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没有错，我不是说这些不对，我是说，罢停，而不是口头表示的抗议，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容易成为选择的。
当然八十年代的环境更宽松，但是这也和人有关。例如，我并不是直到大学才会进行抗议的，读中学的时候就有过，小学的时候也有过。罢停指的是一种不配合的行为，例如， 不遵照要求，上课弄出声音、不准时、不做作业、逃课、课外的强制性的练习不去……
这是一个学生起码的表示不满的方式，无需事先口头宣告。而许多学生联名告老师对女性不尊重等等
工作上，不按要求去开会、听新闻、看电视……
这需要人在本质上有那种不服的精神。就我本人而已，我从小学就这样，这是当年大学生可以掀起运动的前提。当年我熟悉的抗议者同伴都有和我类似的经历。
将科学无限扩展，延伸到社会层面，这是为什么会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因。其第一个问题是：它是违反逻辑的。任何两件事之间，只有发生“直接”关联的，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即一件事是导致另一件事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蝴蝶效应却是荒谬的理论，它只是为错误的逻辑辩护。以前学习的时候，把这种思维叫作“机械类比”；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与个人之间是不同的，同时，有意识的个人与无自主意识的动物也不腻不同的。把人的自主意识去掉，然后为了“社会”的某种目的而主宰个人，这是违反humanity基本原则的；而将有自主意识的个人等同于没有自主意识的猴子或其他类人猿，这是对人的自主意识的侵犯。
我不是药对你进行批评，我只是说这样的思维本身的意义，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深刻的，而这样的想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很接近，就是无视个人的自主意识，认为凭借“社会”的名头就可以侵犯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主选择，这也恰恰是基于中国这种极权社会的环境中，容易让人想到的。
我本人以前就想过，为了减少交通拥堵，如果有一天能预测到大家的生活习惯和周期，就可以对交通实施更有效的计划和分流，解决交通拥堵。而我当时也是没有考虑到人都是有自主意识和个人隐私的。我离开中国多年后，慢慢才改过来这种思维模式。
从民主制度来说，总统任命法官是制度的一种，类似于人们选总统，而总统再选他信任的大法官。当然，现在的政党政治已经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分权制度，但相对中国的一党对14亿人的专政，这种制度已经明显地具有无限的优势。人们日常生活没有恐惧，根本不会害怕说一句话会被坐牢，有的甚至坐到死。
制度的优劣虽然要从制度本身来看，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更多的还是要比较着看，因为你不生活在外国，你也不会体验其中的生活状态。
另外，如果共产党要讲纯洁的话，这个纯洁实际上就是“纯流氓集团”的纯洁，不是什么好玩意。我说过，我自己身边的，邻居之类的，都是流氓，最后都进入市里当市领导。十足的流氓，不十足根本做不到那样的位置。
自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中国的年轻人就再没有过为反对一些普通事情进行集体抗议。我读书的时候为很多事情抗议过，我至今还记得的有什么为了被迫晨跑抗议过、为了食堂伙食差抗议过，为了十点钟统一熄灯抗议过，还有一些抗议不记得了。
当人们已经不习惯于再敢表达的时候，就会对抗议有着各种负面的情绪，其实抗议是一个人的自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抗议，在很多时候都是采取罢停行动而不是上街游行示威。
三不运动所说的抗议就是罢停行动的一种，这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觉得耻辱的，这是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正利）。但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追求自由本身就成为了耻辱。这是可悲的人生。
内部制度是不可能保证任何东西的。世界各行各业，几万年的经历都让人们看明白这一点。
例如，经营一家生产厂家，你还必须有专门的品质检验和控制部门，在这以后，你还必须有厂外的由客户自己认命的个人或者第三方来跟踪检测。
靠内部就像是说，靠自己的双手让自己飞起来，这是哄骗中国人的。
个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赢。我做了一辈子了，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是足了一辈子了。任何一个个人，千千万万，上亿人，都可以做一辈子，但是即使十四亿人全部都以个人的所谓脱钩行为去应对，最终仍然是自己会享受万年专制，绝不会有得到自由的那一天。
智慧型镇压有很多技巧，其中一个就是政治反对以刑法处罚，所以，你通常不会见到政治犯或因违宪而判刑的。但是，所有的“煽动颠覆”或“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全部都是“违宪”罪，因为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事推翻政权或威胁政权存在的事，同时，任何人必须首先同意“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
因此，凡是违宪的人，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但多数时候，他们被判刑总是会使用“寻衅滋事”，因为它们可能知道“个人违宪”在全球都不存在。
社会的消失并不是每个人都突然死亡。
有中国人说要成为“最后一代谢谢”，我就不赞成，我认为只要争取到自己的自由，然后就应该要享受人的天然正利（权利）之一，生育权。
所以这才有了三不运动的宗旨，如果要保持社会的存在，就不在你极权统治系统下听任你的摆布。其实最终决定权在每个个人手上。
不知道玛雅社会是怎么消失的。
我来翻译一下这段话：
1. 法治是专门管束政府的，所以，中国需要“中国特色的法治”，也就是说，中国要修改一下法治的内容，将管束政府变成管制个人，使个人可以违宪，而且可以对违宪的个人实施以超过刑法的刑期关押他们，等出狱前再让他们得肝癌，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2. 宪政也必须改，不能用西方的宪政，因为那也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要改变它，使它符合“中特版”的宪政。结论就是：法治和宪政都不允许专制的存在，但中特版的法治和宪政则不同，它必须赋予中共以绝对的不可动摇不可挑战的永久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执政期限。
3. 这同西方的宪政自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反着来的，相当于回归西方宪政之前的专制统治，不过中国的专制还是需要口号的，因此，中国的口号是：以中特版之宪治国，以中特版宪法规定执政，西方的宪政不允许专政，中特版的宪政必须专政，而且只能由永久不变的中共执政，所以中共的执政地位绝不可动摇。
4. 人民民主专政，用英文说就是people’s dictatorship，这是中共自己翻译的，叫作人民的专制，这可以有许多理解，可以理解为专制你们这些人民。政权有一个由千万名军警包围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不听话的代表可以从这里带走，从此消失。虽然有人身危险，但是要得到这样的身份，需要极高的特权，不是你想参选都可以的。任何人想独立参选，都必须被当作敌人抓起来。
它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人们通过追究宪政而否定它的所谓最高法律——宪法，实际上就是伪宪。所以，谁谈宪政，那就是和它的统治过不去。它自己的一切法都是王法，它自己知道。
中国只不过有一部“王法”，被取名为“宪法”，但实际上，中国的宪法不符合学术定义的宪法标准，因为它不是在政府成立以前制定的，而且其制定过程是在成千上万的军警包围之下形成的，并没有得到全民公投表决。同时，其内容也违反了学术界和自由社会对宪法的规范，即，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社会契约，但中国宪法是为被统治者设定最高刑事犯罪的罪名的法律。在宪政国家，个人是不可能触犯宪法的，因为它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不能管普通个人。
对，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历史，在各个古代社会中的情况看，只有古希腊罗马是一个特例，因而发展了。而其他的古代社会要么随着时间而消失要么数千年不变。
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论断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论断的直接的反驳，马克思认为自己有着“科学的”历史发展观，他则认为历史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种所谓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如果说，马克思把历史想象成有规律的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他则通过自己对各种古代文化的考察，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十九世纪）完全是出于偶然。
早许多年前，我学习的亨利梅恩的《古代法》，他的结论是：历史没有规律，它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就是“没有规律”。他研究了十多个古代的社会，发现只有基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发展起来的社会有了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
所以，说到澳大利亚土著，其实，如果按照亨利梅恩的理论，原因就是，该社会没有发展，但这才是常态。
FYI, Twitter is just for people in free societies. Many activists,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people under strict surveillance, will lose their Twitter accounts.
请周知：推特要删除常年不活动的账号，因此，许多活动人士、政治犯和处于监控中的人们，都将失去他们的推特账号了。 
我的感觉就是不独立，这种不独立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问题，也是学术上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说，中国没有学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所喜欢的政治学和人权（法律视角）上，国际学术期刊是不会有中国学者的文章的。当然，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黑暗的现状，但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的陌生，而导致作者缺乏学术批判。
谈到学术批判，多说一句：
学术批判在美国和英国是非常常见的（对不起，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例如我学习过的政治学课程里面，有批判柏拉图、苏格拉底、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的课程……
但是中国有没有呢？
我不是相关专业的，我只能从国际互联网络的舆情来看：没有。
然而，同样从舆情来看，也从我的社交媒体经验来看，对于这些“前人”、”经典“，不仅没有批判，甚至，如果你批判，例如我将国外的批判性课程翻译过来（都还不是我自己写的任何内容），就已经招致极大不满了，个个都恨不得说是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如果我不声明这只是翻译的话。然而，对于那些批判内容本身，却没有提出任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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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另外的话题就是关于年龄和年代问题，也是我一直批判国内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国人一离开校园就不去正式地学习了，尤其是当了大学老师以后，那简直就好像是丢脸一样。我的本专业并非政治学或人权（法律视角），因为中国不可能有正常的政治学或人权研究，然而，与很多人不同的是，我敢于像个小学生一样坐下来从头开始学。
但无论国外多么有条件，很多人即使出去了，也不会拉下面子像个小学生一样坐着去从头学，总是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的地位似的。所以，无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本来就没有学习过如何进行学术批判，加上知识的欠缺，因此，总是以赞美为前提去分析和总结，这是没有用的。
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抱着亚当斯密不放，认为是经济学必学课程，实际上，西方国家早已不学了，因为完全不符合现代情况，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孙子兵法，都只是一分钟提示，但绝对不学习其理论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批评他们的问题，就是，只要是“经典”了，他们就失去“批判性”了。这最早来自于我对卢梭的认识。我一直认为卢梭的理论有问题，但我不是很清楚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我听了五十年代的伯林教授谈卢梭的系列讲座和八十年代美国的安德森教授讲卢梭（我翻译他们的作品时，当然二者都去世了）。无论是哪一个，都有很严谨的学术批判。
当然，对于从不会对“经典”进行批评的人来说，批判本身似乎都是冒犯而不是学术上的职业追求。所以，我把这两篇翻译出来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投诉。