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人是怎样“炼”成的？

从情感层面看，是由滥生无辜，对孩子的困境麻木不仁的父母通过一代一代的痛苦传承养成的。

从能力层面看，则是由信息的匮乏、语言能力的薄弱、缺少沟通交流的社会环境养成的。

我们都知道最近AI的发展十分迅猛，人工智能在语言、绘图、视频方面的亮眼成绩已经让不少人惊呼人类将被取代。

但AI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以什么为前提的？是以大量信息的“投喂”为前提的。

没有大量的信息投喂，没有大量的互动训练，AI并不能凭空获得能力的增长。

人也一样。

人类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虽然在生物基础上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哺乳类物的大脑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差异。但人类拥有语言，并由语言衍生出了文字，而语言和文字在人脑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拉高了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将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能力推向了近乎无限。

Sora能把文本转化为视频，这个尚未开放给公众测试的功能一经推出已经让全球惊艳。

而人脑每天都在这样做。

除少数被称为心盲症（英語：Aphantasia）的人群外，大部分人都能轻松进行视觉想象，也就是在内心“播放视频”。阅读文学作品并在内心播放“小电影”更是大部分人阅读享受的来源。

善于写作的人们将自己的观察转化为文本，形成作品，读者则通过阅读把文本转化为“观察”，海量的信息就这样实现了在人脑与人脑之间的传输，通过信息的传输，人脑与人脑之间又能调整到“同频”，以实现“共振”，让不同的人能象站在同一个虚拟围猎场景中的队友一样理解彼此的处境和状态，展开协调合作。

我曾经把人类社会比喻为用人脑组成的“智联网”。

社会的总体算力，是由组成“智联网”的每一个头脑的算力支撑的。

而人类头脑的算力又是怎样通过获得大量信息的“投喂”被训练提高的呢？

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字做信息杠杆，仅凭个体在自身生活环境中搜集的直接经验信息来完成“训练”，即使你有惊人的天赋，你能达到的高度也十分有限。

所以人要读书。

不读书的人，连训练头脑提高算力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信息量都“吃不到”。

但人也需要多与其他人沟通交流。

因为训练头脑提高算力的另一个关键是，除了足够的信息量，还需要频繁的互动反馈。

小孩子学说话是要人教的。所谓的教，并不是说抚养幼儿的成年人会排出课程课表，每天一本正经地给孩子宣讲。

而是和孩子对话。

通过和孩子互动，给孩子反馈，让孩子在不知不觉间掌握语言。

语言的学习，学无止境。

但如果没有足够信息量（阅读量），没有足够的互动反馈（对话），语言能力的提高就只能止步于一个较低的水准。

在人类社会这个“智联网”中，我们没有人类以外的教师。

人类只好以自己为师。

人类智能的提高，是依靠分享那些在人类社会中偶然出现的天才选手的作品，用这些作品来训练孩子，激发出更多的天才作品，再靠天才与天才之间超越时空的对话、互动、反馈来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语言能力不断提高，语言本身也不断演变，变得更丰富、更精确、能更有效率的传递信息。

语言能力决定了人脑智联网的“带宽”。

在了解过人类智能演变的真相后，请你们再回头看一看牲人们的处境。

绝大多数牲人都出生于信息匮乏、封闭的环境中，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他们没有机会学习文字，也就谈不上阅读。在社会中他们不被鼓励发言，不被鼓励与人交谈。

即使和现代人拥有完成相同的生物学天赋，在缺乏信息“投喂”和缺少互动反馈的情况下，他们在信息处理方面的潜能是无法被发掘的。

而以他们为主体组成的抚养环境和社交环境，对他们的孩子的算力提升同样没有益处。

由牲人组成的社会，就象由配置偏低的硬件搭建，又运行在极其卡顿的网速下的网络。

而在这种条件下长成的牲人头脑，就象是在这种网络里训练出来的AI。

可能还是有潜力的，但稍一互动你就能看到他的算力明显偏低。

他眼中的世界太狭小，他能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太简单，当你试图向他解释复杂的事项，他不但不会理解，也不会感激——他只会把你的举动套进他偏狭的世界观里，判断你非友即敌。

牲人是被圈养的人类。

他们拥有的是被圈养的人类在奴隶生活里养成的心智能力。

一种极为受限的心智能力。

而对他们的限制并不是通过物理上的枷锁进行的，是在精神层面，通过文化观念的熏陶实施的。

也是通过对提高心智能力的途径的阻塞实现的。

为什么中共要禁言？为什么墙内人有很多新闻、很多书籍读不到？为什么中共国民的语言能力在滑坡，连网络流行语也一代比一代粗陋？为什么在评论区的网民发言看似无关大局，却总被“精选”？

为什么在墙内还保持清醒的人越来越感到孤独？

人类个体的智慧是需要其他人的智慧滋养的。个体头脑的算力是需要与其他高算力头脑的互动激发的。人类总体智慧的增长是一个依赖于灵感的自发涌现，天才的相互激发的过程。

而牲人的“炼制”，正是这个过程的反面。

用不让读书，不让说话，不让讨论。

把人变成读不懂、说不清、无法沟通的人。

人是历史的变量。

所以文明史由另一面看，就是人类的心灵史。

如果你肯尝试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并从宏观角度分析社会心理的变化轨迹，分析群体性的心灵成长与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意识到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心理演变的决定性作用，并由社会心理演变的现状看到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

只有在中国人还能赚钱的情况下，中国才能继续繁荣。只有在中国人不被反复阉割的情况下，中国才可能保持创造力。只有在中国人在帝国崩溃后仍能团结合作时，中国才能在帝国崩溃后保持统一——不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经验是前人凭什么总结出来的呢？

性格决定命运。

国家性格决定国家命运。

中共国群体心理的现状，国家性格的巨婴态、幼稚状态一直在告诉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容乐观。

而且想要恢复乐观，你就必须首先看到国家性格的改变，看到社会心理状态的成长。

你能看到吗？

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清末民初到改开结束这百余年间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文盲到会想方设法维权的打工人的底层状态改变。

我们已经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人与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之间的不同。

我们已经能够确信，今天的中国人不会默默接受如六十年代那样的饥饿。这次至少他们更知道“要跑”，更懂得该“躺平不生”。

这个曾经的巨婴国在成长。

虽然远未成长到能独立自主顺利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程度。

几乎可以肯定，在帝国崩溃后，在百废俱兴的建设时期，巨婴国无法保持统一状态。

在人口结构已经改变的今天，社会并没有为建设大一统民主国家准备好足够的人力资源。

当然，也没有为重建大一统帝国准备好足够数量的炮灰。

人口的老龄化、底层育龄女性的经济困境都不可能被轻易改变。在持续的人口萎缩中，社会将不得不承受痛苦。

而在痛苦中，人群会分化，族群会分裂，“大一统”会被看成历史包袱，看成令人们无法摆脱贫穷的现实原因，并被合情合理地抛弃。

富裕地区的人们当然不会甘心在自己正受贫穷威胁时，掏空最后的家底去补贴贫困地区。

毕竟中国的国家性格特征之一就是自私。

许多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到时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许多现在看来牢不可破的观念会被轻松粉碎。

毕竟“功利”也是中国的国家性格特征之一，真实的中共国底层远不是知识分子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主义。

中国会分裂。

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理想，也不是为了符合任何人的理论，而是因为仍然拥有较多资源的地区不想被比自己穷的地区“拖后腿”。

而那些贫穷的地区无力反对。

中国会分裂，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既不足以维持大一统帝国，也不足以建设起大一统民主国家。

真相是，在帝国的废墟上，你们能建起什么，就能拥有什么。

而你们能建起什么，取决于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这种问题是需要用行动去回答的。

是需要用聚拢能共同建设的人，排挤出不能共同建设的人的行动回答的。

建设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需要通过割据、独立等手段来重新调整区域内的人口结构。

因为通过与过于巨婴的群体“切割”来实现对群体性格的改造，比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要快捷容易得多。

还想赚钱的中国人，还能团结起来的中国人，还残留着一些创造力的中国人，会基于自私、功利的旧有国家性格，果断与“包袱”式的巨婴人口切割。

并以最快速度形成新的国家性格，能让他们团结合作维持自身政治存在的国家性格。

在旧秩序崩塌的时代，能带来新秩序的人会是整个社会都要追捧的对象。

自私、功利、务实的新国家性格不但不会被千夫所指，还会被哪怕自身是受害者的贫穷地区民众推崇和羡慕，并模仿。

我们会拥有一批令道德家们大跌眼镜的建设者。会拥有完全不符合旧时代想象的新文化氛围。

也会见证一个泥沙俱下慌不择路的新时代。

想要摆脱牲人的宿命，在艰难时世里最终幸存，有一项最基本但也最艰难的技能是你必须学会的。

那就是交朋结友的技能。

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不懂交朋友，不擅长交朋友，一辈子的朋友圈除了亲戚和只有礼节性交往的利益相关人士，就只剩下在年轻识浅时完成情感绑定的仨瓜俩枣——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

因为朋友是一种以平等尊重为前提的人际关系，而在伤害链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中共国人，从来都不习惯保持平等。

朋友是什么？

是你后天选择的亲戚，是你愿意去倾听的人，也是你愿意去倾诉的人，是你最了解的人，也是最了解你的人。

是在你急难之时会主动借给你钱的人，是不会在你陷入困境就离开的人，是对一件事的看法不同时肯花时间搞明白分歧在哪的人，也是你会因为他一个电话半夜爬出热被窝去帮忙收拾局面的人。

人和人成为朋友是需要一点缘份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的经营。

两个人从陌生到了解，彼此的生命轨迹从毫不相关到交叉重叠，往往需要命运先给出一点引导。但在交往过程中，你们都需要学会审视对方，也需要经受得住对方的审视，才能形成真正牢固的信任关系。

形成以相互的了解为前提，而不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操纵、压服为前提的信任关系。

让我告诉你友谊是什么。

友谊就是在每个人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基本的“反伤害链”。一个人若是不擅长交友，缺少真诚、长久的友谊关系，你就需要注意观察，他是不是缺乏平等尊重他人的能力，是不是除非能操纵你控制你压服你，否则不敢信任你。

他是不是在私人生活中只能建立伤害链式的人际关系。

在浩劫将临的时刻，学会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只懂建立伤害链式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能力建立非伤害链关系的人，是不可能在情势逼迫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必须集中资源抱团求生的紧要关头，凝聚出一个成员之间能力落差不大，属于“强强联手”性质的团队的。

要么他一枝独秀，其他人虽弱于他也不算庸手，要么他就得武大郎开店，自己稍微得势就“杀功臣”。

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性动物，极其依赖彼此的合作，尤其在乱世中，靠避入深山或是荒岛幸存到太平年月，只能是小说家的幻想。

在乱世中生存，你必须与人合作。

但如果你选错了合作对象，进错了团队，站错了位置，结局恐怕比你不与人合作还糟。

如果你错误地进入了一个只能建立伤害链的人率领的团队，你的未来就被限定为只能在他建立的伤害链中寻找一个位置，一个低于他、向他称臣纳贡，又要尽可能高于其他人以求获取他人臣服奉献的位置。

你就会象进了后宫的甄嬛那样除了争宠上位别无出路。

而且进入这种草创期的后宫，还有跟着错误的领袖一起走向失败的风险，最终未必能享受到成功者后宫的各种福利。

——就算他最终成功了，他组建的小伤害链壮大起来，吞食了足够多的无辜者血肉，建立了新的伤害链帝国，你和你的子孙后代不还是要困在牲人的生存模式里么？

我需要在这个时候提醒你。

朋友关系，是一种基于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

建立朋友关系，就等于与他人建立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建立友谊、保持友谊，尤其是长期保持深厚友谊，尤其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都能不断的结交到新朋友的能力，是一个人能突破伤害链思维惯性的最佳证明。

如果在乱世中你需要选择战友，选择团队，选择领导者或是成为领导者，记住这个。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要到紧急关头，才会意识到中国人是多么“缺朋友”。

太多人把熟人等同于朋友了。

但是能一起出去吃饭逛街，能一起拼车甚至进行点不那么健康合法的消费，并不等于你们是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能和你在精神层面有交流的人。也许你们之间有利益关系，有商业合作，甚至是亲戚，但只有在灵魂层面能尊重你，“看见”你的人，才能算是你的朋友。

在危急关头，才是你能说心底话，能托妻寄子的人。

很多人误以为在中共的极权压制下，民间是不可能发展出有力量的组织的。

但什么样的组织是有力量的组织？

必须先用政治口号聚拢人群，再按共产党的套路写个章程，定下严明纪律，对行动严格保密，发展武装力量的组织，才是有力量的组织吗？

不。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

强调服从性，以中下层组织成员的服从性视为唯一力量源泉的组织，只能是伤害链式的组织。

也只能是以力服人的组织，从它这里得不到“以德服人”的结果。

想要建立和中共不一样的组织，你就必须拒绝对服从性的过度推崇。

必须把协商、合作，把通过沟通发挥“强强联手”能释放的最大效益看成力量的源泉。

于是你必须以擅长交朋友的人为团队主体，必须寻找那些擅长和朋友合作的人做队友。

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不需要打出政治口号。

如何实施具备成功希望的非暴力抗争？

如何打造强有力的民间组织？

答案是人。

是识别并聚拢起已经完成文化转基因从牲人变成现代人的那些人。

是清楚意识到这类人在危急关头的团结互助，必然指向建立强而有力的现代性合作组织，最终指向建立产业链国家的结果。

而他们在人群中的特征，就象孔雀的尾羽、萤火虫的夜光一样明显。

他们是有幸拥有许多真朋友的人。

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也理解了牲人和现代人在文化意义上的“人种差别”，还看懂了人口结构对新旧政权更替时可能涌现的新国家形式的决定性作用，你就会知道假如你想生活在一个现代国家你该怎么做。

如果无法移民到已经建设好的现代国家，如果你出于种种理由只能在中华沦陷区的黑暗中等待未来的光明，那么你需要明白，和完成了文化转基因的现代人“扎堆”，或是退而求其次，把自己的未来安放在虽然尚未完成转变但现代性较强的人群中，你才最有可能得到中华沦陷区最具现代性的社会合作关系的庇护，成功熬过漫长的冬天。

改开四十年的文化转基因，让中华沦陷区如今并不缺少现代人。

不缺少具备相当程度聪明才智，懂得把资源集中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上的人。

在最危急的关头，只有这样的人，才具备最强的生存能力，才有可能爆发出足以抵御垂死帝国的能量，才有可能在文明荒漠中建起小小的绿洲。

你需要寻找这样的人，靠拢这样的人，或是成为这样的人并与同类抱团取暖，这，就是你在帝国崩溃时期的深浓黑暗中可能捕捉到的最后一线希望。

海外的救援当然会来，可是未必有你需要的那么及时。

尤其是如果你身在内陆，如果你在需要救援时并不身处港口城市，凭个人的能力想扛过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你的胜算并不多。

你需要学会自救，而且要以现代人的方式自救，通过找到其他现代人、建立现代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不是找到其他的伤害者先共同作案交上投名状再歃血为盟——来实现初期的自救，并为与更广阔世界的产业链逻辑连接作好准备。

你需要学会辨识牲人与现代人的文化基因，需要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人种差别。

你不要看别人打起的是怎样的旗帜，喊出的是怎样的口号，你要看他们如何行事，要看他们关注的是解决问题还是解决“人”，是在务实做事还是在排除异己。

有很多人以为在动荡不安的时期，躲藏到农村是最安全的。

从“选择你身处的人群”角度看，除非你躲藏的农村仍然保留着较完整的宗族组织势力，你在其中又据有较为稳固的地位，恐怕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

留在城市，留在沿海，留在港口，留在企业里，留在你还能维持的合作关系里，留在那些有情有义有人味儿的朋友群中，留在清零时期曾共过患难，做事的能力经受住了考验的邻居、“团长”身边。留在经过这几年多次观念撕裂、朋友圈洗牌后，仍然能和你同声同气的人们身边。

警惕那些在病毒来源之争、方方该不该骂、俄乌战争等议题上总是和中共政府站同一立场的人。

当腐朽的帝国被野火焚为灰烬，在帝国的废墟上，新秩序将如杂草丛生。

是的，没有乔木，没有灌木，因为能担起大任的较大规模民间组织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新秩序只能来自各族各地那些抱团取暖的人群，但如果抱团取暖的主体是牲人，由他们召唤出的必定是一条条新的小伤害链。

而小伤害链的生长壮大，需要以血肉为饵食。

如果你自己并非牲人却不幸落在牲人组成的小伤害链手中，你的血肉就会成为祭品。已成为新链主的伤害者会主持对你的杀害，追随着链主的牲人们则会一边舔食链主赐下的肉渣，一边给你安上各种匪夷所思的罪名。

中共帝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中离现代性最近的一个朝代，它的覆灭却仍然具有古代帝国覆灭时的一切特征。

这场巨灾将起自底层的经济崩溃，起自天灾人祸导致的底层的生存资源极度缺乏，会引发流民肆虐，会引发因应对天灾人祸的措施不当而来的大规模死亡。

事实上这是一个古代帝国的崩溃，也是一场古代人的大规模死亡。

如果今日中国的人口主体仍然是牲人，那么在王朝更替时期你看到的，就会是一部分牲人通过构建起小伤害链吞食其他牲人，吞食其他小伤害链，用同类的血肉滋养壮大自身，最终形成新的稳定伤害链系统的历史过程。

如同养蛊。

而你，如果不知应如何趋避，就会被牲人之海淹没，如同身在蛊盅。

在这样的危机面前，你唯一的选择，是靠拢现代人，正如其他的现代人唯一的选择同样是与牲人隔离，和其他现代人抱团取暖，建设起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区、安全岛，在其中维持能让彼此继续合作的地区秩序。

这是时代的考验，奖品是你的生命。

如果你和你的队友们成功获得了奖品，你们就会顺便获得一个又一个国家。

因为当试图淹没你们的牲人之海、小伤害链之群正在象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群雄逐鹿那样发展壮大为一个个新国家的时候，你们的抵御也自然会指向建立国家。

你们会被迫用国家来对抗国家。

用现代人建立的现代国家，来对抗牲人建立的伤害链国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你会发现，建国真的不难。

不会比活下来更难。

中共国已经未富先老。

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无法逆转，且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

随着经济下行、社会动荡，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也没有足够经济条件的底层会越来越缺乏生育意愿。不仅是人口红利一去不复返，这个曾经的人口大国还会在变成不适合现代人类生存繁衍的环境后走向极度的人口萎缩。

而且即使点满亿万沦陷区民众的幸运值让新欧洲方案顺利实施，人口萎缩的趋势也最多稍为减缓。

人口结构和社会规模的变化，本身就会让历史增添变数。

在中共计生政策的宣传叙事中，过多的人口从来都是拉低中共国普通人生活质量的负面因素，人口，就是问题。

在中共的宣传叙事中，人民是靠国家养活着的，如果没有党国的赐予，中国人哪来的生存权？你能活着，是因为党国在为你“负重前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给党国制造负担。

如果你不因为自己还能活着而感恩戴德，如果你不对国家充满负罪感，感到亏欠，你就是不忠之人。

就象你如果不对父母充满负罪感，如果不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一笔出生之前就背起的债务，你就是不孝之人。

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忠与孝的叙事，你就会把生命看成一份重负。

生孩子，就是“借新债还旧债”。

想要获得财务自由的人是不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套路，更不会让孩子陷入这样的套路的——他们会拒绝生育，或是果断选择移民到更适宜现代人生存繁衍的地方去。

我们需要看清中共国的人口现状和人口演变趋势，因为人才是历史的变量。推动历史演变的真正力量，一直都在人口结构里隐藏着。

在牲人，被压制在如猪如狗精神状态里的牲人仍是人口主体时，不论治乱循环重复多少次，基于这样的人口结构建起的新政权，总会有意无意间滑向帝国模式。

因为想建设起一个现代国家，你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构建浮于表面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促成社会内部形成大规模高质量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并让社会通过保持这样的合作关系提高生产能力，源源产出财富，再用这些财富来维系、润滑、加强社会合作。

进入一个“合作➡️致富➡️增强合作”的良性循环。

但牲人的特质就是不擅合作。

牲人的不擅合作程度是惊人的，他们的表达总是嗑嗑巴巴，他们的“倾听”总会以扭曲被倾听者的真实意思为结果。在由牲人组成的社交圈里，你很容易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是一座精神孤岛。

而且荒芜。

所以在以牲人为主体的社会里试图促成大规模高质量长时期的合作，当然会比在以从小就接受合作训练，在崇尚团队精神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口为主体的社会里促成合作要困难得多。

如果牲人的主体性没有被削弱，想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建设起现代国家，引导社会在实质上进入“合作➡️致富➡️增强合作”的良性循环，就会极其困难。

现代国家是由现代人打造的，也是由现代人构成的。现代人，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擅长合作的人种。

是的，人种。

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而是“文化亚种”，是在行为模式、社交能力上有巨大差异的，在文化基因上有重大差别的“人种”。

和生物学基因不可能后天改变不同，人是可以通过自由意志，通过抉择与学习来主动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转基因”的。也是可以通过对新环境的适应，通过接受新规则的驯化来被动实现“文化转基因”的。

从牲人到现代人，你需要的不是剥皮削骨，而是扬弃旧观念，学会理解、表达、沟通、合作。

当然，绝大多数普通人意识不到“文化转基因”的重要性，更不会主动促成此事发生，虽然在产业链的渗透下，在谋生方式的转变下，文化转基因已经在中华沦陷区的改开时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改变了整整一到两代人。

已经在事实上严重削弱了牲人在帝国人口结构中的主体性。

从牲人到现代人的文化转基因过程并不是一蹴而至，许多人还在半路上。人们的合作能力在增长，但除了受薄弱基础所困之外，这缓慢的进展还承受着中共宣传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此，若细细审视中共国今天的人口结构，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一个稳定的帝国固然已无可能，要顺利建成现代国家也并非易事。

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知道，在中华沦陷区，目前的人口主体，不是牲人，也不是成熟的现代人，而是正逐渐脱离牲人状态但尚不成熟的半截现代人。

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人口结构甚至还有更细微的区别。

我们知道国家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涌现出来的，国家的实质是以政治形式呈现的社会合作，而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由现代人建设和维护的现代式社会合作关系。

大多数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人能建构起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样子，由他们新建起的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中华沦陷区的人口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在人口萎缩的大趋势下，中华沦陷区的主体人口正在变成苍老、贫穷、悲哀的样子。在从牲人转变为现代人的道路上，他们才走到一半。

而且受种种现实条件所限，他们已经无力让更容易完成转变的新生代成为人口主体了。

脚踏实地的看中国，你必须承认它的未来并不乐观。

而除非你能以最务实的态度去收拢最有价值的人口，聚焦于最有希望的地区，打造最有可能打造成功的合作关系，你就不能从黯淡的前景中找到亮点。

不能看到整体沦入黑暗之外的可能。

在贾平凹们的叹息中，无数村子已经消亡了。

不是消亡于城市的“吸血”，而是消亡于那些尝试过了比猪狗牛马稍微象人一点的生活之后，宁愿在他乡漂泊也不愿回到村子里务农的打工男女。

消亡于既然没有田地房屋的继承权，就只能毅然决然离乡远行，不再回头的育龄农村女性。

在经济繁荣的年景，她们还有余钱在漂泊的打工生涯中挤出时间生儿育女并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用打工赚到的钱给儿子在老家修新房、娶媳妇，试着延续老一辈的生存方式。在经济萧条之后，她们连“制造”留守儿童的经济能力也没有了。

现实早就让底层女性醒悟，在试图获取对生育者的经济支持时，靠男人和靠国家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在手头无钱，收入不稳时，不生育是唯一的选项。

据说毛泽东取得胜利的“成功密码”，是农村包围城市。

那么，在农村已经改变，村子已经消亡，农民已经变成农民工之后，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底层农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时代，中国曾是一块极其适宜伤害链生长的土壤。一个个皇朝覆灭，但在帝国的废墟上再次兴起的，仍是新的帝国。

因为那些村子，那些打造得象猪圈一样让董志民们如鱼得水的村子，永远能通过榨取两眼无神面黄肌瘦的女奴们的乳汁，哺育出新的帝国。

不论中共在宣传中如何美化传统农村，传统农村都曾是被民国和中共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视为贫穷、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的领域。

无农不稳，这样的贫穷、愚昧、落后，正是帝国之根基所在。

你需要先理解在最底层保持伤害链逻辑的主导性对帝国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一切消除农村的贫穷、愚昧、落后属性的尝试，都会导致帝国根基的动摇，而四十年改开对中共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影响，对大多数农民工谋生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已经让回到改开前成了个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你需要把亿万农民工再次变成农民，塞回到农村去，让他们再次变成改开前那种能忍受毫无希望的生活，还一窝一窝生小崽子的牲人。

是的，按小粉红们的坚定信仰，无所不能的中共一定能做到这件事。

可是，要把亿万农民工再次安置到农村，让他们重新学会忍受贫穷和饥饿，需要多少人手？

三年清零，让大家看到了中共对城市人口的绝对控制力。

但这控制效果的背后是各地方财政被清空的钱包，是各地基层被耗到枯竭的人力，也是全国底层因对病毒的恐惧保持配合，却因配合而不断失血的积蓄。

要实现这样的绝对控制不是没有成本没有代价的。

而要把农民工重新变成改开前那种农民，人力财力的耗费和需要坚持的时间长度，比借助人们对病毒的恐惧展开清零工作需要的耗费要多得多。

想再次打造一个以贫穷、愚昧、落后的底层人口为主体的中国，中共需要先熬死经历过改开的这一代人。

而且是用已经尝过改开甜头的各级官僚，在财政枯竭裁员欠薪的情况下，用保持着绝对忠诚的官吏们去冲锋陷阵，在这段时间里镇压住亿万农民工里所有的刺儿头们不择手段的反抗。

——随便看一眼现在的农民工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官吏们是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人口根基动摇之后，帝国不但必然崩溃，在帝国的废墟上，也必然不可能再次涌现出一个新帝国。

可能涌现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帝国内部的组织性削弱，是贪官污吏为了自保，对各种政经资源的截流、屯积，是中共中央在慌了手脚之下，对各级地方官员的胡乱放权和胡乱追责。

然后，就是醒觉到危机的地方势力的蜂拥出逃，是资源流失和人才流失，是精华流失后各地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渣化”。

接下来，在糜烂的局势中，一部分无法离开的人，也就是社会精英流失后在残渣里属于“矮子里的将军”的人，会想方设法组织起势力来自保，会用黑社会手段恢复地区秩序，以应对在经济萧条风潮下，大量失业者转变成偷窃者和劫掠者的治安乱象。

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出生率当然会在这样的时期断崖式下跌。

而中央会把最后的资源用于镇压不断尝试吹响号角重建秩序的异议者，用于消灭敢公开站出来为民鼓与呼的孤勇者。

但这没有用。

科技的进步令新时代的灾民更容易变成流民。哪里谣传说要招工建厂了，失业大军就会闻风而动冲向哪里。随着一次次扑空，许多人会没有回程的路费，甚至没有下一餐的饭钱。饥饿会逼着他们利用人数的优势就地抢掠，流民转化为暴民就象柴堆转变成火堆。

这个曾经用遍了高科技维稳手段的帝国会发现自己仍然要面对曾令无数古老帝国消亡的老问题。

就是底层经济的崩溃和由此而来的既有秩序崩溃，就是无法恢复旧秩序的政权被任何一种能维持秩序的组织取代。

有需求就会有供应。

当社会呼唤秩序的供应商，供应商就会涌现，对不挑食的群众来说，以黑社会的姿态，以道会门的姿态，以宗族的姿态，以曾经的中小企业主的姿态出现，并无分别。

但对在帝国的废墟上涌现的新国家来说，这有很大的分别。是新兴国家会选择成为神权国家还是世俗国家、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采用世袭制还是选举制的决定性因素。

在旧帝国烂透之后，在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后，这片土地将迎来新生。

但这会是怎样的新生，需要每个人来决定。

当产业链逻辑通过技术积累使得人成为了生产活动中最核心的要素，人，就成了产业链国家最核心的资产，尤其是那些充满创造力善于建设的人。

他们是产业链国家的国力来源。

一个产业链国家拥有越多充满创造力的建设型人才，其国力就越强，国家前景就越光明。

所以每个产业链国家都会对创造型人才敞开大门。这早已体现在各国的移民政策上。

但是，同样的人，充满创造力善于建设的人，在伤害链国家不但不被视为“资产”，而且是随时会威胁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伤害链国家需要的是如猪如狗般愚昧麻木的人，是牲人。

如果你血仍未冷，眼仍未瞎，如果你善良坚定，例如高耀洁，如果你不甘装傻，例如茅于轼，你就会感受到伤害链帝国对你有种强大的斥力——帝国想将你放逐。

人，是历史的变量。

在各种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推动下，历史之所以总会涌现出种种意外，正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切确定之中的那个不确定，是人的思考、人的抉择，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让事态的发展指向了各种可能，最终构成了历史的自由意志。

如果你想看清历史的走向，你就需要看清塑造历史的人。

如果你想看清中华沦陷区未来历史的走向，你就需要看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且不是由旧有的分析思路去看，是用双链争持的角度去看，是去看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身怀创造力的建设者，有多少仍然如猪如狗般愚昧麻木的巨婴。

你不要管他们懂不懂民主、法治，有没有建设民主国家的强烈意愿。

你只要看在这片土地上，或者在你想要研究的某个地区里，建设者、打工人占多大比例，仍然靠传统农业谋生的农奴占多大比例。你只要看为了给每个孩子足够教育资源而不滥生无辜的人有多少，把添个孩子看成“添双筷子”却坚持要孩子无限孝顺的人又有多少。

猪可以生活在猪圈里。

猪多人少的地区总是更容易被建成猪圈。因为在那里，猪一样的生活方式是主流生活方式。

但人没法生活在猪圈里，不论习惯了人一样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一旦习惯了人一样的生活，要你“消费降级”，你就会感到“由奢入俭难”。

人多猪少的地方，就很难被建成猪圈，即使人们还不太懂修建适合人居的房舍。但他们知道该拒绝什么。

中华沦陷区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各地民情差异极大，许多地区若论方言甚至语言不通。

在文化层面受伤害链传统影响更深的地区，和拥有深厚商贸传统的地区，压根尿不到一个壶里。

有不少人误以为独派的愿景，是象统派寻求的那样控制整个中华沦陷区，并按自己的想法分割领土、分裂国家。

所以很多人会质疑，说你们要怎么划定疆界？你们要怎样避免内战？

不，人们是受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太深了，想的总是“全国一盘棋”。

但中共帝国的崩溃和新兴国家的建设，本来就是两件事。

帝国的崩溃已经象恒大的破产一样无可阻挡，在帝国的废墟上人们能建设起怎样的新国家，却还是未知数。

是需要先看清人这个变量才能进行预判的未知数。

如果你不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你不把对建设新兴国家的现实可能性的分析，落足于中华沦陷区的人口现状、人才分布、民情民意的地区差异，你就没法在一团乱麻里抓住主线。

你就会看不清楚投身建设的人到底需要关注什么。

我们需要关注自身建设能力的限度。

我们需要关注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情条件下建设民主国家的难度，我们需要关注治理不同规模社会的难度，我们需要关注目标地区的现实条件，也需要关注我们到底招募到多少人才、人手。

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帽子。

独派的独，并不是基于全国一盘棋在指点江山，在要求中华沦陷区每个人都服从我们。

独派的独是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能打造的安全区尺寸多么有限。

是知道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民主的艰难，是知道把目标定得小一些，把预想中的新兴国家的疆域划得小一些，才能提高成功的概率。

我们是真诚的建设者，我们是真的在思考怎样才能为我们关心的地区我们关心的民族，建成一片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实行民主法治的乐土。

我们是真的想修房子，才会考虑钢筋的粗细、水泥的标号，才会卡着预算去画设计图。

然后，由双链争持的角度展开分析，我们能看到，最有希望建设成产业链国家的地区，是打工人聚集的地区，是商贸传统浓厚的地区，是生育率不那么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偏高的地区。

在这样的地区，人们会很自然的希望保留改开时期既有的生活方式。

而新的产业链国家将在这样的民情环境中涌现出来。

只要放下大一统情结，放弃对帝国的迷恋，中华沦陷区至少有部分地区能成功转型民主，至少有部分人往后不必生活在冠以帝国之名的大猪圈里。

而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新的帝国，重启下一次王朝周期律的历史循环。

帝国的地基只能由牲人铸造。

虽然只要你足够凶残，总能收拢一批恶狼般的爪牙，但要在一个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社会里维持伤害链链主的统治，维持对底层生产者的剥削，底层就不能是恶狼无法轻松驱赶的羊群——不能是在山间轻盈跳跃的羚羊，只能是埋头吃草的绵羊。

帝国需要底层如牛如马，如猪如狗。

而如牛如马如猪如狗的人，是只能由特殊的环境塑造，只能由对孩子持有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特殊的心态的抚养者来养成的。

中国式家庭，中国式的家长。

他们对孩子的爱一直是由三种成分合成的，第一份，是哺乳类动物对自己幼儿天然的依恋，第二份，是长幼尊卑等级观念下对卑者、幼者的轻视，第三份，则是漫长匮乏历史里见惯孩子的生生死死养成的麻木。

我们需要学会由双链争持的角度来分析今天的普世价值、今人司空见惯的观念，和哪怕仅仅相隔一代，受教育经历与晚辈仅相隔几十年的长辈亲人在许多观念上的差异。

我们才能懂他们，懂得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内在矛盾，懂得他们身上那些在原生家庭里刻下的伤痕，和把这份痛苦传导到你身上的无意识冲动。

中国式家长也爱孩子，但只爱孩子的肉体，不爱孩子的灵魂，只在意孩子的存在，不在意孩子的感受。

因为你不仅仅是他们的孩子。

按照伤害链衍生的等级观念、孝文化，儿女是理应终身顺服父母的奴隶。除了爱，父母还需要用主人对奴隶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必须象驯服野马一样驯服孩子的自由天性，磨平孩子的个性。

除了爱，父母也需要学会保持对孩子的轻视，保持对孩子独特个性的漠然。

只有保持对孩子（奴隶）的轻视，父母才能保持住奴隶主应有的高姿态，保住由这种姿态带来的利益。

只有保持住对孩子独特个性的漠然，父母才能淡看孩子的生生死死，在历史上长期高企的婴儿夭折率下减少伤悼对自己的消耗。

对你自己来说，你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对你的父母来说，你却只是他们无数次繁衍尝试中较为成功的一次，是他们一生所生育或可能生育的许多孩子中的一个。

伤害链帝国的多生偏好、孝文化，就是这样让孩子的地位在家庭、家族、社区中保持低水准的。

如果不由伤害链逻辑的角度分析，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伤害链帝国衍生的文化环境里有那么多父母“不爱”孩子。

他们不是不爱。是在哺乳类动物天然的亲子依恋以外，掺杂了太多由伤害链逻辑激发的与爱相反的情绪元素。

而这些元素，能让他们把孩子养得如牛如马，如猪如狗。

也能让他们把“人就应该活得如牛马如猪狗”当成天经地义，当成应该逼你也接受的宇宙真理。

在过去的每一代，他们都成功了，所以帝国，就成了个巨大的猪圈。

几乎所有的伤害链帝国都人口众多。

他们疯狂地繁殖，丝毫不在意生下来的孩子未来能享有多少人均资源，不在意孩子长大了好不好找工作，能不能买房，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毕竟，猪只要有一点潲水就能活，在泥坑里和其他猪挨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就能睡。

一个猪圈可以养很多的猪。

在他们眼中，你不需要拥有舒展灵魂的自由，你不配。如果你想要，那就是你的心“太大”了。

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象养猪一样养育下一代。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不懂人为什么要象人一样活着。

帝国的臣民，如牛如马，如猪如狗。

子子孙孙，生生世世。

才好做帝国的炮灰，做帝国的人盾，做帝国的韭菜，做帝国的人肉炸弹。

在漫长的历史中，帝国一直在培养这样的忠臣孝子。

也一直很成功。

但让人民世世代代活得如猪如狗，是有一种很重要的前提的。

那就是凭着猪狗一样的精神状态，人们也一样能谋生，能生产，还能交税。

所以帝国必须让绝大多数臣民保持较原始的、不那么依赖市场调节和社会分工的生产方式。

传统农业加上一点点手工业，是帝国经济的标配。

只有足够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把人口束缚在农业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如果大家都走南闯北增广了见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自由迁徙，学会新的谋生手段，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谁还会安心住在猪圈里。

就是逃不出去，也会不愿意给主子下小猪崽了。

伤害链帝国的存在，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支撑的。

只要支撑帝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家庭生育观念、多数人的谋生方式这些要素改变了，帝国就无以为继。

虽然帝国的无以为继不等于伤害链逻辑的无以为继，更不等于产业链逻辑的主导地位能顺利稳固下来。

虽然取代庞大伤害链帝国的很可能是一群较小的新伤害链国家和部分产业链国家，而不是一个成功实现整体转型的产业链联邦。

但只要象过去世代那样如猪如狗的人，数量已经不足以维持帝国的存在，帝国的消亡就是必然。

在中共国，整整一代农民，已经变成了农民工。绵羊变成了羚羊，他们已经跃向高处，见过了山巅的风景。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象中国式家长，已经开始学会单纯地爱孩子，尊重孩子的个性，在意孩子的感受。

甚至停止催婚催育。

即使及时刹停了产业链逻辑的渗透，重新关闭国门，取消市场，如果你无法逆转这股拒绝猪狗式传承的潮流，你是不可能从人口学的角度重新稳固帝国的根基的。

中共帝国，已回天乏术。

在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里，要成功构建起一个伤害链系统，要建立一个伤害链政权，确实比较容易，就象小学生称霸幼儿园那么容易。

但小规模的普通伤害链可以只有两层结构，只有链主和受其欺骗胁迫的底层，在帝国这种尺度上，伤害链却必须发展为至少三层的系统，链主必须先豢养控制住一批爪牙，再透过爪牙去剥削压制底层。

于是，统治一个帝国，你真正需要建立的就不是象小学生称霸幼儿园那样的单纯结构。

你需要构建社会等级的至少三层结构，需要维持至少两重伤害力落差。

如果你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你不但需要把你的爪牙下属保持在幼儿园水平，你还需要让你治下的平民百姓，那些承受你剥削胁迫的底层生产者，保持比幼儿园还不如的柔弱精神状态，不知反抗无力反抗的状态——巨婴状态。

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底层生产者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不识字，让他们无法通过文字记述去了解世界，那个远比个体的直接经验所能了解的更广阔的世界。传统农业谋生方式把人们固定在土地上，圈禁在狭小的生活范围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人如笼中兽。

和拥有手机拥有网络的现代人相比，古代底层生产者在信息的接收和处理能力上，更接近动物而不是人类。

他们愚昧、麻木，精神生活贫乏，只会机械而狂热地重复统治者的规训，他们沉默地生，沉默地死。

这就是中华帝国真实的模样。

由大量牲人式的底层，少量幼稚的中层和基本上只有小学生水准的链主组成的帝国三层结构。

当产业链逻辑的渗透让最底层的牲人开始具备了更多人的特性，开始从牲畜兽类一样的精神状态，转变到了幼儿园那样的精神状态，帝国的三层结构就不再稳定。

如果你想保持三层结构，在牲人变成幼儿园里会哭会闹会满地打滚的人类孩童后，你就必须允许你的爪牙们由幼儿园状态提升到小学生状态。

这样，你的爪牙才能继续以小学生称霸幼儿园的姿态，压制住普罗大众。

但想要保持住对小学生爪牙们的压制，你自己就不能继续是小学生。

而且，我们都知道，小学生称霸幼儿园是容易的，中学生想称霸小学校园，却有点困难……

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亲身体验过“辅导小学生做作业”这种恐怖任务。

但是我记得，是有过家长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期间心脏病发的新闻报道的。

所以，想控制小学生，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而这，就是中共国今天的困境。

和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所有管治危机都绝然不同的困境。

人民仍然愚昧、麻木、冷漠，但已经普遍比清朝乃至民国时期的民众更鸡贼。

官员们仍然卑劣自私，但和深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臣工相比，他们已经知道得罪了皇帝自己能往哪里去——能逃到海外去。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很多人认定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仍然牢不可破。

就象认定没有人能打破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之间的伤害力落差。

我并不否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生产者仍然不曾觉醒，仍然缺乏争取政治权利的意识。

在中共国想发起一场以争取民主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哪怕不考虑能否最终胜利，仍然希望渺茫。

但中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如今的管治危机，是发生在链主与已经提升了精神状态的爪牙之间的。

仍然想控制全部社会资源的伤害链链主，和已经知道贪污之后能卷款逃往海外的爪牙们之间，信任已出现裂痕。

清朝的官员不会想到要逃往海外渡过余生，民国的官员不会想到要逃往海外渡过余生，改开前的中共国官员绝大部分也不会想到自己能逃往海外渡过余生。

但是今天的中共国官员已经普遍有了给自己或者起码是给孩子弄个海外身份的意识。

是的，在中共国，绝大多数民众仍然可以算是乌合之众。

他们在精神层面仅仅是从牲人、巨婴的水准提高到了幼儿园的水准。

面对各级官员，民众仍然不堪一击。

但是，帝国统治者需要应对的治理难度已经从小学生称霸幼儿园，跳升到了大家长辅导全国小学生。

辅导全国那些已经知道自己可以逃学，在学校围墙上挖好了洞，打包好了零食的小学生。

三年清零，让很多人仍然坚信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

但那是小学生们还肯配合大家长去压制幼儿园的结果。

一旦大家长要举着板子挨个收缴书包里的零食，小学生们就会从乖乖听话，转变为鬼哭狼嚎鸡飞狗跳一哄而散。

是的，小孩子没有能力反抗你，但小孩子可以“不听话”。

如果你需要他们听话才能维持你的帝国，光是不听话，甚至“不够听话”，就能让你心脏病发。

所以事实上，只有普罗大众处于牲人、巨婴水准时，以帝国规模存在的伤害链系统才能存续。

只要普罗大众不再是牲人、巨婴，形成稳定的三级结构所需要社会心理基础就已经瓦解。

而新的稳定结构只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小学生称霸幼儿园式的两层结构，即破碎分散后不成系统的小规模伤害链。是帝国崩解为多个仍能保持境内伤害力落差的王国。

另一种，就是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以民主和法治为制度特征的，不需要维持伤害力落差的社会合作模式。是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一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智商因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变高，构建稳定伤害链对链主的智商要求就会随之升高，而且会很快升高到让权欲较大的一般聪明人无法达到的地步。

因为伤害链对链主智商的要求并不是象我随手所举的例子那样简单的等比例上升——当你需要驱使更聪明的爪牙，需要用你自己的智慧碾压爪牙的智慧，你需要的可不是一点点的聪明。

人们普遍相信能在中共官场里如鱼得水的都是“人精”。

而做“人精”们的链主，是需要时刻防备下属的反噬的。

我们都知道混迹中共官场并能一级级爬升的人大多没什么道德操守，贪婪、冷漠、无底线是这类人品性的标配。

而做这类贪婪、冷漠、无底线又精明自私的人的链主，和他们一起遵循“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即使你智深如海，手握重兵，也决不是件轻松的事。

中共国伤害链系统真正的管治危机，不是由人民的愚昧、经济的萧条导致的。

伤害链政权和产业链政权有完全相反的特性。伤害链政权是越穷越稳定，而产业链政权是越富越稳定。

伤害链政权的不稳，在于当社会由穷变富，人民由愚变智，从底层选拔起来的官员爪牙们的智商随着社会平均智商的提高而提高——在系统中产生了倒逼链主智商提高的压力。

虽然那些离链主宝座最近的爪牙们，即使造反成功也不大可能跳出伤害链的思维局限去构建产业链政权，即使他们的造反只会让一个大伤害链系统崩解为几个小伤害链系统，或是一个最聪明的爪牙取代原链主登上宝座，但由于伤害链的结构特性，由于链主需要保持对爪牙们的碾压优势才能让自己的地位安稳，只要爪牙们变聪明了，链主就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或者，不够聪明的链主就得把太聪明的爪牙消灭掉。

什么叫“功高盖主”？什么叫“才高遭嫉”？为什么帝王都要“杀功臣”？

为了控制。为了保证伤害链系统的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压倒性的控制。

为了让链主以不够高的智商，以不足以欺骗操纵所有爪牙的智商仍能保持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链主需要不断消灭系统中“过于聪明”的个体，并因此让系统中的每个聪明人都习惯于装傻。

但装傻的人，不是真傻。真傻的下属不会在执行主子指令时截流资源给自己“留后路”，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真傻的下属不会在一个以聚敛集中全社会资源供链主使用的系统内部形成让资源再次分散——分散到各级截流者手中——的庞大压力。

什么是腐败？

从民众的角度看，腐败是损害民众合理合法权益的特权。

从链主的角度看，各级官僚的腐败，是对本应集中到链主手中的资源控制权的截流、偷窃。

为什么习近平要反腐？

他反的不是特权，是各级奴才对主子特权的截流和偷窃。

为什么中共会越反越腐？

因为随着中共各级官僚的越来越聪明，伤害链链主想要实现绝对控制，就越来越难办到。

而实现不了对爪牙们的绝对控制，链主又怎么能透过对爪牙的绝对控制实现对底层的绝对控制。

在今天这样的技术环境里，成功构建并维持伤害链国家的希望只存在于经济极为落后、民众仍然保持愚昧、大部分劳动力的谋生方式对其智慧没有什么要求的地区。

不论尝试构建伤害链的那些人怎么想，他们也无法违反客观规律。

贫穷、愚昧、低技术，才是构建并维持伤害链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没有这样的基础，或是没能把原本富裕繁荣的社会打压残害到这等惨况，伤害链就构建不起来或是会处于极不稳定、内斗剧烈的状态。

你不是真老虎你怎么压得服群狼。

我希望想在中共国的废墟上重建伤害链的人都能看见我这篇分析。

别选那条看起来金光闪闪实际上危机四伏的路。那会坑了你，也会坑了许多无辜的人。

我也希望你们能明白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后，那些经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老牌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重新回到伤害链模式。

智商不允许。

武力也不允许。

固然，美国开国诸贤们殚精竭虑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做了许多立法层面的设计。但在一个由聪明人组成中层，由不那么笨的人组成底层的社会环境里，要形成伤害链系统所需的三级控制结构，要实现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在智商与武力上的绝对碾压，太难了。

到了“创造力=生产力”已成共识的时代，费那么大的力气把自由打工人变成奴隶然后享受贫困山区村支书那样的链主特权，也太没必要、太不划算了。

在哪怕是极其变态的欲望都能靠砸钱满足的时代，在这个世界上，拥有顶尖智商、庞大财富的那些人，已经丧失了毁灭让他们的欲望唾手可得的自由市场，跑去构建一个控制全世界奴役全世界的伤害链系统的兴致。

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追求做个大号金三胖，而比他们蠢的人没有这个能力。

在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基础上构建伤害链系统，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环境里构建伤害链系统，你会被高昂的社会控制成本拖破产。

董志民能锁住铁链女，可你让他锁王志安试试。就是运气好锁住了，你让他锁一万个王志安试试。

他连买锁的钱都赚不回来。

伤害链系统，是越穷越稳定的。

这是一条通往贫穷的道路。

选择了它，你就需要让全社会、整个系统走向贫穷，保持贫穷。

贫穷，并且积贫积弱，就是伤害链阵营的负红利。

在中共崩溃的废墟上，重建一个伤害链式的国家看起来比建设一个产业链式的国家要容易。

这是许多人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感到悲观的理由。

但在军事科技已经让战争背后的竞赛不再是繁殖竞赛、炮灰动员能力竞赛，而转变成了军工产能竞赛的时代，建构并维持伤害链式的政权面临比过去的时代要大得多的困难。

这困难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内部。

在承受过伤害链政权的一再袭扰攻击后，全球各产业链国家逐渐察觉到伤害链国家对自己的永恒敌意和由此而来的国安风险。选民们开始意识到，俄罗斯、中共、朝鲜、伊朗、哈马斯这一类势力是不会甘心与产业链国家和平共处的，因此让这类势力保持军事能力，就象让不定期发作的疯子手里一直有枪。

所以，在中共、俄罗斯之类的伤害链政权因自身内在矛盾走向崩溃后，产业链国家不会坐视一个新的伤害链顺利成型并据有比过去更强大的武力。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产业链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不协助新的伤害链政权恢复和增强军工产能即可。

这样一来，就算你构建起了新的伤害链，只拥有简陋武装和低下产能的你也无力对周边产业链国家发动袭击。

这是外部困难。

就算你打算韬光养晦暂时不对外侵攻，你还有内部困难。

那就是随着科技进步，成为生产者的门槛抬升，你已经很难在社会内部保持特权阶层与底层生产者之间的智力落差、信息落差，也就很难用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对底层的控制。

古代中国皇朝能在不对外侵略的同时保持帝国的稳定，是以皇权不下乡，且绝大多数底层农民不识字、分散居住缺乏组织度为前提的。

皇权不下乡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皇权如果要下乡，中央政权要支付的社会控制成本就太高。把对社会的控制欲约束到乡绅这一层级，中央政权才能勉强维持其财政收支平衡。

皇权不下乡的前提为什么是农民不识字、分散居住缺乏组织度？是因为只有农民不识字，分散居住缺乏组织度，农民与乡绅之间的伤害力落差才能长期维持，中央政权才能以较低的管治成本保持与乡绅之间的“共治”关系。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能力落差很难长期保持一个较大的水平，伤害链系统的管治规模上限，实际上是很低的。

假定智商差距达到15分能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保持伤害能力上的落差，那么当智商130的人成为链主，他就能让智商115的人成为自己的爪牙，并驱使这些爪牙去剥削智商100的底层生产者。

但如果链主的智商只有115呢？

他就只能使用智商为100的爪牙，只能剥削智商85或更低的生产者。

否则他的政权就难以保持稳定。

伤害链系统在实施愚民政权方面的需求的强烈程度，是由伤害链链主本人的智商决定的。

以上我仅仅举了智商落差为例。

但在真实的世界里，能构成伤害力落差的因素不止智力，还有武力，还有经济能力，以及现代军事能力，军工产能。

想要在国家内部维持稳定的伤害链结构，统治者就需要保持自己对于爪牙们的伤害力落差，这包括智力落差和武力落差。然后，他才能靠支持爪牙们保持对底层生产者的伤害力落差获得爪牙们的称臣纳贡，维持自身的地位。

由于保持落差是伤害链的刚需，伤害链的规模和稳定性，就和伤害链链主本人的智商和他掌握的武力密切相关。伤害链链主的智商越高，他能放心驱使的爪牙下属的智商也就越高，爪牙能剥削奴役的底层的智商也就越高，底层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也就可以保持相当的水准，更好地支撑整个系统的经济需求。

武力也是同理。

但如果你尊重客观现实，你就得承认，伤害链链主的智商和武力，都不是自己想多高就能多高，想保持就能保持的。

在伤害链系统的另一端，底层的智商和武力，也不是链主想要多低就能多低，想保持就能保持的。

每个伤害链链主都希望自己的继位者比自己蠢，包括让亲生儿子继位的链主，也会试图选择儿子中更“诚孝”的那个。

皇帝一代比一代昏庸，国势一代比一代衰落，是伤害链父子相传的诅咒。

但科技进步对生产者提出的却是一代必须比一代更聪明的要求。

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的就是智商测试的结果显示人类平均智力逐年增加的现象。

伤害链有愚民的需求，且这需求随着统治者本身的退化越来越强。

但科技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令开启民智成为国家保持基本的国际竞争力所必须，尤其是那些不能靠卖石油卖矿产筹集足够军费的政权，要开采“人矿”就不能让“人矿”的品相过低。

结果，想统治更聪明的生产者，需要伤害链链主有更高的智商。

而这与伤害链链主选择继任者的天然倾向相矛盾。

在继任者的智商无法强行提高的前提下，给社会强行降智，是伤害链维持统治的唯一法门。

结果是，在外部压制下只能拥有简陋武装和低下军工产能的伤害链链主，需要使用这些武力，强行把被他统治着的生产者的智商保持在既能给他当人矿又不懂反抗的微妙水准。

在中共的废墟上重建一个伤害链式的国家，只是看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难在既需要阉割人矿们的脑子，又要保持人矿们的生产力。

也难在所有仍然对构建伤害链系统兴致勃勃的候选人都没有那么聪明去完成这个任务，而所有足够聪明的人都不会乐意选择这种生活。

上海共和国将是一个能捍卫上证指数的公信力的自由国度。

因为当国家的本体实际上是产业链的时候，国家的职责就是捍卫市场。

捍卫市场的自由，捍卫市场的公平，捍卫市场的诚信，捍卫市场的容错能力和纠错能力。

现代国家的一切职能都是围绕着对市场的捍卫发生的。

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或者用我更偏爱的词汇，产业链国家和伤害链国家在职能上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伤害链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政权”，而不是保把底层生产者的利益也包括进去的“国家利益”。

只有伤害链国家，会为了“保政权”毫不犹豫地牺牲“国家利益”，尤其是底层生产者的利益。

但产业链国家的价值取向相反。

人们会在中共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和欧美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上，看清两种国家的区别。

当然，我们更容易由经济发展的趋势，由投资人的态度，由自己工资条上的数额波动，切身感受到两种国家的区别。

中共是怎么对股市的？

是怎么对楼市的？

为了保政权，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保红色家族的特权，中共哪管你们小股民小业主小投资人是不是在它的“有权任性”下血本无归，毕生积蓄灰飞烟灭！

美国政府却会平静地接受任何一届总统因为经济问题失去选民支持黯然败选。

普通人需要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还有人想不清楚，那么我要给你一个更简洁清晰的表述——你的生活对市场有多依赖，你就有多需要一个肯捍卫市场的国家。

如果你拥有不需要求职不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权，如果你食品全吃特供不需要进入菜市场，如果你买房不必亲自付款（送的），持有股票不必付费（干股），那你确实没有捍卫市场的理由。

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权。

在改开四十年后，绝大多数中共国人的生活是极为依赖市场的，而且市场越公平、竞争越充分，人们由市场中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

淘宝、美团、滴滴，各种现代科技的便利，所谓“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一切都来自市场。

而市场即将崩溃。

在中共面临需要“保政权”的经济危机时，取消市场，阻断因市场对危机的应对而发生的连锁反应，阻止各行各业的损失体现到价格上，是中共必定会采取的措施。

房价要崩是吗？那就限制交易。

股市要崩是吗？那就准买不准卖。

银行要崩是吗？那就限制提款和转帐。

中共如果“集中力量”，如果“火力全开”，是能把表面上的价格“稳”住的。只是市场本身的存在会被动摇，交易无法在市场内合法继续。

这样的稳有什么用？

它只会让经济丧失活力。

用瘫痪市场、取消市场功能换来的表面稳定，是以实质上的毁灭为代价的。

你们会回到的，甚至不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至少是有计划的，是有人协调统筹的，是会公开告诉你资源流向的。

可如果在仓皇应对下实际上取消了市场，又没有一个稳妥的计划，替代市场来进行资源分配与调控，社会在资源调度方面就会陷入我们早就见过的糟糕境况。

记得清零时期各地的封城吗？

如果在金融领域发生了同样的事，你们谁受得了？

我已经反复预警过了。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恶劣的局面。

一个庞大的伤害链政权，正在为了应对自身的存在危机，试图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取消市场。

这将是经济史上的奇观。

灾难不仅仅来自我们已知的危机，更来自中共对危机的应对。一台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已经不再熟悉伤害链那套玩法，把许多曾经的专政功能都外包给了临时工和监控设备的特权阶层，对前所未有重大危机的匆忙应对。

很多仍把中共看成“理性人”的专家这次都会跌碎眼镜。

虽然我早就说过中共撑不了十年二十年。

想从改开时期的中国和平转型到朝鲜状态的中国，也是需要技术的。

习近平没那技术。

这台老爷车会在他手里四分五裂。

而人民群众，在危机中必定会醒悟到自己一刻也不能没有市场的人们，会急不可待的呼唤新的政权。

能重建市场，捍卫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的新政权。

想想中国人是多么“现实”吧。到那时，没有人能拒绝一个这样的新政权的诱惑。

而我们，身在海外的我们，正在为自己的“目标客户”准备这样的诱惑。

在我的理解中，产业链国家，是执政者为产业链服务的国家，是企业家、打工人之间自愿合作，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商与企业共治共荣的国家。

郭台铭说过，“商人没有祖国，市场就是我的祖国”。不论你怎样看待这个人，他说出的是许多游走在各国之间的商人的真实想法。

是的，大部分商人对利益的重视都远高于对自己国家归属感、民族自豪感的重视。正因为如此，对他们来说，市场，确实在事实上取代了“祖国”一词的意义——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市场就是商人的祖国，自由市场是产业链逻辑的具象。而捍卫市场的存在和市场应有的自由、公平、诚信等交易原则，就是商人们不论怎样逃避最终也不得不投身的“卫国战争”。

产业链国家的政府是谁？

是市场的卫兵。

是组成产业链的企业家、打工人为捍卫市场本身的存在和基本原则，用税款聘请的雇佣兵。

一个新的产业链国家的创建，本质上，就是一份新的雇佣合同的缔约。

缔约的前提，是交易的双方已经存在，交易的双方对签订合同的必要性有共识，对合同的条款经过协商后无争议。

我想要创建的“新工具”，则是类似“制式合同”、“合同模板”的存在。

想要成功在中华沦陷区创建起新的产业链国家，从前述条件出发，建国者们首先需要找到缔约者。

找到已经意识到捍卫市场的存在和市场原则之重要性的企业家和打工人，找到愿意用税款雇佣服务型政府的民众。

这样的人在中华沦陷区是否存在？

存在的。他们存在的痕迹已经浮现于美国使馆和印度使馆的微博评论区。

虽然很多人对抽象的权利与自己具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还理解得不太清楚，但是A股的狂跌，正一遍遍让他们痛彻心扉地意识到，市场和个人利益的相关性。

市场是打工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早已在利益上归属产业链阵营的人们谋生养命之源。

人们投资于股市、楼市，求职于劳动力市场，觅食于菜市场、超市……

大部分人不熟悉抽象的理论，可是他们的生活与市场紧密交织。

而中共在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定会试图用废除市场、毁弃市场的手段来恢复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改开初期，农贸市场是怎样从无到有的。是在那之后，城市职工用粮票在街角巷尾偷偷向老乡换鸡蛋的场景才淡出历史。

但很快人们会看到，市场的从有到无。

A股，为了救市，据说已经不让机构卖出了。政府干涉交易自由到这个程度的市场还是市场吗？

人民币汇率，从来就没有自由过。

楼市，种种所谓的调控措施，无非是对交易的种种限制。

劳动力市场，相对自由的部分正随着经济萧条萎缩下去，人们的打工自由因求职日益艰难正不断收窄。不自由的那部分，例如体制内岗位、待遇较好的国企单位的岗位，一直也没“市场化”过。

市场，是商人的祖国，但远不止是郭台铭那类富商的祖国。它还是所有打工人的祖国，是不想做奴隶的农民、小商小贩的祖国，是稀里糊涂在A股市场投资的股民们的祖国，是掏光家底背上房贷进入楼市的房奴们的祖国。

当中共国各类市场里本就不多的公平、诚信、自由一点点消失，当市场本身在政府的肆意操弄下一点点消失，每个人都感到了切肤之痛。

你们正在失去你们的祖国，你们真正的祖国。

中共国还在。

可是作为依附于产业链的生长升级才摆脱了伤害链系统底层奴隶境况的打工人群体，你们已经在品尝亡国的滋味了。

市场是你的祖国，股市是市场的一部分，所以股市就是你的国土，股市的沦陷就是你的国土沦陷。

同理，楼市的沦陷也是你的国土沦陷。

痛吗？这就是亡国之痛。

你还能承受多少国土的沦陷？

劳动力市场的沦陷呢？

菜市场的沦陷呢？

当中共政府用它的特权任性，践踏你赖以安身立命的国土，让你再没有一丝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公平、自愿的交易里谋得利益的希望，再没有通过自由的交易来获得生存物资的机会，当股价、房价统统由政府规定，当交易资格只能由政府审核，当不论到哪里求职都需要政审，当购买任何食品都需要钞票之外的各种凭证，你的生活，就彻彻底底成了亡国奴的生活。

而那生活有着熟悉的气味。

改开前，年龄稍大的人都经历过。

市场是每个打工人、每个交易者的祖国。你们会意识到的，在你们一寸一寸失去它的时候。

而我准备向你们提供的选项，就是通过创建政治意义上的新国家，收复“市场”这个抽象的国土。就是通过签订制式合同雇佣军队（建国者团队），来维护市场秩序、捍卫市场原则。

上海共和国将是一个能捍卫上证指数的公信力的自由国度。

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会围绕着保障你的自由，保障市场的公平与自由进行。我们将会得到全世界所有以市场为祖国，并有意出钱出力捍卫祖国的商人、投资者、企业家、劳工的支持。

而所有为“缅A”哭过的人，都会为我们带路。

在把话说到这一步之后，也许会有人问我，我的政纲是什么。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可能需要放弃自己真正的人生理想“不用上班+做个粉丝不多的情感博主”，但我预计的是自己将成为建国者群体中的一员，成为新欧洲方案走向现实时，上海共和国建国团队的一分子。

而政纲应该是由整个团队共同打造，再选择合适的时机公布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感兴趣的是比打造某一个建国团队的政纲更基础，也对未来的历史有更强推动力的工作。

就是创建一个能让有志建国者花费更短时间、更少精力就能打造出政纲的“模板”。就是让建国象在淘宝上开网店那样容易的技术平台。

是的。

在人们都还把产业链式的建国和伤害链式的建国相混淆的时候，提出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感到有些异想天开。

但成立政党、争取执政，在成熟的产业链国家本来就是和建国性质接近的事，是“获得政权”。而成立政党、提出政纲、争取执政，在欧美国家早已被视为寻常。

象开公司创业一样寻常，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缺乏经验的人还能找到许多服务型企业为自己提供帮助。

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华沦陷区实现从伤害链国家到产业链国家集群的转型，是让社会治理的现实，由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与特权阶层、红色家族共治，转变为由各独立小国的总统与该国的企业家们共治，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降低创业门槛”、“为创业者提供便利和服务”的思路，扩展到“降低建国门槛”、“为建国者提供便利和服务”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海外的建国团队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涌现，令中共防不胜防、抓不胜抓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双链争持的大局，让“创建产业链式国家”成为一个成熟便捷的套路，让不仅仅中华沦陷区的有志之士，还有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卡在转型瓶颈中的民众，都有机会学会运用这个套路，让社会能更容易地建立让打工人、企业家、政府妥协三赢的新政治格局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在线的“政纲生成器”？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在线的“政府职能分配规划中心”？为什么不能在线虚拟组阁，再一步步让在虚拟空间由真实人类建立的“国家”走向现实？

在中共的残酷打压之下，有建国志向的人如此稀有，有建国才能的人如此稀有，能理解产业链国家本质并有能力有资源有意愿有勇气投身建国的人如此稀有，这才是让正面临中共经济崩溃、政治崩溃、社会崩溃危机的亿万民众几乎无法避免要陷入人道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真正的困难。

人才不够，那就培养人才。

门槛过高，那就降低门槛。

当国家的类型由伤害链转变为产业链，当政府的主要职能由联合特权阶层压制社会底层维持特权，转变为向企业家和打工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治国”就成了和企业管理有许多相通之处的社会治理。

而引导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通过学习，成长为有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人才，就成为比“慧眼识出真龙天子”那种玄学任务要切实可行得多的历史任务。

我对新欧洲方案的信心并不来自于对民运圈的深度了解。

而来自对改开时代培养的企业家群体，对伴随着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无数打工人，对互联网技术能在创业领域向零基础新人们提供的支持，和在全球化受挫后正盘整待变的欧美政商界的信任。

我知道，利益会诱惑他们向建立能保障人权、产权、自由市场的政治制度这个方向走。

我只需要象一台GPS那样唠唠叨叨告诉大家怎么走最快。

我甚至不需要解释大家该怎么利用现有的技术，利用互联网，利用ChatGPT……

你们都懂的，这并不难。

但我确实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去完成这件事，去让工具成型。

我在等，等有心人、有意者加入这个团队，等中共的倒行逆施把更多技术精英和投资人逼到我这边来。

等“一键生成建国政纲”的便捷工具有机会被打造出来。

一旦工具被打造成型，它就会有大量使用者。

而上海共和国，在我的预想中，将是第一个使用这套工具并成功建国的样板用户，沪民党将是在建国后的本土竞选中获胜并成为执政党的样板用户。

新欧洲方案将是一个通过新工具充分得到老牌民主国家技术支持的方案。老牌民主国家的政治智慧，将通过政界、商界、社科学者对新工具在研发和升级方面的支持，间接影响到全球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转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产业链逻辑下，参政、提出政纲、尝试执政，都不是禁忌，不是当政者必须垄断的事务。

正好相反，充分竞争才能所有人利益最大化。

等把“学会建国”的门槛降到“学会开淘宝网店”的地步，我相信自会有许多政治英才由亿万人中脱颖而出。

我也相信，中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财政枯竭经济衰败的今天，压制住象当年“下海”的人潮，开网店创业的人潮一样在民间纷纷涌现的建国人潮。

虽然这套工具会完全在海外打造。

但是潜在用户，我想，懂“科学上网”的人在墙内也并不少吧！

在理解了建设的抗争属性和抗争的建设属性之后，我们就能顺利走向逻辑的下一环：

对伤害链政权的成功颠覆将是通过建设实现的，将是通过向所有正苦于中共暴政，已经在改开时期尝到了产业链逻辑甜头也提高过权利意识的生产者们提供“新选项”实现的。

这个新选项将象百事可乐取代可口可乐的垄断性市场地位那样出现，它的出现就象百事可乐的研发那样，并不需要以可口可乐的消失为前提。

创建一个伤害链式的国家和创建一个产业链国家，是表面相似，本质上却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创建一个伤害链式的国家，意味着你需要凝聚起足够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并在长久的蛰伏后对原有的伤害链政权一击必杀，接下来以暴易暴，用你更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压服整个社会，取代原来的伤害链链主，享受底层的供奉，压制底层的反抗。

创建一个伤害链式的国家意味着你必须用垄断取代垄断，用暴力取代暴力，因为按照伤害链逻辑，你必须让所有不愿意接受你的人被迫接受你。

但创建一个产业链国家，你需要的只是说服民众接受你。

接受你的什么？

接受你的服务，接受你作为产业链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

一个产业链国家的政府能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在现代社会是完全公开的——治安、国防、福利，各种社会职能、经济职能、政治职能。

很多人把建国想得很艰难，很复杂。

但那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伤害链式的建国与产业链式的建国。

产业链式的建国，在一个已经没有伤害链阻碍的环境里的“建国”，其实就和民主国家的政党在选举中击败对手成为执政党没什么差别。

提出你的政纲，就象电讯服务商向潜在客户秀出自己的服务套餐。

争取到选民的支持，就象凭着套餐说服潜在客户对你付款。

告诉民众，你将为他们做什么，你将向他们提供哪些公共服务，让他们的生活因此变成什么模样。

在告诉他们之前，想清楚你能做什么，想清楚你要在套餐里放进哪些内容。

是的。

我在告诉你怎么建国。

在双链争持的大局下，在中共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的当下，生活在中共国境内的亿万民众并不想永世为奴，不想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

网民对股市的疯狂吐槽已经证明了你虽然“叫不醒装睡的人”，但装睡的人却不会永远装睡。

房子着火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一骨碌爬起来飞快逃掉的。

他们只是，没有选择。

只是没有一个更好的选项，能让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押上去。

而提供一个更好选项的责任就在于你，在于每个有志于推翻中共统治的人，在于每个想把这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的人。

这个更好的选项，就是仿照现存的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党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纲，仿照现存的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渴望出现“非中共”选项的民众精心拟出的公共服务套餐。

并不想保持对中共忠诚的亿万民众想要看到的，是一个个筹备中的新政府，一个个筹备中的新政党，一份份合理可行，持续完善中的新政纲。

这就是海外可以做也应该做的“非暴力抗争”。

这就是如果你希望墙内的人们站出来，聚集起来，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对抗中共暴政，用罢工、游行、集会来表达对中共的拒绝时，你应该拿出来诱惑他们的东西，你应该给他们的“卖命的理由”。

你要告诉他们，没了张屠夫也不用吃带毛猪，没了中共，中国不会乱，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什么？

准备好了按照你公布出来的政纲组建新政府，承担社会职能、经济职能、政治职能。

而这并不难。

如果你没有把太多的精力浪费在试图创建一个与中共高度相似的伤害链式新政权上，没有把镇压异议者、维持大一统当成新政权的首要任务。

如果你意识到了模仿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制度才是你该在中共崩溃之后的中华沦陷区努力去做的事。

那么，你需要的只是拉上一群法学专家、社科专家，去山寨一套欧美制度框架，去起草一份新宪法。

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民主法治政治制度，是艰难的。

抄，却并不难。

在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的社会环境里凭空建立民主法治政治制度是艰难的。在接受经济发展的长期启蒙后，在大部分人口已经习惯了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也习惯了市场规则之后，要让他们顺理成章的接受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却并不难。

我希望你明白，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

从管理层级上看确实如此，皇帝并不直接管治百姓，并不直接掌握社会资源。在伤害链国家，链主并不能仅凭一人之力控制全国的奴隶，他需要“士大夫”或类似的群体，充当将伤害意愿输出到底层，将各种资源搜刮到上层的工具人。

在产业链国家，总统则是与企业家“共治天下”的。

一个真正可行的产业链国家建国方略，就是提出足以说服企业家与你“共治天下”的政纲。

一份能让企业活下去，让打工人安居乐业，长远约束政府对社会的过度干预，防止腐败再度滋生的政纲。

而这份政纲，就是能让中共暴政无以为继，能让民众甘心追随你的，最有效力的建设性反抗。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分析抗争，面对伤害链政权，渴望建构起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制度的生产者们，哪怕一开始完全不关心政治，只要在生产活动中学会了完善企业管理、学会了维护市场规则，就会由此产生让政府也“改善社会治理能力”的愿望，并因此开始发出“改善营商环境”的呼吁，以“发展经济”为由，要求政府调整政策、改革制度。

建设，就是最有效的抗争，发展，就是无形但有力的启蒙。

不需要专家学者去科普、说服，摆在面前的经济利益自然会引导着生产者们纷纷觉醒，会引导着最底层的农民工、打工妹摆脱农奴式的生活宁愿在不提供任何福利保障的城市里漂泊。

人们被自己的生活唤醒，被可见的生活方式差异唤醒，被收入更高的谋生方式里的行为规范驯服，也在失去这种生活的时候被激发出抗争的冲动。

股市的狂跌，楼市的崩盘，被欠薪被裁员的遭遇，让无数中共曾经的“忠诚战士”在网络上把曾对日本、美国宣泄的负面情绪正确地宣泄到中共当局身上。

人都是自私的。

那些为了安全假装不清醒的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糊涂。

你不要看他们怎么说，你要看他们怎么做，看他们在中共国经济颓势浮现的时候把自己的钱放到了哪里，是股市还是楼市，是境内还是境外。

中共国民最真实的政治态度，向来都只会展现在民间的财富流向上。

钱，就是中共国人的命。

只有肯在此时此刻为中共花钱的人，接下来才会为中共卖命。

可是不论股市还是楼市，你都看不到接盘侠了。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分析大势，在人类正走进工业文明时代之际，在全人类正由匮乏模式切换向繁荣模式，主导社会的游戏规则正从“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伤害链逻辑，转向“输出伤害受到惩罚”和“进行创造获得奖赏”的产业链逻辑时，每个曾经落后、贫穷的国家在发展经济、发展工业的同时，都正在用发展启蒙自己的国民，用经济建设，把建设者们变成伤害链政权最终发现需要警惕和打压的“抗争者”。

在每个发展中国家，建设者都是对伤害链逻辑对经济发展的干扰阻碍作用有最直接最切身感受的人。别说任志强了，就连手套商人马云也没能忍住对政府的公开吐槽。

他们不想抗争的。

就是没憋住。

严谨一点来说，他们的言行在传统政治学的意义上，不能算“抗争”。他们没有罢工，没有游行，没有示威，只是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说了一些当局不爱听的话，只是试图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让政权在干扰阻碍经济发展（尤其自己的企业）时稍微收敛一点。

但是他们就这样成了“异议者”。

我不需要罗列那些“说话不好听”的中共国著名企业家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中共的政治打压是何等残酷，又是何等的不讲道理。

在一个以官商勾结为常态的制度环境里，没有人比抱着官员大腿爬上财富榜单的商人们更了解权力的任性。是什么给了商人们“乱说乱动”的勇气？

是利益。是对促成营商环境改善后能获得的更大利益的渴望，让商人们明知危险还是忍不住要乍着胆子去捋虎须。

也是利益，是对毕生积蓄的不舍，对倾家荡产的不甘，让无数维权民众明知道和政权作对的风险，仍要站在拆迁办的推土机前，站在爆雷机构的门口，站在一排排武警面前，举起已获得官方认证的经典维权口号“还我血汗钱”。

把抗争仅仅分类为“暴力”和“非暴力”，你就会错过事情的本质——在双链争持的大局中，一切建设、一切创造、生活水准的每一点提高、社会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指向抗争。

都在把顺着发展潮流追求个人生活改善的生产者们培养成潜在的抗争者。

而所谓的非暴力抗争的胜利，本质上，就是产业链逻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生产者们已经取得了生产活动中核心要素的地位，自身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与掌握矿山、油井、农田和军队等传统战略资源的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本钱后，由同样希望社会经济发展能够持续的谈判双方共同建设起来的新社会秩序。

遵循产业链逻辑，有益于经济发展，能让双方合作共赢的新秩序。

非暴力抗争的胜利只能是建设性的胜利。

一场最终取得了胜利的非暴力抗争，本质上就是一场成功的建设。

所以如果你希望取得非暴力抗争的胜利，你必须关注的，就是建设。

你需要意识到，在社会中涌现出来的非暴力抗争只是表象，是整个社会被发展启蒙，在建设能力上不断成长起来之后的结果。

没有工厂哪会有工潮？

没有生产活动的组织度，哪有生产者在进行非暴力抗争时的组织度？

没有对更良好社会治理方案的认同，上哪去找对现有社会治理方式的普遍反抗？

人们争取“更好”的热情，是需要一个“更好”的选项来激发的。

如果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一望而知优于中共提供的治理模式的新方案，想要让绝大多数中共国民凭着对模糊前景的想象，汇合在某个抗争领袖高举的旗帜之下，是不可能的。

人们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奋斗，但不会愿意在没有看到新选项的时候就放弃眼前现有的利益。

人们会追随的不是抗争领袖。

是新生活的建设者。

这才是双链争持的大局中非暴力抗争的成功密码。

这才是关注非暴力抗争的人需要努力的方向。

请提出你的建国方案，提出你的治国理念。请用你的建设能力召唤生产者们的支持。

请给我们一个卖命的理由。

如果要从双链争持的角度来区分抗争的类型，那么使用“暴力”和“非暴力”的二分法就并不恰当。

因为从产业链逻辑导出的抗争，与其说必然会坚守非暴力原则，不如说一定会以创造新秩序、达成新共识为目标。产业链的游戏规则是奖励创造，产业链的行为偏好是生产、建设。渴望建设起让产业链主体人群——生产者们的生产活动得到保障的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抗争者们，不论采取哪种抗争形式，追求的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

如果拘泥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二分法，面对步步进逼的暴政强权，捡起手边的砖头木棍被动反抗艰难自卫的那些抗争者，该算到哪边呢？

面对拆迁队，举起菜刀守护家园的农民，该算到哪边呢？

仅仅是推搡了几下，把出面谈判的经理人拉扯到衣衫不整眼镜歪斜程度的讨薪者、烂尾楼受害人、爆雷理财产品的受害人们，又该算到哪边呢？

指向产业链秩序建构的抗争，是以建设性为主轴和目标的抗争。

指向伤害链秩序建构的抗争，则因为需要遵循伤害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必须是以展示伤害力为主要追求，以破坏为主要手段的抗争。

这才是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对抗争类型进行划分时，更容易让人们准确理解抗争属性的分类方式。

因为指向民主、法治政治制度建构的抗争，是属于生产者的抗争，是属于产业链逻辑的抗争，是遵循产业链逻辑也就是要在抗争者与被抗争者之间最终创建起自愿合作关系的抗争。这样的抗争，不论过程如何曲折，含有多少暴力成分，抗争者的目标都是创造出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签下一份双方都会遵守的社会契约。

这样的抗争的过程，实际上是双方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过程，抗争者在过程中使用的暴力，只是谈判筹码。

我不赞成把“暴力”与“非暴力”视为划分抗争类型的主要标准。

因为我不认为在谈判过程中，想实现民主法治的一方单方面主动放弃暴力筹码是有建设性的举动，是能让抗争者更容易达成目标的举动。

既然对方并不会因此放弃。

在我看来，抗争的建设性才是追求民主法治的一方更需要关注的，才是抗争活动的推动者们在运用有限的抗争资源努力接近自己的目标时更需要考虑的。

而过程中是否绝对摒弃暴力手段，是个策略问题，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由于非暴力抗争是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国家更习惯看到的抗争方式，坚持非暴力抗争，当然有更容易获得产业链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之效。

但不看形势，不考虑具体情况，把是否选择非暴力抗争方式从策略上升为道德原则，则有白白牺牲抗争参与者，白白消耗有生力量，令社会大众离成功越来越远的风险。

从逻辑和道德角度看，选择何种抗争方式应由抗争者本人决定。毕竟风险、后果，都是由当事人承担的。不论抗争者使用哪种策略、哪种方式，只要抗争者并未伤及无辜，只要采取的手段在当时当地有其合理性，我们就应更关注抗争本身的合理性，而不要指责谁的抗争行为违反了非暴力原则。

坦白说，我认为直面抗争风险的当事人并不需要那些站在安全地带的“指导者”们戳他们的脊梁，嫌弃他们在绝境中挣扎时语言不够文明、姿态不够漂亮。

另一方面，当我们跳出“暴力”与“非暴力”的二分法，改由“建设性”这一维度看待抗争时，我们就能把一些隐藏得更深的举动看成整个促成社会转变的大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就能更轻松地把民主法治观念的暗中推广、权利意识的悄然觉醒、与外部产业链力量的联结这些看起来不属于抗争的行为，看成罢工、游行、静坐等行为背后的根茎枝蔓，也能更轻松地从建设性角度分析每一场罢工、游行、静坐行为对社会转型大局的影响。

我们就能把增强社会建设性力量的一切举动都视为非暴力抗争的一部分。

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看待抗争时，我们就能更方便地让墙内、墙外，中共国与海外，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肯明着协助和想暗中协助的抗争力量结合起来。

我们就能让抗争无处不在。

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抗争，抗争就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而是试图用输出伤害来维持伤害者特权的人与试图通过建设来维护生产者生产活动的人之间的争斗。

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行动，只要是促成建设、有利于社会中建设性力量成长壮大的行动，都会让社会离建成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胜利更近一点。

因此，以促成民主法治政治制度建成为目标的非暴力抗争形式就可以更多样、更隐蔽，社会中所有的建设性力量，就都可以被看成抗争的一部分，看成抗争者的战友。

因为建设，就是最有效的抗争。

一场经济危机是否会转变成政治危机，并不取决于经济危机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政界会向哪些人追究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以及追责是否能有效结束经济危机。

中共这次面对的经济危机，会引发政界怎样的追责？又会由追责引发哪些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会对中共国保持稳定还抱什么幻想。

因为习近平是一定会向那些不该负责的人追责的，也是一定会在那些错误的地方发力去试图“制止危机”的。

从习近平到他的红二代小伙伴，没有人能理解权力与经济的真实关系。

没有人能理解，在特权横行之所，繁荣之花无法欣然绽放。

习近平和他所有的红二代小伙伴都是看惯了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有灯红酒绿宝马香车，就有如逐臭蚊蝇般盘绕不去的备选手套商人的纨袴子弟。他们自然会认定，哪里有特权，哪里就会繁华起来。在他们的经验中，特权变现为金钱是不需要前提的。

在这样的思维局限下，他们会认定，想挽救中共国的经济颓势，要做的不是把特权关进笼子里，而是把特权从改开时代自缚手脚的状态释放出来，让特权能为所欲为。

对特权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的战略误判，会让习近平乃至于在中共决策圈层内部所有可能会取代习近平掌握权力的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都一样选错政策方向。

而这种战略误判还会和技术上的无能完美结合。

习近平不懂经济。而且所有目前还傻鸟一样留在中共国内的红色纨袴和他一样都既不懂经济，也不具备系统思维能力。

他们都是习惯于只发号施令，只“指出方向”，具体事务统统让下属替他们完成的人。他们习惯的做事方式，就是授权给手套们、下属们，然后坐享其成。

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他们也会重复这样的做法。

习近平会授权给下属，会把手中的特权让渡给他指定负责经济的下属，然后坐等理想的结果出炉。

如果经济还没能搞起来，他不会想到原因是这个党国里能粗暴干涉自由市场的特权太多，他只会想到，自己给的特权还不够。

作为一个缺乏系统性思维能力的人，习近平无法理解中共国经济当前的危机是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系统性的应对。

他拿不出应对方案，面对危机，他内心迷茫。

但他知道想推卸责任时他可以怎么做。

他会放权给下属。

会对指定的下属赋予特权，让下属有权采取“破格”、“果断”措施，让下属能推出各种力度强悍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但如果这些招数不起作用，他就会对这些办事不力的下属追责。

要知道在习近平这类红色纨袴的人生经历里，还没有见过给出特权都变现不出金钱的稀罕事儿呢！

能获得习近平信任的下属，都不会是在专业上有很强能力的人。这类人在突然被授予一份特殊的权力，并承担起一份特殊的使命，要用“破格”手段来挽救中共国经济颓势的时候，都不会也不敢想到，用系统性的政治改革方案来约束特权，挽回国际资本的信心，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正道。

他们只会借鉴改开初期各地争抢海外投资时常用的手段。

推出优惠政策。推出力度越来越大的优惠政策。推出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兑现，不可能长期保持的优惠政策。

在名义上兑现中共国当年“入世”时的部分承诺，就是他们能想到的“破格”手段。

和新加坡等国相互免签，摆出空前的开放姿态，是另一个他们能想到的“破格”手段。

假装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同样是他们能想到的“破格”手段。

在这些官员眼中，商人都是逐利的，都是渴望中共国的庞大市场和发财机遇的，现在我都已经在用过去舍不得拿出来的特权，拿超级优惠政策来诱惑你了，我骗得这么有诚意，你怎么能不上当呢？

但商人们这次偏偏不上当。

特权的泛滥，政治风险的上升，正是产业链国家的投资者们判定中共国营商环境仍在恶化的理由。

你越是展现特权的强悍，越是展现你“不循常规”的决心，商人们越是会坚信你已经丧失了保持政策可预见性的意愿。

从习近平到红色纨袴群体到被放权允许破格行事后一定会按改开时期的经验应对经济危机的下属们，都被长期养成的思维惯性牢牢锁定在了“用变现特权来振兴经济（搞钱）”的应对路径之内。

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走不通，危机持续，曾经被赋予特权的下属们就要被追责。

习近平不会醒悟到特权泛滥才是经济衰落的主因。他只会把失败归因于下属不够忠诚，不够给力。

他会干掉这不够忠诚不够给力的下属，换个人，再加一倍特权，再试一次。

而他的下属，会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把领袖授予的特权变现为中共国的繁华盛景。

也就是一次又一次推出更激进，更“右”的政策优惠。

但为了维持主子的信任，又需要不断摆出“左”的姿态。

这是个死循环。

中共的经济政策会不断在极左和极右之间反复横跳。

而这消耗掉中共残存于民众心中的政治信用。

中央在横跳中不断的放权、收权、换人、追责，则会消耗掉其残存的组织度。

和很多对中共维稳能力保持乐观的网友不同，我认为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它必然趋于混乱的应对，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危机，中共既不会无所作为，也不会合理应对。结果是溺水者越是挣扎，沉得越快。

沉得比任何一个能冷静应对危机，手头还有那么多政治资源的政权更快。

拖延了两年多，中共国房地产行业终于迎来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房地产的“盛世”终结，也意味着中共国统治根基的土崩瓦解。

因为通过炒房价来抬升地价，通过抬地价来拉高政府收入，是中共这种随着产业链升级越来越依靠“人矿经济”的政权能找到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民间财富搜刮方式。

一旦这种方式无以为继，不论改用哪种其他方式，性价比都会大跌。

和以矿山、油井、农田等实物资源为核心的资源经济不同，人矿经济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核心资源的，是一种把伤害链的游戏规则和产业链逻辑扭曲地结合到一起的经济模式。它和纯粹的产业链经济最大的差异，就是统治者需要采用种种手段，把随着产业链升级趋势而“开智”的奴隶们保持在一种半奴半工的精神状态里。

以便统治者搜刮。

一个完全清醒的自由民，一个生活在自由市场中的打工人，是不会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的，他不会意识不到自己付出的劳动，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能为自己换来怎样的收入，怎样的生活水准。

自由民知道自己应得的身价。

所以清醒的自由民，不会甘心忍受统治者的过度剥削。

甘心忍受统治者过度剥削的是什么样的人？只能是不那么清醒的人，是会把统治者扭曲过的市场价格看成正常市场价格的人。

中共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被权力扭曲过的市场。房价的高企、房产因与户籍、学籍绑定而来的刚需属性，多年来反复炒作形成的“只涨不跌”房价信仰，背后都是政府的权力之手在覆雨翻云。

房地产市场用它的价格扭曲，让整个中共国的普通人习惯了权力对价格的扭曲，也习惯了权力对人的价值的扭曲。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坚信中共政府无所不能？

因为绝大多数人会相信“金钱万能论”，而中共就在他们眼前控制了金钱，操纵了市场。

而这份信仰，随着恒大的清盘，将烟消云散。

权力对市场的扭曲被证明只能是暂时的，哪怕这只权力之手曾经多么强大。而让这只权力之手拥有曾经的强壮力量的理由，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它的盲目信仰，和房地产业作为性价比最高的民间财富搜刮方式为政府提供的执行力。

只有对高昂房价的追捧，能让中共国的无数人矿心甘情愿把一家老小的收入按月交给银行。

要知道收税也是有成本的，如果老百姓不情不愿，已经和历朝伤害链政权斗智斗勇了几千年的平头百姓，宁可把积攒的铜钱、银锭装在罐子里埋在床底下，也不会舍得把它交到政府手中。

更何况在产业链逻辑已经相当程度渗透进伤害链系统的改开时代，在老百姓的眼界比清朝古人开阔得多的时代，如果老百姓不愿意交税，不愿意让政府掌握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能有一千个一万个办法。

从民间搜刮财富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需要养活一个庞大的税务系统，需要给无数税吏开工资，许多时候还需要以暴力为手段。统治者真正能捞到手里的税金，实际上是毛收入扣减掉收税成本的余额。如果收税成本过于高昂，如果偷税漏税瞒税抗税的人太多，统治者实际所得，就会少得可怜。

房地产在中共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远比其经济地位重要。

失去了房地产，中共国政府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明面上的经济支柱，更是一种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征税手段。

也是一种政府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的征税手段。

开动印钞机并不能让国民经济稳定运转。以罚款代替税收更无法填补卖地收入减少带来的巨大窟窿。即使政府完全不顾颜面，象民国时期的各路军阀那样连屎尿都征税，派出打手到老百姓家里明抢，“性价比”也是个绕不开的难题。

一旦失去房地产这个欺骗性极强，能让普通百姓甘心配合的征税手段，其他一切手段的征税成本都太高了。

高到本就开支巨大的政府承担不起。

而寻找一个能象房地产这样好用的替代品，是不可能的任务。

外贸的萎缩，正在让大量中小民企破产或迁移海外。房地产的爆雷，房价的崩盘，卖地收入的减少，则在影响了一系列上下游产业收入的同时，在中共国政府的税基萎缩的同时，让统治者失去了成本最低的征税手段。

剩下的是什么？

是既没有余钱也不甘心交税，曾经麻木，却并不缺乏打工人基本权利意识的亿万抗税者。

和突然要由奢入俭的收税者之间的巨大矛盾。

中共政权正在进入巨大的财政危机。

但这不止是财政危机，更是财税危机。

是一个已经习惯了轻轻松松就能从民间搜刮到足够财富的松垮低效收税机构，和已经不再甘心交税的庞大民间社会之间的政治危机。

中共各级政府都需要尽快把冗官冗员改造成能冲锋在暴力征税第一线的精兵强将。但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是个本身就是税基的官僚系统绝不会甘心承接的任务。

人矿经济走到这里已是尽头。

中共这个伤害链政权已经靠与产业链的暧昧多活了太长的时间，是时候结束一切了。

昨天这条推文虽然是戏谑之作，但我想说的应该说清楚了。

即使习近平突然变聪明了，拥有了创业者所需的智慧，再加上他身居中共政权核心的地位之便，他也没有办法维系中共伤害链系统的现有规模。

想二次创业，他只能借助现有资源构筑一条规模小得多的“链中之链”，再据山东、河南以制全国。

即使这么做了，即使把自留地打造成了另一个朝鲜，并凭着对沿海诸省的勒索供养起自己的亲卫队，这条新建的小伤害链能维持稳定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要中国还保持着名义上的大一统，西北诸省和东南沿海就都在法理上保有着自身壮大后挥军进袭取代中央的资格，而选择坚持伤害链逻辑，实际上选择的是打造部落式社会、部落式经济的发展道路，最终这位伤害链链主能建设和维持的，只能是部落战争的军事水准和部落首领的地位、权威——也就是说，最后他只能以贫困山区村支书的实力应对周边城市群的影响。

任何一个想在中共国坚持大一统的政治势力，为了坚持大一统，都只能选择伤害链逻辑，以强迫疆藏蒙台港及沿海各地臣服。而选择伤害链逻辑，就意味着选择部落式的发展道路。

也就是最终将只拥有部落式的战争能力，将丧失依靠对外界输出伤害来换取奖赏的能力，将只能把自身的特权地位建立在对本族底层的奴役剥削上。

这不止是习近平的窘境，也是他党内可能的继承者和党外试图取代其地位的大一统梦想家们共同的窘境。

回到现实，我们要看到，真实世界的习近平比昨天那篇推文假设的还要愚蠢得多。

从近期中共推出的“救经济”措施看，习近平还压根没有意识到现阶段想要稳政权，他需要做的是收缩战线，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到强军上。

他还在向下属们提出“既要又要”式的要求，还在给压力，还在按老经验盯各种经济指标。

这是一个根本不具备对中共国内外形势的理解力的决策者。

已经有机智的网友发现了。

“一直以为他在下一盘大棋，原来他根本不会下棋！”

若是换上一个更有大局观，更具战略判断力的领导者，中共政权未必不能凭着剩余的资源为自己经营出一个较好的前景，未必不能从已经无法维持现有规模的伤害链系统，收缩为一个规模更小但结构更稳固的伤害链系统，维持溃而不崩，缓慢衰退的局面。

但中共现在掌权的是习近平。

是一个会用理直气壮的瞎指挥不断把下属们艰难维持的局面弄得更糟的“伟大领袖”。

是一个在已经和美国快要闹到大打出手时，却突然推出大量对外开放措施，几乎把金融业对外资的限制一次“清零”，让原本揣摩着上意一路扮演“战狼”的下属们跟不上节奏的上司。

他能感受到压力，却没有能力理解危机，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甚至只是看懂下属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头脑。

这个人全身上下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按改开时期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要怎么争权保权上。

可是他最熟悉最擅长的规则环境已经被他亲手改变了。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选择追随习近平的中共国体制内，估计也已经绝望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维持中共旧有的统治模式，也没有能力创建一条新的伤害链给自己的追随者一个类似朝鲜的安身之所。如果有，他就不会突然容许下属们推出各种按旧眼光看相当激进的“开放”措施。

他正在用自己的愚蠢向每个人证明现状的无以为继。

如果仅仅有经济问题，一个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是不会轻易倒下的。

但指挥中枢出了问题。

习近平自己陷入了思想混乱。

追随他的每个人都得有胡锡进那样的柔韧度，才能不在某天清早起床时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领导的思路，在政治上“闪了腰”。

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习近平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世界观，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希望下属为他建成怎样的“理想国”。

习近平是个纨袴，有小聪明无大智慧，不具科学素养，容易受“国师”们忽悠，但又有信任障碍。

他的世界观是在文革前后养成的，也是在智商偏低的红二代小伙伴们的朋友圈里熏染出来的，不系统，不清晰。

他的人生目标，是超越毛泽东，胜过邓小平，成为千古一帝。

他希望下属为他建成的理想国，是东升西降，超英赶美，武统成功，称雄亚太，内政清明无贪腐，外交仿汉唐遗风有万国来朝的理想国。

而他实现其理想的核心手段，就是“知人”、“用人”。

就是压着下属给他办到。

——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理想，还在压着下属，让李强等人抬着他向理想国一路冲锋。

这离中共国的现实内外境况是何等之远。

所以中共国是不可能通过成功重构一条小伤害链而局部朝鲜化，维持稳定的。

当然更不可能二次改开重回产业链道路。

缺乏一个头脑清醒，目标明确，能在紧要关头下达清晰指令的核心，将是中共国整个官僚体系在经济危机深化后陷入一团混乱的主因。

而一个陷入混乱的官僚体系是无法维持哪怕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的。

中共国的社会秩序会由最核心开始无声无息的崩塌，并无声无息地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等到普通人都能意识到的时候，崩塌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