，政府几乎从不干涉，包括校学生会都主动让出他们都办公室和他们的校学生会旗帜给我们使用。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那个时代所传播的内容，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批判，但是却离不开马列主义的前身，即从卢梭开始直到康德黑格尔这一条线路，这是一条最终产生了纳粹的路径，但实际上纳粹思想在中国是有受到高度欢迎的，所以，中国人特别崇拜这条线路上的理论。我曾经成功地将反卢梭的自由主义理论放到哔哩哔哩里播放，但很快就遭到了举报。其他的单独讲洛克的理论就可以较长时间播放。
战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潮的确有很多人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卢梭，西方迫切需要搞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现代性怎么就出来了纳粹极权主义这个恶果。但对马克思黑格尔的了解在国内完全是时代决定的，建国后到文革，搞西方理论其它方向的基本都被打倒搞臭逼自杀了。
国人要在八十年代从头开始捡起西方思想，这个对当时那一代学者来说已经是苛求了，直到现在那批人是把控着国内学界，而真正从西方取得真经回国的年轻新生代还需要再熬很多年才有出头的机会，也许都没机会了，照现在这个趋势，新的反西方思想污染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大量的人能够有足够强的英文、愿意去西方课堂里学习真正的关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的知识，而不是沿用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充满各种谬误的传说，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愿意像我这样的人提供自愿的无偿的翻译给大家。
而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何人不是崇拜权威的，因此，你作为反对者，虽然你的学术知识和能力远超过他们任何人，但是，只要政府不承认你，你就是一个无。所以，读者根本不听你的，读者宁愿相信什么张千帆之类的，我绝对相信张千帆实际上没听懂或看懂全部的内容。秦晖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
足够强的英文我觉得不至于，现在的机械翻译足够了。
不，我试过很多次AI翻译的，如果是专业内容而且篇幅较大的，有40%的错、省略、不准确。
好吧，其实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完整版本的辩论过程和最终结论，抄上三成就行了。
另外即使是诞生了大革命的法国目前这一套也开始力不从心了，生育率下降嘛，期待下一场社会变革我们能赶上就行了。
很多国人都知道国内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以及解决了然后呢？从陈胜吴广到献忠闯王，到孙中山…革了多少次…似乎没什么用…都是只能保得了一时。
对于欧洲国家人民要民主要共和，对于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如何保证这次革命是最后一次，让革命者的血不白流。
正是想明白了这点，我从一个三民主义者变成了纯粹的民生主义者。共产党打民族牌，要带领中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反贼打民权牌，要实现“民主自由”。谁做到了对我都有好处啊，所以干脆就不care了。但是，谁都别想白嫖我，别指望我硬刚共产党，也别指望我为了国家无私奉献，踏踏实实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有能力抵御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就对你有好处？
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奉行的都是差不多的口号，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国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确实享受到了这种好处。
那么，如果你是当年的一位广岛市民，当你看到蘑菇云升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冤吗？
1946年欧洲的冬天是20世纪最寒冷的，整个德国因饥寒而死的人有数十万之多，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挑起俄乌战事的普京，在发动战争的长篇讲话中贩卖的也是“奋起反击北约东扩，找回伟大的俄罗斯”这样的路线，如果你是俄罗斯的小粉红，你能设想俄罗斯失败后你会经历怎样的心路历程吗？
请容我说一句，因为我是真的认真学习了，你要知道能够翻译数百万字的人，你说没有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卢梭的“反思”其实并不是真的，卢梭的理论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对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在之前的美国革命，也就是美国独立，其理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时的革命家们，绝大多数对卢梭的理论完全没有兴趣，这是美国历史学家们研究的结果。而真正影响美国的是英国思想家洛克。那么为什么卢梭的理论对法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结果？卢梭的书以“黑白对立”的对比方式出名，特别符合当时法国底层（第三阶层）对第一第二阶层的不满。但是启蒙运动中，卢梭是一个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谓的“浪漫(Romanticism)主义”来源于“罗马人(Roman)”的音译，指的是，尚古主义，他崇尚古代，而当时的启蒙运动所号召的科学和自由，对他来说是虚伪，这是他与百科全书派全部绝交的原因，也是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搬出“原始人和原始社会的完美自由”作为对启蒙运动的反对的回应的主要论据，但实际上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那种初始状态的纯自由并不是原始社会，而是思维实验，但他当作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马克思也一样误认为那是原始社会。中国的学者们误以为卢梭是自由的引路人而从不认为是洛克。就像中国人误认为约翰密尔是自由主义创世人一样，而从不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些都是显然的错误，但是一直传到今天。
而建国后的那些搞西方理论的人，实际上是非常共产极左，我是在前辈的推荐下看了当时最有名的顾准，才知道那水准，真的太糟糕了。
抛弃（而不是共产党所说的扬弃）前人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一个简单的道理：若当时真的有我们想象中的更好的状况，那我们今天绝不会这么惨。
现如今，我的思维底本还停留在卢梭的自然人。因为它符合我生长的环境。。。
看来是时候往前在走一步了。
另外，翻译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一直摇摆在英语进步太难和机器翻译太差两者之间。目前的 ChatGPT 效果也还是不太行，本来想试试优化方案，但是各种成本太高了，还在观望中，希望出现低成本方便的 API 来进行优化实验。在如今的舆论控制环境下，感觉只有打破语言限制才能实现国内的思维多元化。
我这里有前些年翻译的对卢梭的理论的批判
至少可以看一下教授们如何评价卢梭的，这些教授，一个在英国，一个美国，代表着整个的西方现在的学术界的主流，因为课程是讲给大学生听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没有在前面的回答里指出来的，就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例如，你所写的“法制”，实际上并不是rule of law的法治，而是rule by law的法制，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中国就是“法制”，但是中国没有“法治”。
然而，中国的异议圈从来对于概念都一知半解，实际上对理论本身也是一知半解，多数时候就是用中文式的引述方式，那就是没有出处地突然来一句话，然后说这是谁的话，就用这个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不严谨的论述方式，严谨的方式是：任何引用不能脱离原文，因此，引述什么，不能是中文式的“名人名言”，而必须是指出其出处，并提供解释。然而至今我所看的中文圈的任何 民主理论宣传，从来没有这些。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来源可疑“的问题。
我相信我的不同大约在于，我能够听懂几乎99.5%的英文讲课，看得懂 几乎同样比例的教材和论文，所以我特别能看出来中文圈里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分权等等的讹传。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一个人所传播的这些知识是准确的，都有非常多的谬误，然而，最终，总是被当事人说我不懂，我错了，总是被人认为我所说的是我的”个人观点“。
这就是翻译用词问题，是语用学。国家一直都在用法治建设法治宣传依法治国来蛊惑大家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了！而这个法治的治国概念，就蕴含了统治的含义，因而治理、统治、治水，治字是一个中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不论怎么用词，关键就是指出我们的社会一个根本问题是司法没有独立性，宪法都是看领袖脸色全票通过随意修改，更别说律师被迫害消失，法官都是听上头发话判决。而最可恨的不是这些，而是老百姓大多数不觉得这些跟自己有什么迫切关系，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不满意甚至愤怒不满！
翻译本身是没有错的，虽然我之前也指出过有些错误的翻译，但这个法治的词没错。它来源于英国最早对国王的统治表达的不满，因此当时叫国王的统治为rule of king/rule of man;而大宪章之后，他们要求的政治模式是：rule of law，也就是，国王不再是ruler，而这个rule，必须是 rule of law，到现在英国的各大学还有关于rule of law的课程，广泛地供所有人选修。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有一部法律文件叫宪法，英国没有，所以英国特别强调的就是rule of law.
rule by law: 依据/按照（by）法律来统治。这就是中国的模式，就是，不能像以前凭着领导的喜好来判案，要有“法律”，然后按照法律来判案。于是就有了“寻衅滋事罪”、“煽动颠覆罪”，在香港，他们有“国安法”来治罪，因为他们要治你，只需要颁布一个法律。
但正如皇上说自己的统治叫“全过程民主”，然而，70亿人都不会因为它滥用了“民主”一词而把“民主”二字给改了。
不过，其实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犯错，包括中国的著名法学博士，旅外专家教授也一样分不清，因为我也看到一样的错。
在此，再次强调，务必寻求原文原出处。
大家的错误并不是理解的错误，这两个概念是很容易区分的，只是同音词容易混淆。与法治对立的概念是人治，哪怕是君主专制也可以有法律去治理，但那显然不是法治本意，如果法治对应的是rule of law。
而法制强调法律体系制度，立法司法的独立公正、以及相应的制度实践，民主法制和在一起用肯定是没错的，民主才有法治，你不能说英美法那没有法制。没有民主的我们这才不叫法制，只适用于老百姓不对公权力有约束的法制是假冒法律。朝鲜也有法律。
所以你说的那种借用法律条文来实施统治也不能等同于“法制”。从中文的含义讲更适合法“治”这个词。可是法治已作为对rule of law的翻译。所以这还是翻译和词语用法的混乱问题。
结合当下，我们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只是人治没法治了，而是独裁领袖治国了，党的总书记个人掌控的各种小组办公室架空国务院系统完全就是文革时期的翻版。一切都得领袖指挥，现在这套系统根本就连古代帝制都不如。皇帝还要在大臣之间权衡轻重，领袖是谁的脸色都可以不给了，谁敢有意见直接架出去。他可能只听得进一个声音，那就是街上人们奇喊他下台的声音。
对不起，我想我对于法制的叙述有些不准确：rule by law确实指的是依照/按照法律来治理/统治。不过，西方还有一门课，叫作法理学，它研究什么样的法才可以算是法，那么，这也有两种派别，中国所传播的一个派别强调“恶法也是法”的概念，而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恶法非法”。
恶法非法的概念，是现今各种非暴力反抗运动被全球公认为合法，并得到全球共同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国际难民公约的条款）。而中国的“恶法也是法”，其要求就是，只要它现在还是取名为“法”的东西，你就必须遵守执行。因此，这样的体系就是“法制”体系。
西方的体系是rule of law，法为王（代替以前的国王为王），那么在执行层面，它属于司法和执法（行政），而这两者都是法治的一部分。
我还要补充一点，为什么我说法制是中国才有的？
法治的含义在英国的体系中是立法与执法必须分开，而执法指的是司法和行政。英国采用的体系，在历史上是，“立法由议院制定，它是最高的机关”，“司法和行政”由国王管辖，国王的权力只是在执行和判案上面。
当然，现代的所有权力都由行政最高执行官——首相执行，而不再是国王了，但这是后面的事情。
如果用英国早期一点的制度来说，由于立法与行政和司法分开，但国王的权力体系被纳于立法之下，因此，整个体系仍然是法说了算，也就是，仍然不是“人治（指国王治理）”。
但是，假如权力没有分开，那么，国王（个人）既管法律的制定（立法），又管行政和司法（判案），那么，这就等于立法是摆设，而真正的统治仍然是个人。所以没有分权的制度，叫“法制（即有法可依）”，但法的产生是非法的。所以，法制是专制社会的那一套东西，法治则是人民统治（法为王）的现代制度。
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都承认大家都是基于利益出发，即使是所谓先进理念。
在我看来，三不运动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
从你的观点来推导，剩下的无非是加入他们，暴力革命，以及非暴力抵抗。我觉得相对于那些打嘴炮的人来说，你们毕竟是行动了。
另外，我很欣赏你回答问题的态度，对于那些知识盲区，我们需要的是理清，而不是骂傻逼。不然，我们又何必来上网呢。解释清楚了，我们可能多一个朋友，但是谩骂除了让社区乌烟瘴气，只会导致更多的混乱和割裂。
谢谢你的沟通和反馈。西方的所有与政治思想有关的理论，也叫政治哲学，都是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的，从古至今都是，只不过共产党宣传的“毫不利己”以及“超然度外”的所谓精神追求其实是扭曲了历史事实。他们这样扭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感觉一切前人的东西都是“超然”的，于是令人崇敬生畏，这就是以权威来传播谎言的过程。
很多时候，只有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东西，我们才能明白更多的道理，这样就会无惧于揭穿其谎言。谎言治国必定有终结的一天，但愿我能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恩 也从你那里吸取一些乐观积极的心态。
是的，让我们共同努力，不要泄气，我们一定会赢的。当然，因为我老了，我能不能看到可能是个问题，但只要你们下一辈能坚持戳穿谎言，皇帝就是一个裸奔的傻瓜，它的统治必然结束。
嗯。也感谢你指出了我的知识盲区，这是进步的开端。
说实话，原来我是下意识回避关于政治相关的哲学思想。那时候比较倾向于“莫谈国事”，而专注于追求一种纯粹的精神，毕竟大部份人小时候的梦想都是“我要当一个科学家”，而不是“我要当国家主席”，现在想想，也算是一个中国式笑话了。
很高兴看到你的分享，我从小就有个政治梦，当时谈梦想的时候，我说，我要当市长（我所知道的最大的头就是市长）。当然后来知道了，我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政治领域，资格可以将14亿人排除在决定自己人生机会和命运的决策过程之外。
这是对人的最基本权利（正利）的莫大讽刺，在这个国，虽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被中国政府签了，但它们自己也知道中国人没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所以，只要它存在，它就永远不会批准。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就是在政府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后依据这一法律发起的。这是中国人的人生之所以不完整的重要标志。
而资产阶级的学说——自由主义，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它强烈主张任何人都必须享有公民权利或者叫作政治权利，这一权利不能被独裁统治者（国王）所剥夺，这就是法治的来历。耶鲁大学教授说，这是一部革命性的理论，而且专门用英文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拉丁文写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英国普通人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